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的《三体》横空出世以后，学界和大众对中国科幻的关注倍增。但在创意和影响方面能与《三体》比肩的新作尚未出现，“后三体时代”的中国科幻似乎陷入了后继乏力的局面。真正令人耳目一新的创意是稀缺的,当代科幻作者们普遍面临着科技快速迭代造成的“惊异感危机”：“常见的科幻创意和概念消耗殆尽……我们处在一个‘奇迹不称之为奇迹’的时代”。反观早期科幻文学史，那些经典之作往往领先于时代，它们对科技趋势的精准预言令后世读者为之咋舌。今天的“惊异感危机”意味着当代的科幻书写似乎已经落后于同时代的科技发展，亟待焕发新的想象力。

　　科技应用与人文反思的张力关系正是推动科幻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之初，科技与人文曾经并肩共进，甚至可以说人文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确立，恰恰得益于科学理性的张扬。而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与人文的冲突日益尖锐，表现为现实层面的人类生存危机和观念层面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危机。双重危机激发了西方批判理论的兴起，导致现代与后现代的断裂。同一时期，全球科幻作家也更多地关注人类的生存状况与人的存在本质问题，并聚焦“非人”主题表达他们的思考。本文所指的“非人”，涵盖了科幻文学中常见的改造人、赛博格、外星生命、人工智能等具体形象，以及自然、宇宙等超越人类认知的高维境界。它们或造成人类存在和人性本质受到威胁的恐惑感，或引发个体被吞没的幽暗意识。科幻小说中的非人想象与科幻文类本身一样，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因此科幻文学的非人书写有别于哥特文学、奇幻文学以及中国传统的传奇、志怪小说对异类的描绘，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来看，非人实质是现代人的影子。科幻作家通过“人与非人关系”的书写表达他们对人类生存状况及人类本质的体认，并体现出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意蕴。诚然，怪物、外星生命等异类一直就是科幻文学的重要主题，但当代科幻文学对非人形象的描摹和对非人内涵的挖掘，是根植于人类生存和人文主义的双重危机语境之中的，因而也就与同样兴起于当代并且高度关注这两重危机的生态理论发生了共鸣。概言之，在科技与人文关系演变的脉络中，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转型中，生态理论和科幻文学围绕着“人与非人”这一命题，构成了当代文化结构与社会心理中既呼应又交织的两个声部。

　　以上对“惊异感危机”之历史渊源的梳理表明，激活科幻想象力的关键在于如何以文学书写构想科技与人文的新型关系，进而重新诠释并回应人类生存及人文主义的双重危机。这是当代科幻非人书写的时代意义和思想价值所在。鉴于此，本文的论述将沿着以下三个问题展开：（1）当代中国科幻代表性的非人书写刻画了社会转型中哪些典型的文化心理？（2）这些心理表现具有怎样的生态导向，与生态理论构成了怎样的对话？（3）当代中国科幻如何立足本土经验，超越西方生态理论的局限，针对双重危机提出创新性的回应？

　　一、描摹转型时期的文化心理：当代中国科幻的非人书写

　　从弗兰肯斯坦到七肢桶，从豹人到小米，科幻文学的非人主题经过不同时代中西方作家的书写而变得日益丰富。此前的相关研究或分别描述改造人、赛博格、外星人等具体类型，或注重辨析它们之间的差异。本文在还原非人书写所处的人类生存和人文主义的双重危机这一历史文化语境的基础上，聚焦当代中国科幻，提炼不同类型的非人书写所表现的转型时期的典型文化心理，以便揭示当代中国科幻的非人书写对人类生存状况的观察、构想，对西方人文主义的超越以及颠覆自身文类传统的先锋性。

