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的《家山》是一部具有浓郁地方风情的史诗性作品。小说取材于作者故乡湖南溆浦，以一个村庄和一个家族为中心，讲述了陈家五代人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三四十年间的历史，在时代的巨大变迁中为我们再现了民族生活的变化，在整体上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既雄浑壮阔又细腻入微的风景画与风俗画。在巨细无遗的地方志式书写中，蕴含着作者对民族生活、民族精神与民族美学的深刻体悟与思考。“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家山》是一部描述南方生活的史诗。

　　与《红旗谱》《创业史》等革命历史小说注重阶级意识的成长不同，《家山》注重从家族的变迁中描绘民族生活的整体变化；与《古船》《白鹿原》等家族史诗描述的北方生活也不同，《家山》描绘了南方宗族生活独特的组织与运作方式；与描述南方生活的《山乡巨变》《三家巷》等相比，《家山》同样描写了南方的独特风景与风情，但《山乡巨变》《三家巷》也属于革命史诗，注重阶级意识，《家山》则更主要从家族的视角去描绘与呈现。在上述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地方独特风情的描绘上，《家山》更接近于《山乡巨变》，而在整体描述民族生活与精神的变化上，《家山》更接近于《白鹿原》。但在美学风格与艺术呈现上，《家山》也与《山乡巨变》《白鹿原》不同，它并不追求现实主义与典型化的方法，而主要是以散点、白描的方式塑造人物群像，在这一点上《家山》更接近《红楼梦》《金瓶梅》等传统中国小说的方式。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比较，以下我们详细展开。

　　一、家族意识：传统与现代

　　《家山》的开头便将我们引入了一个舅舅杀死外甥的亲情悲剧，沙湾村民和舒家坪的村民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械斗，舅舅四跛子前一刻还在招待外甥喝酒，但外甥舒德志却跑出去参加械斗，作为舒家坪的一员疯狂砍向沙湾人，甚至遇到舅舅也要砍杀。舅舅几次放过他，他仍然扑来，舅舅在万般无奈下只好将杀红了眼的外甥给“剁了”。他们的甥舅关系本来可以将沙湾与舒家坪两个村庄联系得更紧密，但却因为“今朝没有舅舅外甥，只有陈家舒家”的家族意识，导致了这一令人痛心的结果。

　　家族文化源于儒家文化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塑造，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组织形式，家族意识也构成了传统中国人最为重要的自我认同。近代以来，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中国人才开始在对家族意识、血缘意识、地方意识的克服中，逐渐发展出了更广泛的自我认同和崭新的自我意识，正是有了这些新的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中国人”和“中国人民”才形成了一个整体，最终渡过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也奠定了新中国的思想意识与社会结构基础。但家族文化与家族意识在中国毕竟源远流长，已经构成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核心部分，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伴随着政策的调整与经济的发展，逐渐成为社会意识和自我认同的重要部分。这一点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逐渐发展出一种以家庭、家族为单元或核心的叙述模式，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到《浮躁》《古船》《平凡的世界》，再到《白鹿原》，以一个家庭、家族及其中人物的命运沉浮为小说结构的主线，反映时代或重构历史，成为当代文学叙述的主流模式，甚至也成为当代影视剧的主要模式，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人间正道是沧桑》等，都是以家族故事来讲述中国故事。

　　从文学史的脉络来看，从五四新文学逃出家庭（《伤逝》）、逃脱家族（《家》），到后来阶级伦理对家庭伦理的取代（《红灯记》），再到新时期“伤痕文学”对家庭的回归（《伤痕》），中国文学走过了一个轮回。早期家庭和家族被视为一种束缚，是走向现代自我和现代社会必须克服的障碍，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一种新的现代的自我意识与阶级意识。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家族不再是当代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家族意识也不再是当代中国人最重要的自我认同，家族文化只是在私人领域与情感领域起到相互连接的作用，家族作为一个共同体，其认同也逐渐从大家族走向小家族、核心家庭。一个例子是，伴随着“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等现代观念的实践与法律上的保障，当代中国文学不再像《红楼梦》《金瓶梅》那样要面对和处理家族内部的主奴、妻妾、嫡庶等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伴随着社会改造已消失在了历史深处。

