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影响，欧洲思想家将想象力视为一种现代性的创造力。“神”逐渐退出认知体系的建构舞台，人需生产属于自身的知识。于是，现代性的想象力成为问题。一方面，（科学）知识与想象有所区分：知识是抽象的、清晰的、确定的；想象是具象的、模糊的、不稳定的。想象带来幻相与谬误。另一方面，在知识（思想）体系层出不穷的时代，想象的内容虽不保证与现实吻合，却能提供逻辑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提供对于未知世界的建构。斯宾诺莎与康德等哲学家既承认想象的不可靠性，也肯定想象力的本源功能。被合理使用的想象力，能够参与认知的推演，以探索逻辑的可能性与真实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康德认为，想象力是连接感性与知性的桥梁，是构成属人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先天功能。19、20世纪对于纯艺术、意识流或感官表达的追求，并不执着于想象力与知性、认知的关系；自然科学的发展则不断落实从想象到创造的过程。依托科学认知与技术发展的想象性作品，从另一理路实践着想象力对于认知体系的建构性创造。20世纪70年代，科幻想象与认知的关系被苏恩文明确提出：科幻诗学的演绎，在于“认知有效”。詹姆逊、小西瑟瑞-罗内、梅亚苏等学者亦从不同理路讨论了认知虚构与科学想象的关系。进入21世纪，科学与艺术开始充分融合，科幻便成为勾连艺术想象与科学设想的实验领域。想象与认知的关系、想象对于认知的创造性建构，重新成为前沿问题。与西方启蒙路径相对应，中国科幻的现代性想象既需处理想象与科学认知、科学创造力的关系，也需回答中国文化原型的想象性底蕴与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关系。21世纪中国科幻体现出“科”与“文”融合的创作思路。本文在分析不同作品多维度叙事逻辑的基础上，从“认知有效”出发，阐明中国科幻想象正深入探索贯通文化原型与认知“升维”的创作路径。

　　一、启蒙的认知路径——肯定“科学”　　

　　自然科学的技术实践与时代的变革紧密相关，对基于科学想象的科幻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由弗雷恩编写的著名话剧《哥本哈根》虚构了亡故后的海森堡与波尔夫妇。他们反复回忆二战，以反思不确定原理与纳粹德国的核武器计划，重新审视波尔与海森堡处于不同阵营的选择。剧作融合了历史层面量子求和的不确定性，与现实层面科学家抉择的不确定性。科学探索与人性幽微于动荡社会中被艺术想象合二为一。

　　与之相对，2022年“话剧九人”剧社创作的《对称性破缺》以20世纪几位著名物理学家的波折命运为主线，描写中国自然科学最早的一批探索者如何在科学创造、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层面从头开始，创造成熟的教育体系与影响世界的科研成果。时代动荡、政治变革、异国飘零、种族与性别压迫，与主角们对科学的真挚诉求形成不对称的悲剧结构。物理层面的“对称性破缺”与文学叙事的“对称性破缺”耦合于中国科学家所背负的命运。同《哥本哈根》类似，《对称性破缺》将现代物理学的数学结构挪用至文学（戏剧）叙事与人性的多重维度；而与《哥本哈根》不同，中国的自然科学探索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诉求，即回答“中国人是否能做好自然科学”这一问题，这也是对“李约瑟难题”更直观的表达，在《对称性破缺》中借不同角色之口反复提出。自洋务运动到“五四”时期，中国文化对于自然科学的态度反复变更。科学由“夷之技”逐渐变为被认可的思维模式与思想根源。可以说，中国科幻诞生于中国引进科学技术与思想逐渐启蒙的时代。时至今日，中国科幻想象也大多围绕一种立场展开：中国人可以做好自然科学。

　　近年来，晚清科幻研究日益成熟。资料显示，从译著引进到自主创作，晚清科幻一是通过外国作品，学习科学想象的认知建构、表达科学的合理性；二是基于对科学认识体系的理解，书写符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科幻作品。此时，中国科幻想象需满足一种双重任务：科学的认知想象和文化的认知认同（或跨越）。进入21世纪，由于晚清与维多利亚时代有所重叠，国内外科幻作者仍会选择返回神秘主义与祛魅并存的中国启蒙时期，如刘宇昆《狩猎愉快》的原著与改编动画。二者从文本与视听语言两个层面，糅合了殖民主义背景中的“怪物”或工匠，表现了由志怪传奇过渡到蒸汽朋克故事的认知架构衍变。

