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文心雕龙·通变》讲：“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古往今来，文学乃至文化的继承发展有其规律，其创新、繁荣乃是时代前进之必需，终须依靠人们明辨古今、开拓进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深入推进治国理政实践中，对文化传承发展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讲话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实践，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弘扬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体现出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为我们重新思考和开掘中华优秀文学传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

　　一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学遗产尤为丰厚，是中华文明的宝贵结晶，应在新的文化使命召唤下，深入探究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各种重要元素、突出特性、发展规律以及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具有独特完整的思想价值体系。这一体系早在两千多年前所谓的古典轴心时代已完成其奠基。那时涌现出的诸子百家如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人的思想，后世融汇成为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对世界其他民族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独特完整的思想价值体系奠定了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内在理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套思想价值体系正是我们在文化上守正创新的根脉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它们在文学传统中也不同程度地映现出来。

　　首先，主要植根于儒家“仁政”“民本”思想土壤中的关心社会现实、追求社会理想的文学精神很突出，这一特性造就了诸多具有关联性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如“颂美刺恶”“诗可以怨”“发愤抒情” “贤人失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诗史”“不平则鸣”“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等。其次，深受道家“虚无”、儒家“古淡”和佛教“空寂”等形上思想影响，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审美更注重追求由有及无、遗形取神、言不尽意、味外之味的境界，反映这一思想倾向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也很多，如“文外之重旨” “文已尽而意有余” “境生象外”“情在词外” “味外之旨”“韵外之致”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不著一字, 尽得风流” “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等。除此之外，文学传统中的创作论、发展论、形式论、语言论、作家论无不带有民族特色。

　　中国文学传统中还有许多重要的话语体系，它们同样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可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焕发其新的生命力，成为新时代文学和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这里以刘勰《文心雕龙》“况乎文章，述志为本”为例。

　　刘勰论文章之学，固然有多个重要立足点，但“志”“情志”是其贯通性的概念。《文心雕龙》对“文”与“志”关系的论述是士人文章“言志”“述志”“叙志”观念发展过程上的关键环节。刘勰对于文章“述志为本”的体认，促进了士人“述志”文章本质观的发展和转化，使之成为中国文学传统中一个具有原生性、普遍性、开放性的话语体系。

　　《文心雕龙》“志”的用例和内涵主要有三种。第一种用例，是对传统“诗言志”“言以足志”的征引与解释。如《征圣》从孔子对子产的评价和《礼记》记载孔子泛论君子，归纳出“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强调了情志发为文辞乃是士君子必备的内在能力。《宗经》：“《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对于“温柔敦厚”等观点做了通释，突出《诗经》表现士君子情志深衷的特点。第二种用例，是从创作时主体精神构成角度使用“志”，多写为情志、志气、神志等。如《神思》：“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体性》：“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养气》：“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虑密以伤神。”《附会》：“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这些都是描述创作时主体“情志”各种不同的表现状态。第三种用例与第二种用例关联紧密，但更侧重于从文章发生或本体、本源角度使用“志”。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从诗“言志”、赋“写志”的观念扩展到更普遍的文章“述志”说。

　　第三种用例中又分两种情况：其一，是“志”与“文”“文章”“文体”对举，成为一个核心概念。如《通变》：“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情采》：“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体性》：“才性异区，文体繁诡。辞为肌肤，志实骨髓。”其二，是在《文心雕龙》二十篇文体论中，“志”也成为一个高频词，贯彻了以“志”论文章的观念。《明诗》：“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乐府》：“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杂荡，辞不离于哀思。”《诠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祝盟》：“利民之志，颇形于言矣。”《铭箴》：“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武铭，而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哀吊》：“或有志而无时，或美才而兼累。”“然则胡阮嘉其清，王子伤其隘，各其志也。”《杂文》：“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文。”“托古慰志，疏而有辨。”“原夫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诸子》：“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论说》：“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章表》：“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奏启》：“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议对》：“对策所选，实属通才，志足文远，不其鲜欤。”《书记》：“志气槃桓，各含殊采。”“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记之言志，进己志也。笺者，表也，表识其情也。”其批评论中涉及文体时也有以“志”论文的，如《才略》：“王朗发愤以托志，亦致美于序铭。”上述各种文体中有“文”有“笔”，总归都是指明文章要表现士人主体之“志”。在“诗言志”这个“开山的纲领”后，刘勰对文章“述志为本”的强调是十分突出的。

