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文明交流与对话的当下，我们应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研究，站在中国学术自身的立场，从跨文化的角度对中国文论中的误读等现象给以一种历史性解释。由此，对当代海外中国研究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中西之间展开跨语际、跨文化的深层对话，汲长批短，在平等对话中推进中国学术的建设和研究，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至关重要。藉于此，本文立足本土，通过参酌原典，从语言哲学层面考辨《文心雕龙》元范畴“味”在海外言述场域中的各类译释，揭橥其入思之理中的遮蔽或发明之处，进而从诗学层面思考中西方美感论的异同及会通。

　　一、原始以表末：《文心雕龙》 中的元范畴 “味”

　　“味”是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艺理论中重要的元范畴，它意蕴丰富，形态多样。刘勰将“味”直接引入文学批评领域，不仅全面总结了前人的成果，从文艺审美论、创作论和接受论等多层面对其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探讨，而且在杂文学观念基础上，提出了对“味”的创造和品鉴的规律性认识。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他是对“味”这一文论范畴进行较全面论述的第一人。他的论述不仅标志着文论领域“味”范畴的确立，也极大地推动了其在古代文学批评中的成熟及普遍运用。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共有19处直接提及“味”。总体而观，《文心雕龙》中“味”的分类，可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划分：第一，就美学含义而分，《文心雕龙》中的元范畴“味”的含义可分为“有美学含义”和“无美学含义”两大类。其中3处取“味”之本义，即指在食物滋味意义层面所使用的普通词语“味道”，或为使用典故论述相关问题，其本身并无特别的美学含义。其余16处皆含有审美逻辑。第二，就词性而分，可划归为名词和动词两类。第三，就意义而分，有味道、滋味，理趣、韵味以及接近现代审美概念的体味、玩味三大类。如表1所示。

　　《文心雕龙》中刘勰用“味”对“文”的美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从“味”的分类而观，全书中“味”除以单字出现外，还衍生出众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中国传统美学概念，如名词类的“义味”“馀味”“臭味”“滋味”“道味”“遗味”“精味”“辞味” 和动词类的“讽味”“研味”等。前者侧重于审美对象（客体）自身所具有的、能被人感知的审美属性；而后者则侧重于审美主体的审美活动。前者在《文心雕龙》中出现的次数明显多于后者。此外，从篇章视角而观，“味”范畴出现在《文心雕龙》的一些主要篇章中，在“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和“剖情析采”部分均有运用，甚至在创作论部分的《情采》《隐秀》《附会》《总术》这4篇中，“味”范畴分别出现过两次。由此可见，无论从“味”的分类，还是从“味”在《文心雕龙》中出现的篇章频次而观，都体现出刘勰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对文学作品内在审美特性的高度重视。

　　二、释名以章义：英语世界“味” 的译释及思考

　　本研究将《文心雕龙》中元范畴“味”置于海外汉学的言述场域中，考量 “味”的各类跨文化译释。主要聚焦海外汉学界最具代表性的《文心雕龙》5部英文译本：施友忠译本、黄兆杰译本和杨国斌译本（以下分别简称施译、黄译、杨译），以及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节译本（以下简称杨、戴译）和宇文所安节译本（以下简称宇文译）。 此外，5部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中也有关涉元范畴“味”的英译：1970年华盛顿大学吉布斯在博士论文《〈文心雕龙〉中的文学理论》的第四章中也对《原道》全篇进行了翻译（以下简称吉译）；1981年斯坦福大学邵保罗的博士论文《刘勰: 理论家、批评家、修辞学家》（以下简称邵译）；1990年魏彼德在其博士论文《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古典主义》（以下简称魏译）；1996年,俄亥俄州立大学李敏儒的博士论文 《从中国古典文学的视角看刘勰的“文心”观》(以下简称李译）；2005年，多伦多大学马劲松的博士论文《文是心与道的交融——从〈文心雕龙〉前五章看文的基础和起源》（以下简称马译）。

