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积蕴13年的长篇小说新作《烟霞里》中，作家魏微对1970—2011年间的时代风潮、日常生活、个体感受与情感出路进行细绘与深描，她记录了一个人的生活，也反映了一个时代。读完这部五十余万字的作品，会收获两种强烈的阅读体验：一是情不自禁的沉浸感，一是“不冰凉，也不滚烫”的苍茫感。沉浸感来自经验上的共振和情感上的共鸣，通过“一个人的编年史”，我们常常把自己在“这一年”的经历与故事主人公田庄的生活进行对照，与作家一起在回望中感喟成长的躁动、不甘、无奈和妥协。苍茫感来自田庄41年浩荡日常呈现的忧伤面貌。在作家不疾不徐的讲述中，我们见证了这个平凡的普通人如何在她的时代里活出绚烂的霞光，也看见了跌跌撞撞成长的她最终随风飘散、没了踪影的陨落，生命的流变充盈在短暂易逝的“烟霞里”。 

　　 当我们带着这些感受深入小说的时候，题目“烟霞里”成为一个必要的解读路径。如魏微所言，《烟霞里》的关键是“时间和人生”，书名从最初的《一个人的编年史》到《山河故里》再到最后的《烟霞里》，就是有意“把烟霞跟人生相关联”，以此来感喟“人生短暂，生活永长，一代一代源远流长”这种“逝者如斯，烟霞独存”的余韵。基于此，我们可对“烟霞”作进一步阐释。小说里，魏微疏密有致地在大历史与小人物的琐碎生活间穿梭，写了很多的“大事件”，也雕琢出了许多的“小心思”，她将田庄的生命时空与李庄、清浦、江城、广州相连接，串联起三代人组成的多个家庭的变迁史，展现了各式人物相互扶持又彼此怨怼的生活状态，他们磕磕绊绊走过的人生之路，与时代发展变迁同步。从这个意义而言，《烟霞里》可被视为“烟”和“霞”两赋。烟，是实地，指“人间烟火”；霞，是虚感，指“历史霞雾”。具体而言，人间指代小说中的时空，即时代与故乡；烟火指代生活，即琐碎日常。至于历史，意指小说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中人物群像进行编年体式的梳理与叙述；霞雾侧重讲述时的“轻”和“淡”。可以说，“人间烟火”透露出似水流年里的烟火气息，以及日常生活下的家长里短和细水长流；“历史霞雾”凸显了记录一代人的成长和往事时氤氲而出的亦真亦幻感和轻盈美。 

　　一、逃：“故乡就是用来离开的” 

　　《烟霞里》“卷一”部分中有一处重要细节：全家福的拍摄。1978年春节，田庄的姑姑婚礼结束后，一家十几口人拍了团圆照。“爷爷奶奶坐在条凳上，小丫小毛分立两旁。奶奶膝上，是尚未满月的堂妹田苗。后排，田家明三兄妹一字排开，中间穿插各自伴侣。”照片中“人人都在笑”，“意味着团圆、美满、幸福”。这张“儿孙绕膝”全家福凸显了《烟霞里》的一个重要内涵，即“‘家’的存在”。这个“家”既与家乡、土地、岁月紧密相连，又交织进田庄的家庭以及家人间的关系，无时无刻不在情感、伦理以及无意识中影响着众人。然而，魏微并不局限于情感抒怀或乡村书写，而是深切地观照到“团聚之日，亦是告别之时”，因而作品流淌出温暖又忧伤、忧伤又明亮的情愫。 

　　故乡，直接构成了魏微“写作的资源”。在魏微看来，一方面，故乡与现代中国人“血肉相连：一脉相承，生生不息”，另一方面，由于自身成长中生活空间的变动延伸，使得她面对故乡时，又是一个“陌生人”和“局外人”。当这一复杂的情感投射到“李庄（田庄的祖籍、出生地）、清浦（成长地）、江城（祖父母所在地）”时，魏微的写作策略便是“身处其中，游离其外，对这个熟稔的世界怀有爱、新鲜和好奇”。为了更深入地体会“在而不属于”的“异质感”，我们可以循着田庄的成长足迹，看看她是如何以局外人的眼光来打量李庄的。 

　　李庄是田庄的出生地，既给她带来了直接的乡村生活经验，也意味着一个作为“原乡”的乡村母体存在。可是，小说中多次提及，田庄对李庄“总觉得隔了一层什么”，“不贴，不亲近，不热络”，并且在田庄的奶奶和妈妈眼中，李庄“确实是个鬼地方”： 

