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篇小说《家山》中的“家山”，原型就是我的故乡湖南省溆浦县。小说故事起止时间是1926年到1949年。故事发生地是我虚构的一个叫沙湾的中国南方乡村，其地理环境、村落形势、四季物候、社会结构、伦理体系和历史文化气脉，大多依着我的出生地漫水村的样子描摹虚构。小说里的万溪江可以看作沅水支流溆水，齐天界、豹子岭则是雪峰山区的景致。

　　这部小说的创作缘起是十多年前我翻阅王氏族谱。族谱有载：1949年3月5日，与我溆浦县相邻的辰溪兵工厂被土匪张玉琳聚众抢劫，三万多支枪械流落民间，山头大王据寨称雄，邻近不少县城被土匪洗劫。值此变乱之际，我村地下共产党员王楚伟发动村里热血青年组建保乡护民自卫武装，村民们纷纷捐钱捐谷，筹集经费购买枪支弹药。这支自卫队后来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为解放溆浦立下功勋。族上参加“湘西纵队”的人，按辈分都是我的祖父辈、伯父辈，他们在我小时的记忆里都是“口咬黄土背朝天”的普通农民。当我意识到他们都是英雄的时候，他们却皆已不在人世。我心里不安，我有责任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这部小说的创作激活了我全部的乡土记忆，包括我的乡村历史记忆、家族血缘记忆、自然人文记忆和文化审美记忆。我还收集研究了那个年代中国南方乡村的多种史料，包括政治经济史、土地租赋史、革命斗争史，又联想自小听奶奶、父母及村上老人讲过的许多旧事，小说的格局就更加开阔了。我想写出一部具有史诗性、史志性的小说，不仅仅是“湘西纵队”的故事，不仅仅是我族上的故事，不仅仅是某个地方的故事，而是能够反映发生在中国乡村的整整一个时代的人间故事。

　　我在小说里有意避免了过于戏剧化的情节描写，依从于那方山水的生活自然逻辑，尽量在白描中写出生活的宁静与艰难、清晰与复杂、细小与宏大、恒常与骤变。这部小说的聚焦点是沙湾乡民的烟火日常，静水流深。我并不简单依据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理论去图解生活和历史，一切回到真实的故事和细节。我在小说中描写的宗族关系、春种秋收、婚丧嫁娶、年节往来及日常起居，都是生活原有的样子或应有的样子。一百多年前，我们漫水村同邻村械斗，打出了人命案，这个故事便是《家山》开篇情节的原型。小说里进城替村里打官司的刘桃香，原型就是我奶奶。我奶奶正像小说里写到的那样，在她30岁那年替村里打赢了一场人命官司，得了个乡约老爷的尊称。依我奶奶原型塑造的刘桃香小时候不肯缠足，成年后因脚太大而迟迟嫁不出去。桃香是山里长大的女人，性格开朗豪气，做事不输男儿。但是，她自己养了女儿月桂，一定要强迫女儿缠足。月桂不肯缠足，但双足仍被娘缠成残疾，当了童养媳却被退婚，最后当了尼姑。桃香同月桂母女的故事在民国初年的乡下很常见，可见历史进步是十分曲折艰难的。

　　老百姓的生活里，生老病死是最大的事。小说里多次写到婚礼和葬礼，皆严格依据生活原生态描写，但又依据人物性格及小说情节需要进行文学化处理，读者也许能从这样的描写里体悟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存智慧和生命哲学。小说中写到的第一场婚礼是青年军官陈劭夫迎娶容秀，陈劭夫因故不能如期赴婚礼，家里依风俗捉了一只大公鸡扮新郎拜堂。依旧婚俗，结婚良辰是不能错过的。过了几年，留日回乡的陈扬卿同以小学教师身份潜伏乡村的地下党员史瑞萍结婚时，旧婚俗能遵守的则遵守，能变通的则变通。史瑞萍不再依照旧婚俗坐在洞房等着新郎揭盖头，而是同新郎并肩站在门口迎接贺客。时代慢慢发生变化了。

　　陈扬卿的父亲逸公老儿是做过知县的前清举人，辛亥革命后回乡当了农民，也是开明乡贤。陈扬卿在家乡办新学，修水利，造福民众。逸公老儿去世，六个保的民众赶来吊丧，“千家举哀，万人缟素”。小说从逸公老儿临终前回光返照、亲人举哀报丧、佛事道场、乡亲们的吊唁，直写到老人灵棺抬上祖茔山青松界。一场葬礼，写出了中国人庄严的生死观、血肉相连的亲人情感、乡亲眼里的盖棺定论、葬礼在乡间的教化作用。

　　百年中国的历史大事件，腥风血雨，惊涛骇浪，不论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有沙湾人的参与，也都给沙湾带来不可逆转的改变。小说中的陈齐峰是从长沙回县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拉起革命武装参加“湘西纵队”的老革命王楚伟。1927年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之后，溆浦县随即发生“敬日事变”，全县共产党人都被杀害。年轻的共产党员王楚伟受党组织派遣从长沙回到溆浦重建党的地下组织，秘密开展革命工作。有一年，王楚伟父母听说儿子被害了，但没有找到儿子的尸首，家里依乡俗在祖茔山上垒了儿子的衣冠冢。有一天深夜，老父亲听到有人敲窗户，一听是儿子的声音。当时人们相信鬼魂，老父亲以为是儿子的鬼魂回来了，说：“儿啊，家里没有对你不住，已好好为你做了佛事道场，你不要回来害自己家里人！”王楚伟隔着窗户说：“爸爸，我没有死。不信，我把手从窗格子伸进来，你摸摸是冷的还是热的。”王楚伟死里逃生回家潜伏起来，直到后来组织革命武装迎接解放大军，这正是小说里描写的陈齐峰的故事。有王楚伟这样的真实原型，小说塑造陈齐峰出生入死献身革命，落笔就很有底气。