　　根据表1中“味”意义的分类，爬梳整理以上10部海外相关文献中“味”的译文，归结如表2所示。通过分析英语世界元范畴“味”的各类译解，发现存在两种趋向：其一，译解名词“味”时，海外译者多采用taste 和flavor。如表2所示，宇文所安认识到中国文论中围绕“味”有一系列表示味觉的词汇，它们都是描述文本美学体验重要的主导性隐喻。因此，译文中他大多采用flavor解“味”。其二，译解动词“味”时，多位译者以名词短语译解其“味”，整体呈现名词化倾向。针对以上分析，研究将聚焦于以下两个主要问题：第一，西方的taste/flavor与中国诗学中的元范畴“味”是否相通？第二，海外译者以名词译解动词“味”，其内在的学理制因是什么？围绕以上两个问题，下文将从原典出发，在中西诗学的双向阐释中，进一步阐析并澄清“味”之义界。

　　三、兼解以俱通：“味”与“taste”等的比况

　　就文化交流本意而言，强调个别文化传统的个性和差异，是为了突出其发展路径中不同的偏重，以求在阐释性的交流中达到相互的理解、借鉴和融合。某种程度而言，译释这种阐释性交流方式，同时也是译者迂回进入原文的一种方式，是译者意识与作者意识之间的一种汇合。它并非一种简单的个人行为，而隐含着译者与作者所处两种诗学的对话。从中可以窥见一种诗学对另一种诗学的观照、比较、体验和领悟。通过参酌原典，对“味”与“taste”等词的语义内涵、语义演化、哲学思维进行打通式比较和阐释，以跨越思维间距推动文化互识与文论互通。

　　从语义内涵层面进行考察，flavor语义侧重能辨别出来的特性，即指某一物质有别于其他物质的显著或独特品质；savor的语义更侧重兴味和意味，通常表示喜欢或享受美味，也指某些特征和性质能赋予事物以生命力或刺激性。相对而言，taste比flavor 和savor的指涉范围要广，它可指涉任何味道，但其本身并不表示任何特殊的性质或某一具体的味道。宇文所安认为中国文论中多“味”的原因之一，即为“味”的涵括性，它可以将大量有共同点的范畴（如“咸”或“酸”）囊括进来，也可以容纳每一种味道的精细而具体的特性。因此，与flavor 和savor相比，taste的广义性与“味”的涵括性更加匹配。此外，taste通常表示一种强烈的印象、感情或对事物性质的深层认识。而“味”也具有一种持续性特征，这种特性和阅读之后文本在头脑中的“持续”性相类，这就使文本的意味得以延展和敞开。因此，就“味”的持续性而言，taste所独具的这种强烈而深层的认识，也与“味”的持续性特征相类，而flavor和savor则不具有此类特点。由此可知，taste与元范畴“味”的涵括性和持续性两方面含义相对接近。

　　接着考察“味”和taste的词义演化历程。《说文解字》云：“味，滋味也。”从口，未声。《说文解字句读》云：“是滋即味也。”滋味，同义复合。“味”原指物质的气味，以及刺激人引起生理反应的味觉。后来随着文明进步，人们由此而逐渐超越生理快感，而引申指向人的审美感受。先秦时“味”用于音乐批评，魏晋时开始转向文学批评。可以说，先秦到魏晋是“味”从一个生理快感衍化为审美概念的时期。发展到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南朝齐梁时代，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自觉，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时期，“味”的内涵也迅速向审美属性和审美活动方面展开，成为一个纯粹的美学范畴。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审美范畴，“味”的真正确立，是由刘勰、钟嵘两位理论家完成的。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味”论，学界多聚焦于钟嵘“滋味”说。多认为钟嵘首倡此说。事实上，“滋味” 最先由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提及，《声律》云，“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下句，气力穷于和韵。”随后钟嵘将之视为审美标准。晚唐司空图的“味外之旨”（即“味外味”）又将“味”的美学价值和理论深度推至顶点。近代古文大家林纾把“味”视为文章的最高境界，提出“味者，事理精确处耐人咀嚼之谓”之观点。由此可见，元范畴“味”的发展经历了由感觉到心理统一融合的过程，体现了其审美体验和审美思维不断衍变升级的趋向。