　　不难看出，刘勰“述志为本”对传统观念的传承发展有重要意义。第一是完成了向士人“述志”的文章本质观的转变，体现了对作者身份及其文章功能的充分自觉。士人文章即如唐初姚思廉《梁书·文学传》所言：“昔司马迁、班固书，并为《司马相如传》，相如不预汉廷大事，盖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为《贾邹枚路传》，亦取其能文传焉。范氏《后汉书》有《文苑传》，所载之人，其详已甚。”这些作者实际上都是《汉书·艺文志》所谓“贤人失志”群体的“后裔”，也包括刘勰以“志”论文时所涉及的那些作家。这一群体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身份，他们中很多人不仅擅长诗赋，而且是多种文体创作发展中的代表。特别是东汉中后期以降，士人以文章“述志”“叙志”的意识不断强化，士人“述志”的文章本质观在实践和理论层面都得到了落实，而刘勰的“述志为本”说即是一个总结，我们也不妨将其视为比“文笔之辨”更具普遍性的一种文学观念话语。第二是“述志为本”说还具有相当的历史贯通性，其基本理念并未随着时代变迁而消歇。虽然经历过复古观念的冲击之后，古代文章的语言和文体形式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是，士人“述志”的文章本质观并没有动摇。从中唐韩柳古文运动到宋代古文运动，文章“述志”“叙志”的功能又转到了古文写作中，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古文写作的抒情性和文学色彩。唐宋古文的开拓，都与“述志”“叙志”的文章学传统分不开，代表作如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司马光《独乐园记》。由此而言，刘勰“况乎文章，述志为本”所完成的士人“述志”文章写作观是一个开放的话语体系，同样能为当代文学发展和文艺学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

　　二

　　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要做到高度自觉。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出发，充分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铸就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根基，文学研究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内涵和实践指导意义。这一论断是在新时代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过程中自觉形成的。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写道，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要“立足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深刻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正式提出“两个结合”。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同师生代表座谈时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2022年7月30日，在中国国家版本馆正式开馆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重申“两个结合”，详细地阐述了“第二个结合”的具体内容。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特别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是对百余年来中国思想界关于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主客二元论思维的“解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彼此契合、相互成就的共在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密不可分。由此也在治国方略与意识形态层面上，全面确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是不可或缺的。众所周知，20 世纪上半叶，思想上激烈的反传统成为时代的重要主题。在输入民主与科学观念的同时，西方先进技术和物质文明也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在大量接触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旧有的思想文化和生活习惯也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在此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对待自己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从激烈地反传统、理性地对待传统到积极地弘扬传统文化的漫长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力不断提升，社会繁荣稳定。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成功的同时，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民族复兴道路上，传统文化不是包袱，而是生存、发展的“根”和“魂”。中国传统文化中主张仁爱、重视民本、讲求诚信、崇尚正义、提倡和谐、尊重自然、追求大同等思想历久弥新，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传统文化在百余年走过了曲折道路，传统文论有着同样的境遇。传统文论在现代中国文艺学发展中的地位颇为尴尬，其丰富内涵和深刻思想未得到充分挖掘。近百年我们的文艺学从理论体系到名词概念大多是搬用国外的尤其是西方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大学的文艺学是以苏联为模式 ,按照季莫菲也夫、毕达可夫的文艺学体系建立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的模式基本上打破了,但是随着大量引进西方近现代的文艺批评和美学理论,我们的文艺学又大体接近西方模式。西方文论的引进是完全必要的, 西方文论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但是,不能毫无批判地接受，更不能用来代替我们的文论和美学,漠视甚至抛弃我们自己民族的文艺学和美学传统。几十年来一直有不少有识之士对此抱有清醒认识，提出中国文论应有自己的民族气派，发出自己的声音,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每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的复兴进程迈向深入，往往会在弘扬发展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当代的新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何谓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其次是具有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复次是立足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最后是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我们应以“第二个结合”为思想指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面向文学创作实践，同时认真研究并批判吸收外来文化与国外文论有价值的成果，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和新文论。

