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从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绵延与发展中去把握“中国特色”的根基与本质，提出了“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两个结合”“两创方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文明倡议”等重大论断和重要理念，无不体现着强烈的使命担当和世界眼光。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指明了方向。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一、文明失语——重写文明史的迫切性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首先要正视当下国际视野中中国学者“文明”书写、“文明”研究的失语困境。人类文明乃是各个学科研究的核心问题，然而长期以来，“文明”概念的定义以及文明史的书写话语都牢牢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

　　19世纪时任法国首相的弗朗索瓦·基佐（Fran?ois Guizot）一方面提出了“欧洲文明”内部的一致性，一方面却处处洋溢着“法国优越感”，“我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国是欧洲文明的中心和焦点”。他对于东方各文明极为蔑视，毫不掩饰地认为希腊民族的进步远超东方各民族的进步，“在大多数古代文明中是一种显著的单一性。这种单一性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后果。有时候，例如在希腊，社会原则的单一性导致了一种惊人迅速的发展。从来没有一个民族的发展在如此短促的时期里带来如此辉煌的成果……在别的地方，例如在埃及和印度，文明原则的单一性有一个不同的效果：社会陷入一种停滞状态。单一性带来了单调。国家并没有被毁灭，社会继续存在，但一动也不动，仿佛冻僵了”。基佐的所谓“进步”文明史观影响了日本“启蒙之父”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他提出的“文明开化”论便来源于基佐的文明进步论，认为“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文明、半开化、野蛮这些说法是世界的通论，且为世界人民所公认”。“文明进步论”的东传演化成了“文明等级论”。进入21世纪，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更为甚嚣尘上。美国《国家利益》季刊1989年夏季号刊登了著名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文，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文中极力推崇自由民主制度理想所具有的普遍价值，认为在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能与自由民主相对抗，西方的人民主权原则是当今世界的唯一合法性原则。他的老师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更是提出了影响21世纪全球文明观的“文明冲突论”，1993年，美国《外交事务》季刊夏季号发表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此文认为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主导未来国际关系，下一次世界大战将是文明之战。同年，《外交事务》又发表了《不是文明是什么》（“If Not Civilization, What?”），进一步阐述了“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亨廷顿书中言论处处体现了西方文明优越论。他称，“西方是而且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分为二的，主要的区分存在于迄今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然而，其他文明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简言之，世界是划分为一个统一的西方和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非西方”。亨廷顿还宣称，“在人类生存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根本不存在”。

　　长久以来文明的霸权主义、文明等级论的影响致使世界文明史书写存在严重的西方中心倾向，对东方文明，尤其是对中国文明的书写存在史实不符、歪曲贬低、盲目跟风、亦步亦趋等问题。例如，世界上较早的文明史著作当推阿莫斯·迪恩（Amos Dean）于1868—1869年推出的7卷本《文明史》（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其中第1卷共15章，作者论述亚洲文明时提到了中亚高原、土耳其、塞族、匈奴、蒙古、鞑靼、迦勒底、亚述、巴比伦、玛代—波斯帝国、埃及、阿拉伯半岛、巴勒斯坦、腓尼基、叙利亚、小亚细亚等文明，却唯独缺失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即使是被称为20世纪“当代史学家撰写全球史的一个重要开端”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Human Community）在论述“欧亚文化的均势”一章中也忽略了中国文化，并将人类历史公元1500年至今的时代统称为“西方统治时代”。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编史传统，伏尔泰曾极力称赞“世界上最古老的编年史是中国的编年史。中国的这些编年史连贯不断,详尽无遗,撰述严谨”，在世界文明史书写的过程中，中国文明史书写也经历了取径西方、突围西方的曲折之路。据统计，自1901年至今国内出版“文明史”（包括世界文明史、中国文明史、国别文明史、民族文明史、地区文明史，文明史学术研究等）总计194本。看起来非常可观，但其实直到1989年，中国学术界仍未出现一本“文明史”著述，皆为译著输入，比如1901年译介中西牛郎的《支那文明史论》，1902年译介田口卯吉的《中国文明小史》，1903年南洋公学翻译的英国史学家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同年还译介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和《西洋文明史》、日本留美学者家永丰吉的《西洋文明史之沿革》、日本元良勇次郎和家永丰吉的《万国史纲》。受早期外译本影响，国内学界后续的文明史书写中关于文明观的定义、文明史的分期以及文明史书写框架都为西方文明史所限。