　　追溯西方taste的词义演变可知，taste源自拉丁文tangere, 意为“感觉、处理、接触”。早在13世纪taste一词就与身体感官相关联，最初它的语义范围比“品尝”更广泛，近似于现在的触觉或感觉。从14世纪的文献资料中可见，它与感觉器官嘴密切关联，但在一段时间内通过其隐喻含义的扩展，taste具有了更普遍的含义。例如1425年，good taste被理解为“一种良好的理解力”，而1502年又被赋予“没有精神品位”的含义，在弥尔顿《复乐园》的第4卷，希伯来颂歌代表之作《锡安之歌》（Sion’s songs）中，taste被广泛运用。从17世纪开始，尤其是18世纪，取自身体被动感觉的taste，隐喻迁移为一种本质上非被动的智识行为和操作。taste被冠以一种普遍品质的“品味”含义，即用以快速准确辨别事物性质的心智力量。于是 taste原先所表示的强烈而活跃的“味觉”含义，逐渐被相对弱势但却是人类所共有的“品味”习惯所取代。自此，所谓的“品味”和“好品味”已与人类活跃的感官相分离，变成获得某种习惯和规则的问题。如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曾指出，健全的理智力能同精致的感受相结合，因实际锻炼得以增强，后又经过比较而完善，还能涤除一切偏见。这些品质综合起来所做的评判就是品味（taste）和美（beauty）的真正标准。而“无味” 也已与味觉分离，并往往是在道德而非审美语境下，以相对较弱的方式承载了更古老和更广泛的感觉、触觉和理解。因此，休谟提倡品味（鉴赏）和审美判断时应忠实地谨持道德原则。综上所述，taste的语义演变不仅经历了从自然到审美再到道德层面的转化，同时也伴随着从主观到客观的语义变迁。在这一过程中，taste逐渐脱离其个体主观感觉的束缚，由小写的“味觉”转变为具有普遍性质的、客观的、大写的“品味”。

　　综上，通过追溯“味”与taste的语义演变历程，可知“味”经历了与taste相近的词义演变过程。两者可通约之处在于，都经历了由生理感官概念向审美范畴的转换。然而两者也并非完全等同，taste后期的语义发展又经历了由审美向道德层面的转化，成为具有形而上性质的抽象概念，含有较多静态属性；而“味”这一范畴因涵括了形而上的审美品质和形而下的审美体验，因此兼具动、静两态。由此可知，现代英语taste一词与“味”虽有细微差异，但总体词义演变过程相类，比flavor和savor更接近“味”的审美内涵。

　　针对第二个问题，总体而观，翻译中的这种动词名词化的趋向，源自东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东方人更多是从各种关系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因此汉语中动词较多。而西方人更倾向于从可归入各个范畴的静止物体来看这个世界，因此英语中名词较多。下文我们通过反观中西文艺审美传统对不同感官的趋重，进一步探索海外动词名词化译解趋向的内在美学制因。

