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岁这一年，作家乔叶完成了她的长篇小说《宝水》。在我看来，无论对于乔叶本人，还是对于人到中年的“70后”作家，《宝水》的问世，都具有标志性意义。

　　一

　　《宝水》无疑是有难度的写作。首先就题材而言，乔叶的这部长篇小说新作汇入近年主流文学界所倡导的书写“新山乡巨变”的潮流，呼应了重大的时代主题。然而对于宏大主题的呼应并不能直接决定作品本身的价值，如果小说家只是作为时代的传声筒，如果小说只是作为政策的简单图解，那么小说家并没有履行好自身的特殊使命，这样的作品也难成为优秀之作。重大主题创作的难度首先就在于要克服主流话语的规定性叙述的压力，越是好的作家，越要能在各种规约限制下凸显自身的能力，“戴着镣铐跳舞”。

　　乔叶迎难而上，在《宝水》中，她并没有采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惯常的结构方式——如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矛盾、斗争、演进中形成结构——她甚至没有为小说设置中心的矛盾冲突，而是通过大量细节、众多人物去结构30万字的长篇。这种方式同时也增加了写作的难度，是仅凭理念无法完成的“细活”，这需要对乡土真正地、深入地了解，需要对人物细致地、敏锐地观察与塑造。用乔叶自己的话说，这既得益于她长期“跑村和泡村”的经验，也得益于她写作时的耐心，“一字一句，点点滴滴，慢慢写起，涓涓汇聚”。

　　《宝水》选择了美丽乡村建设中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山村。一方面它是地处豫晋交界、太行山深处的古村，有野山，有灵泉，有古槐，有良好的自然生态。小说以诗意笔触记录此地的四时风物：“正月茵陈二月蒿”，早春惊蛰过后不久，漆桃花、野杏花、山茱萸漫山遍野渐次开放，灯台草和荠菜也萌发出地面；清明前后，香椿芽、构树花、栾树芽、山韭菜、菊花苗、茖葱等新鲜山野纷纷上桌成为佳肴；初夏，麦子灌浆，花树缤纷——秾丽月季花，窈窕指甲花，雪白山楂花，淡黄柿子花，青绿核桃花，浅紫泡桐花，淡紫苦楝花……从秋分到霜降，从八月黄到九月青，柿子渐渐成熟，“霜降摘柿子，立冬打软枣”……小说同时也意趣盎然又颇为自然地记录此地跟随四季流转的风俗：正月十九喝油茶敬苍神；惊蛰日吃懒龙；“三月三，荠菜煮鸡蛋，胜过仙灵丹”；“楝花开，吃碾馔”；端午节打艾草做青团；中元节烧路纸；秋天采野菊花，做酸黄菜；冬至过后，杀猪做数九肉，吃杀猪菜流水席；过小年，耍狮子……这些四时风物和风俗构成了宝水村民的日常生活，也隐而不显含而不露地成为小说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作者精心绘制了一张中国北部中原山村的风俗画。

　　另一方面，作者选取宝水作为书写对象，还在于它的示范性。宝水地处予城市区去往著名5A景区——云里景区的沿途，旅游业所带来的红利也辐射到宝水，它还在省“美丽村庄”示范村评选中位列榜首，说明它既有区位优势，也有资源基础，可以作为北部中原乡村依托自身优势发展振兴的样板，因而被地方政府重视，加以政策扶持。宝水村民在政府引导下发展起与旅游相关的第三产业——“床铺是自家的，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下几个是几个”。但这种第三产业带有自发性质，并且是基于传统小农经济，便带有了各行其是、分散经营的特点，“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乔叶：《宝水》，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14页。小说以“平淡而近自然”的方式写宝水的乡村旅游业由乱到治的过程。它不是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发展，而是被呈现为一些具体可感的细微变化，夹杂在无数的“极小事”中，夹杂在“扯云话”的家长里短间，自然也夹杂在宝水村民茶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中。 