　　三

　　建设时代的新文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重新思考与开掘文学传统，应当探察到中华文明的肌理深处，兼有文明比较互鉴的眼光，积极践行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重要概念，其内涵包括中国式现代化所成就的全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很凝练的表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文明”一词使用频次较高，有生态文明、中华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多样性等。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并用，含义既有重合，也有区别，中华文化在含义上更侧重价值观念层面，而中华文明则包含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可以细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其完善形式是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其当代表现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发展目标则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和当代形态，不是对传统中华文明的简单继承，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出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建设时代的新文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应当从中华文明赓续不绝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发展来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真正意涵，在文明的肌理深处再次触摸文化与文学传统的脉搏。

　　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则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前提。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连续性也就是自我发展的延续性和历史继承性，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相比，这是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须走自己的路。在人类文明史中，中华文明如一个绵长不绝的生命体，包孕了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种形态。正因如此，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因而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政治上讲“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道德上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文学上讲“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它既是历史发展规律，又是政治文化认同。无论是“宅兹中国”所昭示的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还是汉唐历史所证明的国家统一能够创造出开明安定的环境，从而带来持久的繁荣，都表明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统一性的突出特性也为文学传统中家国情怀主题的表现构建了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始终没有停止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建构一直持续着。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化展现了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国哲人早就懂得“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的道理。即使在同一个哲学流派内部，彼此也有差异和争论，但正如《易经·系辞下》所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儒家思想发展了两千多年，许多代表性的思想家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学说，孟子主张“性善”，荀子则强调“性恶”。南宋著名的“鹅湖之会”是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和陆九渊的争论。不同派别的思想往往可以互补，如所谓“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教治心”。文明与文化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并且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相互促进。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国人爱好和平，崇尚“以和为贵”，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不搞文化霸权，也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浸润着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主题思想、艺术思维和审美趣味。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反映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中，学术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这里拟着眼中华文明发展中物质文明、观念文明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作一些申论。

　　文学的物质载体、媒介对文学形态、文学观念的发展具有直接影响，可视为物质文明与文学传统之间关系的体现，当然，物质文明常常与制度、礼俗等密不可分。阮元刻意于“文笔说”，推重《文选》，贬低古文，他以“用韵比偶，错综其言”规定“文”的根义，即是立足于物质载体来立论推阐。其《文言说》云：“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其著之简策者，亦有漆书刀削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许氏《说文》：‘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左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何也？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诗、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阮氏论“文”偏重韵语偶词，他人多有驳论，但他着眼于早期书写载体、口传文学的物质背景，揭示汉语文学的原初性质，给人很大启发。由物质载体、媒介手段如口传、金石、简帛、楮纸、雕版印刷、照相复制直到今天的计算机文字处理、网络自媒体，去审视文学书写、文体变迁、文学观念等，虽只是一端而已，但如果扩展到更宏广的文明发展史视野及文明肌理深处，则对于文学传统必会有更多的了解传承和开掘创新。

　　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中华文明史中一个恒久而深刻的主题，自然具有实在性与形而上性，同时与社会、政治、人文息息相通，是中华观念文明进入文学传统深处的“水穷云起”“豁然开朗”之地。实际上，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都与中国人对自然的思考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而中西文明不同的根源也很大程度上出自中西自然概念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差异。中国文明中的自然包括了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动植、节候、四时、万物、造化等，虽是外在世界，但与人融为一体，即所谓“天人合一”，这样自然也就纳入了文明的范畴。在哲学上，老子最早使用了“自然”这个词，本指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的本原、本性，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说：“无以人灭天”，意思是不能以人为的东西来消灭天然的东西，也就是要保持自然万物的本性。儒家也不逊色，他们敬畏自然，主张“天人合德”，并且认为自然规律和社会伦理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人也是自然的一个重要部分，彼此相互依靠。因此，人应当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维持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里的“天”指自然界的主宰，天有“天道”，也就是自然规律，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儒家讲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对待“亲”“民”“物”虽有级差，但“爱物”既关乎物质生活，亦是一种精神文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后来王阳明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这就把人类社会的伦理和自然万物能否得其所哉统一起来。今天中国提倡减贫脱贫，维护公平正义，承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倡导全球生态文明，以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所体现的根本上正是古今哲人们不断省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结晶。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是中国人观念文明的重要部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在中华文学传统中留下了深深的精神烙印，尤其是文学中自然意识、观念的民族特质及其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表现，应进一步提炼、传承和转化，这也关乎如何认识“物质文明的积累”和“精神文明的升华”，关乎如何理解“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因而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题中之义。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