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的《家山》是一部非常厚重且具有新的时代气息的长篇小说，虽然作品描写的是20世纪前半叶湖南一个村庄的事情。在这里，“家山”，不仅有家乡之意，更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浓郁的民俗与淳厚的家风，同时又是“家国”的另一重表达。小说把传统的重铸这一命题纳入现代政治的框架内展开思考，很好地回应了传统文化的重构和再造之难题。小说描绘了家国情怀、民本思想、劳动美学和实干精神之间内在的关联，其统一关系在家族叙事和优良家风的层面得以彰显和表征。

　　一、传统辩证法与有效性命题

　　小说开头部分有两个细节值得分析：一是乡村间的械斗，一是月桂的缠足/放足。乡村间的械斗，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多有呈现。比如说高云览的《小城春秋》（1956），主人公剑平的父亲就死于村与村之间的某次械斗。《家山》并没有采取常见的用阶级仇改写家族恨的做法，比如《小城春秋》中剑平和杀父仇人的儿子李悦成为战友就是这种表征。在《家山》中，村庄与村庄之间的械斗演变成舅舅同外甥之间的搏斗。混战中，外甥德志缠住了舅舅四跛子，捉对厮杀，舅舅无奈之下杀死了外甥。外甥一句话：“今朝没有舅舅外甥，只有陈家舒家”，使得沙湾和舒家坪的械斗，变成了舅舅与外甥的互相伤害。外甥的逻辑很明显，宗族认同要高于甥舅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内外有别的逻辑。应该说，这种逻辑在古代并没有什么问题，是“单系的差序格局”的表征：“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的。如果事业小，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应付，这个家也可以小得等于家庭；如果事业大，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担负时，兄弟伯叔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在这种格局里，同宗是纵的关系，而舅甥是横的关系，两者是有差别的；只是做外甥的太过死脑筋，转不过弯，以致白白送了性命。不难看出，乡土中国特别重视内外关系的区分和确立，舅舅和外甥虽然血缘相近，但因为分属两个村庄（或宗族），他们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外部关系。革命历史小说传统，则是试图打破这种内外区分，以一种覆盖范围更广的阶级认同取代和超越家族认同。

　　村与村之间的械斗，还在李师江的《黄金海岸》（2022）中有所呈现。但《黄金海岸》中的渔民大多固守传统道德，村仇很难调和。村与村之间的矛盾持续发酵，最终演变成李师海的父亲被邻村设计杀死。可以说，现代法律在面对传统伦理造成的一些冲突时都束手无策。只有那些新式渔民，诸如李师海、陈立春，才能跳出村与村之间宿仇的恶性循环。他们是现代之子，现代化的建设热情，促使他们超越宗族的羁绊和束缚。《家山》的械斗，发生在民国初期，民国政府以法律的形式介入了械斗引起的杀人事件。县知事刘子厚的判决是“舒家坪寻衅滋事”，舅舅被判“无罪”。案件虽然结束了，但矛盾也埋下了：村仇变成了个人恩怨。如何破解这种矛盾呢？小说采取的是这种做法，即四跛子再生一个儿子，送给了姐姐喜英以代替死去的外甥。应该说，四跛子与他姐姐的逻辑与外甥德志的逻辑并无二样，他们都是要确立内外亲疏关系：四跛子把儿子送给了姐姐，儿子和他就变成了甥舅关系。

　　月桂的缠足/放足也是这部小说的关键点之一。桃香自己是大脚，但却不愿自己的女儿月桂也是大脚。因为身处深山老林，远离市井，桃香得以保存了大脚；但即使如此，大脚仍然耽搁了婚嫁，所以她极其反对女儿放足。有意味的是，桃香的天足是自然天性的表现，但她却以此为耻，因此百般阻挠女儿的放足，结果导致女儿的半残疾——几经缠足、放足，月桂的脚已明显畸形。不难看出，桃香的思想中很有传统思想的异化成分。这说明，当女性的视角或思想没有打开或放开的时候，解放她们的身体意义终究是有限的。解放了她们的脚，但她们的心却仍是受封建思想禁锢的。月桂缠足/放足的过程，虽然也有时代的解放的意义，但月桂终究是旧时代的封建女性，半残疾的脚既严重影响了她的婚姻，也给她的人生和心理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她最后出家当尼姑正说明了这点。可见，只有当身心两端皆解放的时候，身体的解放才是有意义的。