　　丘陵地带，略有起伏，称之为小山村并不为过。它是方圆几百里地的一个例外，一马平川式的所在，只在这一带凸起几座小山包，村户高低错落，显出山意来。 

　　 母亲孙玉华常对田庄讲“故乡就是用来离开的”。因此，从田庄记事起，“她就知道这里非久居之地，离开是迟早的事儿”。她自小在李庄和江城之间游离往返，所谓“不是外人，深究起来也还是外人”，当她9岁时全家迁往县城，她所告别的毋宁说是“词汇里的故乡”，一个“脆生生，文绉绉，带一点儿忧愁”的词儿，一种如同“嘴里含了金，牙缝里塞着肉屑”的装饰品。时光流转，当她从江城经过清浦，再回李庄时，“一路荒郊野岭，往下落的感觉”让她发出了“一级不如一级”的感叹。在她的心里，“江城温暖、有序、衰老、孤独；李庄贫寒、混乱、年轻、蓬勃”。这恰恰与母亲孙玉华年轻时候的逃离“志向”如出一辙，即“离开它，到更好的地方去！”“我要进城！偏要！”正如研究者所言，这种不稳定的生活并未对田庄“构成创伤性体验或带来情感结构的扭曲”，“她的思乡之情很淡，这不是冷漠绝情，而是成长的结果”。 

　　 的确，贫穷和落后的记忆构成了田庄对故乡情感和态度的基础。《烟霞里》中的故乡李庄似乎就是为了田庄和家人出走准备的，而贫困成为逃离的最好理由。不过，魏微无意将贫/富和城/乡置于二元对立的位置，也无意将原生的乡村看成善的化身，将现代城市或工业文明看做罪恶的渊薮。在她看来，“苦难”虽是“中国乡村的重中之重”，但“置身于危境、苦难之中，实在有太多迥异的反应，怎见得一个苦字了得？”一个“苦难”中人的境况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凄惨，也许是“麻木”，就是“机械地活着，不思考”，既可以忍饥挨饿，又可能会生出希望。魏微曾说“自己没有经历过苦难”，因此，写的时候“可以超拔一点，冷漠一点”，把自己当成“局外人”，以获得一个全局的观照。魏微：《漫谈城市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6期。这种叙事姿态并非偶然，而是魏微自身与故乡的情感勾连、生命记忆的表现。其实，“70 后”作家中大部分人的童年和青春期主要在乡村或小城镇度过，上大学或工作后离乡赴城，此后偶有返乡，但总以“外来者”的身份出现。对乡村的生存之痛，他们不陌生，但只是耳闻目睹，难以像前辈一样坚韧地承受着。正因如此，在“70后”作家笔下，“去乡愁化”几乎成了一种重要现象，他们避免将苦难等同于道德，大多以具体的生活场景召唤感受，呈现差别。 

　　时隔多年，田家十几口人再次聚拢，而这一次并非拍全家福，而是齐聚李庄的坟场，因为田庄的爷爷去世了。在隆重的葬礼上，大家“百感丛生，啜泣不止”，田庄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死亡，感受自己生命和血液的一部分也“化为烟尘，埋入故土”，她如梦初醒： 

　　穷苦是她的出生地。也是爷爷的出生地，也是父亲的。 

　　很多年前，她妈就讲过“故乡”那回事。她妈还讲，故乡是用来离开的，其实故乡也是用来回来的。 

　　从前义无反顾地“逃离”、现今满怀惆怅地“回来”，都鲜明地体现了个体对故乡真切的生命体验和情感慰藉，当然也不乏以漠然和疏离直面人生的丧失与残酷。魏微对李庄、清浦的书写，不仅展示了一个巨变时代里乡村和小城镇的变迁，也发掘了乡镇人际、亲情以及伦理的冲突。 

　　小说结尾处，2011年2月，田庄父母领着她们姐弟和孙子田野再次回了趟李庄。一家三代在荒野里祭拜了爷爷奶奶。这时的李庄对田庄而言，仅是“她爹妈的厂房、别墅，爷爷奶奶的坟场，再没别的了”，“感情极淡，甚至憎恨”。这一年，是田庄“最后一次回老家，最后一次跟家里人团聚”。十个月后，田庄猝然离世。 