　　梁清散《济南的风筝》更接近《对称性破缺》的思路。小说主角作为最早留学的科学研究者，内心质朴，潜心创造，改进中国古人技术，发明了时至今日也颇为适用的“扑翼飞行器”。他更先于时代，利用钋进行电离放电，解决飞行器动力问题。但器重他的洋务派官员希望开发军工武器以强国，保守派则出于对“洋人知识”的最后反扑，害死了他。于是，夹在“科学等于军事强国”与“中国文化之历史优越”之间，中国科学家未能成功完成跨越时代的创造，被历史埋没。不论晚清还是当代，中国科幻想象很少质疑中国科学家本身的独特创造力。科幻作品更多反思为何本土化的科学构建与科学精神没能超越历史长河，获得成功。换言之，对于中国科幻想象来说，科学认知体系与中国人的个体创造力并不相悖，而旧的历史文化与反科学的思想才是促成“李约瑟难题”的重要因素之一。

　　1949年至20世纪末科幻的发展，不论是科学乐观主义、科幻与科普的紧密结合，还是“科”与“文”之争，也都与“中国人如何做自然科学”这一问题紧密相关。科学家作为科研主体，承担了以启蒙的科学路径解决“李约瑟难题”的重任。如何树立科学家形象，成为大多数科幻想象需首要定位的问题。自《弗兰肯斯坦》始，科幻会通过怪异的科学家，反思科学的进步，以及科学体系或科学实践对人的扭曲。中国科幻对科学家形象的建构，一部分是乐观且正面的，另一部分表面怪诞，内在则包含不被世俗理解的人性深度。进一步说，中国科幻中怪诞科学家的经典形象，大多并不邪恶，他们往往在行为选择背后有着各种苦衷。

　　如刘慈欣《三体》中叶文洁、罗辑、程心等诸多人物，各自表现出某种世俗意义的冷酷/软弱。而他们的科学追求，又以新的道德方式合理化他们的选择。“合理化”过程既带来作者对于科学设定“认知有效”的展开，也让读者产生与不同科学体系的共情。《流浪地球》小说结尾，不被理解的科学家与其支持者，也遭受冷酷的放逐与死亡。概言之，刘慈欣的大多数作品并不通过科学家的行为反思科学，而是以科学家塑造科学认知的真理性，反思社会层面反科学的行为与机制。此时的科学家往往也象征了科学崇高的另类道德含义：中国人可以完成超越性的科学创造，并能借助新的科学观，反思、淘汰或拯救人类社会的野蛮与落后。这一对科学认知真理性的建构，事实上继承并扩展了“五四”启蒙思想对旧有文化的批判。

　　如果说刘慈欣塑造的科学家仍闪烁某种人性的勇气辉光，韩松的质疑更加激进。以“医院三部曲”为例：《医院》最贴近现实，描绘“医”与“病”的依附关系；《驱魔》深入一层，讲“叙事”与“治疗”的互通与替代；《亡灵》进入本质，写进化带来的并非“少年”而是早衰，历史本体的返祖与老态将永恒存在。三部曲层层递进，并不反科学、知识或创造，韩松显然对科学拯救人类产生怀疑。他更为直接地继承了鲁迅的传统。鲁迅有着“学医”或“从文”的挣扎，即治“体”或治“心”的选择。通常医学（科学）与文艺（艺术）是两类不相干的体系，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是体病与心病的“病”。在《药》中，人血馒头作为反科学的“药”，显示出中国人心病的顽疾。韩松则深化了“弃医从文”的深层动机：即便掌握了科学与技术，只要还存有劣根性，那么科学技术就会被用来“吃人”，将社会带向违背科学探索精神与理想的另一端。