　　（一）非人对象的恐惑

　　在农业社会的鬼怪故事中，神仙、精怪等非人形象都是超自然力量的具象化，此类文本中的惊悚、奇异情节都在特定的禁忌与信仰的文化语境中发挥作用。兴盛于18、19世纪的哥特式小说创造了城市幽灵这一新的非人形象，其文化渊源主要可以归结为城市化进程中大众对物理及社会空间变化的不安感，以及“超自然的商品化”。科幻文学也诞生于这一社会环境之中，但与哥特小说对时代氛围的渲染相比，科幻文本的主旨思想带有鲜明的自我反思性（self-reflexivity），例如科学怪人这一形象，就蕴含了作者始于科学理性又指向科学理性的省思，体现了作者对于科技与人性关系的观照。而阅读科幻文本时产生的复杂情绪就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描述的恐惑感。弗洛伊德认为恐惑源自曾经熟悉之物，并且梳理了“压抑—疏离—复现—恐惑”的发生机制。他从词源上考证了德语中heimliche一词的“家”的意义。海德格尔进一步将恐惑（unheimliche）界定为“不在家”（not-being-at-home）。可见，着力刻画变异动物、赛博格、外星生命或人工智能等非人对象的科幻文本，往往是将读者置于某种临界状态，使其陷入惶惑而最终意识到自身所处的无家可归之感。换言之，非人对象所唤起的恐惑感，其根底是现代性的乡愁。

　　中国的科幻作家们对非人形象的描摹，包括赋予这些非人对象的行为动机和“人格特征”，实质上反映出归属于知识分子群体的科幻作家们对于中国社会转型历程中产生的症候性文化心理的体认和思索。因此，中国科幻的非人书写一方面要处理现代化历程中传统与未来、地方与世界的复杂矛盾，另一方面还要观照本土现实，清理现代性话语与西方文化的纠缠，所以中国科幻的非人书写一直发展曲折，也呈现出鲜明的代际差异。

　　以两代科幻作家的代表王晋康和陈楸帆为例。王晋康的《亚当回归》讲述了一个“旧人”回到未来的故事。通过王亚当的命运，小说提示了科技发展可能颠覆人类生存根基的风险，却终结于某种“科学主义的宿命论”，即人文价值的相对性和科技推动社会演进的必然性，反映了作者的线性历史观。小说叙述中的一些细节，如王亚当心中“猴子—俾格米人—自然人—新智人”的进化链，也提示有心的读者去挖掘文本与进化论话语之间的渊源。科技带来的人类异化风险一直是王晋康创作生涯中的一个核心主题。《拉克是条狗》等作品将动物作为后人类想象的凭附和反思人性的镜子，《七重外壳》对VR技术的推演则指向了个体生存的真实性和真实感的差异问题。王晋康的小说往往强调人类和非人的区别，在处理二者冲突时倾向于诉诸情感和伦理来寻求某种共存的方式，反映了作者文化上的保守倾向。他的一些中长篇，如《生死平衡》对民间医学的阐述所表现出的与科学范式的背离，实质是对科学有限性的理性质疑，仍然以科学的求真精神为基准。可以说，固守边界的王晋康扮演着现代性的麦田守望者的角色，这是他与刘慈欣、韩松、陈楸帆等年轻一代作者的重要区别。

　　以陈楸帆为代表，后人类主题科幻小说的兴起标志着年轻一代作者已经越出“边界”，开始推演和重构新的“现实”。在长篇小说《荒潮》中，作者从人类生存状况和赛博格的命运两个方面，细致推演了未来人类社会的状貌。一方面，硅屿这个空间构成了后人类社会的缩影：人类“轻易地将自己全盘托付给科技”，导致科技自主进化而人类退化的境况。另一方面，小米的分裂和自毁表明从底层诞生的赛博格并没有成为颠覆一切的复仇女神，小说主题体现出向人类主体性和人文主义的回归。

　　诚如刘希所分析的，《荒潮》对全球化的批判矛头指向了“新宗族、新殖民者，地方保守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新科技和封建迷信思想”等来源不同但又相互勾连的多种压迫性力量。这种丰富性和深刻性使得它超越了许多同样聚焦全球化主题的西方赛博朋克科幻小说。然而从小米的结局来看，这部小说对于对后人类主体可能具有的生物性、社会性和政治性潜能的推想，仍然受到了人文主义框架的局限。《荒潮》着重表现了破碎化的个体生存状况，这是赛博朋克科幻的常见笔法。然而当人类共在共存现实被置换为个体当下的现实感时，真实也就被悬置了。唯有不惮于超越精神分裂和自我终结的恐惧，才能打碎现实的幻象、开启另类的未来。然而赛博朋克小说往往耽于对恶托邦的描摹，而丧失了这种对未来可能性的想象力。