　　二

　　宝水在省“美丽村庄”示范村评选中位列榜首，给此地带来新的机遇，在外闯荡的生意人老原回到宝水把荒废老宅改成民宿。人到中年的“我”——省报记者地青萍多年来被严重的失眠症所困，想提前退休寻找一处宜于休养身体的乡村长住，因而接受了老原的邀请，从象城来到宝水帮他经营民宿。“我”来到宝水后被委任负责村史馆的建设，从一个外来的旁观者，渐渐进入并参与了宝水村民的日常生活。对宝水的自然环境、空间布局、风物礼俗和人伦关系也逐渐熟悉起来。

　　在空间布局上，宝水有三个自然村——中掌、东掌和西掌，不同位置的居民有着身份、家底的差异——祖上家底厚实的老原家的祖宅在中掌；紧挨着村里的“文化高层”两大“先儿”——村医徐先儿徐世厚和风水先生赵先儿的宅子。村支书大英家住东掌。随着“我”沿宝水的空间动线“晃悠”串门儿，宝水的各色人等一一粉墨登场，出现在读者面前，如宝水的行政班子成员——妇女主任秀梅、会计张有富、团委书记小曹曹建华；普通村民——张大包、老安夫妇、豆哥与豆嫂、七成与香梅两口子、小曹的堂兄大曹曹建业、大英的儿子鹏程和儿媳雪梅，还有德高望重的九奶……除此之外，还有诸多短期或长期“外来者”——不时来考察指导工作的杨镇长、乡建专家孟胡子、在宝水附近山沟租地养鸡的马菲亚两口子、来宝水实习的大学生肖睿和周宁、外来游客……

　　正如书名所示，小说真正的主角是“宝水”，小说并没有设置一个中心人物，也没有围绕中心人物展开的中心矛盾，而是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围绕美丽乡村建设这一主题，重点塑造了几个主要人物。

　　杨镇长和大英是乡镇基层干部，是宝水美丽乡村建设的直接领导者，这类人物往往最不好写，因为容易被写成政策或理念的化身而缺少血肉。杨镇长出场时，小说白描他的样貌：

　　年龄大的低壮，黑红的脸膛上有两个大梨涡，盛满了笑，很是有点儿萌。

　　将一个没有官架子容易令人亲近的形象托到读者眼前。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当前乡村干群关系的变化。小说第一章第30节“开大会”，写杨镇长出席宝水的村民大会，听孟胡子给村民“传经送宝”，会场闹闹哄哄、喜气洋洋，煞是活泼热闹。突然，豆哥开腔说想给杨镇长提个意见，闹哄哄的人群便静默下来。

　　杨镇长朗声道老哥你说。豆哥说，有回见你从村委会出来，往街面上扔了个烟头。你是领导，得注意带头讲卫生。杨镇长瞬间接道，说得对说得好！我接受批评，今后绝不再犯。请大家继续监督，也请大家原谅。突然又软了声调撒娇道，要说也必须得原谅我呀。我为啥抽烟？还不是愁的？为谁愁？还不是为你们愁？众人便又笑，笑得很欢。

　　寥寥数语就将一个机敏诙谐、生动有趣的基层干部形象描画出来，令人耳目一新。小说多次写到他来宝水考察工作。他兢兢业业，能干事，肯吃苦，接受过高等教育，又因为出身农村，也一直在乡镇工作，所以比较了解乡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真实心理，在管理指导基层工作、推动政策落地时，有他的基层智慧，官方规则和民间道德他都谙熟于心，在上传下达时比较懂得变通。用他的话说，“在这种事情上，官方规则和民间道德向来是两个系统。民间道德有底线，这个底线可不好碰的。”借用葛兰西的概念，杨镇长是一位在官方与民间之间游走的“有机知识分子”。

　　在这个人物身上也能感受到中国农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艰难和复杂性，他这样的基层干部承受了非同一般的压力，用他形象的比喻来说，要拿出女婿伺候老丈人的那份决心，然而，在陪同市领导和闵县长考察另一所村庄南岭村时，出了纰漏，令闵县长脸上无光，也直接导致自己仕途受挫。过后不久，在为孟胡子送行的酒席散场时，杨镇长出门送闵县长的一段细节描写堪称力透纸背：