　　从历史的角度看，家族意识的衰微及其现代化进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传统中国人认同忠孝，最艰难的选择是“忠孝不能两全”，但现代中国人更强调独立自主，相对于家族更注重自我，其社会认同也突破了家族、血缘和地方而具有更广泛、更现代的普遍意识——革命的理想主义、对民族国家的认同、现代的公民意识和平等意识等。但如此剧烈的转折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在历史中如何展开的？不同时代的作家做出了不同的探索和艺术呈现。在巴金的《家》中，觉慧受到新文化的影响逃出了高老太爷所象征的家族，而觉新作为长孙则在传统伦理与现代文化的夹缝中自我折磨。在杨沫的《青春之歌》中，林道静逃出了地主父亲的家庭，历经波折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萧红的《生死场》中，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在真实面对日寇的烧杀抢掠时，村民才艰难地克服了家族意识和地方意识，逐渐萌生了民族的整体意识。

　　新时期以来，《白鹿原》开创了家族史的叙述模式，以白嘉轩、鹿子霖两个家族及其子女的不同人生选择与命运沉浮为核心，讲述现代中国的故事。这部作品突显了家族意识并展现了父、子两代人之间家族意识的差异与转化，白嘉轩、鹿子霖、鹿三是在传统家族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而他们的子女则走向了现代——鹿兆鹏和鹿兆海、白灵和白孝文分别参加了不同的政党，黑娃先当土匪后成了朱先生的信徒。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的化身，田小娥则是宗法文化的反抗者，在小说中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不同的传统侧面与各样的现代道路纠结在一起，为我们还原了传统中国在现代转型初期混乱复杂的画面。雷达先生指出：“《白鹿原》终究是一部重新发现人，重新发掘民族灵魂的书。”老一代评论家陈涌先生也在“反封建”的主题和“一个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直面现实的艺术勇气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的意义上对《白鹿原》进行了积极肯定。

　　《家山》与《白鹿原》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所选择的都是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这个时期，同样以家族史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同样塑造了一个意蕴丰富、底蕴深厚的艺术世界。不同之处首先在于两者“讲述故事的年代”不同。在陈忠实的创作谈《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创作《白鹿原》固然受到当时的“文化热”及“文化—心理结构”等学说的影响，但同时也受到《百年孤独》等拉美文学的影响，所以《白鹿原》多用充满现代感的长句，在具体内容上，他塑造的白嘉轩形象、大儒朱先生及其关于“翻鏊子”的说法在当时的语境中颇受争议。但在注重讲述“中国故事”的今天，《家山》更贴近乡土和民俗，小说多用短句子，也多用方言，充满独特地域风情的方言土语构成了《家山》艺术上的特色，小说中的佑德公、逸公等家族长者是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也属于乡绅，但他们在当前的语境中并未遭到白嘉轩、朱先生当年的非议，而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美德的化身受到称誉。

　　其次，两者虽然都以国共两党的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为线索或节点，但《白鹿原》更注重时代大事与人物命运的转折，《家山》则更注重民间世俗生活的原生态呈现，小说中对陈氏家族内部错综复杂关系的呈现，以及对桃香等充满民间智慧和鲜活气息人物的塑造，显示了作者对乡村生活内在肌理的深刻把握。更重要的是小说中还增添了扬卿这条实务派的线索，他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回乡闲居，在县长的劝说下开始勘探、测量，兴修水库，造福乡里。他不拿工资，自备干粮，风尘仆仆奔走在大地上的形象，既是独特的，也是动人的，这个务实的建设者形象在此前的文学作品中尚不多见，更很少能作为一条独立的线索，作者将之与诸多斗争的线索并立，在战争的环境中更突显了建设的可贵，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发现。