　　言而总之，与前辈作家的乡土书写相近，“乡村”仍然是《烟霞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由于时代变革带来的生命经验的碎片化和流动的常态化，使得魏微处理故乡的立场与方式更趋于中性和暧昧，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独特与丰富：既是能“闻到烟火气”的乡村，也是可以“归去来”的故乡，还是热情与冷漠交替的亲情。 

　　二、欲：“变，才是硬道理” 

　　《烟霞里》的另一个主角是“时代”，它不再“作为背景存在，影影绰绰”，而是成为“前景”，“跟人物一起并置，你方唱罢我登场，它有足够的空间去施展”。就像小说“终章”所写：“人生怎样映照社会、时代？本篇的回答是，互为映照。”文中众多国内外重大历史事件的“出镜”将叙事的注意力引向时间，传递出强烈的当代气息，建立了多维度、饱满的历史意识。而田庄成长环境的转换，即从李庄→清浦→江城→广州（工作生活地），又建立起一种广袤无垠的、有结构层次的空间感。如同田庄自身的感慨：“自从她十八岁离开清浦，极少看到不变的东西，变，才是硬道理”。 

　　围绕“变”——时代巨变、空间变化、人生变幻，时间、空间和生命这三条“树藤”交织缠绕，呈现了大时代与个体、集体、家族的互动关系。那么，微小的个体生命如何与巨大的时代相连结？一个普通人身上波澜不惊的故事如何变成大的历史浪花呢？我们从个人与时代协奏共振的三种呈现方式来展开讨论。 

　　魏微曾言，写作时，每次必须要把“‘血’滴在小说里”，而这滴“血”就是被她视为“最珍视的东西”——生命。所谓生命，“不过是活生生的人的痛苦、欢乐、屈辱、血泪”。所以，她希望每篇小说都有“自己的生命在里头”，“带有我的感情，我的气味，我说话的腔调”。一场漫天大雪中我们认识了刚出生的田庄，41年后，“田庄死于心梗”——仅仅六个字，她就与我们告别。这期间哭过、笑过、爱过、恨过的历程犹如朝霞初灿到晚霞蒸腾，在这烟霞朦胧的意境里，生命易逝，但又源远流长的感悟延宕开来，温暖且有力量。如杨庆祥所言，“平凡而朴素的一生，就已经是最大的梦想了”。田庄就是这样的人，她守住生命中最后的朴素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她自己。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生命的成长”是“每个人身上都有时代的光影”的第一种表现。 

　　“欲望的膨胀”是第二种呈现。《烟霞里》对田庄母亲孙月华着墨不少，其风采有时甚至盖过了田庄。小说对她有过一个精彩的比喻： 

　　她是1980年“春江水暖鸭先知”里的那只鸭，一只摇摆的鸭，精明又迷糊的鸭，一只有欲望的鸭，因而也是痛苦的鸭。一只曾被命运眷顾过，又遭抛弃的鸭。一只起了大早却赶了晚集的鸭。 

　　 “欲望”的鸭，形象地刻画了每一个“扑腾”的普通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生活状态——欲壑难填、不知疲倦、折腾不休。当然，这并非只指每天都要“大干快上”的孙月华，还包括退休后仍不甘心躺平的田家明、购置多处房产但又背负沉重债务的田庄、囤地建楼的“河西王”、“股疯”期间早已忘记“什么是人格、道德和自尊”的炒股人，他们疯狂释放欲望和激情，整日处于占有更多财富的亢奋和焦虑中。除了被欲望驱遣的人群，我们甚至还在“空间”里嗅到了欲望的魅惑，如不断“野蛮生长，横冲直撞、跌跌爬爬在生长”的清浦县城，或是空气里也弥漫着“一股物欲的气息”的广州城。值得说明的是，魏微不仅描绘了欲望和对欲望的追逐，“更开掘出了其中辛酸的、饱含深意的一面”。例如在田家凤的婚礼期间，田家明与曾经的知青朋友们相聚，但面对他们满怀豪情的追忆，他反而心感淡漠，有了一种恍若隔世的错觉。“这种对人心的把握正是基于作家对个体生命进程的深刻体悟。”这也是《烟霞里》的深度所在。 

