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大地》是一部书写雪域高原沧桑巨变的抒情史诗，一部融汇了浪漫主义元素的现实主义力作。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委郜元宝为《雪山大地》写了一则精炼的评语，这样评价这部长篇小说的艺术贡献：“汉族干部效命边陲，三代人前赴后继，促进民族融合，推动高寒牧区建设与发展，此类长篇甚多，但像《雪山大地》这样的成功之作，尚不多见。作者生活积累丰沛，对神祇、人、牲畜和山川草木一往情深，通篇以诗意咏叹的笔法，讲述以汉族干部强巴、藏族头人角巴两个家庭为主的人物群像的性格与命运，既直面冲突、匮乏、艰辛、疾病与死亡，更倾心于仁爱、怜悯、和解、互助与富足，仰赖厚德载物，相信功不唐捐，憧憬美好未来，在万物充盈的时代发现、守护、颂扬日益稀缺的崇高美好的人性人情，同时也将藏语文化的优秀品质妥帖地引入当代汉语写作，这无疑是《雪山大地》给予读者最丰饶的馈赠。”简短的评语精准地概括了作品独特的文学价值。《雪山大地》是作家杨志军创作生涯的集大成之作，我们从中能够依稀看到从《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到《大悲原》、“藏獒”系列的精神脉络。该作将对雪域高原的关注、对生态问题的忧思贯穿始终，并艺术地呈现了牧区迈向高质量的现代化进程的核心主题。

　　《雪山大地》与其说是写出来的，毋宁说是活出来的，这是一部用生命造就的长篇小说。该作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传色彩，作者的父亲和母亲就是新中国第一代支边人。高原是作者的生养之地，他对这片土地深怀感恩，表现出一种血脉相通的文化认同感。作品用儿子洋洋的口吻，讲述父亲强巴和母亲苗医生一生的奋斗史与精神史，为这代边疆建设者留下一曲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群英谱。作为第一代支边人，他们白手起家，办学校、办医院、办商店，帮助牧民逐渐提升生活质量。为了改变草原超载带来的生态危机，他们又通过建设新城来安置牧区的移民，努力将三江源地区建设成生态多样性发展的美丽家园。