　　“味”原意为口腔对饮食的感觉，这是中国古代对美的感觉的肇始。自此，作为口腔感觉的“味”与后来的“色”“声”并列，构成三种中国基本的审美现象。同时，中国哲学中，这三者皆由“气”而生，是“气”的功用，所以也常被理解为万物的基本属性、功用。人们对“色”“声”性质的认识，往往基于对“味”的认识，“味”成为人们认识的基础与根据。因此，在诸多属性、功用的排序上，人们往往将最熟悉的“味”置于三者首位。中国思想之所以具有明显的味觉中心主义特征，一方面源自“味”与“气”的关联性。因为“味”的实质是“气”，是客观“气”的一种存在形态。每种事物都有不同的存在形式，因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味”。某种程度而言，“味”即物，物即“味”。由此可见，中国将“味”视为事物的本质属性，相对“气”与“味”的本体而言，“形”则是“气”（味）之攻取、聚散之产物，是形而下的“客形”。因此，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味”与“形”是支配关系，“味”是“万物之为万物”的主要规定者。另一方面，源于对视觉的自觉抑制。先秦儒道两家自觉批判超越“目—形”为基本特征的形名家，从而走上了“形而上”的精神道路。魏晋玄学家王弼等人自觉批判与超越魏晋“新形名家”，从而走上了本体之路。对形名家的两次超越，正是对视觉性思想的超越。它能够超越以距离性为基本特征的视觉思想，特别是视觉思想所造成的图像化与本真世界疏离等问题。因此，以味觉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中国美学并没有将美归结为客观事物，也不重视纯粹的形式美。而是以物我亲密接触与相互感应为基本特征，把人从超然的旁观者流转成感应者，使主体与客体不再有距离，主体与客体通过彼此交融、相互应和的方式自发或自觉地参与认知，实现两者的统一。《文心雕龙》中，刘勰引“味”譬喻，常有如下两个特征：一是文学之“味”常关乎“情”， 文学韵味尤以意义深远的方式，配合着触景伤情及随景即兴的遐思追忆。如《情采》篇云：“繁采寡情，味之必厌。”《物色》篇云：“咏吟所发，志惟深远。”“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二是文学之“味”常关乎言辞之“隐”，具有以少总多、词约旨丰、事近喻远、寓无限于有限等暗示性与超越性特征。如《体性》篇云：“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隐秀》篇云：“深文隐蔚，馀味曲包。”与西方诗学传统不同的是，中国文学评论传统中与道家艺术精神息息相关的“无味”也是一种优点。法国汉学家余莲曾言，味道会因其平淡无奇而更吸引人，因其含蓄持重而更能容纳变化。它们在实体表现中所失去的东西，会从精神上重新获得。 “平淡无味”的特点正好提供了最丰富的多元变化、最远的发展。意义从此不再关闭，而是开放的，并且可自由处理。让意义融入其中，远离武断的论说，让一切可能的意义自由自在地交融相通，准备随时应和任何微弱的感觉所做的邀请，如此投入一个永无止境的更新旅程。

　　西方诗学向来重视视觉。柏拉图曾将视觉视为哲学的起源，亚里士多德也将视觉视为识别事物的根本。柏拉图曾言，“诸神最先造的器官是眼睛。它给我们带来光。我认为视觉是给我们带来最大福气的通道。” 他还指出因为视觉，人们看见了昼夜、月份、年份，从而有了数和时间的概念，以及研究宇宙的能力，于是哲学就诞生了。亚里士多德也曾指出人们喜爱视觉尤胜于其他。这是由于，它最能使人识别事物，并解释各种各样的区别。事实上，与重视“视觉”和“形式”相对应，西方哲学自柏拉图开始对味觉采取贬抑的态度。柏拉图认为味觉是一种欲望的奇观，服从味觉的要求，按照味觉的逻辑，人在认知上便无法取得真理，在道德上也会走向邪恶。西方近代哲学家洛克曾将能隔着距离为眼官所知觉的凝性、广袤、形相、运动、静止、数目等性质，视为物体的原始性质或第一性质；将不可觉察但在感官上起作用的颜色、声音、滋味等视为物体的第二性质。他认为第二性质并非物象本身所具有，而是借其第一性质在心中产生感觉的能力。两者的不同还在于，第一性质与原型相似，第一性质的原型切实存在于物体中；而第二性质的观念，则完全同原型不相似，外物本身也并未含有与观念相似的东西。康德认为，五种外感官中，最高的三种感官（触觉、视觉、听觉）属于机械作用，较低的两种（味觉、嗅觉）属于化学作用。前者是知觉的（表面的）感官，它们是感性直观对于外部对象的认识，后者是享受的（最内在地被吸收的）感官，其主观性多于客观性。由此可见，基于主客二分认知思维之上的西方哲学传统中，一向重视视觉，而对味觉采取贬抑态度，他们认为过于主观的味觉不利于客观体认外物。

