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所作的具体分析、阐释和评价。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文学批评都会遇到一个相同的问题：如何保持理论批评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动，怎样回应时代的文学境遇和现实关切。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中，“历史化”不仅仅是为了回应文学和历史的关系，同时，也是为了建立一套新的文学价值评判话语体系。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更应增强批评主体的历史意识，聚焦批评对象的文学性、现实感，从而提升文学批评的当代性品质。 

　　文学批评历史化的内涵及其问题 

　　在实际的学术实践中，广义的文学批评往往包括文学研究甚至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之间缺乏清晰的界线。而狭义的文学批评主要指作家作品分析、文学现象的评论，本文主要从这个意义上进行论述。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潮流越来越明显，往往借助“历史”或“历史学”的方法来解决现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这种历史化潮流自然影响到文学批评，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即批评主体借鉴知识考古学、文学社会学的方法，将当代文学作家作品植入具体历史语境，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钩沉文学生产的历史场域，评价具体作家作品的历史价值，帮助人们建立起日常世界和价值世界的真实联系。在当代文学批评历史化的影响下，三种批评形态引人注目：知识批评、“周边”批评和史料批评。 

　　 知识批评是相对于中国传统文论的感性审美批评而言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现实原因，学者们转而固守书斋，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强调在学术规范或各种复杂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知识生产，随之而来的是知识批评的崛起。为了凸显文学批评的知识化、科学化、学理性，文学批评的历史化成为一条重要路径。通过对历史的考古和理论透视，文学批评的知识含量不断提升。这类批评注重学术史脉络的呈现和历史场域的还原，往往借鉴一些新的域外理论，对当下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进行“合目的性”的历史化“总体评价”，目的在于知识生产和理论增值。“批评的理论化是这个时期出现的重要征象”，文学批评的“注意力已不完全，或主要不在作品的评价上，寻求理论自身的完整性和理论的‘繁殖’，即在文本阐释基础上的理论‘创作’，成为更具吸引力的目标”。这与我国传统文学批评重视整体感和审美直觉不同。这类历史化主要应用于即时性文学批评。 

　　“周边”批评则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霍克海默、阿多诺、詹姆逊、格林布拉特、福柯、德里达、巴赫金、萨义德、德勒兹等人的各种文化理论被译介到中国，新的视域拓宽了文学批评的视野，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可能，文学批评逐渐“向外转”。与文学有关的制度、组织、生产方式、消费状况、社会背景等文学“周边”内容成为文学批评历史化的研究热点，再解读、社会史转向等研究潮流中的不少成果属于“周边”批评的重要形式。这类文学批评历史化采取知识考古的方式，进行“‘有距离’的批评和研究”，主要应用于历史性文学批评。 

　　史料批评也就是史料化批评，“指它在立足或侧重史料研究的同时，又借鉴与吸纳了批评的元素，有效地丰富与充实了史料研究的内涵”。史料批评是文学批评向文学历史求真的学术探讨，涉及版本变迁、选本编撰、原型本事、文本生产、行游查考之类的历史学、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传统学科内容。当然，史料批评的目的不是材料的挖掘，而是通过材料来丰富、充实和提高批评主体的批评鉴赏能力，拓展批评对象的审美意蕴，通过批评和史料的对话，探究研究对象包含的艺术逻辑。如张均的本事考释、金宏宇的版本批评。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历史化潮流的兴起，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知识化的必然要求，增强了文学研究的历史基础，拓展了研究视野。但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历史化实践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主要表现在概念理论先行、文学属性虚化、学科边界模糊等方面。 

　　第一，概念先行、理论过剩。这使得一些批评在知识生产旗帜的召唤下，掩饰批评主体与现实生活对话的能力不足和创新知识能力的缺乏。这些文学批评往往不是从作家、作品出发，而是以某一种西方理论作为逻辑框架解读文学作品，或者是为某种新潮理论作脚注式的强制阐释，从而忽视批评的整体感知和审美体验。毕竟审美感知才是文学批评的逻辑起点，并且贯彻文学批评活动的始终，知识只是文学或文学批评的伴生物而已。理论的建构只有和文本的分析相互补充、彼此对照，才能提升和改善批评活动的审美意向、文化价值和精神体验。 