　　“我”家和角巴家患难与共的长期交往跨越了几代人。小说以家庭关系为切入口，生动展现了汉藏融合的情感关系。这条线索循序渐进地展现了两家人相知相惜的过程。城市孩子洋洋跟着父亲来到牧区学习生活，牧区孩子才让为了治病住进强巴在西宁的家里。城市与牧区之间的双向互动成为动态展示牧区生活方式、精神观念变化的独特方式，也反映出作者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洞察。父亲、母亲与牧民们相濡以沫，生死相依。父亲连人带马被野马河水卷走时，弱小的赛毛解下腰带将父亲和马艰难地拽上了荒丘，而她自己却耗尽了最后的力气，一头栽进了水里。父亲有强烈的责任感，在当校长时，为了改善女生的卫生条件，反复地要求旦增县长解决草纸的供应问题；为了治好达娃的风湿病，他反反复复地骑着马陪她去阿尼琼贡治疗；为了让学生“一个不落”地到西宁上中学，他费尽周折，说服了因打算早婚而失学的藏红花。父亲做过科长、校长、牧民、商贸公司的董事长、副州长、州长、州委书记，团结众人办起了沁多草原的第一所小学，在帐房里办起了保育院，开办了第一家贸易公司。他历经磨难，甚至进过监狱，但他无怨无悔，望着野马雪山倒在了途中，将毕生精力献给了草原。为了响应将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母亲从西宁来到沁多草原，以高明的医术救死扶伤，并且成为创办沁多县医院的积极推动者。在发现“生别离山”上聚集了一大批绝望的麻风病人之后，她在父亲和角巴的协助下，自己垫钱建起了医疗所。“所有人嫌弃的麻风病人都成了她的亲人，她把麻风病人变成了真正的人，连生别离山的白唇鹿和藏羚羊都在赞叹。”由于在给病人割除脓疡时伤到了自己的手，母亲也不幸感染了麻风病。她与其他麻风病人同住在“生别离山”上的医疗所，始终不愿意让自己的亲人去探望，与世隔离了漫长的20余年。当梅朵偷偷去看望时，发现“母亲说话的声音有些沙哑，有些走风漏气的样子，难道牙齿也坏啦？嗓子也坏啦？再看病房里的病人，有的比母亲好些，有些跟母亲一样，但好像没有比母亲更糟糕的”。即使这样，母亲依然给其他病人进行各种力所能及的治疗，在“生别离山”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用角巴的话说：“她来到草原，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作品中的角巴在当代小说人物群像画廊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古道热肠，肝胆照人”，是整个阿尼玛卿州唯一一个主动把部落改成公社的头人，并积极将自己的牧场和牛羊归公。用桑杰的话说，角巴是一个“积德行善的好人，从来就是受人欺负，没有欺负过别人，尤其是无家可归的塔娃”。在创办沁多小学、保育院和“生别离山”卫生所时，他都是倾其所有，将自己住的冬暖夏凉的大帐房腾出来办学，而自己和家人却住进了新扎的小帐房。他的妻子姜毛为了照顾保育院的孩子，在途中连人带马葬身于雪山脚下——“姜毛和灰骒马已经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骨架了，还有可以辨识的被撕烂的皮袍、帽子、靴子、鞍鞯、马肚带什么的。狼群的痕迹清晰可见：爪印和皮毛——是姜毛扯下来的，还是灰骒马踢下来的？”妻子去世后，角巴彻夜哭泣，但他为了宽慰强巴，神秘地说了这样一段话：“姜毛很早以前对我说，她前世是一只老虎，咬死过许多狼，今生是要还账的，还了账，来世她就是人堆里的尖子，还不了账，来世她就是一只准备喂狼的羊。如今她还上啦，她已经叫狼吃掉啦，你说是不是好得很？”在一个草原生活极度困难的寒冬，才让和洋洋养大的两只羊被盗走了，当姥爷带着两个小孩找回了羊时，角巴居然要求将羊送给偷盗的“坏人”。他的理由是“饥荒的时候，雪山大地怪罪的不是偷窃的人，是把着食物不肯舍散的人”。在经济观念上，他反对牧人赚钱：“不管谁赚钱，只要是赚钱就不对。赚钱就是欺骗，你不骗人家，能赚来那么多钱吗？再不要扯上牧人啦，牧人遇上钱，就是兔子遇上骨头，互相不认得。眼下的日子，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有吃有喝有穿有住，这就行了嘛，牧人要钱干什么？”角巴固守着牧区传承下来的生活理念，以“雪山大地”的逻辑理解这个世界，并且作出自己的人生选择，但绝不是故步自封的卫道者。因为信任强巴夫妇，角巴在目睹了教育、医疗给牧区人民带来的好处之后，以谨慎的方式顺应时势，有保留地接受现代文明。为了劝说从野马雪山迁入城里的牧民不再回迁到已经退化的草原，他陪着这些牧民翻山越岭，结果在救人时葬身于雪山之中。

　　《雪山大地》中塑造的人物群星璀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性格鲜明，形象丰满，一些边缘人物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苏轼《题西林壁》）。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徐贵祥专门撰文，认为幼年丧母饱受聋哑折磨的小才让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他认为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这个人物被多声部复调淹没了”，但从描写小才让的文字中，“读者不仅能够领略诗性的咏叹，甚至还可体验神性的暗示”。由此可见，这部作品有较大的阐释空间，有心的读者能够从容易被忽略的次要人物身上发现其深意及魅力。