　　小说以这两个情节开头，别具症候性和象征意义。这两个情节其实是提出了传统的辩证法和有效性问题。传统的辩证法表现在，传统制造了矛盾，村与村之间的械斗，就是传统的痼疾所在；传统也能消弭矛盾，四跛子把自己的儿子送给姐姐就是明证。在法律上，械斗有了解决的方案——沙湾胜诉，舒家村败诉。但在伦理上，舅舅杀外甥是有亏欠的。这是法律和伦理的冲突，也是现代规则与传统秩序的冲突。小说并没有让村庄间的械斗往后演变——矛盾愈演愈烈，而是在伦理上为其设想了解决之道。村庄械斗是传统宗族矛盾的表现，传统宗族矛盾需要由传统伦理加以解决。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叙述者的倾向。作者提出了传统矛盾的解决之道这一命题：传统能否解决传统的问题？四跛子杀死外甥，然后把儿子给姐姐是其中的一种解决之道。但对于月桂的大脚就不行了。桃香因为生活在深山里，传统桎梏不严，所以就没有裹成小脚，但也因此导致她的晚婚。这样一种创伤，在她嫁到沙湾生下女儿月桂后，就想要在月桂身上得到弥补，所以她坚决逼月桂裹脚。但她恰恰忘记了，她的认同感和尊严的得来并不是源自传统，而是源自现代。丈夫杀死外甥，她去应诉并获得成功，这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桃香自己成了传统的牺牲品，反过来又要女儿也成为牺牲品。何其悲也！月桂的悲剧让人明白一点，传统的痼疾的破除，既需要制度上的新的保障，也需要有观念的更新。

　　二、乡村社会的稳定性与现代社会的多变性

　　小说以村仇开始，似乎预设了某种期待。个人恩怨、族内矛盾、村仇和外部世界之间，彼此连接在一起。这是一条路径，在这个连接点上，有各种发展的可能。贾平凹《山本》的做法是，把地方宗族矛盾和个人恩怨置于政党政治的框架内表现，三者之间的关系虽错综复杂，但其实有着相对简明的呼应关系。个人恩怨和地方宗族矛盾，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外部政治的变迁中。某种程度上，《山本》仍旧延续的是《白鹿原》的“翻烙饼”的写法。这是典型的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做法。虽然说贾平凹和陈忠实也尝试或努力写出具有传统优秀品格的主人公形象（《山本》中的陆菊人和《山本》中的朱先生），但因为传统品格与现代政治之间是一种彼此隔绝的关系，小说显示出了无法化解的内在矛盾。

　　与他们都不同的是，《家山》的作者尝试在现代政治和传统文化之间架设桥梁。外部的政治虽然不可避免地介入和影响到乡村社会的现代变迁，但政党政治和传统文化并不是彼此颉颃或互不包容的关系。首先，现代政治与乡村秩序之间并不总是一一对应或一一决定的关系，其中的复杂性需要具体分析。以前小说中典型的做法是，把乡村秩序与现代政治对应或对立起来。这都是简单化的处理。乡村社会在现代进程中毫无疑问会受到现代政治的影响，但乡村社会凭借其自身的伦理、宗法制度也具有自己的运行逻辑，两套逻辑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关系。其次，如果外来的政治本身也是前后矛盾或变动不居的状态的话，那么它对乡土社会的影响就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即外来社会的变动性越强会反过来促成传统中相对稳定的一面的重要性越加凸显。小说中县长的频繁变动背后就表明了国民党政策的不统一。县长的不同个性和不同倾向，反映的是现代政治的复杂性。这些都使得乡村社会的稳定性命题被提出。再次，乡村社会自身的自足性。这种自足性表现在宗族制度和传统品格等方面。乡村社会的治理具有二重性，即宗族制度和现代政治的二重性。当现代政治不符合或表现出明显的偏离的时候，宗族制度就会起到很好的纠偏和稳定的作用。小说中陈扬高就是典型的代表，他早期加入农会，后又加入国民党，当了保长。他的行为较为激进，始终与外面社会的政治环境保持一致。这就导致了他同沙湾村宗族制度之间的矛盾冲突。但小说并没有沿着这一条道路设计情节或发展故事，小说呈现出宗族制度和现代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陈扬高虽然投身政治，但终究是生活在宗族社会，宗族制度的规定性构成他的行为的重要参照。即是说，他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政治人”，他常常摇摆不定。这种不彻底性，使得他仍旧要以宗族制度的规则处事。这样一来，陈扬高同沙湾村里其他族人或村民的矛盾就并没有演化成泾渭分明的对立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融关系。因此某种程度上，陈扬高既可以看成乡村社会的破坏者（现代政治介入乡村社会的代表），又可以看成乡村社会对抗外来社会的抗争者，随着具体情况的变化，两种角色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这样来看，就会发现，沙湾的政治结构很有特色。表面看来，是三足鼎立的结构。沙湾的政权由三人组成：村长修根，道士出身；保长扬高，凭借农会委员的名义介入乡村社会并迅速掌权；齐树，乡村册书知根老爷。在这当中，扬高的权势似乎很大，但细加分析便可看到，大凡发生在沙湾村的重大事情，比如说沙湾与舒家村的矛盾、保护抗日烈属、乡村的税赋上缴等，背后多有佑德公和逸公的潜在影响。他们之所以能潜在地影响沙湾村的历史走向，是因为沙湾村有一套相对稳定和持续的传统。比如说齐树，就是知根老爷世家，他保管着附近各村的鱼鳞册，县政权曾一度逼迫齐树交出鱼鳞册，都被成功抵制。保长扬高虽然做派激进，是实际的沙湾领头人，但很多重大事情的解决还是有赖于宗族。这就是乡村社会的独特性。这里还提出了乡村社会的稳定性这一命题，乡村社会的稳定性也是与现代社会的易变性连接在一起的。从个人之间的冲突、村仇、家族矛盾、党派之争到国恨，其中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王跃文认识到了稳定性和易变性的共存及其两者的颉颃关系。县长更替频仍，这是变的一面，联系着外面的世界。县长的变动造成了县城与乡村的关系的改变，这既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再塑造。外来社会的变动，对于相对稳定的乡村社会同样也可能是一种再塑造：如何在变动的政治变更中重塑自己，就成为一个问题被提出。这一问题是与如下对立关系相符合的：变动的政权结构与不变的乡绅精神。这种不变的乡绅传统，一旦与现代政党的现代性联系起来，被激活并得到有效动员，便会焕发生机。

