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关乎国本、国运。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问题。这也是召开这次座谈会的原因。”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开场语。习近平总书记以宏阔视野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他号召大家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阐释，坚持学以致用，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投入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之中。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讲话重点阐释了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通过“两个结合”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以此作为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文学研究需要通过“两个结合”思考和回应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一、文化传承与文学研究的内在关联

　　社会发展离不开先进的思想文化，文学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中国式现代化激发文学现代化，文学现代化推动精神文明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文人治学遵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传统，这一传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继承下来，文学研究需要从传统典籍中梳理其学术源流，整理传统精神文化资源，在语言、方法、体例、范畴等方面打破原有的程式，寻求新的呈现方式，从而实现健康的、积极的、与时代相适应的，并能推动社会发展、引领思想潮流的中国文学学术。

　　文学研究需要从历史文献中发现丰富的中国文学作品与文学学术资源，实现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古代产生了大量影响世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文化成果，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研究，需要厘清文学学术古今转换模式，了解和把握历代学人的思想状况、学术变革的方法、学术理想的实现等。中国古代文学资源的现代转化问题，自新时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已经形成的大量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研究打好了基础。文学现代性问题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部分，是现代化的思想文化的具体表征。从历史文献中梳理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学术的各阶段发展状况，在史料中发现问题、获得经验和教训，是做好文学研究的必备功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十分关心中华文明历经沧桑流传下来的这些宝贵的典籍版本。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是我非常关注、亲自批准的项目，初心宗旨是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把自古以来能收集到的典籍资料收集全、保护好，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版本的正本清源是文学研究的命脉，中国文学经典版本的完整性、丰富性极大地方便了文学学术研究。做好历代文学经典和文学学术的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有助于用大历史观的视野考察文学创作与文学学术问题。资料整理需要版本支撑，其中包括文学作品经典、文学学术经典、文学制度演变、文学学术承载技术演变、文学社团资料、文化政策文件、民间文化史料等，这些都是观察文学历史演变的必要材料。“盛世修文”也成为中华文明的一种文化现象。在2014年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温故而知新”这句话，以此提醒人们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强调作为精神命脉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文论与批评现代转化的方法问题一直是学界努力试图解决的。学者们意识到古代文学研究最迫切也最需要接续的是文学研究的本体，只有认识古代文论的特质，才能更好地实现现代学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中国当代文论也应该坚持本土立场，重视民族文化，走古今对接、中西汇通的道路，这有利于坚定中国文学理论的理论自信，治疗中国文论的“失语症”等问题。文学研究要将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研究。对古代文学的传承性研究要想取得突破，需在求真的基础上进一步求善、求美，文学研究、文学理论应介入文艺创作实践，才能解决文艺现实中的复杂问题。

　　西方文学理论无法适应中国文艺现实，文学批评和研究的理论依据从何而来？答案是从本土现实和传统资源中寻找。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要实现文学研究的观念创新、方法创新，文学研究需摒弃陈旧的套路，探寻一条适合当今时代的科学道路。

　　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与“两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两个结合”的核心和灵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文艺实践的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取得优秀成果的基本方法。

　　20世纪20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与深化阶段。严峻的革命形势直接影响了现代中国文学及其理论形态建构的走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资源的广泛译介和传入，实现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左翼文艺理论在此期间不断成长和壮大，先后涌现了瞿秋白、冯雪峰、郭沫若、沈泽民、成仿吾、李初梨、邵荃麟、周扬、胡风、夏衍等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的论著，充分显示出左翼文艺阵营的理论建设实绩。

　　20 世纪 50 年代至60 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界和出版界以极大的热情投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著作的译注工作，陆陆续续出版了一大批有影响的译本，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1958）、《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1960）、《列宁论文学与艺术》（1960）等最具代表性。这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出版，对普及和促进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的理解起到了推动作用。到此，马克思主义文论成为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的筋骨之一。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文艺现实实现了有机结合，二者的结合有力地推动了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进入“新时期文学”，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古今对接、中西汇通，进入前所未有的创新时期。在各种主义纷呈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始终是主线和主心骨。如何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将其引向深入，日益成为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蔡仪、陆贵山、黄药眠、陈涌、王朝闻等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们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坚持“人民性”与“时代性”，出版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初探》《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艺术真实论》等著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筑牢了根基。到了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大量西方文艺理论著作的涌入，一批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著作被译介进来，以此为基础，一批有志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形成较为稳定的研究队伍，开始有系统、有步骤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以此指导中国文艺现实。他们围绕着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找到不同切入角度，进行着方法各异的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活动。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性、异化、美学思想等问题展开激烈论争和深入研究。国内理论界围绕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问题、恩格斯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标准等问题展开了规模较大的学术讨论，从不同方面丰富了文艺理论的发展路径。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迎来了新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结合中国传统智慧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直面后现代语境中的全球资本主义现状，关注全球化时代的资源枯竭、资本控制、环境污染以及逆全球化等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解决信息化、人工智能、基因技术带来的社会发展问题、审美问题、伦理问题和价值问题，以新的文明形态超越现代与后现代生存危机，这对于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研究也具有启发意义。