　　对于中国，科学与启蒙的介入关乎文化体系与民族认同的问题。中国科幻则体现出某种微妙的自觉：自晚清至当下，科学认知建构对旧有社会文化的改造更具优先地位。反思科学固然重要，但以科学（或通过科学家）反思前启蒙时代的知识与社会体系更为重要。中国科幻想象通过肯定中国科学家的创造力，构建中国现代性知识体系的民族认同，同时整体反思并批判前启蒙时代历史文化的劣根性。

　　　二、科学的普及路径——科研行为与认知方法　　

　　成熟于21世纪的年轻一代中文科幻写作者，更专注于描绘科学认知建构与社会发展、学术生活的深度重叠。如滕野直接刻画科学与技术已成自然的中国社会。例如，《辽河天涯》讲述海王星平凡钻井工人，用智用勇横穿太阳系回家过年；《隐形时代》以小人物视角切入动荡变革与自然科学奇观——普通人深度参与科学变革，构成科幻想象的理想底色。此处并非科学家的发明带动相对落后的普通大众，而是以通识的认知水平，让普通人顺畅进入未来主义叙事，由此科幻表达出知识改变命运的平民化逻辑。

　　刘洋的《火星孤儿》与七月的《小镇奇谈》也采取通俗化叙事方式：一方面，叙事的线索和路径向青少年文学靠拢，另一方面，随着剧情推演，小说后半段进入较为艰深或宏大的科学架构及视觉奇观。刘洋拥有理论物理学背景，他的中短篇小说多以解密或科研角度，铺陈复杂理论构想。如《小林村拆迁事件》写到“轻物质”穿越太阳系结构，对地月产生影响；《回波》涉及宇宙超对称封闭结构与意识回波的关系。超越“科文之争”，当代理工科背景的科幻作者能“合法”地运用想象，表达复杂物理学或神经科学尚未落实的假设。复杂的科学认知类“思想实验”成为科幻的艺术源头，也通过作品抵达科学圈层以外的读者。

　　当不再拘泥于知识性说教，科幻的普及意义变得宽泛。一方面，刘洋等作者的作品不是对高等物理学知识的普及，而是对“复杂认知架构如何产生”的呈现。其“认知构建”的方法论与科研性意义，高于知识性的说教与普及。《消失的旅客》用一句话印证了科学认知作为方法论的重要性：科技带来危机，以科技手段来解决。另一方面，科学研究不再脱离大众认知、不再神秘。科学与巫术的区别，主要体现于现当代社会的科研行为。拉图尔的研究表明，科研机制源自丰富的社会性行为与偶然因素，科研本身即构成现代知识体系建立的认知中间地带。

　　进入21世纪，许多中国科幻作者有意识地处理了科幻中的“科研”问题。与“科文对立”相反，科研探索缺乏绝对的确定性。其假设、求证、种种的偶然与险阻，同科幻想象的认知建构有许多重叠之处。《E=mc3：边角料科研奇思录》主编杨枫在“后记”中谈到科学与科幻的关系，并将问题聚焦至科研与科幻的关系：科学追求与科研的现实环境有所错位，构成科研工作者心境的困顿，也带来科幻创作的驱动力。小说集中，楚子阳《真理的海洋》展现数学天才的想象与对数学的本体阐释，二者有如科学探索与科研生活，终究殊途同归。王博言《触摸呼吸》描绘自然科学与语言学等学科的交叉建构，以及多人跨学科的研究逻辑。杨枫《双脑筑城记》围绕科研竞争升级与学业失意者展开：副脑的无意识自主学习，让知识封闭乃至抹除了个体人格。科学认知与科研创造显得遥不可及，科幻作品则可脚踏实地地展现从科研到科学的过渡及其偏差。