　　《雪山大地》重视挖掘人物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担任过多种领导职务的老才让心胸狭窄，在强巴和角巴的人生道路上设置了多重障碍，但他不得不佩服强巴的才能和人格，为强巴实施“十年搬迁计划”提供了机遇。盗马贼秋吉能够培养出妖马诱骗马群，但他并没有太重的贪念。他曾经是一个靠打猎为生的流浪汉，走遍了玛沁冈日的角角落落，知道哪儿有金矿。他向才让书记提供信息“只是为了图个尊重图个快活”，在说出了父母和哥哥误杀米玛的真相后，居然选择了自我了断。他在生命的最后，期望以功德——“献金矿、救草原、送牧场、守秘密”来抵罪。作者没有简单地给秋吉贴上“坏人”的标签，而是通过绵密的叙事，抽丝剥茧地道出了其怪异行为背后的根由与苦衷，既勾勒出其桀骜不驯的一面，也展现了其不愿泯灭的人性之光。央金继承了上一代甘于奉献的牺牲精神，可善良的内心更容易受到痛苦的折磨。因为打过胎，她一直认为“跟杀人一样是有罪的”，精神备受煎熬。她在一场火灾中奋不顾身地抢救了一家三口，却为此画上了生命的句号。我们经常从其他小说中看到那种平面化、模式化的好人，但《雪山大地》对央金内心挣扎的呈现，揭示了好人的难处，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及其内在张力。

　　《雪山大地》通过人物性格的碰撞与人物关系的延展来推动叙事进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小说重视讲故事，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却忽略了对人物的刻画，不少人物形象都在故事的汪洋中六神无主，被缺乏克制的叙事进程切割成碎片化状态，如木偶一样缺乏自主性与能动性。而在这部作品中，父亲大都具有雄奇、伟岸、刚毅的雪山品格，母亲大都具有博大、慈祥、宽容的大地品格。以强巴和角巴为例，作家既写出他们重情重义的共性，如在人生道路上相互扶持，且互相救过对方的命，又写出他们之间的差异。角巴对强巴也有不理解的地方，甚至戏称对方为“活魔鬼”，但在强巴危难的时刻却挺身而出，独当一面。苗医生和张丽影（藏名素喜）彼此信任，但两人性情有别，前者宠辱不惊，后者爱憎分明，也是相映成趣。这些人物互为镜像，使得彼此的性格都被衬托得更具有层次感。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作品还塑造了老一辈的姥姥和姥爷，中生代的桑杰，新生代的“我”、小才让、落落、梅朵、央金等形象，不同代际之间的差异折射出时代变革的步伐。这种巨变留下的生命印记与他们之间的呼应和共鸣又体现了精神的传承与事业的延续。

　　作品汪洋恣肆地写出了雪域高原的历史变迁，没有沉溺于大而化之的过程描述，而是让人物置身于历史的洪流之中，让不同的个体去感受从日常生活到社会环境的细微改变，并以自己的辛勤劳作，成为历史前进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作品不同于具体的现实记录与抽象的历史概括，而是以小见大，勾勒出半个多世纪以来牧区人民攻坚克难的生命轨迹，谱写出一首有温度的史诗。

　　2017年，笔者在一篇论文中考察当代文学创作中“抒情的衰变”的问题。笔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抒情文类和抒情风格在当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格局中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抑制情感逐渐成为一种审美风尚，抒情呈现出碎片化的态势，日常化的细小抒情、物化抒情和自我解构的抒情成为流行的表达方式。抒情的衰落与变异，是时代转型、外来影响和文学自身新陈代谢的综合结果；伴随着文学中情感的冷却，冷淡美学渐成风尚。抒情衰退的根源是文学主体性的衰退；接续并发扬抒情传统，应该重建主体性，确立抒情的个性化原则，倡导关怀伦理。“有我”才能“有情”，抒情之所以衰变，其根源在于世俗理性的膨胀与真情的萎缩。《雪山大地》中的曼巴认为“钱是世界上最大的魔鬼，会夺走牧人的灵魂”。有力量夺走灵魂的不只是钱，但灵魂的丧失一定会扼杀抒情，或者使抒情荒腔走板。一方面，《雪山大地》从客观现实世界出发，厚重地再现了牧区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作家重燃自己的青春记忆，从主体的内心世界出发，以情感点燃想象，充满诗意地触摸高原隐秘的脉动。作者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如同蜿蜒于草原上的河流，时而静水深流，时而奔涌不息，将作品的叙述贯穿起来，并且赋予文本以起伏变化的节奏感。