　　基于此，笔者提出“重写文明史”，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世界文明”“中华文明”进行深入对话，期望中国学者携手国际学者以文明史实为基础来“重写文明史”，在重写文明史中对西方文明史和中国相关文明史研究中不实的书写进行有力的纠正，对本土文明的世界贡献做到充分自信和自觉，在重写文明史中建设中国话语，重塑文明观，并借助文明史重写之势，推动各个学科史知识体系的重构与话语建设。

　　二、文明对话——重写文明史的必然性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要突破话语霸权，更要实现文明平等对话。

　　黑格尔在其著作中常常以中国文化为指摘对象，或称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文化没有思辨思想，《论语》不翻译才是更好的。对此，钱锺书先生曾提出严厉批评。在《管锥编》的《论易之三名》中，钱锺书先生写道：“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Aufheben）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ein und dasselbe Wort für zwei entgegengesetzte Bestimmungen），拉丁文中亦无义蕴深富尔许者。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充满着“黑格尔式”的无知与误解。西方学者一直以“两希文化”作为文化的源头，西方文明史的开端常常以古希腊为首，形成了学术界“言必称希腊”的现状。西方学者的文明优越论来源于希腊文明起源论，基佐毫不掩饰地认为希腊民族的进步远超于东方各民族的进步；黑格尔称，“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黑格尔甚至说，“在希腊生活的历史中，当我们进一步追溯时，以及有追溯之必要时，我们可以不必远溯到东方和埃及”。这样的论断不符合文明史实的发展，不符合文明互鉴的历史规律，希腊文明的起源发展离不开当时先进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文明，中国学者也应像钱锺书先生一般敢于批评，敢于对话，敢于在世界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中以基本史实为依据来正本清源。

　　众所周知，全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国，都有着非常古老而辉煌的文明。人类今天所拥有的很多哲学、科学、文字、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古老文明的贡献。四大文明古国最重要的文明特征，是都创造了自己独有的文字：苏美尔创造了楔形文字，是已知最古老的文字，在公元前3400年左右，楔形文字雏形产生，多为图像，公元前3000年左右，楔形文字系统成熟。公元前3000年左右，古埃及出现了象形文字，即埃及文字。印度的达罗毗荼（Dravidian）文字产生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中国的甲骨文产生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总体而言，四大文明古国都是文明独立产生地，有着清楚的文明产生、延续的脉络。尽管西方文明史书写中往往将“希腊文明”作为历史的源头，但四大文明古国中并没有希腊文明。这是因为古希腊文明不是原生性文明，不是原创文明，而是吸收古苏美尔—古巴比伦、古埃及文明而形成的次生文明。例如，古希腊文字并非古希腊人原创，而是来源于亚洲的腓尼基字母，而腓尼基字母又是从古苏美尔—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借鉴而来的，是腓尼基人在古苏美尔—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基础上，将原来的几十个简单的象形字字母化而形成，时间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人在学习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加上元音发展成古希腊字母，在古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形成了拉丁字母。古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后来成为西方国家字母的基础，所以腓尼基字母是字母之母。另外，古希腊的青铜器来自两河文明，希腊人使用的日晷来源于巴比伦文明，希腊神话中的人名都是从埃及引进，从法律到建筑无一不是希腊人向埃及人学习的成果。

　　由此观之，作为西方文化之“源”的古希腊乃是东方古文明之“流”。这更加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以“交流互鉴”为书写主旨的文明史，如果按照现有的文明史书写，这些文明互鉴的史实将被永久掩埋，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执笔写史的话语权问题。目前中国学者乃至东方学者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皆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窘境，想要打破这一窘境，我们便要从具体的文明史实入手，从文明互鉴问题的阐释展开，在具体的阐释中展现出文明发展的全貌，同时从具体的论述中形成我们的话语。笔者认为，从“重写文明史”这一具体话语实践切入，从这一体认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问题入手，可以成为中国学者话语建构的最佳开端。触类旁通，文明史的话语建构必将逐渐蔓延至文学史、艺术史、哲学史、经济史、法律史、科技史、天文史等。从各个学科的史实出发来重写文明史，重写思想史，重写文学史，重写艺术史，重写哲学史，重写经济史，重写法律史，重写科技史，重写天文史，以客观的史实阐释出自己的观点，我们的声音才能真正在世界上传开、传响、传深。以重写文明史展现世界多元文明的悠久历史，以文明对话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以交流互鉴的文明史实打开人类文明书写的中国话语之门。

　　三、文明自信——溯源文明互鉴中的中华智慧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要坚定文明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文明作为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无论是在人文思想还是器物科技方面，都为推动人类由懵懂走向文明贡献了举足轻重的中华智慧，存在于西方文明、文化、文学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应得到充分研究和阐释。