　　综上所述，在中国味觉被视为鉴赏一部文学作品的主要标准，而在西方则并没有如视觉和听觉那样被赋予崇高地位，这一差异源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倾向于归纳综合的理论思维方式，味觉含有更多印象式的主观介入，更易获取直观理解。中国形而上学传统中无实体的时间和无时间的实体。他们往往不给事件赋予本体论的特殊地位，而是将其置于时间的运动中加以把握，他们更侧重从各种动态的关系视角，观察不停转化中的事件而非事物。使其转化为时间的体势，以超越原有的静态空间结构，并通过这种体势的流动来表情达意。相对而言，视觉在西方文学批评的感官层级体系（视、听、触、味、嗅）之中处于首要位置。他们认为视觉更加可靠和客观，也更易被运用于分析，这与西方长期以来侧重分析的理论思维方式密切关联。此外，长期以来，西方人强调在永恒中把握真理，其范畴观是静态的。西方哲学都是围绕本体论being(存有)这一问题而进入形而上学思辨的，在其形而上学的传统中时间与空间处于分离状态。他们的语言主体投射也更倾向于一种将自然对象化的外向思维，受此思维的影响，他们认为事物在形式方面是固定的、有边界的，且这种边界是有限的。这就有利于他们将自然物体归入各个静止范畴。因此在“味”的海外译解中，海外学者较为青睐名词这一视觉思维特性符号。

　　结语

　　中国传统文论中元范畴“味”通过译释得以在异语文化中以另一面貌呈现于受众面前，这一面貌的呈现及其背后制因值得深入探究，因为这关乎中国传统文论海外传播的整体进程。

　　一定程度而言，海外学者的译释也是一种翻译文论，对此文论的研究需要回到其知识生产的“历史现场”。首先通过语义内涵层面的分析发现，与flavor和savor相比，taste与元范畴“味”的涵括性和持续性两方面含义相对接近；其次通过对“味”与taste的词义演变过程进行考察发现，taste一词与“味”总体词义演变过程相类，虽有细微差别，但两者都经历了由生理感官概念向审美范畴的转换。因此，某种程度而言，两者可互通互释。最后通过哲学思维层面的剖析发现，中西文艺审美传统对味觉和视觉的不同趋重源自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倾向于归纳综合的理论思维方式，在其形而上学的传统中不给事件赋予本体论的特殊地位，而是将其置于时间的运动中加以把握。他们更侧重从各种动态的关系视角，观察不停转化中的事件。而西方哲学都是围绕本体论being(存有)这一问题而进入形而上学思辨的，因而在其形而上学的传统中，时间与空间处于分离状态。语言主体自然对象化的外向思维，使海外学者倾向于用静止范畴对物象进行归类。因此，他们多用名词译释“味”。

　　对英语世界《文心雕龙》元范畴“味”的译释进行考察，不仅关涉中西诗学跨时空对话的创生图景，更关涉中国传统文论借由他者迂回进入自我，反向衍生并丰富自我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应“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扎根元范畴在汉语文化土壤的核心意义，用中国的材料研究和解释中国的思想。通过对范畴的双向梳理与溯源，认清汉学意识形态化的误区，识解再生产过程中的误读及其背后的深层制因。在吐纳中西的基础上，兼取东西方之长的现代性的诗学话语，才能从根本上不断认清自我、逼近真理。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 姜子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