　　此外，科幻作者对科幻本身的认知建构功能也有所假设：科幻带来反直觉的认知想象。双翅目《廖苹的苹果》类比民国学者廖平的轶事。廖平记忆殊差，难以记诵知识，因此他于“思”上下功夫，锻炼理解力，学成后创建颇多。科幻想象与之类似。科幻不追求对知识体系的记忆，而追求对既有认知体系的突破与再建构，以触发不同的理解与另类的思考方式，最终引向对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科学并非一路高歌猛进，近现代科学的发展由无数失败史铺陈而就。科幻与科学类似：较之永恒，更接近速朽。比起成王败寇的叙事，近年来中国科幻作者倾向于通过共情方式，描绘围绕科学真理产生的无数失败者。如孙望路《地震云》的主角是一位失败的学生和一位民间科学爱好者。小镇学生历经大城市艰苦、实验工作失败、科研社交困境、严父与娶妻压力，最终在主流之外的民科处，找到做科研的最初冲动。故事结尾，学生与民科的理论没能真正成功。民科更为坦然地接纳了失败，学生也与之一起，找到了本心与归宿。出于边缘视角，孙望路的《山村风云》与《重燃的烧火》对代孕机器人、劳力机器人的描绘，也不局限于刻画落后、笨拙或苦难，而着力于描写农村人更为高效地拥抱技术。小说表达了“边缘人群”的“失败”并不由科学认知的能力决定，他们有着更为强烈的学习欲求。难以撼动的传统习俗导致了他们的失败。科学认知建构与固有社会阶层形成对比——这也是科幻对“科普”的反思——科学普及的障碍并不是科学高高在上，而是科学知识体系与科学探索精神之外的因素。这亦是一种对于启蒙与“五四”的想象性回应。

　　我们必须承认，当代中国科幻仍承担着一项与其他艺术或文学门类不同的功能——普及科学。只是进入21世纪，科学不再是僵化的知识，科幻普及更多面向“科学创造的过程”，因而科幻需通过想象，呈现“复杂认知架构的生成过程”、呈现科研的行为与科研的方法论，甚至描绘科学认知建构的“非永恒”与失败史。换言之，通过科幻普及知识体系的创造过程与不确定性，赋予认知建构 中的“失败”以价值，更具启示意义。

　　　三、国际视角的多元路径——共情与认知的纵深

　　科幻的认知建构并非止步于科学认知，也关乎文化社会的认知结构。中国语境中“科”与“文”的融合需解决现代化科学如何与中国思想和概念结合的问题。此路径不是指那些假借科学或科幻之皮，恢复封建体系、封建宗法、封建压迫，以及帝国、战争与殖民崇拜的作品；而是继承鲁迅等近现代学者对传统的批判，同时回溯中国文化的原型架构与思想纵深的作品。由于科学体系的国际视野，科幻也需要国际主义视角。如何与世界多元文化展开对话，并对现代社会与民族文化进行重写，亦考验中国科幻想象的纵深能力。

　　依托于科学普遍有效性与科幻社群较高的国际化程度，中国科幻不缺乏国际视角与国际主义表达。陈楸帆、王侃瑜、金雪妮等作者、译者和学术工作者已充分参与国际视角的构建。一方面，女性主义等多元表达变得清晰；另一方面，小说创作基于不同文化的考量变得深入。这一切进一步反哺对中国文化的再建构。以陈楸帆为例，他早年的小说集《薄码》已表达本土认知建构的视角与自觉。小说集《未来病史》的视角与推演没有浮于表面的概念流动性，而在不同篇目中，各自有所扎根。近三年出版的《人生算法》《AI未来进行式》与其他单篇作品，在篇目安排与内容策划层面，兼备更清晰的国际多维视角与地域文化思路。《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恐惧机器》属于较经典的、不特殊处理文化认知建构，专注于科学技术与社会推演的小说。《AI未来进行式》以合作模式写作，既以“解读”统合未来发展的技术可能与落地分析，也以小说视角将叙事拆分到十个国家。其中，《一叶知命》《假面神祇》分别根植于印度孟买与西非尼日利亚的本土制度、地方神话，将各自文化的内在逻辑，放置于资本与技术发展的演绎逻辑中。小说的写作以共情思考，深入他者的“非他者”视角。“2019科幻春晚——故乡奥德赛”系列篇目中的《匣中祠堂》，直接处理地方文化建制的父子关系与金漆木雕的艺术内核。长篇小说《荒潮》则呈现国际化格局与民族及地方的多维度推演。陈楸帆的作品清晰表明：文化的多元建构不是简单的拼贴主义，而需进入更为深层的共情探索与认知演绎，方能让科幻想象搭建普遍有效的认知，进行面向未来的推演。