　　 虽然我们强调了时代变化中生命的成长及欲望，可是《烟霞里》的田庄似乎只想做一个带一点温情的旁观者、局外人，既不为激情所驱使，也很少为时潮所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情节：六一儿童节，学校要求穿白衬衫，孙月华就为十岁的田庄做了一件，还特意在衣领处镶上了绿花边。没想到，田庄为此大哭大闹。因为“她不愿被人看！她不要成为中心！”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小姑娘，因此“只要自己默默无闻”，“走在街上，融入人群”，最好“被人忘掉”，这样才最“安全”。这个细节第一次鲜明地体现了田庄的性格，一种 “灰色”“混沌色”的性格：温顺、淡漠、不热烈、不介入、自甘边缘。其实，“历史的疏离感”一直是魏微在写作中所坚持的。她承认自己喜欢“时代”这个词，“也喜欢自己身处其中”，可是在时代洪流中，宁愿自己是“一个观众，或是一个跑龙套演员，单是一旁看着，也自惊心动魄”。于是，魏微塑造的田庄形象始终与时代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既不过分介入，也不刻意远离，但最终也是徒劳，比如父母欠下的债务得由她去偿还。 

　　伴随着田庄的生命成长，《烟霞里》还有着梳理同代人来路与去向的欲望。魏微将故事讲述者设置为一个几乎全知全能的写作小组，以集体编纂的名义去言说田庄和时代的故事，其作用“解决了普通人物小史如何与社会大历史扭结在一起的问题，同时也能够以一种较为疏离、从容的写作姿态去记录和展现1970年代生的这代人，他们人生如何被时代裹挟，而时过境迁后这群人又是如何观察、反思自我与时代的”。因此，“她”（田庄）与“我们”（闺蜜团）构成了一代人的完整面貌。而且，随着观察和反思的持续深入，“我们”这代人“已经老去，告别的时代业已来临”，而且“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像重物坠地”。 

　　“坠落”在《烟霞里》的引言和序言中多次出现，意指田庄四十余年的生命历程，乃至“70后”一代人的生命体验。小说中河西高地的高楼被爆破的情节令人震撼。孙月华和邻居们30年来奋斗盖起的高楼在一瞬间夷为平地，化为乌有，这一瞬间里浓缩的“青春、理想、欲望、汗水、爱情……”，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坍塌了，“像一场梦”。这一画面与田庄英年早逝和一代人年华老去相互映衬，更加凸显了“坠地”的象征意义。而且耐人寻味的是，小说讲述这一细节时采取了插叙和倒叙的手法，当我们前后翻阅比对时间，竟然发现炸楼那年是2011年，也是田庄离世的那一年。 

　　 综上所述，“生命的成长、欲望的膨胀和历史的疏离”展示了一个普通小人物及其周边更多小人物的命运变化与精神图谱，凸显了大时代与小自我之间互动、互反、互为的紧张而充满张力的关系。一切大历史的起伏跌宕，也都最终寄寓于个体生命的悲欢离合。我们生活在时代的“烟霞里”，有时候也许真的难以辨清时代和个人的纠葛。正像魏微在《1988年的背景音乐》中所讲，“我始终认为，时代是虚妄的，每十年一个时代，虽然车轮滚滚地向前跑着，可是再隔三五十年回头看，时代又回来了，新的一茬人，新的楼房，旧的时装样式，似曾相识的生活习性，旧思想……这其中有一些亘古不变的东西，源远流长着，在新时代里换了一副和善面孔，卷土重来。”从这个角度看，生命的自然生长与时代的压抑，生命的美好与时代的异化，相互之间构成了巨大的张力，这并不仅是对时代热点的呼应与抗拒，更重要的是，能传达作者对生命历程的关切与回应。 

　　三、熬：“生活是那条看不见的鞭子” 

　　在个体与时代“互为映照”且纠缠不清的关系中，《烟霞里》填充进了许多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魏微认为，生活就是“我们时代的注脚”，关注日常生活就是写作本身，就需写出“最具体的事，却能抽象出普遍的人生意味，哪怕油烟味呛人，读者也能读出诗意；贴着自己写，却写出了一群人的心声。有自己，有血肉，有精神，总而言之，哪怕是写最幽暗的人生，也能读出光来”。那么，魏微在小说中是如何通过细节来观照生活，并如何反思她个人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日常经验呢？ 