　　两代作者塑造的两种非人想象折射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两种社会心理：王晋康的改造人带有兽性的狰狞，使读者产生被其夺走生存资源或是对“人将不人”的忧惧，这一心理源自经济野蛮增长阶段盛行的丛林法则和竞争话语；陈楸帆的垃圾人（人的退化）和赛博格（人的强化）面目模糊，让读者感到个体被庞大系统所吞没的无力和窒息，这一心理与社会内卷的状况和全球化现实密切相关。在处理传统与未来的关系方面，陈楸帆与王晋康共同的折中主义立场反映了他们对于西方当代激进思想话语的保留态度，以及诉诸传统资源突破二元对立思维定式的努力尝试。这种立足本土观照世界的立场在《荒潮》对“现代性和全球化浪潮中各种‘意识形态图层’”的解析与批判中体现得尤为鲜明。

　　（二）非人尺度的幽暗

　　对非人他者的指认标志着主体自我意识或其族群认同的觉醒。但进入临界状态不仅意味着与非人对象的遭遇，边界本身还隐晦地指向那些不能被主体完全把握为对象的存在，乃至彻底颠覆主体的他异性（alterity）。当科幻的想象力跃入这样的非人尺度，读者也就随之步入了启蒙理性范畴之外的幽暗之境。如果说非人对象引发的恐惑感是现代性的乡愁，那么非人尺度的幽暗性则指涉了主体的消解所造成的去中心、差异化的境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后人类主义等西方理论的大量引进，曾一度影响了我国学者对当代社会转型及其文化表征的诠释。成长于这一阶段的中青年科幻作家大多对西方“后学”熟稔于心，故而也会在创作中借用或比附相关概念。但也有一些作者尝试跳出西方理论和文化框架，探寻主体性哲学遮蔽下的异质性思想资源，从而在科幻想象的幽暗之境中拓出了新的维度。

　　以刘慈欣的“宇宙”为例。刘慈欣擅长世界建构，据此他还归纳出了名为“宏细节”的写作方式：“先按自己创造的规律建成一个世界，再去进一步充实细化它。”这是一种以宇宙量级的时空尺度为背景的细节描写，即所谓的“从大海见一滴水”。此外，他还惯于通过空间尺度的反差造成强烈的惊异感，例如《三体》中的金句：“方寸之间，深不见底”，又如“泡世界”“二向箔”等设定，都是在极细微与极宏大的交错互换之间，穿插着文明的寂灭与复萌。刘慈欣运用宏细节和强反差的笔法，建立起多元宇宙的精妙架构，使读者浸润在超越其常识的可能的真实性之中，最终产生认知陌生化的震撼感。从情节结构而言，刘慈欣的大部分小说都可以归结为这样的认知游戏，即“人与未知在理性意义上的相遇”。游戏的目的，在于展现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往往通过将艺术、道德等价值甚至人类文明本身置于极端情境之下，而显示其相对性和脆弱性。

　　幽暗性拆解了主客二元的认识论前提和人类中心的结构秩序。刘慈欣以宇宙为参照的写作，“使‘文学是人学’的传统文学观发生了某种位移，关注的重心由个性、人物、细节和社会生活本质等要素，向生命的总体存在形态以及日常意识以外的宇宙法则稍稍倾斜”。在科幻建构的高维时空中，西方人文主义的立论基础自动取消，对人类命运的观照也就突破了主客二元的窠臼。

　　二、理论与文学的对话：非人想象的生态导向

　　生态理论关注以“人是尺度”为宗旨的西方人文主义兴起以来，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化以及人类家园的问题化。赵奎英在梳理中外文献的基础上认为：“生态”理论所强调的“关系”概念经常“与反对主客二元、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相联系”。可见，基于相近的问题意识和精神诉求，生态理论与科幻的非人想象之间存在对话可能。相应地，揭示恐惑和幽暗心理的生态导向有助于分析科幻文学与生态理论的交汇和分歧，进而诠释当代科幻文学在“人与非人关系”这一议题方面对西方生态理论的超越。