　　陈楸帆的创作以“非他者”视角同时审视西方、中国与其他非西方文化，以求将中国科幻的想象并置于国际语境。七格小说集《苹果核里的桃先生》则基于现代数学的不同范式或方法论，描绘五种非西方的文化/神话逻辑。以差异化的数学本体建构，处理边缘化的文化认知逻辑，这与时间穿越类科幻历史小说不同。后者大多服从于一种或两种史统观，或以现代性的、心理补偿机制的新史统代替旧史统，因而其“世界建构”大多不追求本体或认知层面的新建构，也较少对不同文化本身进行创新解读。《苹果核里的桃先生》的“序”则解释了自身的方法论：“套用数学里的术语，我尝试的是一种广义小说，就是说小说不再是传统的人文语言的扩展集，它还有可能继续扩展它的内涵，将数理逻辑里的一些成分给包括进来，成为可以容纳更多通配符的一个文本织体”。也就是说，现代数学的范式自有理数扩展至无理数、自欧式几何扩展至黎曼几何，数学叙事的复杂性结构也会影响科学知识以外的表达，从而可以对既有文化进行再建构，或赋予其新的价值。

　　《可能世界》书写元灭宋时期朝代更迭的中国乱世。儒家内部，理学如光，主角只见边境之外一片黑暗。“理一分殊”如同先验箴言，念出便能决定胜局。理学的可知世界之外，仍存在其他的可能世界。撒马尔罕的智者将“理一分殊”进行数学求解，获得其他答案。此时，中国理学与西方在场形而上学的表达逻辑变得非常接近，皆呈现一种模态语境的可能世界。数学与义理的结合亦假设出一种西方科学范式与中国认知结构耦合的可能性。《实无穷》以阿兹特克古老的祭祀与大劫为背景，强调这一文化内在的、对另一种更高维的“连续性”（或“断裂”）的追求。康托尔超穷数理论认定实数的“无穷”大于自然数的“无穷”。阿兹特克智者所献祭的神，便是超越尘世虚假梦境的、真正实在的彼世无穷。当混乱社会显示某种缺乏秩序的“历史虚无”，现代数学的范式反能以高于历史主义的角度，重新赋予文化断裂、文化交融、文化混沌以认知的形式及价值。《神谕》则借古埃及神话，讲述“实无穷”的神与图灵机的相似处。即便拥有造世能力，诸神也要面对形式体系的推演困境。它们无法回避所有“可能世界”的不自洽性和不完备性，无法遍历它们所造的世界的全部情景，仍需处理自身的无知与悖论。古老神话或旧有文化于是面对同一共有困境，即系统性认知推演过程中的自指矛盾与不完备性。概言之，七格的国际化或多文化视角，源自现代数学的基础提问模式。他将人类已有文化价值，放置到现代数学的多维认知建构中，通过科幻进行创造性阐释。

　　陈楸帆、七格等作者的演绎表明，现代的科学技术逻辑或现代意义的数学物理范式，皆可通过科幻，重新深入不同地域文化或神话的认知再建构过程。这引出一个问题：科幻的认知建构，是否直接关乎文学叙事的认知本体？如果仅将文学（或艺术）限制于感官表达，科学认知的认识论建构大多处于再现（representation）层面。而当文学尝试表达思想的变革，想象叙事的纵深会进入认识论领域，与科学的认知建构耦合，科幻便由“点子文学”演绎为问题文学。文学不止展现状态、表达姿态，还可以提出问题，发挥自身古老的功能：质疑人与世界的命运。

　　四、文化的演绎弧线——认知的原型与“升维”

　　科幻作者慕明用合流（confluence）一词，定位科幻小说如何同科学、技术、历史、神话的逻辑系统进行联合与再建构。陈楸帆、七格等作者已表明，中国文化思想的逻辑体系，可以与自然科学的逻辑体系嵌合。他们从国际主义或现代数学理论出发，对本土文化进行重构，其理路更接近自外而内的推演。慕明、沉舟等作者，则通过部分作品，自内而外进行建构，即从文化思想的原型逻辑出发，尝试从头开始，再次演绎古老的神话、历史或器物、园林脉络，以求在演绎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将自然科学认知建构的底层逻辑，融汇于中国文化的原初叙事与演绎过程。此时，中国科幻尝试以认知重构，重新筛取前启蒙时代的传统知识原型，去糟取精，勾连中国思想本身由古代至现代、再至未来的连续性。