　　作品中对雪山和草原的诗性礼赞，常常是一唱三叹，意境雄浑开阔，情感悠远旷达。但作品中有一条隐蔽的抒情线索，就像刮过草原的风，看似无形，却悄然而有力地带来改变。草原的动物似乎最能唤醒杨志军内在的激情，激发其艺术创造力。“藏獒”系列立体地表现藏獒与人的关系，挖掘藏獒的象征意蕴。《雪山大地》中也出现了梅朵红、梅朵黑、当周等藏獒，尤其是当“我”和梅朵擅自离校差点被狼吃掉时，梅朵红适时出现，从狼爪下救下了两位小主人。《雪山大地》中最具有灵性的动物是马。豹子花是一匹尽心竭力的坐骑，而日尕则为作品注入活力和激情。在草原民族的英雄史诗中，战马与英雄是一种具有浓烈的传奇色彩乃至神性色彩的原型范式。战马是英雄的化身，与英雄相互成就，并进行一种神秘的灵魂对话。强巴与日尕的组合正是对英雄精神的弘扬，他们为了追求目标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战马和英雄并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在置身于险境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以信念和勇气克服恐惧。日尕救过角巴，跟强巴声息相通，将“主人的意志烙印在心灵的感应里”，将主人的需要“变成一个个能动的行为和一个个恰如其分的目的”。小说对日尕的描写也是极具诗意的，作者写道：“日尕的枣红色在蓝绿的背景上就像一堆燃烧的牛粪，是行动的牛粪，是飞翔的燃烧在天际线上描画而过，一抹波荡起伏的斜线带着敏捷和力量，插向天空和草原的缝隙，在那里马是一团云、一片从太阳中撕下来的日影、一个关于光可以弯曲向前的传说。而马背上的父亲则是一朵红艳艳的马先蒿，高傲地绽放在红风绿岚里。”日尕就像奔驰的火焰，拥有惊天的爆发力和耐力，并在多次赛马中跑在了最前列，成为永远不甘落后的草原之王。日尕点燃了作家抒情表达的意愿，载着他梦回草原深处，并转换成诗化的文字激流。在追随黑妖马之后，日尕以其强大的号召力，带领大马群穿越宗宗盆地，往南进入一个叫做丹玛久尼的无人区，回归荒原，也给超载的草原腾出生态恢复的时间和空间。

　　《雪山大地》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诗化呈现，使其抒情具有了一种特殊的人文内涵。从《环湖崩溃》开始，生态问题一直是杨志军关注的一个焦点。当风景成为生态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时，风景就不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客观物象，而是人类生存状态的晴雨表。这些年有不少文学圈的人士感叹“风景死了”，风景描写在文学作品中成为稀缺元素，一些残存的风景往往是物象的堆砌，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消费时代物化现实的一种隐喻。值得肯定的是，《雪山大地》不仅用较多的笔墨写风景，而且写出来的是活态的风景，是随着历史流动不断变换的风景。风景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不是生拉硬扯的拼贴，作家诗化地塑造出沁多草原的典型环境。作品中的相关文字勾勒出雪域高原生态环境的特异性及其应时而变的动态性。不妨看看下面的两段文字：

　　正是夏花盛放的季节，蕊红瓣白的点地梅左一片右一摊，像铺满了不规则的花地毯。一簇簇的红景天升起来，绿的花苞、红的花蕾、白的花瓣，恣意地烂漫着，不时地阻断着路，让人不得不绕来绕去。而在通往远处雪山的高地上，金灿灿的九星花漫作了河，开阔的河面上飞翔着四五只鹰，可以想见那儿的花海草浪里正在蹦跳着旱獭和野兔、雪貂和马鸡。一行人赶着牲畜在如诗如画的景色里跋涉，走到天黑就歇下了。