　　那么，该如何重塑？是紧跟外来社会的变动而改变自己吗？扬高所要做的似乎就是这样。显然这是作者/叙述者所要批判的。扬高的摇摆不定和最后的反抗就证明了这点。固守传统可否？显然也是不够的，就像桃香固执地给女儿月桂裹脚，在现代社会肯定是行不通了。逸公老儿把家里的房子送给扬高一家住，就可以看成某种清醒态度的表征，因为他深深意识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之势不可挡。让房子的背后，就隐含了这一清醒的认识；但叙述者也意识到，现代社会有其纷乱不堪的一面，这从扬高一家入住后把逸公家弄得乱糟糟就可以看出。因此，如何在这种纷乱之中重建秩序，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小说中，逸公和佑德公都急切地意识到了这点；但对于如何重建，他们其实也是颇为茫然的。

　　三、传统与动员

　　某种程度上，王跃文的小说写作，正回应或者说描述了乡村秩序与现代政治如何有效沟通这一难题。沙湾村的故事讲述了当以人民立场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以后，才真正实现了乡村社会系统同国家行政系统的有效结合，而不是分离、冲突和决裂。此时，传统社会的优良品质，及其“教化”“礼俗”和“自力”之功能，才能充分彰显并得到重铸。

　　罗伯特·芮德菲尔德曾提出过两个传统的说法，对理解这点颇为有用。“在某一种文明里面，总会存在着两个传统；其一是一个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一个由为数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小传统。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芽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的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在罗伯特·芮德菲尔德那里，两种传统似乎是彼此隔膜、难以沟通的。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论，两个系统的区分其实十分勉强，因为庙堂文化常常是深深植根于“农村社区”的。不难看出，芮德菲尔德的两个传统说没有注意到有效联结两个系统的可能性。

　　传统的命题，在现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中有集中呈现。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中，传统要么是以挽歌的形式存在（诸如《腊月·正月》《鲁班的子孙》等改革小说，或《最后一个渔佬儿》《小鲍庄》等寻根文学作品，或《寻访画儿韩》等市井小说，或汪曾祺所建立的小说传统），要么被作为文明的对立面——愚昧——而加以去除（如冯骥才的《三寸金莲》《神鞭》），鲜有重构传统并获得成功的作品。陈忠实的《白鹿原》试图重新激活儒家传统，但最后发现，这种努力终究难以实现。《白鹿原》尝试的失败告诉我们，绕开政党政治的框架以重新激活传统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传统的重新激活，需要在现代政党政治的框架内才有可能。《家山》中，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有效组织和动员下，传统重新焕发生命力。挽歌式的传统叙事之所以盛行，可能是因为那些小说的作者人为地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划出了泾渭分明的界限。而事实上，当传统仅停留在个人自我的修身与齐家（即美好品格或优良家风），或单方面的家国情怀时，这样的传统也常常是柔弱无力的，传统的再生并获得蓬勃生命力是需要有现代政党的组织动员的。近现代以来，传统的失去效力，很大程度上与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密不可分。古代社会中，几者之间往往是内在统一的，彼此相互关联，但是这样一种统一性在现代性的冲击下，遭遇了危机和挑战。概言之，就是修身和齐家，与治国和平天下，彼此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且越来越难以弥合。

