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茅盾在致郑振铎的一封信中谈道：“批评和艺术的进步，相激励相攻错而成；苟其完全脱离感情作用而用文学批评的眼光来批评的，虽其评为失当，我们亦应认其有价值”。茅盾是文学批评的大家，其独特犀利的批评眼光为世人所公认。如同“欣赏音乐，需要有辨别音律的耳朵”，文学批评也需要有批评的眼光。置身于伟大变革的时代，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场域，文学批评想发挥更好的效能，更需要宽广、深刻、锐利、前瞻的批评眼光。这就需要批评者真正身入、心入、情入当代文学创作各领域，在情感与理性的平衡中展开批评实践，运用独特话语、提出新颖见解、阐发深厚思想，以此锻造、磨砺和培育批评的“法眼”，以富有个性的批评眼光穿透文学森林，发现美妙的艺术风景。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新媒介技术等因素带来文学创作整体面貌的巨大变化，批评自然无法忽视与此相关的各种现象。我们对新的创作和研究不能“另眼相看”，需“一视同仁”才能“美景尽收眼底”。回首2022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之路，我们发现批评之眼比较鲜明地呈现出俯瞰、平视、回望、远瞩这四种姿态和角度，批评眼光背后凸显出强烈的求新求变意识，这既是时代发展使然，也是重构文学研究版图之需要。批评者扫描文学发展的新趋势、拓展和突破固有的研究边界、与历史进行深度对话、勾画未来文学批评的新面貌。

　　一、俯瞰：发现文学的新变

　　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以此为坐标深刻理解和把握新的时代，既是为了认识变革时代文学的新变，也是为了开创新的文学时代。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时代变革必然对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产生巨大影响。用俯瞰的眼光勘探作品，发现文学之变及其新的特质，进而分析人们思想情感、精神行为、审美风尚等的不断变化，是新时代文学批评敏感于时代发展的重要表现。

　　一是回顾新时代十年文学新收获。为了描绘新时代以来文学诸领域发生的新变化，《文艺报》自2022年8月起推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我们这十年”专版，以专论、笔谈、对话等形式呈现新时代文学的多彩景观和作家、评论家昂扬的精神风貌。该专版相继刊登了杜学文的《价值引领与体系构建——关于新时代以来文学理论与评论的扫描》、吴翔宇和卫栋的《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观念变革与发展路向》、杨辉的《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一瞥》、曾攀的《写作的畛域与青年的可能》、项静的《媒介融合视野下的非虚构写作》、欧阳友权的《网络文学这十年：追风时代，砥砺前行》、徐勇的《青年批评的整体趋势与潜在挑战》、张慧瑜的《融媒体时代的文学创新》、白烨的《新文学呼应新时代 新时代成就新文学》、张学昕的《“新东北文学”写作及其可能性》等文章，总结新时代十年文学的发展成就，分析文学新的探索和可能性。朱静宇、栾梅健的《论新时代文学的“向外转”》认为，十年来的新时代文学发生的明显变化是许多作家和作品都呈现出集体“向外转”的倾向。从《人世间》《烟火漫卷》《镜中》《长夜》《桂香街》等小说来看，作家更强调作品的社会价值与使命担当，注重从时代、历史与现实的环境中来描写人物。

　　二是思考文学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新时代文学创作有何新特点，为什么会出现新的变化？批评者结合当下文学创作实践，或从整体或从某个领域思考和总结文学发展的深刻原因。李云雷的《再论新时代文学“新”在哪里》一文，从主题之新、意识之新、经验之新、格局之新阐释中国文学在新时代的巨大变化与革新，探索新时代文学如何将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转化为新的故事、新的艺术、新的经典。张跣的《植根时代才能照亮生活》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每个作家必须面对的根本性问题，而柳青的《创业史》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作家以躬身、匍匐的姿态深入生活，以博大、热情的心灵回应了时代和人民的关切，植根时代而又超越时代、照亮生活。李遇春的《新时代文学的理论特质与创作管窥》认为新时代文学在人民性、时代性和传统性上都呈现出了新的理论特质，且在梁晓声等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有所体现。