　　杨镇长已站在车边候着闵县长上车，手扶着车门，显然是在硬撑着。闵县长跟他握了握手，他虽仍笑着，却面带惭色道，上回的事儿没办好，给您丢了人，实在是……声音里突然有了哽咽。闵县长唉了一声道，甭想恁多。又拍了拍他的肩，朗声道：好好过年！

　　杨镇长结巴道，中，中，好好过年。

　　作为宝水的当家人，大英从语言到行动都透着一股子泼辣劲儿，大英出场时是在村委会“骂人”，“穿一件带毛领子的紫色羽绒服，衬得脸更黑”。她有主见，坚决不卖村委会前的老祖槐——

　　好粮好面好果子，往城里跑跑也就算了，反正也是年年生年年长的。可这几百年的祖宗树也得冲着钱往城里跑挪？我就是不服这个气，只要我做一天主，我就得叫它留着！

　　正是这份见识与主见，为宝水留住了根脉，也吸引住了乡建专家孟胡子。她心思缜密，能懂得平衡利益，“当个啥家？当谁的家？谁的家都不好当。虽是没几个人，是非却也不少，人心里也稠杠杠的”。故而她坚决不把对公招待放在自家儿子的民宿。在上级杨镇长看来，大英能力算中上等，但人品好。她基本上能做到秉公办事，当因食物卫生抽检不达标而受到行政处罚的几户村民背地里嚼舌根，七成更当众指责大英有私心、欺负老百姓时，自感受了冤枉的大英不仅迎上去甩了七成一耳光，还在大喇叭里发狠话为自己申辩，表现出刚直、强霸的一面；然而在人前的体面要强背后，回家却要面对瘸腿的丈夫光辉，以及因在城里受了异性骚扰而罹患精神疾病、大门不出的女儿娇娇。作为妻子和母亲，大英又表现出传统、保守、软弱甚至天真的一面。“大英的脸，憨厚、淳朴、直率这都适用，聪明、精细和狡黠也都能形容。这是一张多么复杂的脸啊”。

　　越来越多的乡建专家来到了乡村振兴的一线，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乔叶敏锐捕捉到这一类新型职业人，乡建专家孟胡子是《宝水》中重点书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崭新的人物形象。他首先是专业技术人才，拥有较好的理论储备、专业素养和美学品位，在乡村建设的大方向问题上绝不含糊：

　　我反复强调，把乡村当作城市做，把乡村标准跟城市标准看齐，这样的乡建思路有问题……这是农民的新农村吗？

　　同时，他更是实践派，能将设计蓝图转变为现实，这需要他同时具备与政府和当地村民打交道的能力，他通晓人性与民情，能融入当地生活，不把自己当外人，“长客不是客，就当自家过”，一瓶“怀川醉”是他出入各家的通行证；同时他也懂得保持边界感，不介入村里的家长里短、人情纠纷。他工作有思路更有方法，小说多次写到他对村民进行“业务指导”，而村民之所以愿意听他的，除了有官方赋予他的权力，更因他有“随高就低”的意识和能力，能使村民信服。一如他给肖睿、周宁“上课”：