　　某种程度上，《家山》所呈现的正是传统的重铸和几者关系的弥合这一过程。关系的弥合表现为家国情怀、民本思想、劳动美学、实干精神和个人修养的内在统一性。这在佑德公身上有集中体现。佑德公并没有遵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原则，他可以说是宠辱不惊，常常为沙湾村的事奔走于乡村与县衙之间，而这些事，大都是与己无关的，也不仅关乎村社宗族。《家山》充分显示出了乡土中国美好的一面，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家国情怀。传统文化中宝贵的一面就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一种凝聚力和询唤，农闲或处在清明世界时并不彰显，弥散在各个人的言行中；一旦国家需要便会彰显出来。小说中，这一家国情怀，表现在沙湾大部分村民的言行中。比如说扬卿，他不愿意给国民党政府办事，但一旦所从事的事诸如兴办新式村学和兴修水利有益于民众，他就会义不容辞地站出来，且不计个人得失。第二就是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一种超越身份属性的仁爱精神的体现，表现在影响沙湾村的重大事件当中，比如说佑德公不顾自身承担的风险，暗中保护抗日烈属的行为。第三是劳动美学和实干精神。佑德公身体力行，自己能做的农事尽量自己去做，他又颇有商业头脑，开通且很实干，不故作清高。第四是个人修养。表现在佑德公和逸公身上，他们都很注重个人修养，行止谨慎和节制，都对自己要求很高，同时又包容他人，宽以待人。

　　如果说传统的重铸只是聚焦于两位衰朽的老人身上，这样的传统终究只是挽歌。小说《家山》显然在这方面有自己的尝试。传统的生命力集中体现在承继和询唤两方面。就承继而言，最典型的莫过于义仆有喜。有喜是孤儿，被佑德公收养。可以说，也是佑德公重新塑造了有喜。有喜从一个孤儿成长为一个有情有义、有是非观和担当且人际沟通能力强的人，都有佑德公的功劳在。有喜的形象，某种程度上就是佑德公形象的延续。询唤关系，在佑德公和儿子劭夫之间有所呈现。佑德公不知道劭夫是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对劭夫的所作所为是有严格要求的，那就是要对得起列祖列宗并遵守做人的准则，这“人”的内涵里面体现了儒家的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样，劭夫对其父佑德公也有一重询唤关系存在。那就是劭夫作为一个能指——他在小说中常常是缺席的，只能通过只言片语和道听途说显示他的存在，但就是这样一个所指常常不明的能指，构成了佑德公行止的重要参照和镜像关系。两者彼此影响，相互生成，典型的例子是贞一，她想去长沙读书，就是因为有哥哥劭夫的支持，才获得了父母的同意。

　　虽然说家国常常是同构的，但这种同构关系是一种自我的想象方式，家与国之间相隔很远。就像冯友兰说，这是因为“中国人在旧日之所以是如此者（即只有家族观念，没有国家观念——引者注），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是中国人，而是因为在往日中国人是生产家庭化底社会中底人。”要想完成这一转化既需要现代生产方式的变革，也需要现代政党的有效动员。相比“生产家庭化底社会”，现代政党能有效地动员民众以完成国家的建设和战争之需。所不同的是，国民党采取的是强行和逼迫做法，比如说强行征兵和强征租赋两端。小说中有抓兵的情节，村中有一个二流子五疤子，以代服兵役作为生意。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沙湾村有十多户村民，偷偷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队伍。五疤子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家国分离的象征。这种情况，自然遭到村里佑德公等老人的反对。但其实，他们又很矛盾，逃兵役在他们认为是不应该，但为国民党这样腐朽的统治服务他们又心有不甘。在五疤子那里，个人与国家是分离的，他可以为家族服务，但不愿为“国家”服务。这说明，在他的眼里，国民党治下的中国，是一个个人与国家相分离的存在形态。国家构成对个体的压制，相反，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追求的是个体与国家的统一，建立在最基本最广泛的认同基础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动员才会有最大效果。五疤子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个体，传统礼教和宗族伦理规约不了他，国民党的现代政治也对他无能为力，但是正义战争淬炼了他，使他改邪归正，他后来跟随劭夫参加抗日战争即是明证。五疤子的被规训，正可以看成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的标志，也可以看成对传统家国伦理的再造的表现。