　　批评者从多个角度解读正在更新变化中的乡村文学。王尧的《“新乡土叙事”札记》一文认为，“乡土中国”新变、“乡土文学”写作新貌，以及批评家对“乡土文学”新可能的期待促使文学批评持续关注乡村题材创作的发展演变。他用“新乡土叙事”这一相对宽泛的概念来描述乡土文学的变化，将其作为一种仍在生成之中的文学现象。《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4期推出“新时代的乡村书写”专题，李云雷的《新时代乡村书写的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张丽军的《论新时代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张凡的《新时代乡村小说的特征与风貌》聚焦新时代以来的乡村文学创作，从思想内涵、文化价值、创作风格、叙事特征、美学取向以及存在问题等方面分析当下乡村文学书写的新质，在与之前乡村文学创作的比较中指出其未来发展路向。

　　当代文学向来比较薄弱的工业题材创作的新动向日益引起批评者关注。白烨的《慷慨激昂的军工之歌——读阿莹的长篇小说〈长安〉》认为，《长安》写出了军工企业对于军队和国家的特殊贡献，以及军工人的精神风采，使其不仅在题材领域里具有了弥补弱环的意义，而且也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光彩形象。孟繁华的《新时代：践行人民性的文学》强调人民是文学创作表现的主体，也是接受和评判的主体，他认为阿莹的《长安》等作品在特殊的题材领域，书写了人民走进历史、创造历史的生动感人的历程。一些文章聚焦被人们称为“工业题材的守望者”的李铁的创作。贺绍俊的《国有企业情怀的叙事诗——评李铁的长篇小说〈锦绣〉》认为小说塑造了将工匠精神与主人翁精神融为一体的工人和“工二代”形象，典型地展现了70年来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张学昕的《呈现俗世生活中“生命的眼神”——李铁短篇小说论》认为李铁的短篇小说虽“取材于工厂”、体现了“对工厂的情结”，但更关注其中每位存在个体“生命的眼神”，其文本表现的人性状况、心理变化和精神维度是丰富、复杂的。周荣的《现实经验的意义与限度——李铁小说论》认为，一方面工厂生活的情感与经验使李铁的小说视角独特，充分表现了国企改革的必要性，构建起工业题材小说的职业伦理和精神内核；另一方面受制于自身经验及视角的“局限”，他的创作也显示出保守的、闭合的思想路径与文本结构，压缩了文本的认知高度和精神延伸空间。

　　二、平视：突破边界的努力

　　用“平视”描述批评眼光的特征，强调的是批评跳出惯常的思维和关注点，纳入过去被忽略的对象，从而不断突破批评的藩篱，开拓新的批评疆界。一些新的批评视域和批评方法不仅凸显批评观念的改变，也表现出探索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努力。

　　一是发掘物的书写及其价值。过去的文学批评，人占有极重的比例，而物本身的文学价值和美学意义有意无意被遮蔽，这一观念在当下批评中逐渐得到改变。王兆胜的《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的物性书写类型》对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的物性书写进行系统性、整体性地分析和评价。“物”与“人”相对，“物性”显示“物”的特点与品质。文章通过梳理“生物”与“非生物”的物性书写、解析不同时空观下物性书写的价值取向，发掘作家叙事风格策略折射出的价值观、人生观、物性观，为透视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找到一个独特的视角。周保欣的《当代小说的“物性”转向与诗学再造——从贾平凹〈山本〉谈起》在古今传承和中西比较中思考当代作家写物的形成与得失，分析写物美学对中国当代小说诗学建构的意义。作者认为，中国作家在“物”“我”同一中书写自然，不仅写自然的“形”，还糅合着人的情理“意”，进而构成“象”和“境”。这种书写中的见物起意、以物化人，则体现出另一种意义上的“物性启蒙”。他的《“舆地学”与中国当代小说》一文力图融通文学与史学、地学，分析当代小说创作中形成的较为明显的舆地学写作特征，从“借名”“以名示意”与地学景观塑造，地理方位思想、地理观念对文学叙事形态的塑形，以地理事物强化小说的主题、连缀情节发展、支撑小说结构等方面，阐释当代作家舆地写作的美学思想经验。