　　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人物，最有效的手法便是中国美学经验。中华民族自诞生之日起，世世代代中国人就在同一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古往今来的炎黄子孙同自己的生存空间构成了稳定而特有的精神联系、情感关系，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谱系。中国人与天地万物的稳定精神联系，形而上则为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和认识论，形而下则为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方式。仰观宇宙之大，山有骨，水有灵，长天存浩气，大地起风雷；俯察品类之盛，物象多为意象，景语皆为情语。小说中，佑德公屋外长有大片松林，每年春夏都落满了白鹭。少年劭夫爱绘画，他画出的白鹭却都像松鹤，中国传统审美旨趣深深蕴藏在劭夫心底。一株老梅从墙外伸进天井，年迈的佑德公每年都教人修剪，熟读中国传统诗、书、画的佑德公心里是印着一本梅谱的。红军从沙湾过境，借用佑德公屋子做指挥所。红军移防之后，国民党县政府借佑德公屋子临时办公。正是深冬，佑德公女儿贞一放寒假从长沙回来，“走到南墙角，见梅花苞星星点点，已稀疏开了几朵。大风吹得墙外的松树呼呼地叫，一只麻雀斗着风飞了几下，顺风落在树尖打秋千”。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扬卿和克文在村里组织代工队帮助抗日家属收割稻子，“扬卿说话时，日光已从他的脚底往上爬，照得他额头亮亮的。墙外花园伸进来的老红梅树上，飞来两只喜鹊登着，叽叽喳喳地叫”。临解放，陈齐峰发起的革命武装在佑德公屋里议事，“南墙外梅枝红红地伸进来，松林里麻雀叫得快活。日头刚刚爬上屋顶，梅枝一半在日影里，一半在阴影里”。待到劭夫领着解放大军进城了，他回家看望父老乡亲，但见“一树老梅刚修剪过，绿叶疏朗，铁干虬枝”。我写佑德公屋的松林、梅树，下笔时并无特别刻意，只是觉得此情正堪有此景，但成文之后又觉暗合中国人的审美意趣。

　　同样，我写佑德公屋的娘井、儿井，原本也只是场景描写，但反复渲染之后，娘井、儿井便有了别样寓意。佑德公屋的菜园角上有棵古樟树，树下是自家方方正正的水井，井底泉眼上白沙微微翻滚。井水漫过井沿流出来，汇到旁边低了两尺的园池里。祖上把上面的方井叫娘井，把底下的园池叫儿井。吃水吃娘井的，儿井用来洗菜洗衣。三进天井的四边阳沟一年四季清水流，又汇到祠堂门前的大塘里。有一回，佑德公女儿贞一想逗嫂子容秀高兴，说：“嫂子，你映在井里的笑脸，哥哥在远方说不定看得见哩！” 容秀说：“你哥哥是千里眼吗？”贞一说：“我是想象的。我屋井里的水都会流到万溪江，万溪江的水最后都要流到东海。哥哥转战南北，他饮马处的水，说不定就有我屋井里的水。”一日，容秀对女佣翠玉说：“东海龙王老儿喝的都是这口井的水，你信吗？”翠玉问：“是吗？” 容秀说：“贞一说的。她讲我屋井里的水都会流到万溪江，万溪江的水都会流到东海。”多年之后，年老的贞一写信告诉远在台湾的女儿念梓：娘井里的水流入儿井，从儿井又流到天井，从天井流出老宅，通到万溪江，如此绵绵滔滔，川流不息，直奔长江、东海！

　　我在语言的使用上，人物语言尽量做到各人有各人声口，真实地依据不同时代背景、不同人物身份、不同情节需要，采用不同语体色彩的语言；官文、布告、书函、标语，皆不离当时的历史真实；而叙述语言则尽量白描、及物，多选用名词和动词，看似简素，却在整体的意境中出神出采。我有意大量采用乡村方言，还原那方水土乡民的说话方式，但又不脱离现代汉语规范。老百姓因为经验世界和知识世界的限定性，通常喜欢用他们熟悉的事物来描述眼前的世界；又因为老百姓的词汇局限于其生活空间，他们说话天然地会借助兴比赋的手法，反而让民间语言变得生动、形象、朴拙，元气充沛，天然生发出文学性。比如，桃香教儿媳妇煮饭时烧火，说：“为人莫做亏心事，煮饭莫烧黑心火。人要实心，火要空心。”短短几句话，兴比赋手法全用上了，生活常识和人生哲学也蕴含其间。小说里的某些方言其实就是古语在民间的存留。中华文明万古赓续、生生不息，同汉字主体上是表意文字有关。表意文字的字义古今基本不变，只是读音因时因地有差异。方言俚语的艺术化处理，不但是小说传情达意的需要，也能丰富现代汉语的表现力，由此也使方言俚语具有了现代性。

　　乡村中国是最大意义上的中国，这是由乡村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和几千年的文化根脉决定的。写好了中国乡村，就写好了最大意义上的中国。作家的写作笔法，客观上就是作家的人间态度。我想以质朴方式表现那一个时代中国乡土的真实生活，我更想通过舒缓细致的乡村生活图卷，呈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民族根性之美、文明进步之美。我笔下的《家山》，既是真实的、现实的，也是理想的、诗意的。我写作《家山》，是我对我脚下这一方厚土，生活在这一方厚土上的人民，这一方厚土上所传承的文化传统、它的日新月异的进步献上的最深沉、最炽热的爱。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