　　最后，两者虽然都书写了家族文化的现代转型，但《白鹿原》重点写的是断裂与背叛，而《家山》重点写的则是传承与转化。在《白鹿原》中，父子之间充满了激烈的矛盾与冲突，白孝文、白灵背叛了白嘉轩的期望，鹿兆鹏和鹿兆海也背叛了鹿子霖的期望，黑娃更是违背了鹿三的做人原则，这些巨大的冲突与内心撕裂形成了这部小说苍凉悲壮的整体风格。但在《家山》中，却并不存在这样的激烈冲突，父子之间关系和谐，村民和善，扬卿为全县水利竭尽全力，四处游说奔波，也得到其父亲逸公老儿的肯定。佑德公的儿子劭夫参加北伐，在战争的间隙也与家里书信不断，即使回到乡里也遵循着沙湾的公序良俗，小说写他第一次回乡时的情景：“劭夫的马毛色油光水亮，马蹄踩在石板路上叭嗒叭嗒响。他把大盖帽子取下来，招呼正在薅田的乡亭叔侄，都讲班辈规矩。碰着几年不见的，个子长高的伢儿，劭夫就问：‘你是哪个屋里的？’见着班辈高的伢儿，哪怕四五岁的，劭夫也要躬身招呼：‘儿儿叔，我还没见过你哩！’”在这里，作者的处理方式是弱化父子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家族内部与村民内部的矛盾、新思想与旧秩序之间的矛盾，而呈现出一种美好的乡村图景。

　　二、南方、家国与生活史诗

　　但是在《家山》中，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作者塑造的佑德公虽然仁义和善，但同时他也是村里最大的乡绅和地主，佑德公与有喜主仆二人之间充满善意，一个慷慨大方，一个知恩图报，他们就像《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和鹿三一样，一个是“最好的族长”，一个是“最好的长工”。但是，他们在社会关系上仍是主人与奴仆的关系，在生产关系上仍是剥夺者与被剥夺者的关系。如果说《白鹿原》中鹿三的忠诚勤勉具有一种悲剧性的力量，那么《家山》中有喜的勤奋踏实则具有一种蓬勃朝气，这是在旧道德与旧秩序中萌发的新生的力量。小说中值得关注的还有齐峰这条共产党领导斗争的线索，这条线索若隐若现，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才逐渐突显出来。如果与《白鹿原》中鹿兆鹏、白灵的线索相比，这条线索在书中所占的分量有所削弱，如果与革命历史小说如《红旗谱》《青春之歌》等相比，其分量更是大为弱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文艺主潮，每个作家也都有自己的艺术敏感点，王跃文的《家山》更注重从道德伦理、宗族文化、乡俗民情的角度呈现沙湾本土经验意义上的真实，或者说相对于本质意义上的“真”，或许作者更想呈现出心目中理想的“善”与“美”。

　　而正是这一点让作者观察与思考问题的坐标系发生了转移，于是小说聚焦的更多是佑德公与劭夫、逸公与扬卿、齐峰与杨高等人物，是这个家族在时代大潮中对传统美德的坚守，是风俗民情、家长里短、烟火人生。如果说《白鹿原》在当时的语境中突显了儒家文化的价值，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历史的一个新视角，那么《家山》则为我们描述了坚守传统价值的一个美好乡村及其在现代大潮冲击下的传承，而这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在当代该如何传承等重要问题。但这里的一个悖论是，传统文化与传统中国并无力应对现代世界的挑战，在现代中国文化所奠定的整体社会结构中，传统文化失去了社会组织功能，而只是在文化领域发挥功能，在相对落后的乡村发挥其实质影响。但伴随着我们在现代化之路上越走越远，我们又会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彷徨，对传统文化泛起“乡愁”，传统文化中那些专制压抑落后的部分如等级制、男尊女卑等，因我们不再感同身受而不再敏感，而那些美好和优秀的部分反而会得到放大，尤其在面临现代化和现代性冲击之时，更成为了中国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在《家山》中，我们便能看到这样的美好画面，这些画面之所以美好，既来自历史与地方志，也来自作者在面对当下时代问题——不断加速的现代化和现代性——之时对传统文化和传统中国的想象与重构。