　　 第二，悬置文学性。文学批评逐渐被思想研究、文化研究所取代，掏空了文学的本质，大量庞杂却没有实际意义的西方理论和社会文化信息充盈其间。“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说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批评对象是“文学性”，是让文学成为文学的艺术技巧和构造原则，而不是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等“文学的周边”。韦勒克、沃伦虽然将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个方面，同时也主张把“文学性”问题看成美学的中心问题。“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这里的文学研究显然是包括文学批评的文学研究。没有文学性的文学批评只是缘木求鱼。其实，洪子诚对于这一问题也有深刻的反思，警惕自我成为“制度拜物教”的信徒，而重申文学的精神性、神秘性的重要。这也是为何当下“文学性”研究又能引起学术界积极回应的原因。 

　　 第三，史料堆砌。一些批评忽视文学现场、沉迷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造成理论和文本之间日渐疏离。批评主体缺乏针砭时弊的勇气，放逐文学批评的当代性和责任感，最终也被文学所放逐。郜元宝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一文中表达了对文学研究历史化倾向的不满，“历史问题的考索既不清楚，原本要解决的文学问题也被搁置一边”。但是从具体的论述来看，郜元宝的例证主要讨论的还是文学批评历史化的问题。他进而提出，“与其推崇陈寅恪的‘诗史互证’，不如重新审视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新文学的论述……牢牢抓住作家主体为中介来考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与文学演变的关系”，写出有血有泪有哭有笑的文学史，如《中国小说史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郜元宝批评了当代文学批评历史化普遍存在的不容忽视的问题：脱离或疏离当下中国文学现场，放逐当代文学的学科属性，抛弃“文学性”研究传统。郜元宝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提出的建议也值得人们深思。当代文学批评历史化带来的学科边界模糊问题确实是一种应该警惕的研究倾向。 

　　以上只是简单地描述当代文学批评历史化存在的理论简单套用、文学性放逐、学科边界模糊等问题。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说到底就是借古鉴今，从文学经验的历史考究中寻找相关的文学谱系，以此来考察文学批评的对象。正如李杨所说：历史化“是指任何理论都应当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才是有效的”。历史化“不仅仅意味着将对象‘历史化’，更重要的还应当将自我‘历史化’”。面对文学批评历史化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当增强文学批评的历史意识，提高批评的历史素养，使历史化真正与文学性探究紧密结合。 

　　增强文学批评的历史意识 

　　文学批评的历史化，或者说知识批评、“周边”批评和史料批评本身是行之有效的批评方法。之所以在批评实践中出现上述问题，其实还是源于批评主体的历史意识弱化。所谓历史意识或历史素养，“就文学而言，简言之，从事文学研究的人，需要对产生文学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氛围有长时期的观察、体验和感受，不仅要了解作家生平和作品本身，而且要有能力把握文学与时代错综复杂的关系，敏锐感知文学作品所揭示的历史命运”。也就是说，批评主体必须具备将当下文学现象置于历史纵深的维度，去考察它的源起、流变以及与复杂历史进行理论对话的能力和素养。真正的文学批评，是一个历史与文学之间复杂的动态对话过程，是一个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贯通、彼此融会的学术实践过程。 

　　 首先，增强批评主体的历史意识是克服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弊端的需要。中国文学批评的对象是中国的文学，总结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经验和规律，所有西方有意义的理论都只能转换为批评主体的观念和方法。中国文学批评没有必要证明西方理论的普适性。当代文学批评的“源”不是西方理论，而是中国文学创作实践和社会生活实践。西方各种文学或文化理论只是“流”。正是因为“源”与“流”的区别，西方各种理论都只能作为批评主体的观念和立场，而不能成为图解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理论依据。假如文学批评甘于成为西方各种理论的试验场，一副自我陶醉的“理论腔”，缺乏应有的立场，忽视文学的审美和诗意，抹杀文学批评的本体特征，必然丧失文学批评应有的思想光芒和独特的理论见解，无法从这些鲜活的文学现象中与历史建构起必然的逻辑联系，无法确定批评对象合适的历史位置。 