　　慕明的小说集《宛转环》重视认知建构的系统性“升维”过程。八个故事即是描绘认知“升维”的弧线。虽然人物与故事各自独立，但小说集内在逻辑互相嵌合，构成不同样式的互相指涉，如题目“宛转环”。第一篇是来自未来的虚构讲稿。发言人已完成智慧生命的底层感知模式与顶层思维逻辑的“升维”。讲稿表明，感受与形式的雏形已孕育于故事——理解“升维”的路径，只有返回故事推演的源头。认知的本源与感受的本源在神话（或童话）中同构。神话失落的时代，故事取代神话。聆听者与讲述者可以通过故事，完成自底层感官感受到顶层抽象思维的变革。二者融合于想象：“叙事即真实，想象即人类”。

　　《铸梦》返回轴心时代的春秋，从源头处理造物、造人、造世的对称与不对称问题。小说的认知逻辑或梦、或礼、或巫，名实关系发生错位，衍生出不对称的个体命运与历史结构。《铸梦》的科学构架取自人工智能研究基于规则（rule-based）模式和基于机器学习的两种流派。小说将两种方案融汇到中国文化原型诞生的推想演绎中。三位男性角色象征三种认知“升维”的演绎路径。工尹商阳以礼杀人、以礼训练人，以求利的驱力，超越对成文之礼的固着。他以应用层面的“礼”，带来偶人认知模式的进化。公输平的路径接近当代计算演绎。偶人行动的底层逻辑依赖黑白丝线组合而成的“与、或、非”三种基础模式。它们叠加组合，根据不同权重，生成概念体系。偶人的自主学习模式逐渐由简单规则，演绎至层叠的网络，即由人工智能的规则演绎过渡至深度学习模式。最终，公输平以物质手段抵达以礼造“梦”的边界。至此，《铸梦》通过“制造人偶”的可解释性问题，将元叙事的提问方式拆开。智能深度学习的卷曲建构被阐释为“循环之礼”。循环的极致是“递归”。递归接近完备时，抵达“至美”，也会暴露形式系统的不完备性与封闭性——自指。因而工尹商阳与公输平的某种失败，源自成功尽头的“自指循环”。小说以儒礼的封闭与梦境的缥缈解释了两种无法跨越自指界限的路径。屈弗忌（巫臣）则以“巫”这一更为古老的神话逻辑，寻求个体、家国、宇宙叙事的再阐释结构。巫并非“前科学”的规则，而在既定规则之外，寻求其他演绎模式。屈弗忌面对“巫”所提供的界限与桥梁：只存在原初（巫）的不同方法与路径，没有普适的规则与系统。想象的叙事，即是反复重构原型。就此而言，《铸梦》基于中国语境假设了三种互相指涉、带来历史发展的原型：（功利性的）儒礼、（演绎的）造梦、（叙事重构的）巫术。“礼、梦、巫”之外，女性作为另一种原型而存在，表达从零开始的力量。这一“负阴处柔”的逻辑与现代女性主义结合，构成小说集认知“升维”的另一条线索。