　　在小说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对风景画、风情画、风俗画的倾心描摹，其中浸润着作者对家乡故土的深厚情感，正如《山乡巨变》区别于同时代的《三里湾》《创业史》之处，就在于它所描绘的风俗画及其内蕴的抒情性，在《家山》中也呈现出了不同于北方的风景与风情。

　　这首先体现在南方的山川河流等自然风貌上，小说在卷首就写到了环境：

　　东边齐天界不远不近，隔着万溪江，

　　山重着山，起起落落，没入云天。

　　南边的山越远越高，

　　万溪江是从南边山里流下来的。

　　北边的山在更远的地方，

　　人在沙湾只望得见远村的树。

　　这段诗歌一样的文字出现在小说的卷首，类似于《浮士德》前的序诗，但我们阅读时不知道作者是原创还是引用，不知其用意所在，感觉略有些奇怪，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被溪流、山川、树木环绕的村庄。读到小说的正文，我们才发现这段“诗歌”是小说开头的一部分，在小说的第一节第三段，作者写到，“从柚子树下望过去，望得见西边青青的豹子岭。豹子岭同村子隔着宽阔的田野，田里长着麦子和油菜。山上有很多野物，有狼、熊、豺狗、狐狸、野猪、野鸡、松鼠、野兔、黄鼠狼，凡叫得出名字的野物，山上都有。村里人到山里去，手上都会拿着家伙。东边齐天界不远不近，隔着万溪江，山重着山，起起落落，没入云天。南边的山越远越高，万溪江是从南边山里流下来的。北边的山在更远的地方，人在沙湾只望得见远村的树。”对比一下，我们可以发现，上述序诗与此段文字的后半部分是相同的，看来是作者从中抽取出来，并予以分行排列的。“序诗”这一形式本身，既是一种强调，也是一种整体性的抒情，蕴含着作者对“家山”的深情。从具体内容来说，我们在序诗中可以看到万溪江和东、南、北三个方向的山峦，但结合上引段落，我们可以发现西边还有“青青的豹子岭”，如此看来，小说中的沙湾处于山重水复之中，这是南方特有的自然风貌，与《创业史》《白鹿原》的塬上风光，以及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等北方风光迥然不同，而与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中的清溪村、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有着颇多相似之处。

　　其次在小说中所描述的民风民俗不同。比如小说第四节写的有喜卖鸭仔和送鸭仔的一段，就是北方很少见到的，“有喜担着抱鸭蛋出门，一路看着鸭仔啄开蛋壳，颤颤晃晃地出来。 鸭仔绒毛先是湿的，慢慢就干爽了。出门时挑笼里都是蛋，走上几个时辰鸭蛋全变成鸭仔了。 有喜耳朵很尖，鸭仔啄壳的声音，他听着心上快活。 小鸭仔叫起来‘欢欢欢欢’,不像小鸡那样‘叽叽叽叽’的。有喜从竹园卖过去，绕着豹子岭走到县城，穿过十几个村庄，再从舒家坪回沙湾。走到舒家坪，已是下半日，三百多只鸭仔就只剩下六个了。有喜径直走到桂老儿家喊门：‘桂公公，福公公喊我送几个鸭仔给你。’桂老儿听见打喊，忙迎出来，说：‘那还要得？要给钱的。’”其中对鸭仔诞生过程的描述，以及乡村民间伦理的展示都带有独特的地域和时代特点。