　　（一）恐惑感召唤生态主义的家园认同

　　在以家园意识观照当代生态危机的作品中，陈楸帆的《荒潮》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本。这部小说以岛屿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地，通过聚焦垃圾问题，表达了对家园剧变的共同关切。作为一个非典型的赛博朋克文本，《荒潮》体现了陈楸帆一贯的“科幻现实主义”美学原则。而从故事发生地点的选择来看，《荒潮》对于硅屿的描写反映了作者对于“家园”概念所包含的“乡土”这一层历史涵义的理解，特别是针对想象乡愁与现实故乡、前现代的传统与科技导向的未来等一系列矛盾关系的思考。

　　在《荒潮》中，想象乡愁与现实乡土交融而又对照，作者通过陈开宗的叙事视角，将乡土世界的现实性和复杂性充分揭示出来，并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其叙述则始终紧扣情节的推进，多重身份的陈开宗与小米的纠葛既构成矛盾展开的一条主线，也展现了作者对于传统与未来关系的理解，用陈楸帆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乡土与科技两种元素之间不存在优劣胜败的价值判断，它们可以互为补充。”针对陈楸帆的乡土书写，郁旭映认为，在科幻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下，陈楸帆的故乡书写展现了多重的认知陌生化：“一方面，他用陌生化方式描绘并重新审视的对象既包括故乡所代表的传统特质，还包括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中剧变的现实故乡。另一方面，故乡作为一个象征装置，更装载了陈楸帆对于后人类时代的预测，并以后人类视角对人类现状进行了审视。”可见，《荒潮》中的乡土仍然是朝向未来的，其依托的正是作者基于地方经验的构想。

　　守望家园是一种典型的生态主义的诉求，但肯定这一诉求就意味着要直面一个更为棘手的现实问题：契合中国历史语境及现实需求的家园认同应该具有怎样的内涵，又如何实现？根据人类学的辨析，家园认同包含家园中的人彼此的认同以及家园中的人对家园整体的认同两个层面，“前者强调人类共同体意识，而后者则强调人类共同体对家园内一切资源的某种‘专属所有和使用’(或者是‘优先所有和使用’)”，因此，“家园认同使得家园概念具有‘区隔’的作用”。所以，单纯从普遍主义或者生态乌托邦的立场去构想某种去边界的“地球家园”是不现实的。

　　海德格尔对“栖居”状态的界定提示我们，真正的归家要以保护这一积极介入的姿态来实现，“因为栖居的基本特征就是‘保护’”；而且“保护”并不是将“我”的意愿投射于他者，相反，真正的保护“发生在我们事先保留某物的本质的时候……这也就是说，栖居即意味着为物的本质存在留出自由空间”。激进生态理论试图通过取消人的主导和干预来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却陷入生态乌托邦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怪圈。相反，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视角来看，要保护万物和自然的本质存在，就必须触及人、物、自然、社会的普遍异化的根底，栖居者要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承担捍卫所有存在者自由空间的责任，打破疏离和隔绝，在建立社会联系的过程中寻找共同的归宿。如何超越原子化、个体化的恐惑，深度介入和影响自然、技术、劳动以及人性的多重异化这一更为根本的社会现实，这是当代中国科幻仍须深入探索的方向。

　　（二）幽暗性指向科幻诗学建构

　　生态理论中的激进一支——幽暗生态学（Dark Ecology）的代表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提出了超客体（hyperobjects）概念，并且将当前的历史阶段定义为生态时期，即他所谓的“超客体时代”（time of hyperobjects）。莫顿认为当前所处的生态大时代的核心问题是人类与超客体的不对称关系，即人类被迫“与一个充满非人类的巨大总体共处”。人类如何应对、如何生存？莫顿的答案是“待在有毒的泥潭里”（stay in the poisoned mud）。可见，幽暗生态学对人文主义与主体性哲学的彻底颠覆必然导向一个悖论性的后果，即不作为是应然的而作为是不可能的。这就提醒我们，当科幻想象跃入幽暗的非人尺度，也会触及一个关键的问题：“文学是人学”的重心位移到一定的程度，是否连文学本身也会被取消？当科幻的非人想象不断挑战“文学是人学”这一固有观念时，科幻也在不断冲击类型文学的限制：一度极具新异性和超越性的非人想象正在从关于未知事物的想象转向针对科幻诗学本身的想象。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科幻文学的通俗性与商业性的观念一直抑制了科幻诗学的发展。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提出认知、疏离和惊异三个核心概念重新界定了科幻文学的特质，将其提升到诗学的高度。在他之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Fredric Jameson)、伊斯特万·奇切里-罗内 (Istvan Csicsery-Ronay)、宋明炜等人的研究对科幻批评和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科幻研究与批评有自己的独特脉络，近年来更有大量青年学者进入这一领域。然而，与针对科幻文本、作者和科幻文化的研究相比，科幻诗学的理论建构是相对薄弱的，尚未形成与西方学术成果对话的理论创见。经过国内外几代学人的努力，科幻诗学的合法性已经成为共识。科幻诗学的建构不仅直接影响科幻的文学史定位和批评标准，还关系到科幻文本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社会意义。因此，对于中国科幻的健康发展而言，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科幻的非人想象是否具有诗学建构意义？针对这一问题，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展开思考。

