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透视与反思，科技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模式，日益密切的社会交往使人的内心趋于扁平，文学则是对深度意义的探寻与打捞，在这样的时代，理论何为？文学理论如何穿过抽象的概念文本，抵达对于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现实的阐释与解读，从而赋予理论以时代的生命。当代中国文论经过对西方文艺理论和思潮的借鉴、吸收与反思，开始逐渐走向自身的理论自觉。建构具有现实阐释力的当代中国文论，需要我们回返基础的理论命题，反思理论生发的语境，将其与当代生动的现实语境进行“视域融合”，如此才能赋予理论以生命力，促进古今中外文论在当代的交流互鉴。理论不是一种脱离了生活的抽象物，而是我们反思当下现实的助手和工具，2022年文艺学的发展，显示了研究者贴向大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努力。

　　一、以发展的眼光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时代化

　　文艺的发展总是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始终坚持文艺与社会的关联，同时又不断赋予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回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谭好哲认为，在理论演进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艺相结合是以“民族形式”的追求为起点的。从“民族形式”论、“批判继承”论到“转化创新”论，理论上的不断创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艺相结合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保证。泓峻考察了传统观念介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具体方式，“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潜在背景发挥作用；二是中国学者对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进行接受、理解与阐释时，消化吸收了传统观念的合理因素；三是通过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思想与观点发生共鸣与共振，形成核心命题，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特色更加鲜明。”

　　2022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赵学勇阐发了《讲话》与中国文艺的文化创造的关系，他认为，《讲话》把 “人”的内涵，由新文学初创期的个体化的“人”阐发为“人民大众”，确立了“为人民大众”的文艺方向、人民大众文化创造主体地位，以及人的解放的价值追求，体现了文化价值观的深刻转变。这一转变赋予革命文艺鲜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性质，使中国文艺的发展获得了空前的文化创造力。丁国旗认为，《讲话》“引言”部分所提出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等五个问题，是文艺工作的元问题，这些问题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张福贵考察了《讲话》中人民性文艺思想形成的逻辑基础，并提出“从学术史和艺术实践中进一步去理解、完善和发展‘人民性’文艺思想体系，创作出真正的不忘初心、不负人民的文艺作品，才是文艺‘人民性’诉求的真正体现，才是对历史逻辑、伦理逻辑和艺术逻辑的尊重。”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其经典理论命题的内涵十分丰富，总是能够伴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得到阐发。张永清探索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这一经典理论命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发展与深化和在90年代的拓展与突破，在前一阶段，以童庆炳、钱中文、王元骧等为主要代表的学者就反映与主体、反映与创造、反映与价值、反映与本体等问题做出了具体、深入的分析、阐释；在后一阶段，研究者对反映论与主体论、生产论、价值论之间的关系，文学的认识性与审美性的关系以及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等文学反映论基本问题做出了新理解。赵炎秋和党圣元则从历史和当代两个维度考察了现实主义这一理论原则和创作方法，赵炎秋认为，与欧美现实主义文论相比，中国文学理论的现实主义底色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浓厚的浪漫色彩，二是强烈的政治性，三是理论的先导性。党圣元则提出，在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语境中，现实主义文论呈现出新态势、面临着新挑战，“文论何为”与“文论为何”及现实主义“何为”与“为何”成为亟须厘清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以回返基础理论重构文艺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联

　　文艺理论不是封闭的学理研究，它应当植根于文学发展的实践，与文学批评相结合，但近代以来的文学理论有脱离文学实践的趋向，文学作品反而成为理论本身自我繁殖的工具，针对这一现象，《中国文学批评》推出“当下理论生产的问题反思”专题，张政文、陈龙认为，当下文学理论的功能退化表现在三个方面：对文学创作与欣赏的精神供给功能严重退化、对文学批评的观念引领功能严重退化、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公共性功能严重退化。欲修复当下文学理论功能，就必须循序渐进，从“讲实话”“讲真话”“讲人话”出发。杨守森则提出，文学理论的功能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用”,即有助于促进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及读者欣赏水平的提高；二是“有益”,能够满足人们的求知需求，拓展人们的思维空间、想象空间，以及整个精神活动空间。文学理论研究，只有指向文学，顾及相关功能，才能避免脱离实际、既“无用”也“无益”的“空转”之弊。陈众议认为当下“文学原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混沌局面，作为界定、阐释、评判或鉴赏标准的文学观念也纷乱繁杂，以至于本可以中外并举、彼此兼容的理论和方法每每相互排斥、彼此龃龉，这就迫使我们在对强制和反强制的辨析与规约中努力弥补阙如，以裨重新出发”。