　　你们不是说万物启蒙么？叫我说，就是万物有关。你们的长处是能有新技术新平台，可这些新要不能落地生根，那有啥意思？新就不是凭空新的，得结合实事才有生命力。

　　要记住，思想问题不能用思想解决，思想问题要用行动来解决。行动介入最有效，最有说服力。咋行动？一般来说，慎用正面强攻，多用侧面巧取。

　　可以说，这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他为宝水开发“柿子文化”，向村民宣传“美”的价值，“美丽乡村美丽乡村，俩词，一个美丽，一个乡村，哪个都不能少。非得说哪个更要紧，那就是美丽。乡村千千万，不美谁来看！”“美丽乡村可不是白得的名号，咱得知道咱们能叫人看见哪些美”，“景儿都是钱”。小说结尾，他与宝水的合约已经履行完毕，而他留下的总体建设思路，仍然会照亮这座山村的未来发展。这是一个顺应时代潮流、扎根乡村干实事、具有时代精神特质的新人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宝水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留在本地的村民少有人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而大多从事手工业或与旅游相关的第三产业，如厨师老安、经营豆腐坊的豆嫂、手工匠人大曹等，因为经济基础、谋生手段等原因，他们已不同于“老农民”，但也称不上是“新农人”，作者无意拔高这些普通的传统村民，而仍然是以细节描写将他们刻画得真实生动。如豆嫂为了省电自家不开冰柜，而将一堆千张豆皮寄放在老原家民宿的冰箱里；再如大曹不愿将自编的荆篮无偿捐给村史馆，收了“我”四百块，而在闵县长视察村史馆并与荆篮合影之后，深感荣耀的大曹为了在荆篮旁边的牌子上留名，不得不又拿来一套自编荆篮作为交换条件，被大英取笑为“傻精”……作者用中国传统叙事手法，以人物的行动来展示其心理和性格，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包藏人情世故，从而将这些既勤劳本分又精明狡黠的农民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充满了方言土语的人物对话不仅使人物塑造得更为鲜活，也使小说的“风俗”味道更加浓郁。

　　此外，小说还塑造了几个宝水年轻女性的形象。开超市的妇女主任秀梅为人热情，也有点嘴碎，爱打听；大英的儿媳妇雪梅喜欢画画，有不俗的审美品位，自家民宿被她装饰得漂漂亮亮；七成的媳妇香梅漂亮，有女性魅力。她们自发拍摄短视频，介绍宝水的日常风物，上传到抖音号“宝水有青梅”，为自己的家乡代言。她们是宝水最有活力的群体，构成了宝水一道亮丽的风景。作者以女性的视角写出了新时代乡村女性的生命力、创造力，及其在新与旧之间的先锋性和保守性。如雪梅画画在婆婆大英那里被视为不务正业，但她以自己的方式坚持着；香梅常常被嫉妒心强的七成家暴，平时沉默隐忍的她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极端方式（偷偷私会情人、将七成从坡上踹下去痛揍）予以报复……“我”对雪梅的美术天赋和兴趣欣赏并坚定支持，然而面对香梅的报复行为却表现出道德评判上的犹疑和复杂情绪。“我”明知她们拉“我”组团，是因为“我”是外人，可以为她们兜底，“我”却仍愿与她们凑在一起。这是因为她们真实生活在乡村道德和民风的土壤上，“朱秀梅，白雪梅，黄香梅，这样的姓和名搭着，天然好”。

　　三

　　在《宝水》日常风俗画式的叙事中，还贯穿着一条叙事线索，即“我”与乡村的爱恨情仇。如果说，在时间流淌中悄然发生的变化是小说隐在的叙事动力，那么，关于“我”的这条线索则构成了小说显在的叙事动力。由此，“我”的功能便不仅仅作为一个旁观叙事人，同时，乡村的现在进行时也有了历史的纵深。在与宝水同属怀川县的另一座村庄福田庄，在奶奶等亲人身边度过美好童年时光的“我”，回到城市生活后，感受到城里人的排斥。害怕因方言土话受到同学的嘲笑，“为此我一有时间就悄悄练习，想要把自己的口音尽快清洗成为洁白无瑕的普通话”。英语小考获得满分，同学们模仿“我”的那句赞美的方言“怪卓喱”却瞬间将“我”的骄傲打回原形，从此在家里“我”与母亲坚定地站在了同一阵营，极力从语言到行为方式上切割着与乡村的联系：