　　《铸梦》是“礼、梦、巫”演绎的开始，表达中国思想的认知原型；《宛转环》则聚焦制玉、作画、造园，表达中国审美的认知原型。问题由智能学习的“见自己”过渡到“见世界”。小说认知逻辑挪用黎曼空间构成的莫比乌斯环与克莱因瓶，处理时空本为一体、有限内含无限的问题。西方艺术表达的巴洛克的万物嵌套与教堂内饰，被中国的琢玉与造园的柔性空间取代；戏剧性的拓扑运作，被审美范畴“宛转”的舒展卷缩取代。两种语境对黎曼几何的物质表达生出差异：巴洛克几乎没有留白，以求将时空的密集繁复推向极致；“宛转”则重视留白，以空为实，在“有形但为无形造”的过程中，呈现更为静态、空灵的万相。换言之，“宛转”的认知建构虽与“巴洛克”艺术一致，其所呈现的审美演绎与物质表达，则呈现中国文化纵深的独特意蕴。依赖媒介柔性，制玉用“软玉法”与“琢空法”；依赖“士、家、国”概念的连续，园林建造的“互否之法”“互含之法”“鸟瞰图法”描绘了窥见万千历史的路径。玉与园的“有限含无限”，虽致敬博尔赫斯的《阿莱夫》，但与西方或中东的神秘主义不同，《宛转环》较严格地依赖非欧几何运作，因而故事更强调“实相”。小说也没有借抽象体系，回避叙事建构承担“朝局之乱、百姓之苦”的问题。士人与家国秩序不断遭遇沉重的侮辱损害。构建宛转环与宛转园林所付出的心力，成为内在于创造本身的灼热力量，成为超越梦境或虚构的现实力量。小说结尾，父女心意相通，了然各自命运的时刻，坚韧温润的玉与荒凉的园林，呈现女性与士人面对绝望的勇气。《宛转环》也将女性与文人的气节融合，赋予其建构性的创造力。

　　《假手于人》《涂色世界》《谁能拥有月亮》《破境》进入现代，并过渡到未来的技术世界。技术迭代与女性主义的认知“升维”路径变得明晰。《假手于人》里的“细丝竹编”根植于底层感知，剖竹、制篾、编花、打磨，互动的机制在于手与竹的柔性。小说引入神经接口、深度学习与数据库的建模存储，通过技术媒介，保存指间技艺。手工艺的文化或工艺属性，也直接过渡为集成电路技术媒介的数据采集与认知建模分析。手艺关乎造物，视觉关乎理解。《涂色世界》通过异类的“四色视觉”，讨论技术（与叙事）对体验与表达的重建。女主因基因变异，获得比三色视觉更多、更精微的视觉体验，却让她与周遭亲友格格不入。她努力融入“正常”世界，这让她的体验与她的表达无法连贯。源自底层的、技术的、多维的感受性力量被单一社会叙事所压抑。她则需经历复杂的、艰难的过程，信任自己所见的四色世界，运用语言与共情，从零开始，再次进行表达，才能完成沟通与理解。换言之，认知并非表层或抽象的概念体系，认知的改变源自体验的重建。这里女性与技术的关系变得更复杂、更隐秘，却也更具创造性。《谁能拥有月亮》写到全感官的跨媒介连续统。女主角中专毕业，从底层行业做起。她进入全感官数字化新行业，做数字雕刻手艺。建模设计类似语言表达，需从底层经验开始，从头创造新事物。整个过程反加速主义、反机会主义：“他们的工作和古老的木匠、石匠、裁缝等等手工艺人很类似，支撑天赋和审美的，是长时间的专注、大量的重复劳动，以及相比之下缓慢的进步和并不耀眼的产出”。这与女主角的自我探索路径重合：人生，尤其是女性人生的成长脉络，不会顺畅，每一次都需从原初（本源、底层）的荆棘中再走新路。小说集的篇目，也从特定感官的再建构，过渡到人性的再建构——女性化的“改变”与“自建构”。《破境》承接《谁能拥有月亮》：数字化建构的“梦盒”是生命之盒，是故事之盒，也是自指之镜。变革（或创造）将面对最终边界——自指界限。《破境》建立“真境”，也寻求“破”与“立”间的逻辑。“真境”让媒介与认知的关系“道不离器”。叙事的同构、递归、自指，将叙事（造物）的自由与万物的相对性，推向可以预测的边界。创造或想象的问题，永远在于如何跨越边界。《破境》经典意象之一是关着鸟儿的牢笼。每一次窗户总会打开，鸟儿总会飞到不知何处。越出界限，才能达到真实的认知“升维”。