　　当下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离的状况有其历史的根源，反思文学理论本身的发展状况，文本、理论与世界的关系在20世纪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之前的文学理论是通过解读文学文本来阐释世界，而当代的理论则更多是通过阐释世界来肢解文本，文学理论成为了广义的文化理论。李春青对这种理论与文学脱节的状况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文学理论”是人们运用“理论”的方式对文学现象展开的言说，也曾经是“文化理论”展现自身解释能力的场所，但在“理论之后”，“文学理论”却陷入某种困境：究竟能不能用理论的方式来言说文学成了一个问题。解决这一困境需要明晰：文学理论最终是关于文学的言说，“文学之所以重要绝不仅仅是因为它能够给人以瞬间的审美体验，它还是一个时代精神倾向、价值观念、道德风尚、政治和意识形态诸因素的集合体，而这些都需要理论阐释才会得到提炼和升华”。在当代语境下，理论何为？伍晓明提出，实际上，理论决定了我们对“何为文学”这一问题的回答，因为文学批评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某种普遍陈述或理论，是理论让我们看见特定事物，而我们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最基本的理论。此外，不同理论向我们呈现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有了不同理论间的论战、质疑，思想和文化才得以保持其生命。为了使思维不会在一种总体化的语言或者支配所有解释的单一理论中受到桎梏并僵化，我们永远需要不同理论，从而保持自身语言向另一者的开放。

　　为扭转当代理论与文学实践脱离的状况，需要返回对基础理论问题的反思，恢复理论与文学实践之间的关联，金永兵、王佳明提出，让文学摆脱黑格尔意义上的“终结”，最重要的就是要继续坚持将文学话语视作一种对可能生活的现代性建构，它必须能召唤现实价值并辩证地重塑它们。汪正龙则考察了母题这一基础概念在中国百年传播过程中的得失，认为母题分析在文学艺术研究中仍然具有阐释力。“历经百年的使用，母题已经成为一个充分本土化的概念，为我国文学艺术研究提供了新的命题与视角，推动了我国文学艺术研究。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母题研究泛化现象也暴露出母题概念及方法在我国的运用潜藏着消解理论规定性、走向随意性的危险。……提醒我们要对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给以应有的辨析与深入的研究，在使用基本概念术语时应注意勘察其理论边界与适用范围，以便更好地发挥其阐释效力。”

　　三、以阐释学方法创新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路径

　　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从根本上需要创新研究方法，阐释学方法近年来在中国的勃兴表征着中国学术自觉的主体意识。阐释学是面向当代的理论建构，张江提出，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的当代中国阐释学面临六大难题：“一、基础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重在方法论还是本体论；三、与语言文字学研究之关系；四、多学科交叉与相融；五、理论的实践与应用；六、形态的系统和完备性。其中的核心和要害是，中国学术传统中虽无阐释学的概念和学科，但有丰富的阐释学思想和经验，这是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的可靠资源和坚实基础。我们要学习借鉴西方，但不是用西方阐释学的已有框架来裁剪或规制中国阐释学经验和思想；应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提取和改造中国传统阐释学资源，从本体论到方法论，提出和建构我们自己的概念、范畴、命题，以至完备的体系。”建构中国阐释学首先需要在与西方的比较中明晰我们民族的语言特色和阐释特色，李红岩认为，“汉字不是象形文字。汉字的表意性质使其天然地与意义阐释交融在一起。训诂学与阐释学都围绕意义运动。训释亦为阐释，阐释必赖训释。‘象’与‘形’同时具有文字学与阐释学的双重属性。词义与观念交互训释，既是训诂学的特点，也是古典阐释学的特点。语义学指称关系是汉字系统的第一关系。以字词义为对象的训诂学是古典语文学形式的阐释学。《春秋》学所定释经宗旨、原则与方法，具有为古典阐释学立法之意义。”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阐释学资源，构成了独具特色的阐释特质，郑伟认为，在中国古代阐释思想史上，理解与阐释的边界相对清晰，前者面向文本追求理解的“自得”，而后者指向了阐释的话语实践本质，总是力图将一己自得之见带到公共理解的层次上。如果说西方人通过“理解”将“阐释”封闭在此在的生命世界，进而把文本当成了思想的试验场，则中国人更倾向于通过“阐释”把“理解”导向社会生活的实践领域，并力图把自己的言说建立在可靠的文本基础上。谷鹏飞提出，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是将西方哲学阐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各自具有的“创造的诠释学”内涵作“共现”“分梳”“比堪”“融通”的“对位阐释”，从而形成一种以文本与阐释者意义建构为双焦点，以文本的言内之义与言外之义为双向阐释路径，以文本的真理性意义生发与阐释者生存意义的获得为双向阐释目标，通过文本诸要素与阐释者诸要素的相互感发，最终实现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的过程。李健考察了“言不尽意”的阐释学意蕴：“言不尽意”揭示了一个普遍的表达与理解现象，即“言”与“意”的悖论。“言不尽意”的阐释学价值表现在，它在历史发展中建构了意义，推动了理解的深化，促进了知识的生成。