　　最后小说中所写的村落文化与家族文化不同。如其中关于坟山、祠堂的描写，“坟山青松界是族上的”，“坟山青松界是禁山，寸草都不准动。坟山之外都算柴山，但上头的大树也不准剁，松树、杉树、樟树、枫树都是禁了的。村上人守规矩，谁也不敢动禁树”。关于祠堂，“祠堂楼下左厢做教馆，右厢仍是族上谷仓。私塾过正月十五才开学，教馆正空着。日里看戏，有自己扛凳来的， 有搬教馆凳子的。搬了教馆凳子，看戏过后都原样搬回去。今日的戏还没开演，乡亭叔侄饭吃得晏，唱戏的还在慢慢装扮”，“依老规款，女人是不许进祠堂的。 辛亥以后讲男女平权，才有女人进祠堂的事。但乡下人仍守着老规款，真敢进祠堂的女人到底不多。”北方虽也是土葬，但并没有坟山，虽也有祠堂，但较之这里的描写却更加庄严肃穆，对比一下《白鹿原》中关于祠堂的描述即可清楚。传统中国文化在不同地域有其不同的特色，《家山》的可贵之处在于写出了传统文化在南方的形态，作者对地方性的生动描述丰富了“家国”的内涵及其统一性，对民间生活形态的细腻呈现生成了一种生活史诗。

　　三、民族精神与美学的重构

　　在小说的美学上，《家山》采取了网状结构、散点叙事、方言叙述以及絮语、白描、闲笔等艺术手法，总体呈现出一个苍茫而又细腻的艺术世界，它并不借助现实主义与典型化的方法突出某些人与事，而类似于《红楼梦》《金瓶梅》等传统中国世情小说，在生活流式的叙述中展现大时代转型中的常与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部小说继承了传统中国小说美学并进行了新的探索，其中体现出的民族美学与民族精神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

　　与《红楼梦》《金瓶梅》相似，《家山》几乎从不展现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以作者的叙述与白描展现小说人物的生活网络与生活世界。但不同的是，《红楼梦》《金瓶梅》中有中心人物与中心事件，在《红楼梦》中是贾宝玉与贾府的兴衰，在《金瓶梅》中是西门庆及其家庭的兴衰，但在《家山》中却并没有中心人物与中心事件。小说中有主要人物。即我们上面提到的佑德公与劭夫、逸公与扬卿、齐峰与杨高，但却并没有中心人物。小说中有主要的事件，诸如械斗、交租、战争等，如果概括一下就是时代的巨大变迁或文化的剧烈转型，但也并没有中心事件。这在阅读上造成的一个效果是，读者无法跟随小说主人公“体验”文本中的事件与生活世界，而只能跟随作者的眼光“观察”这个世界。这在整体效果上便会带来叙述散乱、不集中的体验，读者可以感到小说什么都写到了，甚至有一些独特的新发现，但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却没有充分突显出来。从作者的角度来说，“时代的巨大变迁或文化的剧烈转型”这一主题，相对于传统中国文学中常见的盛衰荣辱，是一种全新的或未知的主题，也并不全然体现在某一人或某些事上，作者需要从整体上勾勒出这一变迁或转型的脉络与细节，画出一个“总略图”，在叙述重心上便难免会有分散。与同样面对这一主题的《白鹿原》相比，我们可以发现《白鹿原》中的人物似乎更加生动、鲜活、立体，之所以如此，或许在于《白鹿原》更聚焦于主要人物的刻画，而《家山》则更聚焦于人物生活网络与关系的描写；《白鹿原》更关注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冲突，而《家山》则主要以白描手法描写具体事件或日常生活的矛盾；《白鹿原》更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断裂”，而《家山》则更注重“传承”，因而较少戏剧性的转折与突变。

　　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家山》也继承了《红楼梦》《金瓶梅》等世情小说的一个重要美学传统，那就是在静水流深中写出了日常生活的层次与丰富感，以及众多人物命运的流变。但不同之处在于，《红楼梦》《金瓶梅》是在传统文化视野内部书写一个家族、一个家庭的兴衰，而《家山》书写的则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这是一个思想价值冲突更为激烈也更为动荡的年代，《家山》以世情小说的方式书写这个年代的“变”与“常”，而更强调“常”——不变的因素，如传统的价值观念与美德等，小说并未将现代的新思想、新价值及其与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充分地包含其中，而主要以传统价值观念的视野加以呈现。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书写平静的生活与超越的价值观，显示了不同于《白鹿原》的另一种美学追求——一种更贴近民族生活和民族心理的美学，或者说是从传统中国美学内部生长出来的新的美学，用张爱玲的话说就是更重视人生“安稳”的一面而不是“飞扬”的一面。相对而言，如果说革命历史小说《创业史》《山乡巨变》以及新时期以来的《古船》《白鹿原》等更强调“变”，更强调“飞扬”的一面，那么《家山》则更注重日常性、世俗性的生活以及其中蕴含的不变的因素。