　　结语

　　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家山》中的沙湾民众，其国家认同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正义战争的展开，小说所提出的国家认同命题是与现代战争、传统重铸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中国人的家国认同其实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传承的某种呈现。小说结尾，劭夫革命成功归乡，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祭拜祖宗。“拜祖宗”这几个字，从佑德公的嘴里说出，而后得到了劭夫的呼应：“是的，新天新地，可以告慰祖宗了！”这种呼应里面，体现了对传统的充分尊重，更暗含着对传统与当代之间内在关联的确认：革命成功，既是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业，也是优秀传统的当代传承。小说借贞一写给远在他乡的女儿的信，做了如下归纳：“自你祖父、舅父、父亲，到村中诸先进，如你齐峰叔、克文叔等，或为乡中贤达，或为英雄壮士，皆大丈夫也。最可感怀者，每遇家国急难大事，乡亭叔侄皆慷慨踊跃，极少宵小为乡人不齿。……明德尚义，崇贤向善，为沙湾乡人之传统。”《家山》以宗族为单位，思考传统优秀文化的重铸，涉及现代社会中变与不变的命题。贞一离乡四十六年，晚年“终老家山”，体现的正是对这种不变传统的高度肯定。现代社会的变动不居，对传统是一个冲击，但也是浴火重生的机遇。如果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充分激发并建构了国家认同，最终实现了家国情怀的现代重构的话，那么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和文化自信的逐渐养成，优秀传统文化的重铸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李洱的《应物兄》也涉及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的重铸问题，但因为儒家伦理与现代商业逻辑之间的对立关系，李洱的尝试终究以失败告终（矛盾最终无法解决，小说结尾让应物兄在一场意外的车祸中丧命）。但这一命题并没有失去其价值。诚如郑永年所说，中国正经历从“经济的思考”向“文化的思考”的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正逐渐被挖掘和重构。相比《白鹿原》和《应物兄》，《家山》中的传统重铸命题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和立足点，据此，也就可以很好地解决传统文化的重构和再造的难题。这可以说是《家山》独有的贡献。

　　《家山》提供了另一个思考的点，那就是家庭关系和家风的传承。小说特别重视家风，尤其热衷于追根溯源，以寻找、确认和强化家族的核心价值观。比如说佑德公一家，其祖先是明勋公、敬远公，再就是佑德公，然后就是劭夫、贞一，再加上养子有喜。这一脉相承下来，都是品质高洁纯正的人物。在《家山》中，家风的持存塑造了家族成员间相似的倾向和认同，而不像《老生》或《白鹿原》，总是要在同一家族内，设置兄弟姊妹自相残杀。《家山》中，显然没有这种人物关系配置。佑德公一家之外，逸公一家也是如此。其子扬卿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他的爱人是共产党员，他的几个兄弟也都同情共产党或倾向于共产党。这两家中，各家庭成员之间不仅倾向相似、德行相仿，而且也都关系和睦，之所以如此，都是因为有良好的家风的长期浸染和影响所致。对作者而言，所谓传统的重铸，首先是以家庭作为单位的，并以家风的传承为依托。虽然作者是以宗族——沙湾村就是一个大的宗族——为切入点，但落脚还是家庭单位。即是说，这是以家庭和家风为依托，展开传统的重铸和再造的尝试的。良好的家风是一种纯正修养，具有仁者爱人的品质。这里的家风，既是家族品格，因而也可以理解为家国品格，家国同构在这里得到了体现；家风同时又与个人修养有关，因此家风又可以看成个人品格修养的传承。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传统是与经验问题密切相关的，经验的失效必然带来传统的失效。如若按照本雅明的观点，现代社会的到来必然导致经验的失效，但也会提出经验的重构这一命题。同样，在吉登斯等人看来，经验对于一个社会的稳定和身份认同的建构十分重要。这就提出了经验的重构问题。传统是社会中的持久有效的经验，因此，经验的重铸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传统的重铸了。

　　《家山》主要从家族的赓续和优秀家风的传承等层面展开思考，其提出的命题既具有地域性——小说有着浓厚的湘湖文化的底蕴；也深具时代性和现代性内涵——小说把一个村庄的变迁置于时代的影响下展开叙事；同时也具有超越性——小说尝试把家族、家风和村庄的历史结合起来，以作为讲好中国故事、思考中国命题的路径；可以说，小说较为成功地完成了讲述什么和怎么讲的结合，如此种种，都一再表明，《家山》乃近些年来非常难得的一部作品，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