　　三、当代文学新传统与“两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家版本馆考察时，驻足观看年画、连环画和宣传画，他说：“这些小人书都是全套的，我小时候都翻烂了，《岳母刺字》《牛头山》《枪挑小梁王》《双枪陆文龙》《小商河》……”习近平总书记如数家珍，“这些小人书很有教育意义，画小人书的人功夫也深，都是大家。”新中国成立后，“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山保林”（《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经典红色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有持久的文学价值。习近平总书记认真观看上述作品的手稿和不同时期的图书版本，不禁感叹：“这些书当年都看过，激励了多少人啊。这些优秀的老作品、老片子，现在也应该拿出来看一看、放一放。”

　　早期的当代文学经典已然成为新的文化传统，“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红色经典曾经给国人以极大的精神鼓舞。自20世纪8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的讨论，红色经典又开始被文学研究界关注，从“美学的”和“历史的”多重角度得到广泛深入的研究。在乡村振兴之际，“十七年文学”中的优秀作家作品成为新时代作家的榜样，如周立波以他的反映农村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成为当前作家书写“新山乡巨变”的参照。作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着作品的价值导向，历史文献对文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其中涉及大量的社会文化发展方面的资料、精神领域变迁的例证、重大社会变革中人的认知变化、作家的观念更替、话语建构与文明重塑等，对这些历史经验的继承和反思有利于创造更优秀的作品。

　　从文学学术的视角来看，精英与民间同样重要，一方面，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作家个案的研究是文学学术现代化的一部分。当代，学术界对于作家作品研究、文学思潮研究、文学现象研究不断改变方法，更新观念，这一领域的研究更直接、更敏感地触及文学学术现代化的核心，关乎中国文学发展最迫切的问题。另一方面，民间流传着版本、雕版、拓片的收集整理、口述史等，对其进行知识形态化与体系化的梳理也是中国文学学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学学术的现代化相对来说起步晚、进程缓慢，但这一领域是衡量学术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他列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等社会理想，民为邦本等治理思想，修齐治平等国家情怀，明德弘道等精神追求，富民厚生等经济伦理，天人合一等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等哲学思想，执两用中等思维方法，从思想、行为、精神追求、社会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梳理。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形式创新、题材多样、美学宽广的特征，更要注重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应倡导学术界重视民间文学研究、传统文化中的神话研究、口头文学研究等。

　　四、在中西互鉴中推进文学研究的传承发展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近现代一百多年，中国学者倾注了相当大的精力研究西方文学学术，将其先进经验为我所用。西方文论的引入始终伴随着中国文学学术的现代化进程，对西方文论的反思也从未停止，许多学者通过反思发现差异，构建自己的文艺理论，在吸纳、理解、阐释、转化的过程中，贡献了中国学者自身的创造性。

　　文学基础理论的现代化学术转型同20世纪初西方学术思潮的渐入有着紧密的关联。特殊的历史语境促使中国学者不再满足于对诗文的正统经学诠释，亦不再局限于古典的“诗文评”传统。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标志着小说作为现代文学类型所具有的革新社会功用的确立。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借鉴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哲学与美学思想，展开对古典小说《红楼梦》的诠释，其间观念、方法、范畴、术语的借鉴和化用，被学术界视为中国文学理论开启现代性转向的开始。同时期也出现了对文学的基本性质、特征、功用，以及文学与社会之关系的总体性论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学人更是有了同世界文学学科接轨的实际行动。

　　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文论的接受是一个主动选择、不断内化的长期过程。但在不同时期，由于中国历史环境的客观需要不同，导致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对西方文论研究、吸收之视角的差异，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童庆炳曾将西方文论的中国研究划分为：“五四”前后至1949年的“拿来—致用”期、改革开放之前的“批判—停滞”期、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填充—赶上”期、90年代中期至今的“反思—对话”期等四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学术研究的特点进行了考察。

　　在整理、反思百年来西方文论接受历程的同时，学界也对如何推动中国文学学术现代化进程，实现文论话语的中国化、本土化展开了探讨，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观点一：中国文论的普遍适用性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立足点。观点二：在承认20世纪中国文论和美学的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正视中国当代文论存在的问题，比如“失语症”，更重要的是与现实语境疏离和脱节，无法指导文艺现实。观点三：当代文论中国话语的建立，必须要立足于中国当下的文学实践。观点四：当代文学批评忽视了对古代文论的继承，并未进行创造性转化，应当立足民族立场，加强古今融汇。几种观点都强调中西文化平等对话的重要价值，在对话过程中，中国学者要找到自己的话题，通过话题的转化形成高水平的对话。在这一点上，值得一提的是张江的“强制阐释论”，张江指出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是“强制阐释”。文学阐释话语被各种生发于文学场外的理论占领，概括起来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前置的立场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二是对经典文本以非逻辑论证和反序认识的方式进行阐释，三是采取词语贴附和硬性镶嵌来重构文本。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从根本上抹杀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从而偏离了文学本身。文学理论的发展需要回归文学本身，回归历史文化本身。在建构中国文论话语的实践中，需要有融会贯通的理论气魄，结合中国自身的文艺实践，立足于文学艺术的现实发展，传承历史经验、借鉴西方资源，打通文学研究的内部与外部、宏观与微观、历史与当下。

　　百年前，新文化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学学术的创新与发展，近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学术则是在世界文学大格局中更高层次地回归传统。现代学术首先要解决文学基础理论的难题，在基本原理上出新意，创造出契合时代需要的原创性理论。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