　　阐释学是一种方法，其价值在于它在各个具体学科的应用，从而形成不同学科的阐释学理论，阐释学为文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了一种新的眼光，李春青提出，文学阐释学充分尊重研究对象的文学性和审美性,以文本分析为出发点,但并不停留于此,而是进而追问文学性、审美性背后发挥决定作用的意义生成模式。文学阐释学把文学的“虚拟空间”“意义世界”“关系网络”均视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通过不同层次的意义建构将方法论和本体论融为一体,从而成为一种有效的文学研究路向。傅其林则看到了文学阐释悖论的积极意义：文学阐释的悖论既是对文学活动的复杂性、悖论性的回应，也是对文学理解与阐释的实质性与丰富性的确认，更是对人之存在意义的可能性与有限性的追问。文学阐释的悖论并不意味着阐释的困惑或旋涡，而是在悖论中发现意义，在矛盾中寻觅生机，在张力中传承革新，这是蕴含着生命力量的精神实践活动。刘月新提出，文学阐释作为联结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中介，既要在对中西文学理论的应用中检验其有效性，促进其合理转化，又要在对中国文学实践的阐释中创新理论。要创新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应该从传统的立法型文学理论走向现代的阐释型文学理论，在对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文学观念与当代文学现象的阐释中从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刘彦顺认为，文学阐释学的对象不是文学作品,也不是文学文本,而是在意义上呈现出时机化的、在时态上正在进行着的、在时体上流畅的且构成方式是绝对同时性的文学阅读生活。曹顺庆、张帅东则提出了一种“比较文学阐释学”的构想：“比较文学阐释学并非本体论层面的阐释学，而是与平行研究、影响研究以及变异学研究相同，作为比较文学学科下的一种方法论而存在，其目的是更好地指导文本解读和文学批评。……借由这一研究模式，比较文学可以为文明互释、东西互鉴正名。”

　　四、以开放的视野促进中西文论的交流互鉴

　　任何理论的发展都是处在古今中外的维度之中，一个理论要走向成熟，就需要借鉴他者的眼光来反思自己，主体性的确立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对话中不断建构的产物。曾军提出，与西方文论对话是中国文论话语转型、建构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进程中极为重要的方面。我们需要确立 “在世界中”的意识，超越 “中西”二元对立。“在世界中”为 “中西对话”提供了“之中”的独特位置， “之中”包含 “之间”，并非对 “之间”的替代。“多元网络”的外在多样性、“西学中的中学”和 “中学中的西学”的内在多样性、“西化与化西的双重变奏”的未完成性以及以 “今中”作为学术立场的 “古今中西的对话”，构成了 “之中”的中西对话何以可能的方法论基础。

　　建构当代中国文论，需要在中西对照中明晰中国文论的范式和特质，并在时代的发展中赋予这些特质以当代内涵。高楠认为，文学理论中国范式是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群体在持续的理论建构中通过积累、养习、模塑、交流而形成的理论思维模式，它具有关联整体性地思考对象、脉络整体性地梳理对象、中和整体性地协调对象以及变化整体性地生成对象的特征，并且有一套调整机制，这类机制可以概括为理论建构的超越机制与双域调节机制，这样的机制与西方理论范式的非超越的延续机制具有明显差异。张法提出，面对中国古代的论著，只要按照古人本原的虚实—关联型思维方式和呈现方式去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面貌和精神就会呈现出来。进而，将这一中国型的虚实—关联型文论，进入与西方文论的互动之中，或许会启发西方文论以及西方思想，如何从实体—区分型文化和实体—关联型文论的互动中，上升到与西方科学和哲学所达到的虚实—关联型结构，或可由之开启世界文论建构的新境。李建中则认为，研究中国文学，首先要追问的是何为“中国文学”？只有找到中国文学观念自身的关键性特征，才能真实而深刻地把握中国文学的神理与诗心。中国文学滥觞期的《诗经》和“诗言志”，以诗学与经学的兼合在源头上铸成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由价值论的“天行一道”，生成为方法论的“兼和两端”，坐实为文体论的“体备四部”，中国文学观念完成了自身的兼性建构，在世界文学中形成了自己所特有的兼性特征，熔铸成中国文学的“中国性”。