　　是的，屁股决定脑袋。在回象城上学之前，我的屁股是福田庄的屁股，脑袋就只能是福田庄的脑袋。偶尔去一回象城就觉得城里种种都别扭，都不舒坦，让我窒息。而等到我的屁股在象城坐稳后，再回到福田庄，曾经亲熟的一切就渐渐变得陌生且可厌，难以容忍。他们早就已经被时代抛弃，被城市抛弃，所以也应该被我抛弃。我应该飞奔而去，远远地把那一切甩到身后，甩到他们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他们的地方。这样才方便我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在“我”的意识里，奶奶是父亲乡情的渊薮，“甚至可以说，奶奶就等于福田庄，福田庄就等于奶奶。来自福田庄的所有麻烦都寄生在奶奶身上”，“我”对善于“维人”的奶奶产生了埋怨，甚至开始想象她的死，“只有奶奶死去，我们才能和福田庄摆脱干系。只有奶奶死去，父亲才不会再被福田庄分走那么大的份额。只有奶奶死去，我们才能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父亲。只有奶奶死去，回福田庄才不会成为我必须去尽的义务。”尤其是当与乡村人情纠扯不清的父亲命丧于帮七娘的儿子送婚车的途中，“我”由此对老家、对间接导致了这一切的奶奶产生了刻骨的怨恨，甚至在得知奶奶病危的消息时，磨蹭着归乡的脚步，错过了跟奶奶最后的告别。而在奶奶、丈夫等亲人相继离世之后，“我”却因一份愧疚和郁积多年的心结导致严重失眠。曾经的福田庄被拆得七零八落，只剩下叔叔独撑门面，是“我”回不去的故乡，然而，“我在宝水做的这些分外之事，在本质上好像就是对福田庄的弥补性移情”。宝水依旧浓厚的乡土气息慰藉了“我”的乡情，就像宝水的水脉接通了福田庄的灵泉；九奶弥补了“我”对奶奶的思念和歉疚，当“我”偶然得知九奶可能是奶奶出嫁前的小姐妹时，顿时泪流满面，在九奶近旁，她的气息令“我”安详，仿佛如奶奶仍在世的那般温馨；而老原源自乡土血脉的充沛生命力也激活了“我”因从乡土连根拔起而衰微的生命力。在此，两性关系被作为乡土血缘的修辞，“我”当初选择嫁给豫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豫新的家庭关系简单清爽，没有扯不断理还乱的亲情包袱，“我”对豫新“关闭”了“我”的过往，豫新也的确无法感知“我”深刻的乡土情结，所以两人结婚多年关系始终是有温情，无高潮；而“我”与老原在宝水的相处中水到渠成，从肉体到精神均高度契合，“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一年光阴过，“我”在宝水不仅重获甜酣的睡眠，还与老原彼此相爱。可以说，最终治愈“我”的还是乡村。

　　其实，内心得到治愈的还有老原。如果说，“我”需要修复的是个人的故乡情感，那么老原要修复的则是家族的历史创伤。老原的爷爷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运动中因成分问题被乡亲批斗致死，老原名义上的奶奶小桃积极报名参加村里的修路工程，最终死于修路工地，以自己的一条命“给原家掐净了黑线头”，并叮嘱老原的父亲福久“以后能不回来就不回来，即便回来也不要进村”。而事实上，九奶才是福久的生母，她为有恩于她的老原的爷爷留下了唯一的血脉，并为不愿再回村的福久及其后人守住了老宅。老原在九奶生命的最后时光偶然弄清了自己的身世，得知自己是宝水“地母”九奶血缘上的亲孙子，以厚葬为九奶送终，这个真正的宝水之子，以“滴血认亲”的方式同宝水达成真正的和解，在象征的意义上，也意味着乡村以大地的包容与宽厚抚平了历史的创伤，可以从容地迎接未来。小说结尾，“我”与老原离开宝水，还会回来吗？这或许已不成为问题，因为在他们心中，他乡与故乡的隔阂已然抹平，“此心安处是吾乡”。