　　藏历三月末，草原开始复苏，有牧草的地方，枯叶里露出了星星点点的嫩绿，低洼地与河边的滩地上，抢先冒出来的不是往年一片片的鹅黄与鲜亮，而是零零星星的狼毒和醉马草的苗芽，说明这里已经不会再长别的草了。解冻的河水哗啦啦的，鸟鸣随风而来，不时有雪崩的轰响从山谷深处传来，惊醒了还在冬眠的旱獭和哈熊。但让它们大吃一惊的是，破静为动的早春气息里，还有一种从未听到过的突突突的吼叫，一种被人驾驭着的大怪物正在缓慢地走动。十台东方红拖拉机已经开始工作了，阿尼玛卿草原上，牧马场原来的地界和新增加的地界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翻地松土。

　　这些风景不仅是人物活动的背景，而且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雪山和草原的状态与牧民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风景与人相互塑造，相互依存，其中既有自然的人化，也有人的自然化。风和日丽的草原美不胜收，而又瘦又小的赛毛被激流冲走，顽强勇毅的角巴被风雪埋葬，苗医生最终死于高寒缺氧导致的心肺畸变。自然与风景在作品中呈现出多副面孔，既有温柔、慈祥的一面，也有伤害、暴戾的一面。风景的变化与牧区人民的奋斗历程相辅相成，流动的风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生活在此时此地的一种文化的表情。而且，具有神圣内涵的阿尼琼贡、玛沁冈日、阿尼玛卿冈日等雪峰既是牧区人民的崇拜对象，也象征着一种被内化于生命中的精神信念与道德律令。正如作者所言：“理想的环境一定是人类、动物和植物共同营造的结果，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世界是一切生命的需要。”

　　《雪山大地》是一部具有复调意味的长篇小说，其中既有现实主义的扎实与严谨，也有浪漫主义的对理想的执着。作家对藏地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立体展示，对雪山大地的神性内涵的挖掘， 使得作品不仅紧接地气，而且仰望星空。亚里士多德认为：“既然诗人和画家或其他形象的制作者一样，是个摹仿者，那么，在任何时候，他都必须从如下三者中选取摹仿对象：（一）过去或当今的事，（二）传说或设想中的事，（三）应该是这样或那样的事。”这部作品综合运用了三种方式，在审美上真实而不刻板，诗意丰沛而不凌空蹈虚，韵味悠扬而不矫揉造作。从美学境界上来讲，小说写出了非常质朴的人性，呈现出了崇高的美，整部作品非常厚重，达到了雄浑的境界。

　　青藏高原是杨志军文学创作的根据地。他长期深扎在青藏高原，在《青海日报》农牧部担任记者期间，反复深入牧区，对牧民奔放而质朴的生活状态非常熟悉。1995年杨志军调到青岛，后成为都市记者，但从未脱离雪山大地上的万物生灵，一直追踪时代变革之下普通牧民的生活变迁。他尝试以城市文明的眼光拉开精神距离，重新打量若即若离的高原，以新的视角开掘这座文化富矿。