　　20世纪末，中国文论界掀起了“文论失语症”“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热议潮，学术界追逐着现象学、阐释学、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时髦的西方理论批评，把中国古代文论视为无法与西方文论媲美的博物馆中的秦砖汉瓦。这是典型的文化不自信的现象。就连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也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这使得中国人无法读懂中国文化……因为一切都被重新结构了。中国古代思想正在逐渐变成各种西方概念，其实中国思想有它自身的逻辑”。怎样摆脱中国古代文论失语的困境，需要当今学者深入研究和潜心实践。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一条展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现代性的路径：发掘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元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学理论大国，按照季羡林先生的观点，中国古代文论博大精深，是世界上三大文论体系（中国、印度、欧洲）之一。日本文论、朝鲜（韩国）文论乃至欧美文论都曾受到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影响。

　　中华文化影响世界文明发展有史可鉴，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曾辐射东亚，盖及欧洲，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当代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融摄与互鉴。例如，笛卡尔认为《易经》中独特的文化符号系统极大地启发了中国人的思维，其阴阳调和与转化的二元论思维模式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风貌。笛卡尔的二元论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从他探索世界本原的方式中，可以明显看到中国宋明理学的“理、气”二元论在其哲学逻辑推演中的痕迹。海德格尔能有如此成就，与他对东方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借鉴与吸收也密切相关。据文献记载及学者统计，海德格尔至少在13个地方引用了《老子》《庄子》德文译本中的一些段落，并与华裔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老子》。2000年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第75卷中有一篇写于1943年的文章，探讨荷尔德林诗作的思想意义，文中引用了《老子》论“有无相生”思想的第11章全文。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者自身的存在不是存在者，“无”也是存在的特征，因此，“存在的意义”问题同时也是对“无”的意义的探寻。但此种“无”既非绝对的空无，亦非无意义的无。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是“有”和“无”的统一，这就是海德格尔重新开启的存在问题的根本路径。米歇尔·福柯也曾受到中国文化的启迪与影响，他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受到作家博尔赫斯曾引述的“某种中国百科全书”中对动物之分类的启发，福柯认为这种中国式的动物分类打破了西方原有的、习以为常的分类秩序。福柯在《词与物》中进一步为“中国分类法”寻找依据，并在此基础上颠覆了一切分类的合理性，解构了此前西方人所认为的一成不变的事物分类的合理性，认为分类之所以“合理”，是因为确立这一分类及事物秩序的“人”给它贴上了种种合理化的标签。中国文化的传入，促使福柯在东西文化及思维模式差异的比较中，展开对西方传统知识结构的怀疑与反思。同样，雅克·德里达在法国著名汉学家毕仰高的影响下开始了解中国文化和汉语。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指出了西方人对“中国汉字”的刻板印象，并通过颠覆传统的“言语/文字”的二元对立，向以“语音中心主义”为代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提出质疑，打破了此前话语的权威地位。通过接触中国文化和汉字，德里达开启了言语和文字的比较研究，在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中逐步建构起自己的解构理论。分析心理学的代表人物荣格对诸如《易经》《庄子》《礼记》等中国典籍有着广泛涉猎，并专文论述《易经》。当时荣格正处在与弗洛伊德以及传统精神分析决裂时期，急需寻找一个新的理论基点来建立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易经》和中国文化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基点。荣格认为《易经》中包含一种共时性原理，“建立在共时性原则基础上的思维方式，在《易经》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是中国思维方式的最集中的体现。而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这种思维方式，从赫拉克利特之后，便在哲学史上消失，只是在莱布尼茨那里出现过一些低微的回声”。受此启发，荣格提出“共时性原则”，并将“共时性原则”作为其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基点。雅克·拉康曾学习中文和日语，还曾与程抱一先生共同研读、以通信的方式讨论《孟子》中关于“义”“气”“我”的关系，这启发了他关于精神分析中的“意识”与“无意识”联系。

　　这些虽然是个案，但具有普遍性。纵观文明发展历史的脉络，任何一种理论话语的形成与创新都离不开多元文明的互鉴与融摄。追溯文明互鉴中的中华智慧，有助于坚定文明自信，赓续中华文脉，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珍贵的中华文明遗产，古为今用，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让文明真正“活”在中国知识话语体系的建设之中。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文明传承着“自强不息”“天下一家”“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天下为公”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体现着世界文明体系的共同规范和普遍价值。无论在古代、现代还是当代，中华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中璀璨的一环，是不应被忽视的重要篇章。重写文明史，尊重任一文明自身的文明特性及其发展；重塑文明观，超越不符史实的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越论，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厚植中华文明，深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构建人类文明书写的中国话语，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当下中国学者之重任。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