　　不只是革命历史小说，再向上追溯，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学在诞生之初便呈现出了激进变革的一面，不只是小说的内容，也包括小说的形式。鲁迅的小说形式是现代化的，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郁达夫、巴金、茅盾等人的小说也强调思想上的变革与革命，这是在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时，新文学群体在思想上救亡图存的根本性变革。到20世纪30、40年代，老舍、张爱玲、赵树理等作家，他们对市民、贵族、农民日常生活的描述拓展了新文学表现的范围，也更多借鉴了传统文学、民间文学的资源，在小说美学上也更具民族性与民族风格。或者说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巨大转型中有两种趋向，一种更偏于现代化的探索，一种更偏于民族化的追求，而王跃文的《家山》则主要继承了后一脉络。

　　当然这两者也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家山》中也存在“变”的因素，小说中关于缠足放足、交租减租的情节，以及北伐、革命、建设等因素也都在改变着沙湾的生活，但这种变化不是剧烈的，而是一种渐变，即使这些变化也仍是佑德公与劭夫、逸公与扬卿、齐峰与杨高等人推动完成的，仍然带有传统价值观的辐射与影响。对于作者来说，写作的一个巨大的难度在于，他要在激烈动荡的年代写出日常生活、民间生活、世俗生活的内在肌理及其传承，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他在小说的写作中要求“一切回到真实的细节。”

　　但作者所说的真实，更多是从传统价值观呈现出来的“真实”。有评论指出，“佑德公、逸公等老者是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以传统文化的心智维护着村庄，希求村人和谐相处。他们身上体现了传统文化与传统人格的魅力。在四跛子杀外甥、抽壮丁、大洪水、征赋纳税、乐输抗捐、生老病死、办教育、赋税、救‘红属’的桩桩村事上，佑德公显示了智慧和担当。逸公在清朝灭亡后拖着长辫子回到乡村，过着遗世独立、超然物外的生活，剪下的辫子却一直供奉在堂屋。”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对佑德公这一乡绅地主美好形象的塑造，以及他对小说中各种事务主导与参与的程度，在文学史上也是空前的。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地主形象大多是反面角色自不必说，即使与《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相比，这个人物形象也更加正面、高大、美好。在《白鹿原》中，白嘉轩只是以传统文化所养成的倔强人格与性格，承受着时代的风暴与剧变，跟随或眼看着子女们走进革命与现代，而在《家山》中，佑德公却既是传统文化的化身，又引领或参与着不同时代的革命风潮。

　　在一个价值坐标体系受到根本性冲击的时代，“仁义”“美德”等“关键词”并不具有自明的意义，而是不同价值系统激烈争夺的对象，在每个“关键词”的背后都有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化深刻斗争的痕迹，不同的价值系统都想注入其独特的内涵。作者在这里将“美德”归于佑德公，既显示了对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坚守，也显示了一种超越性的倾向。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正是中国革命与现代文化重构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奠定了新中国的思想意识基础，包括家族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只有在经历现代转化之后才能在当今社会发挥作用。《家山》对佑德公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肯定，与其说是面向历史，不如说是面向未来，或者说是对当代问题的一种回应。在他身上体现出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等民族精神，超越了其个人的符号化价值而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书中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摹写，提醒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不要失去中国人的本质与本性，也让我们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思考何为复兴。

　　在《家山》中，作者通过对家乡故土的深厚感情与深刻摹写，为我们呈现出了一部南方生活的史诗。这部作品是《白鹿原》之后乡村书写的又一重要著作，其中对民族美学的探索和民族精神的重构，尚有待我们深刻认识，也值得我们认真面对与思考。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