　　首先，非人想象涉及一系列重要的科幻诗学命题。例如，对非人形象的推想作为一种文学虚构，关联到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作者对于人与非人关系的描摹和态度，则反映了其所处文化中对于人性本质，尤其是人类心灵潜能中不能被理性所穷尽的部分的理解。而人类心灵中不能被理性化约、又难以被理性所参透的部分，正是文学艺术所培养的情感能力。因此，科幻文学的非人想象实质上就是对文学性的一种实践。此外，科幻对非人的书写即构成了对其存在的认可，这既是科幻文学的伦理立场，也是一种“基于‘事物间性’的诗性言说”，从其中可能萌发出后人文主义范式的生态诗学。总之，非人想象所关涉的这些命题不仅提示了科幻文学深刻的哲学内涵，而且发挥着形塑文学本质及边界的作用。此即宋明炜所形容的，科幻通过打开日常之不可见的维度，延展了文学性，发挥出颠覆性的伦理和美学意义。

　　其次，从文学形式的角度而言，科幻诗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语言与认知、书写与思想的关系问题。这些看似二元对立的关系直指人类想象力运作的根底，而且尤其关系到将科学与文学汇集于一身的科幻想象的要害。语言是意识的肉身，也是其囚笼。当科幻想象尝试突破自身的囚笼时，就已触及想象本身的机制，触及了写作技艺的内核。近年来，国内一些青年作者的创作表现出了聚焦中国语言文化探索科幻诗学的自觉。以慕明的短篇小说集《宛转环》为例，作者不仅在单篇小说中将机器学习、人机交互等科学话题置于中国历史的语境中展开推演，更是通过隐秘线索的串联，将八个独立成篇的故事编织成了一个精巧而隽永的环形结构，呼应了“宛转环”的意义。作为一名软件工程师，慕明在了解人工智能运作机制的前提下，尝试创作出机器暂时还无法写作的多层次的复杂文本。她以写作的过程探索文学想象力与叙述艺术的可能性，呈现写作这门古老技艺的核心价值，也开启了探索科幻诗学的维度。

　　三、化解双重危机：作为生态实践的科幻书写

　　非人书写所描摹的恐惑、幽暗等症候性文化心理，是人类生存危机与西方人文主义危机在科幻文学中的表现。当代中国科幻作者着眼现实语境和历史传统，刻画了危机之下典型心理表现的本土特质。他们对“人与非人关系”的描绘，已经在家园意识和科幻诗学两个方向，显示出有别于西方生态理论的思想价值。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期待立足本土经验的中国科幻更进一步，通过其文学行动，对双重危机做出创新性的回应。相应地，这方面的探索也将激活科幻的想象力，解除其自身的“惊异感危机”。

　　（一）以文学创作探索生态语言

　　生态时代亟须建构一种全新的语言观，以突破言与物的矛盾，使科幻的文学想象在借鉴后人类主义和后人文主义对“人类中心”的批判理论的同时，扬弃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超越观念游戏的实践缺失。