　　 首先是日常生活的“当代性”。在众多对《烟霞里》的评价中，作者魏微对作品具有“当代性”这三个字感到“荣幸”，她认为，“‘当代’对每个作家来说都是难题”，它“可能也不是指当下，当下反而没法写，因为我们看不清”，所以自己采取“一种回头望的姿态”来写改革开放40年。在笔者看来，有关“当代性”的评价并非因为作品关涉了时代风潮和重大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在一个跨越40年的编年体长篇小说里，如何将国史家事融入日常生活的讲述之中，从而让读者感受到相伴成长的时代起伏和历史波澜。因此，日常生活的“当代性”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大命运”的日常化，即重大历史事件需要落脚于再寻常不过的某时或某天，生活其中的生命个体由此携带了历史痕迹，又受到日常生活力量的牵引，复归于庸常。比如，1976年1月9日，田庄跟随爷爷奶奶去火车站接叔叔返城，忽然听到车站广播播报周总理逝世，田庄随着众人哭起来，而且“越哭越伤心”，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孤独”，“叔侄俩的初相见，没有预想的新鲜兴奋。悲伤笼罩着他们”。在这里，魏微通过一个女孩儿的眼睛，来扫描当天在火车站听到伟人去世消息时人们的反应，令读者从更为细微的角度去探寻宏大历史留下的印痕。让我们再将目光投射到20世纪90年代。魏微将这个阶段看做《烟霞里》中“写得最好的十年”，因为正值作者的青年时代，所以写作时投入了不少“感情”，好像随主人公田庄“一起来到广州，重新活了一回”。我们看到，她生动地描绘了“举国上下被激情、狂热、躁动点燃”的状态，以及“老广州”的活色生香和“新广州”的勃勃生机，但打动笔者的还是作者对南方打工潮生活细节的勾描。小说聚焦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她第一次出远门去东莞打工。此时的她“蜷缩在列车的一个角落里，那样羞怯、满怀憧憬……她的神情挺严肃，浑身紧绷绷的，只有熟睡时，嘴角才会泛起微笑。一车厢的人全是这样的神情，痴痴的，犹疑的，梦游一般”。“她是谁？这么说吧，她是我们所有人……她是每个初来乍到的外省人，怀揣梦想，时而豪情万丈，时而战战兢兢。”这个细节，魏微处理得非常巧妙，她再一次通过普通人的眼神或表情来感受“当代”的气息，静水流深和惊涛骇浪构成了很大的张力。 

　　 其次是日常生活的“具体化”。相对于时代的瞬息万变，日常生活是缓慢的、滞重的、沉闷的，但这又是生活底色，是无法逾越和省略的。正如魏微所言，日常生活是“沉淀在时间深处的”，“当时间的洪流把我们一点点地推向深处，更深处，当世间的万物——生命，情感，事件——一切的一切，都在一点点地堕落，衰竭，走向终处，总还有一点东西，它们留在了时间之外”。魏微在这里强调了日常生活的“恒常”，是既微小又实在、既琐碎又具体的。这一点，我们在她讲述田庄蹦迪的经历时看得真切。正值“东欧大厦剧烈摇晃之时”，大学食堂每周末晚上依旧张灯结彩举办舞会。当迪斯科响起，“全场都疯了，人人躁得要命。彩灯闪烁不停，真能晃瞎人的眼睛”。田庄随着音乐“在一旁扭扭，挺开心，也挺躁的，但不好意思太投入”，反而男生中有“人来疯”的，不仅“单手撑地，把身体悬空转圈，还一边作抽搐状”，而且还会“双膝跪地，借助余力，把双膝划出去”，面对此景，“田庄暗想，他的膝盖不疼吗？”这个细节十分有趣，一种真实的日常在平凡与微观的维度下被重新发现和讲述。可以看出，魏微总是贴着自己熟悉的生活，努力写出细节的丰富性来，所谓宣泄、迷茫、激昂、反抗等“大词”，都蕴含在日常的细枝末节中。 

　　 确实，日常生活是《烟霞里》中最瓷实的因素，那些沉潜于日常生活深处的皱褶，一经打开，令读者在观叹中感悟平凡和庸常、温暖和冷漠。在珍视日常生活的同时，魏微并没有忽视地表之下的涌动。她意识到：“我的小说多写日常，日常虽平静，内里却有大波澜，你不克制，它就会掀起滔天巨浪；你一克制，人心必有压抑，尖叫是很符合这种压抑的状态的”，因此，“‘尖叫’也是我小说的关键词”。为钱争吵在《烟霞里》中是一个最频繁的生活场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进城、折腾房子、扎进“筑巢引凤”工程、家中沦为工地，再到2000年后的借高利贷等，孙月华的欲望太浓烈，一系列具有逼迫感和破坏性的“穷折腾”，使得田庄一家总是相互撕扯，最后，田庄自身也虚耗在了杂芜纠缠的原始家庭中，至死还在为父母还债。在家庭与家庭、家人与家人之间，他们彼此爱恨，恨得横生枝节，爱得枝繁叶茂。这些不由让我们看到，日常生活的欲望如此高涨，以至于《烟霞里》以“尖叫”而喧哗的方式来呈现。不过，田庄对此又是无奈的，她说到： 