　　陈晓明认为：“重新书写历史与现实，就是一种‘历史化’过程。‘历史化’说到底是一种现代性现象，它是在对人类已经完成的和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进行总体性的认识，并且是在明确的现实意图和未来期待的指导下，对人类的生活状况进行总体评价和合目的性的表现。”陈晓明以卓越的文学批评成就对当代文学版图进行了个人化的重构，积极回应时代关切的中国问题。这种历史化说到底就是一种对话关系，是文学艺术和时代、社会、自我的对话，是处理真实性和叙事性之间的关系，将当下最为切近的作家论、作品论、现象论、思潮论纳入既有的知识框架和文学史秩序之中。面对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层出不穷的新人新作，只有具备必要的历史意识或历史素养，批评主体才能依照历史常识及时进行准确判断，知识生产才具有科学性、及物性。 

　　在谈到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实践时，陈晓明提出，“根本方法是回到对文学作品文本的解释，‘历史化’还是要还原到文学文本可理解的具体的美学层面。”文学批评的历史化实践少不了理论指导，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批评实践活动要把握好审美鉴赏、批评创造与学理性、规范性互补的原则，紧密依靠生活现实、紧贴文本，在审美鉴赏、生命体悟的基础上生产知识，将古今中外各种理论本土化、时代化，进行有效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其次，增强批评主体的历史意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需要。文学批评的历史化从来都不是大量历史知识碎片的堆积，而是依靠这些材料，通过甄别、选择、整理、概括构建清晰的文学史图景。这就需要依靠批评主体的历史判断能力，取决于批评主体的历史立场。“周边”批评是借助知识考古学、知识社会学或历史学等学科的方法进行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批评实践工作。这种批评实践也是站在现实的土地上回望历史，对各种文学事件的理解判断，也是以现实为基础、为现实服务的。 

　　 洪子诚曾以《中国当代文学史》引领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历史化潮流。近年来，他先后出版了《我的阅读史》《读作品记》《材料与注释》《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等著作，进一步推进研究的历史化。有学者分析这几类著作分别带来了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三种“历史化”：文本解读的历史化、史料解读的历史化和文学关系的历史化。实际上，文本解读、史料历史和文学关系只是洪子诚历史化研究掘进的不同侧面。他的研究目的在于排除各种现实干扰，将各类文学现象置于当时的文学现场，通过历史情境的重现来解决现实问题，通过对各种错综复杂材料的钩沉，追踪文学事件的来龙去脉，寻找文学缝隙的蛛丝马迹，让人们能通过“知识考古学”“知识社会学”的方法直抵文学事件的历史现场。此外，程光炜及其学术团队将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历史化进一步学科化、体系化，先后推动了“重返80年代”“重返90年代”等一系列学术实践，在学术史料运用和综合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实际上，文学史研究是以文学批评为基础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批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的第一步。只有增强批评主体的历史意识，才能将各种文本解读、现象批评纳入总体性的文学史视野进行比较，才能在文学史谱系上找到相应的位置，发现这些批评对象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文学批评的阐释范式、批评实践的优秀成果自然而然成为当代文学批评学科建设的基础。 