　　在近年来兴起的“物转向”的热潮中，巴拉德的主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批判了文化主义的表征主义，消解了言与物的二分和价值差异。她借鉴量子力学等当代物理学的理论突破，认为物并非语言建构之物，而是世界形成的主动参与者。她从生命本质的层面诠释了物的能动性和表演性：“因为生命形式是由无生命所构成的，因为被算作生命形式的东西有许多是一种下至DNA 层次的践言行为（performative act）。”从巴拉德提示的表演性的视角来看，当文学以其诗性语言超越对物的干扰和宰制，就有望成为促成物的表演性的言说，而言说的表演性就会与被言说事物的表演性合成一曲浑融的交响。中国传统文化中亦蕴含着丰富的“物”的思想资源，濠梁之辩就是一个典型范例。“鱼之乐”和“我之乐”的反复辩难（言说之事与言说过程），将“人”与“鱼”，“言”与“物”的范畴消解，使主体的“知”（言说者）最终失于茫然，而指向了道说——使言说者、被言说物和言说之事一并显现、彼此辉映的存在事件。

　　有了理论和传统可供借鉴，当代中国科幻还须在本土语境、全球视野之中，在书写非人主题的过程中，建构新的生态语言。当我们习惯性地引用“语言是存在的家”，“人，诗意地栖居”等语句时，很可能忽略了语言的生成性、实践性和历史性，而落入了将语言存在论形而上学化的陷阱。但诗性话语所开启的那个澄明之境，即真正的生活世界“是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世界，是融合主客及主体间关系的周围世界，是融会贯通的世界，是人作为理性、意志、情感主体所关涉的世界”。“两种文化”的割裂对立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后果，而诗性言说的使命就是要消弭这一分裂，重建理智、情感、意志融会贯通的生活世界。这样的生活世界不是前现代的桃源，对它的重构也不可能发生在真空和凝神静思之中，而必然在现实社会艺术与科技相向、相融的实践活动中才会浮现。综合海德格尔等对“生活世界”的诠释，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将存在、存在者以及存在方式统纳起来考虑的实践存在论视角。由此来看待和处理当代技术文化，就不会将赛博格、人工智能等视为“我之为我”的外在威胁，而是将“人”“技术物”“生存环境”的多重异化视为生活世界新的内在矛盾和实践任务——诗与思的融合、人文与科技的再度交汇，都将以此为旨归。

　　（二）以诗性言说参与生态行动

　　我们希望科幻文学通过唤醒家园认同和建构生态诗学来焕发全新的想象力，在化解自身的惊异感危机的同时，回应包括生态危机和思想悖论在内的复杂生态问题。这就要求当代中国科幻的诗性言说发挥以言行事的功能，参与到生态实践之中。

　　那么，科幻的诗性言说究竟如何构成社会意义上的生态行动？文学并不局限于文本，而是想象、书写、阅读构成的完整的文学事件。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在《文学之用》中，强调了一般读者而非理论家的阅读经验对于文学价值的重要性。而这种常人的阅读体验，尤为鲜明地表现为文学的感性力量，即读者被小说、剧本和诗歌感动，并且在此过程中体验和确证了自我个性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存在，因此，文学独特的社会效应是刻意保持疏离和客观的文学批评无法否定的，也是理论无法取代的。在科幻文学构筑的人与非人共处的想象空间中，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到某种后人类情境之中，也恰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科幻诗学和文学言说的生态主义重构：抽象的生态诗学获得了文学的肉身，而文学情动力和科幻想象力也在交融中释放出丰富的生产性。

　　此外，科幻创作还应突破文学的边界，将目光从文本转向更广泛的当代艺术场域。在这里，诸如生物艺术、算法生成艺术以及非人戏剧表演等先锋实践，都为科幻创作提供了借鉴和合作的可能。跨界合作不仅能扩充科幻诗性言说的容量和力量，也会为文艺想象的媒介研究开拓新的方向。当媒介转换时，想象的审美效果会发生怎样的改变？科幻文学影视改编的经典案例反映了哪些涉及想象深层机制的认知心理和文化心理？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也将对发展中国科幻产业、培育中国科幻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诚然，研究、产业和文化的成熟根本上都要以科幻想象力的持续蓬勃发展为支撑。本文的分析表明，立足本土经验重新书写科幻文学经典的“非人”主题，发掘其中的生态意蕴从而回应更为普遍的人类生存和人性本质的问题，是激发和孕育当代中国科幻想象力的一条重要路径。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