　　《宝水》截取一年的光景，以现在进行时态为中国大地行进中的乡村振兴留下了一时一地的文学记录。中国乡村社会仍在发展变化中，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在偏老龄化的宝水，空心化的问题仍然存在，用徐先儿的话说，返乡的青壮年“要么就是挣够了钱，要么就是有了病”。然而，小曹这个主动选择返乡的知识青年，承载着家族的期望，也寄托着乡村的希望——爷爷当过村长的他一方面希望能实现家族复兴，重新进入村里的“上流社会”，另一方面他也真心感受到如今乡村的好，假以时日可能成为宝水的当家人，撑起宝水的一片天，他也许会是我们在未来能有所期待的美丽乡村的“新人”——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学中。小说在小曹与青蓝的婚礼喜宴和曾接生过此地无数新生命、宝水“地母”一般的九奶的喜丧中结束，在村民们忙着辞旧迎新的过年气氛中，乡村的旧的“伦常”仍在，同时也孕育着新的生机。宝水变中有常。

　　四

　　在此意义上，《宝水》也可视作一部返乡文学。“五四”以来，鲁迅的《故乡》开启了中国现代感伤悲凉型乡土文学的先河——凋敝没落的乡村、贫苦愚昧的乡民，《故乡》写的其实是失去故乡。前些年一度成为文化热点的“博士返乡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对这一文学传统的遥远回响。“博士返乡文”的作者同为文学专业研究生的身份背景，或许也使他们具有较多现代乡土文学的“无意识”，承袭了启蒙知识分子某种“归去来”式的书写模式和“情感结构”。从中，我们可以感知到那个横亘在城乡之间无所适从的知识分子个体形象。

　　乔叶的乡土题材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这样的写作模式，它们既非启蒙式批判，也非乡愁式美化，而是内在于乡土的现实。可以说，在过往的乡土题材小说写作中，乔叶的价值观是偏向“乡土”与“民间”的。发表于2008年、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以一种从容的叙述语调娓娓道出祖母的一生。祖母年轻时因为抗拒缠足而“下嫁”夫家，多年之后谈起这段经历，仍不悔当初。从年轻时的矢志反抗，到嫁做人妇后对命运的默默承担，祖母演绎了民间妇女平凡、坚韧的生命流程。而作为年轻一代的“我”，生活在当下似乎拥有比祖母当年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与祖母之间的情感张力也使“我”急于走出家门，开辟新生活。然而，在“外面的世界”兜兜转转的经历，在祖母“扎实”的生存态度面前，映衬出自身的浮华。重回到祖母身边，祖孙俩逐渐结成了一对命运共同体，建立了一种亲密关系，完成了生命（情感）的传递——

　　我的新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她的陈颜。我必须在她的根里成长，她必须在我的身体里复现，如同我和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和我孩子的孩子，所有人的孩子和所有人孩子的孩子。

　　小说深情演绎了一个出身乡村的女性对于乡土的生命之根的认同与回归。《宝水》中，“我”进城生活后对奶奶及奶奶所代表的乡土文化的逃离，至人到中年后重返乡土，被另一个“奶奶”九奶及其所散发的乡土“地母”气息所治愈，在此，《宝水》接续了使乔叶声名鹊起的《最慢的是活着》，她重温了她的文学初心，重溯了她的乡村血脉之源。

　　乔叶发表于2011—2012年的“非虚构小说”《盖楼记》和《拆楼记》，聚焦农村非法用地、拆迁、赔偿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叙事人“我”情非所愿却又无法抽离地卷入了一场村民为拆迁而盖楼、从盖楼又到拆迁的闹剧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我”的位置。“我”不光是一个观察者和讲述者，而且是事件直接的推动者和参与者。“我”固然有对农民的自私自利、见识短浅、种种陋习——包括她的亲人，她姐姐、姐夫的——甚至来自于生理的嫌恶，但是乔叶给“我”所设计的位置是并不比其他人物站得更高，“‘我’最明确的叙述身份就是一个乡村之根还未死的逃离者，一个农妇的妹妹”。因此，在这场官方与民间、政府与村民的博弈中，她无从选择地只能站在村民一边，并且用她作为新城市人的世故、见识与人脉充当起了“狗头军师”。在这场闹剧曲终人散之时，“我”不由感叹起“生之艰难，活之不易，都想过得好，从身到心，然而唯其如此，才更充满伤痛”。