　　 再次，增强批评主体的历史意识是“守望剩余的文学性”的需要。有些文学批评引经据典，注释丰富规范，言必称诸子典籍，陶醉于各种材料的穿针引线，必然导致思路呆板、行文枯涩、言不及物，丧失了应有的灵气和活力。特别是在文学批评史料化的学术潮流的推动下，文学批评的文心逐渐被放逐。所谓文学史料，就是指“研究和编纂文学时所用的资料”，“主要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考据学、辑佚学等”以及“注释学、文体学、图书情报学、信息管理学”等，是“兼及古今、融会传统与现代的一种‘全信息’的综合”。有学者将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历史化潮流概括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实际上文学批评历史感的获得是相当困难的，这需要批评主体具有鲜明的历史意识，具有敏锐的文学感受能力。作家生平、写作缘起和历史背景的考索，历史资料的选择、判断需要和人物形象的鉴赏、语言叙述的分析有效结合，“文学周边”与“文学本身”有效结合，出乎其外、入乎其内，重点还是文学批评的审美感知和价值判断。如张均提倡在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需要“在人物原型、事件原型与情境原型及其改写过程的史料考订上做足功夫”，同时更需要对“故事策略、叙述机制等内在逻辑进行深入分析”。他在本事考释《三里湾》的人物、事件原型时，最终还是落实到“叙述的难题”。 

　　 最后，增强批评主体的历史意识是为了适应文学批评发展新形势的需要。当下文学批评的场域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由报刊、书籍为主要阵地的文学批评逐渐向知乎、豆瓣、微信读书、B站弹幕、ChatGPT等网络领域延伸，网络、媒体和人工智能已成为文艺批评的新平台。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学活动“四要素”说，将世界、作品、作家、读者（批评家）当作各类文学活动的四要素，从文学内部活动的构成来看，这是一个相对封闭、各个环节依次开展的过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同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批评理论。任何理论都有一个适用范围、适用时效问题。在互联网时代，文学活动要素构成发生巨大变化，媒介要素越来越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文学活动“由文本、世界、作家、媒介、读者五个基本要素形成的整体结构和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构成”的“五要素”说逐渐被人们接受。媒介要素的深度介入，使文学活动不再是各个环节渐次开展，而是全环节、整体性联动。面对各种层出不穷的文学新形态，需要批评家对时代氛围有长时间的观察、体验和感受，更需要对产生新形态文学的历史背景了然于心。批评家不仅应当了解作品本身，同时应当了解各类文学形态与时代错综复杂的关系，敏锐地感知新形态文学所揭示的历史命运。 

　　 陈思和主张“批评与创作同构”，与时代同行。他将自己的批评方法称为“史的批评”，就是将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这一批评对象置于文学史的框架内来确认它的价值，折射新文学发展的历史流变，整体把握新文学的精神。整体观系列论文就是这种批评观念的主要成果。实际上，陈思和早期阶段的学术训练，就是跟随贾植芳进行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协助编撰“外来文学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的理论资料。显然，史料化的工作同样有利于文学批评的历史化。陈思和只是将历史化当作一种方法和手段，而他反复强调的是确立批评主体的历史意识这一常识问题。这里的历史意识是一种历史存在的当代在场，主要是从批评主体的维度来讨论“作为观念，即作为看问题的方式”。只有确立了坚定的历史意识，才能立足文本，在整体观的视野中介入文学现场，在各种眼花缭乱的文学现象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作出独立的判断。“文学批评实践作为民间岗位成为陈思和有意识继承新文化传统，承担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 

　　优秀的文学批评应该具有一种艺术美学上的历史纵深感，具有鲜明的历史意识，这是批评家基本的艺术素养。这里所说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意识，并不是提倡一种狭隘的历史主义批评方法，更不等于以时间长度来区别和组合文学现象，而是将当下文学现象置于历史深处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只有具备了历史深度的文学史知识，才能认识到批评对象有哪些创新和承继，避免文学批评实践中出现偏颇的结论。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历史意识不仅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和角度提升批评家的理性分析能力，同时可以增强批评家对文学现象深度解析的感性色彩。 