　　原来贪婪、欲望、名利心……都是好东西，它能拱得人魂牵梦绕、奔腾不止。啊，它是活着。 

　　这种生活，魏微在小说里将其形象地比喻为“一条看不见的鞭子”，驱使着人们不停奔波。在她看来，无论生活是庸常还是微渺、压抑还是嚎叫，“活法只有一个字：熬”，就是要靠肉身一天天去熬，“是消沉、怠惰，看着自己在衰老，皮松肉糙；一点点靠近终点，光阴里没有光”。正是这一个“熬”，让一个个家庭传递下去，又让一个个生命循环轮转。《烟霞里》的独特之处也在于此，它促使我们透过氤氲而起的“历史霞雾”，去晓悟沉淀在时间深处的日常生活的艰难与温暖、低微与尊严，以及普通人的命运在历史中的逡巡与摇曳。 

　　四、“70后”作家的经典化 

　　2023年8月7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产生了10部提名作品，提名的十位作家中有四位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乔叶凭借长篇小说《宝水》成为第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70后”女作家。虽然魏微未能获奖，但她在《烟霞里》中打开了“三千里山河故园，四十载人世编年”的图景。在这部“群像式”作品中，跳跃的叙事时空与潜伏的情感羁绊交融结合，独特的线性编年体结构与鲜活的个人生命史对撞冲击，平凡人生的浩荡日常与时代肌理交相辉映。因而，《烟霞里》在当代历史叙事与个人成长叙事、叙事诗学与艺术范型上有着鲜明特色与启示意义。 

　　近些年，“70后”作家纷纷交出了自己创作生涯中较为重要或代表性的作品，逐渐成长为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但是否现在就可以将他们纳入某种经典秩序里，对“70后”作家“入史”进行“想象性”建构了呢？对此问题，我们可以尝试改变一下思维角度，即与其论证“这一代”作家或其中某些人在一种经典秩序中的空间和位置，“不如论证他们如何‘不文学’”，所谓“不文学”，就是“如何重新在新的总体性条件中勘探和发明文学”。在此意义上，笔者对“70后”作家经典化的讨论，不是要论证这一代作家已经“经典化”或已被历史化，可以被写进文学史了，而是探究“70后”作家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哪些新路径和样本，以及他们“走向经典”的可能性。 

　　 虽然文学现场中的代际命名不过是权宜，但文学界依然用“70后”来定义这代作家，因为它的确是21世纪以来的一种文学身份共同体指认。这代人经历了时代的历史剧变和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的时代语境，形成了这一代际所特有的社会心理、文化品格、精神结构乃至群体意识。与此同时，他们置身其中的中国文学界也发生了巨变，如网络文学的崛起、市场机制的出现、文学位置的改变等。既然面临着新的总体性条件，那么如何在写作中创生出独具历史意味的时刻，以及形塑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表征，就成为“70后”作家“走向经典”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对家国故园这一文学主题的责任承载。除本文细读的《烟霞里》外，乔叶的《宝水》直接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可视为新乡土文学的代表；葛亮的《燕食记》通过饮食话语缝合了抒情话语、家国话语和礼义话语；鲁敏的《金色河流》以时代河流与个体浪花之比，喻指改革开放40年的当代史和创业者的心灵万象。对他们来说，此前波澜壮阔、厚重的历史已成为间接知识，而不是直接经验，因而，相对以往多倚重于“大”的书写，他们尝试用微观史与日常生活史的方法去反映历史与时代，这从某个角度填补了文学史中经验的匮乏。由此看来，“70后”作家具备处理宏大历史、社会权力结构的能力，并且能够将其与对情感的细腻描绘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作品不断生成驳杂而丰饶的写作场域。另外，同“70后”作家一样，同代的学者和评论家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时代背景、成长经历、历史记忆和情感经验，因而，他们应及时对“70后”写作中出现的新元素、新的异质和可能进行学理性的批评，从而对经典化起到助推作用。 

　　毋庸置疑，“70后”作家以自己的精神气韵、叙事策略、语言风格、心灵秩序书写着城与乡、痛与爱、肉身与灵魂，也正是由于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历史位置的特殊性，“70后”作家的经典化可能依然是未完成的、中间态的。对于“70后”作家而言，目前需要的依然是诚恳的创作与审慎的研究。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