　　立足于当代中国文论的主体性，我们对西方文论的研究也应当加入文化比较的视野和眼光，促进中西文论的交流互鉴。王宁认为，在当今的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世界文学已成为一个饱受热议的前沿理论话题。歌德作为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之一，率先在西方的语境下将世界文学概念化。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世界文学的一个目的就在于大力在海外推介中国文学，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文学版图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格局。蒋承勇提出，西方文学思潮研究是一个有待拓展与深化的重要学术领域。以19世纪为例，西方文学思潮的生成、发展与流变呈国际性范式，正是这种国际性文学思潮的出现与传播，使得文学研究的跨文化比较意识被激活，比较文学应运而生。外国文学学科体系建设离不开文学思潮的研究，而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是拓展与深化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方维规考察了西方学者关于汉语汉字与中国文学之关系，他提出，自利玛窦等人起，汉语模棱两可、语焉不详之说延续了数百年之久，其间伴随着对“中国思维”之精确性和逻辑性的怀疑。古汉语为思想和交流所提供的基本模式和特定规范，虽对抽象思维不利，但更适合直观的形象思维。汉字的特殊构造与古代中国文学之简约、朴素的语言表达方式，不仅对文体和风格产生了深刻影响，亦关乎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和审美习惯。邢建昌则以对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事件》的解读为例，提出理论与文学是相互生成的，“真正的理论不是对文学的剥夺，而是文学性的发现。理论与文学相互追逐、相互嬉戏、相互生成，共同丰富了文学的世界。”

　　五、以时代的敏感性探索文论发展的新趋向

　　理论的生命力来自现实生活，时代的发展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养料，当代社会瞬息万变，科技的进步重塑了人们生活和思想的模式，新媒介、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概念层出不穷，为文学理论的更新带来了契机，同时也与经典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张力，促使我们不断反思。关于媒介的意义，高建平认为，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媒介既传达信息，又促进信息的生产；第二，从口头语言，到文字发明后出现的书面语言，再到印刷术发明后印刷书籍的通行，媒介发生了很大变化，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形成；第三，在数字新媒介的时代，文艺会发生许多新的变化，但变化中也有延续性，原有的文学艺术的分层现象也会以某种新的形式保存下来；第四，新的媒介产生了新的文学样式，网络文学的勃兴是新媒介促成的，我们要意识到媒介的发展以及媒介所发挥的作用有利有弊。南帆反思了元宇宙的限度，他认为，元宇宙概念描述的是互联网基础上建构的另一个平行世界。传统的文学艺术仍然保持与现实社会的清晰边界，元宇宙虚拟现实的“沉浸感”带来各种感官的无缝对接，但是，元宇宙仅仅是感官感觉真实，如果不需要物质支持，许多传统的文化观念、社会规定乃至人的欲望也将消失。单小曦提出，“元宇宙”文艺世界要素的根本特质体现在它是一个自创生信息系统，形成了数字信息化的存在方式。在“元宇宙”文艺世界要素建构过程中，当虚拟世界从现实世界中被抽拔而出并被叠加到现实世界之上时，一个自组织系统就搭建起来了。刘方喜则以“脑工的终结”标识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从现代机器二次革命的结果看,能量自动化机器终结了‘手工’时代,把人类物质生产力从人身生物性限制下解放出来,带来体力活动的平等时代；当今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机器智能自动化，则将终结‘脑工’时代,把人类精神生产力也从人身（人脑）生物性限制下解放出来,带来智力活动的平等时代,并将消除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工。”

　　数字化和图像化是现代科技塑造人类生活的两种方式，它在革新我们观念的同时，也需要我们加以反思，黎杨全提出建设一种数字时代大文艺观的构想，一是将作品外的“活动”包括在内，二是“作品”与“活动”并非机械叠加，而是被交流所贯穿，成为一条条话题素，不再有作品内外的区别。中国传统的“说话”概念可有效涵盖数字时代大文艺观中“作品”与“活动”的二重性。牛宏宝则考察了图像隐喻的运作机制：“艺术中的图像隐喻与词语语言中的诗性隐喻，都是人通过语言—符号进行意义生产的主要方式。揭示和把握图像隐喻的意义生成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种运作与意义的关系，对于研究美学和艺术哲学具有枢纽性的价值。……语言要成为语言，就必须保持对于本真状态的敏感和对意义创新的敞开。对图像隐喻的思考，可以把我们带入对图像符号意义生成的自觉中。”杨向荣基于马奈的创作和福柯的解读，发现绘画的“沉默”和再现危机，呈现出图像叙事的多重话语隐喻，以及跨媒介叙事中的复杂图文张力。这是一种跨媒介叙事学的讨论，实现了对绘画的图像叙事和语言叙事的张力关系考察，提供了从文学理论、艺术理论、视觉艺术等复调层面展开跨媒介艺术叙事研究的理论可能性。

　　2022年文艺学的发展，体现了研究者鲜明的时代意识，将抽象的学理与深刻的现实关怀相结合的努力。只有面向当代生活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文艺理论才能真正获得生命力，并与古今中外的理论进行对话，从而建构起当代中国文论的主体性。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