　　提升文学批评的当代性 

　　历史化是当代文学批评知识化和科学化的表现。无论是知识批评、“周边”批评还是史料批评，都只是文学批评历史化的方法和路径而已，只是文学批评的某个维度，而不是文学批评历史化的目的。批评主体增强历史意识，凸显立足文本、面向未来的现实感，具备主动介入当下现实生活的能力和素质，目的在于提升文学批评的当代性。作为当代文学批评的当代性是指批评家“与现实的一种关系，对现实采取何种态度，作品中的现实呈现何种特点”，以及采取何种方法技巧来反映现实。现实感是文学批评当代性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历史意识不仅仅是掌握史料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历史的判断及立场问题，其关键在于现实感的构建。在以赛亚·伯林的观念中，世界是由可言说且内在连贯的框架与规律，以及填充其中的转瞬即逝的所谓“黏稠的物质”组成的，其中蕴含着“日常经验、看法、直觉、信念”以及我们身处的最普遍、最宏大范畴的观念。历史只能提炼记叙前者，后者离我们如此之近而不可察觉。现实感，恰恰是对这些晦暗之物的感知、一种政治家拥有的超越时代的洞察天赋。以赛亚·伯林自始至终强调“现实感是无可取代的”，并且认为由于屠格涅夫“生平大部分岁月里，他都痛切关心俄国教育阶层在道德与政治、社会与个人方面的争论”，而不是“以己见束缚读者”，“不急于说教、不切切使人改变信念”，不是事先预设某种思想偏见，从而使得他的小说具有丰富的现实感。 

　　由此可见，“现实感”不仅是创作方法和现实题材的选择，这只是表层方面的向度，更是指根植于与“同代人”所置身的社会结构、所深陷的人生处境之间的相关性与对话性之上。“现实感”是和“同代人”命运呼吸与共，这种命运并不是神秘莫测、无法感知的东西，而是我们时代的“黏稠的物质”，是“日常经验，看法，直觉，信念”，携带着时代的基本信息与生命能量。对于我们来说，现实感体现在对中国问题进行有力的艺术指认和历史概括。也就是说，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要服务于当下现实。一些文学批评历史化的践行者，往往以古为新，不愿意做同时代的批评家，认为这些同代作家的创作生涯尚未结束，创作风格还没定型，文学成就也无法作出准确的定位。其实，这是批评家缺乏洞察力和内心胆怯的缘故，特别是缺乏文学批评的创造性，最后沦为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意大利学者阿甘本在《何谓同时代人？》中说：“同时代人不仅仅是指那些感知当下黑暗、领会那注定无法抵达之光的人，同时也是划分和植入时间、有能力改变时间并把它与其他时间联系起来的人”。作为同代人的批评家就是要关注当下时代的断裂，感受时代的脉动，关切时代的基本能量和生命能量，在空间上拉近自我和时代的距离。同时，他还要在时间上不断地援引过去的历史，从历史进入当下，赋予历史化的批评实践以现实感。如《创业史》出版以后好评如潮，小说以陕西渭南地区下堡乡蛤蟆滩作为故事背景，主要叙述了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以及走上合作化道路的过程，展现了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除了小说内容具有史诗性，很多批评家对梁生宝的形象进行了深入解读。当时，严家炎对《创业史》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对小说中的梁三老汉这一形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以中国农民的精神传统为依据，从农民的生活和文本的现实出发，认为小说真实地表达了时代变革时期普通农民内心的矛盾、犹疑和惶恐，梁三老汉丰满的艺术形象赓续了中国农民的精神传统。严家炎的批评具有浓郁的历史意识，具有立足文本、面向未来的现实感，是主动介入现实生活的文艺批评。当然，文学批评的成熟不仅要看主体与批评对象之间的认知距离，更要看批评与对象之间的匹配度和实现程度，看历史与现实对话的深刻性和普遍性。 

　　正如陈平原所说，失去介入现实的愿望与能力的中国现代文学，其功用与魅力将大为减少。因此，文学批评的历史化不仅仅是简单地回应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更应增强批评主体的历史意识，聚焦批评对象的文学性、现实感，从而提升文学批评的当代性品质，建立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文学价值评判话语体系，帮助人们建立起日常世界和价值世界的真实联系。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