　　《雪山大地》对牧区生活的描绘没有浮在表面上，更不是新闻信息的拼接。高原牧区是作者魂牵梦萦的地方，与其生命息息相关，创作者的真情实感不断唤醒读者强烈的共鸣。值得肯定的是，作家在抒发情感时注意分寸，显得克制而深沉。杨志军在一场对话中曾有这样的表述：“我追求激情背后的理性。一个知识分子的健全的理智，应该说是写作的基点。但我又是一个抒情风格比较浓厚的人，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作品里。我希望我的抒情不是空泛的叫声。”作品在表现支边者与藏族同胞水乳交融的过程时，在反映藏地牧民内在观念的变化时，在技术层面上避免运用单一的外部视角进行主观而随意的评判，而是让牧民现身说法。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的互动，使得叙述不仅具有张力，而且获得了较强的可信度与感染力。譬如香萨主任在劝说信任他的牧民送孩子上学时，就说“送一个孩子上学，等于积攒十年朝拜的功德”。这种说法对症下药，对牧民具有极强的感召力。这部小说的细节描写非常生动，不少细节就像高原牧区特有的物产，携带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具有一种得天独厚的地标性特质，细致而不琐碎。这些细节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呼应，为情节的发展提供推动力，具有一种承上启下的结构功能。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化潮流和媒体技术革新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作家习惯在创作中引入流行的语言，譬如影视化的语言和网络热词。这使得文学语言要么变成一种大杂烩，要么变成一种格式化的语言，沦为新技术环境下的“新八股”。在语言方面，《雪山大地》把一些藏语元素、藏族当地人的表达方式引入了汉语写作。值得肯定的是，作家跨语际的探索并不生涩，使得不懂藏语的读者也能够流畅地阅读作品。这种语言的有机融合带来了一种陌生化效果，一来深入地展现了牧区风情，二来透过语言的通道，引领我们进入牧民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牧民复杂的心理世界。这部作品以这种形式，丰富了当代的汉语文学，为当代文学的语言创新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除此以外，从《雪山大地》的语言风格中可以依稀看到俄罗斯文学潜在的影响。其诗化的语言收放自如，有很强的节奏感，对草原的书写方式让人联想到屠格涅夫和蒲宁的笔法。应当赞赏的是，杨志军的文学语言兼收并蓄，且重视锤炼，形成了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文学语言，体现了一种语言自觉，追求语言的自主性与有机性，整体上浑然天成。

　　《雪山大地》借助历史的参照，可以更为充分地凸显高原牧区变迁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作品既以艺术化手段挖掘藏地风俗与文化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价值，又通过强巴的探索，思考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造福人民，推动牧区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新的时代氛围中，作家写乡村振兴，写山乡巨变，以文学创作介入现实，推动现实进程，是对时代责任的担当。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创作要真正具有艺术生命力，应当深入乡村的内部结构，而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走马观花，满足于道听途说的演绎。现在有些反映社会变革的现实题材创作，只是平面化地描述各种新现象。许多作品讲述的都是办农家乐、网上带货等高度雷同的故事，不少细节大同小异，这样的写作与现实有深深的隔膜，往往将问题简单化、肤浅化，在艺术表现上也缺乏丰富性。作家当然可以只写时代的一个横切面，但是如果只是浮光掠影，追踪一些时髦的现象，以套路化范式讲述同质化的故事，无法找到与变化的内容相互适宜的表达形式，那么就很难对时代的走向做出精准的把握，更难艺术化地提炼出时代精神。一个作家如果只是把写作当成一种按部就班的任务，那就不但容易与现实脱节，还会使创作沦为机械的、潦草的文字游戏。如果作品无法打动作家，甚至连作家自己都对作品倡导的东西将信将疑，那么注定难以引发读者的共鸣，也难以给读者带来精神的激励与境界的提升。

　　杨志军早期的作品《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在题材和写法上独辟蹊径，但其价值却被低估甚至忽视。值得肯定的是，杨志军并没有放弃初心。他拒绝为了进入主潮而轻易改变，既没有故步自封，也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守住自己的阵地，向雪域高原的历史纵深持续推进。面对快速变化的现实，作家要保持定力。如果作家习惯了追新逐异，什么流行写什么，那肯定写不好，其表达也很难有深度。紧跟流行风尚的作品可能会畅销，但却很难留传下来。那些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文学经典都有无可替代的独特内涵，有别的作品没有的创造性元素，能够真正打动读者，且历久弥新。这是因为作家把他的毕生心血熔铸进了文字当中。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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