　　《沙与星》是小说集叙事与结构的收束。“沙”的故事重复《铸梦》造偶、《宛转环》造园林、《假手于人》造机器指尖工艺、《涂色世界》造视觉表达、《谁能拥有月亮》造梦盒、《破境》造真境。小说再一次描绘手艺训练与真理探索的缓速：只有再次开始，才能发现世界之外的世界，整个过程不是被动聆听或汲取，而是主动参与和讲述。此时，主角的自我讲述与前述故事形成复杂的互涉网络，以超越自指。小说《沙与星》内部也处理了边界及互指问题。古神语言类似于“巫”，演绎的方式类似于“术”，最终的建构可被视为“梦”。星空意象是梦的边界。“星”的故事中，宇宙与个体重合，科学与艺术重合，逻辑闭环的结尾，戴森球构成技术与叙事推演的另一极。戴森球闭合，星空本源也被隔绝到所建构的世界之外——赖以生存的事物，才带来最根本的边界。此处，小说区分了梦者与施梦者。梦者自《铸梦》开始一直存在，总会抵达终梦的封闭。施梦者诞生于梦者所建构的世界。《破境》中脱离此世的女性，已抵达认知“升维”的另一边界：离散的、被释放的、丰富的感官接口与反馈方式，产生新的交互与记忆。女性主义的施梦者一方面拥有标准的、赛博朋克或后人类意义的离散主体形态；另一方面，她们没有脱离原初的演绎方式，并能从人类的叙事中，定位从零开始的建构性表达及其高贵之处。换言之，梦者与施梦者构成人类跨界或“升维”互指方式。施梦者通过不同故事，重新地、反复地讲述梦者的造梦，让他们懂得其中的艰辛与终局的枉然。二者的关系由梦者的自恋与依赖，逐渐变为某种共情或共识。施梦者之于梦者，类似“空气之于鸟，水之于鱼”，既是生存的界限，也是再次定义生命与世界的开始。而即便施梦者，也需重新返回故事的本源，返回黑暗与原初。小说以女性主义的开端为结尾，构成与《铸梦》首尾呼应的闭环。夜空下的刀耕火种，是历经了认知“升维”的另外一种开端。

　　至此，小说集《宛转环》完成了自先秦原型文化、中国琢玉与园林艺术、现当代感官模拟与造境、未来人性与叙事变革演绎的认知“升维”弧线。整个过程通过科学认知、自我认知、意象分层、文学表达分层等多种手段，建构了复杂的逻辑同构与互指结构。“李约瑟难题”、“科文之争”、中国文化的未来表达等困境，皆被纳入认知“升维”的呈现中。慕明在创作中也表达了路径不止一种的观点，想象力的探索虽然艰难，却能立体地编织由文化的原型模式、体验的原初结构，到科学认知的“升维”过程。

　　结语

　　近年来，围绕技术哲学、人工智能、元宇宙等话题对科幻小说的讨论，大多微妙地回避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创造？或进一步：科幻的想象如何创造？或再进一步：如何在科幻文学的叙事空间中，建构基于科学、科研、共情与文明纵深的认知体系？有趣的是，许多中文科幻小说，已经以其自身的提问方式与演绎逻辑，回答了诸多理论问题。自启蒙运动至今，理论界多重视想象与艺术的关系，想象与认知的建构性力量虽被肯定，但多少被边缘化了。20世纪后半叶的技术发展与科幻理论发展，让学术界重新重视想象和认知的关系。科幻既带来阐释这类问题的“提问方式”，也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推演样本。中国科幻自“五四”起，也加入了想象与认知之间复杂的呈现版图，一直处理着其自身与文学、科学关系的调谐。如前文所言，中国科幻想象对科学（知识系统）认知的肯定性强调，有其“五四”传承，一是反思前启蒙时代的文化传统，二是肯定中国科学、科研的创造力。在此基础上，中国科幻面对国际语境，既需与他人建立共情的表达体系，也需重构文化（文明）原型的连续性，以多维的、认知的推演，抵抗单一的、表面化的民族文化返祖。此时，中国科幻想象的“认知有效”需要在两个递进的维度上，跨越“两种文化”的壁垒：一是在广义的学科层面，处理人文艺术（文科）与自然科学（理科）的分野；二是在广义的文化层面，整合中国经典思想文化与科学启蒙认知体系的错位。21世纪的中国科幻作品已先于理论，尝试以不同路径融合科学与文学的创造，试图通过想象，寻求“科与文”同步的“升维”。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

　　（本文注释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