　　时隔整整十年，我们在《宝水》中发现，乔叶在《拆楼记》中的尖锐渐渐磨平，而被一种圆熟所取代。《拆楼记》的叙事人在事件风暴过后感慨：“很多事情，我曾经以为我知道。但是，现在，我必须得承认，我并不知道。而我曾经以为的那些知道，其实使得我反而远离了那种真正的知道。——此时，如果一定要确认一下我的知道，我只能说：我最知道的是，张庄事件之前的我，和之后的我，已不太一样。”作者切实认识到中国乡村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在对自我的成见进行真诚的反省。《宝水》第一章第15节“挖茵陈”写“我”与大英在惊蛰前一天去狮子岭上挖茵陈，去时看到“路边尽是枯枝败叶”，然而，“回去的路上再看周边，满眼里已经处处都是点滴的绿，许多干枝也渗出了隐隐绿意”，使《宝水》的叙事人暗暗感叹：“当视觉的焦点和重心发生变化时，看到的东西竟然能和之前如此不同”。重回乡村的“我”也获得了一种新的位置和眼光重新去打量曾想彻底逃离的乡村，重新发现乡村的美，也重新去理解曾经令她困扰的乡土人情。

　　在《宝水》中，依然存在着城市与乡村、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与农民等不同的视角，然而，这些视角在小说中，在叙事人“我”的意识中，不再表现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的矛盾与冲突，而是并存于世界的复杂和多元的结构中。小说第二章以叙事人不动声色的“客观”视角写闵县长受邀参加宝水美丽乡村示范项目暨村史馆的揭牌仪式，这在宝水当然是一件大事，尤其还登上市里和县里的媒体新闻，宝水村民一方面深感荣耀，一方面又以各自的方式“消费”着这份政治荣耀。在这里，官方话语（闵县长的发言、电视台的新闻）与民间话语（村民对闵县长发言和电视台新闻的议论和评价、对官方新闻的传播等）之间形成了有趣的互动与融合。而“我”也并没有抬高一方贬低另一方，而是意识到，不同的语言系统适应着不同场合。

　　当肖睿和周宁两个来自城市的大学生以“城里人”和“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批评宝水村民“觉悟低、眼界窄、格局小、目光短浅”，并要求“我”表态、站队时，“我说我不站队。为啥？是非这么明白，这队多好站啊。因为我立场不坚定呀。有时想站你们，有时想站他们，会跳来跳去忙得很”。当外来肖睿、周宁因对孩子们进行所谓“生命教育”而与张有富的媳妇有了争吵（这其实也是两种“话语”之间的冲突），周宁问“我”关系咋缓解，用不用上门赔礼道歉，夹杂在两种话语之间的“我”说不用，自然缓解就行，“村里的事，就是这”。在宝水的所见所感使“我”意识到，乡土人情虽然似乎有悖于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然而，从长远看，它却也是中国乡土社会源远流长的活水——“人在人里，水在水里”。“城乡之间，就是有这么多难以厘清的东西，这一池浑水，有多少人或深或浅地蹚过？”

　　小说叙事人“我”在重返乡村的过程中收获了更为成熟的世界观与生命意识：“在更高的天空，有鸟在飞。在更远的山谷，有风吹过。而在更深的地下，有水正流。”而与“我”一样年届天命的作家乔叶在其乡土写作中也迎来更加成熟的面貌。这种成熟在主体结构上，表现为破除二元对立，打破自我与他者的界限，放下先见，包容异己，去理解此前所不能理解的事物。不过，恰如一件事物的正反两面，当我们欣喜于作家人到中年的平和宽厚与圆熟的同时，却又不由得怀念起她青年时的锐利锋芒。当我们从《宝水》中感受到美丽乡村建设的喜人成绩时，我们也期待乔叶能以更深刻的思辨与艺术观察为我们展现一个更加多维、立体、广阔的乡土世界。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