　　二是审视数字人文实践。赵薇的《作为计算批评的数字人文》认为数字人文要想超越工具阶段，其突破点在于如何以计算批评的方式介入更广泛的话语和文化实践中。计算批评是以数据化和计算建模为基础的知识表征和文本诠释过程，是一种全新的文本阐释学。在“数据→模型→细读→理论→数据→……”的阐释循环中，人文学者从自身的知识和细读体验出发，通过巧妙的实验设计论证问题，激活工具的“自反性”，达到破除算法黑箱、发现文本背后的生产逻辑的目的，使“人”的维度在数字时代重放异彩。杨果在《“跨学科”非“解学科”——文学研究中的数字人文应用》一文中则认为，文学研究尤其文学批评的目的是揭示作品中的生命意义、人文思想、美学价值，而受限于人工智能算法瓶颈，数字人文诸方法对文学研究的深层目标而言目前还只能起到一种辅助作用，机器分析不可能替代研究者的文学阐释。李天的《数字人文方法论反思》认为数字人文的研究对象从文学性文本转向质料性文本，继而带来以计算为核心的研究思路和可视化的成果表达方式，但运用数字人文方法的研究需回归文学本位。

　　三、回望：追寻历史的意义

　　近年来，当代文学批评注重在历史与当下的深度对话中打开对象的阐释空间，发掘其新的理论价值和多元意义。此类批评一方面注重传统文化资源的借鉴和转化，将传统批评的概念术语、思想观念、美学经验乃至文体风格等运用于阐释当代文学创作，增强批评的对话性和历史感；另一方面力图在打通古今中西的宽广视野中回溯历史、追寻意义，重史实与史识的结合，完成批评对象自身的谱系建构和理论定位。这里的传统不仅包括古代资源，还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自身形成的重要经验和传统，以及西方文学艺术资源。

　　一是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从中继承和发展宝贵的传统。赵学勇的《延安〈讲话〉与中国文艺的文化创造》认为，《讲话》确立了“为人民大众”的文艺方向、人民大众文化创造的主体地位，以及人的解放的价值追求，使中国文艺的发展获得了空前的文化创造力。而《讲话》提出正确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则为中国文艺的文化创造提供了可行性路径，突出表现在《讲话》之后出现的大量贴近群众、深入生活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宏大的历史气度和当代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拓展了《讲话》的文化创造精神，从民族复兴和文化创造的高度，对文艺的人民性内涵、新时代文艺工作的使命和发展路径等重要问题作出新的深刻阐发，为新时代中国文艺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根本遵循。泓峻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评观探析》认为从批评文本的角度看，《讲话》在进行文艺批评时体现出的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以及将时代性、策略性与理论性、原则性相结合的批评方法，对今天的文艺批评活动仍有重要启发。何吉贤的《“从延安走来的人”——丁玲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生及其当代阐释》把《讲话》的发生、形成和影响与丁玲的思想、情感和创作结合起来。作为《讲话》精神的重要阐释者和践行者，丁玲形成了一套基于创作主体的“深入生活”论并展开广泛实践，是当代阐释《讲话》的显著成果。此外，《讲话》的世界性因素和影响也得到重视。孟繁华在《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一文中指出，延安文艺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它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对西方艺术形式吸纳，也成为不断丰富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有效资源之一。魏然的《南方的合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1970年代阿根廷文艺批评》探讨了《讲话》在阿根廷的引入给皮格利亚等批评家反思美学与政治的关系带来的启示。

　　二是借鉴古代文化资源解读作品。围绕格非作品的批评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批评家认为其作品的主题、结构、情韵氛围、叙述风格与古代诗词、小说意蕴相通，形成了当代中国小说中独有的诗意特征。如樊星的《命运如烟，诗意如歌——读格非小说有感》一文，以神秘文化、顿悟禅机、古典诗意、史诗底蕴等梳理格非从早期小说到“江南三部曲”的创作过程，透视其作品内在的中国诗意风格的形成，凸显格非近年来创作力图重新发现古典文学的路径。王宏图的《中国传统审美资源的回归、化用与价值——从格非近作看其新古典主义风格》认为格非早年创作中就隐伏着中国传统审美资源，从“江南三部曲”到《月落荒寺》，在内在价值取向与外部风貌上呈现出鲜明的新古典主义风格，文章也探讨了格非小说的“中国式诗意”的潜能和局限。何平的《“只有春风在那里吹着”——〈望春风〉时间疏解》细致辨析格非小说对时间的运用及其背后表征的文化意识，尤其是农历和公历的混杂、“余闻”的设置和“天命”所代表的超越性时间，以古风古韵和人性常情为小说描写的现代进程中的乡村留出了另一个可以对话的空间。吴俊的《〈北纬四十度〉：消失的“右北平”人致敬〈史记〉的写作——陈福民的情感与体感、情思与心思、向度与深广度》将作者的生命情怀、历史书写风格与《史记》开创的史传文体、《春秋》笔法等结合，认为《北纬四十度》是一部致敬《史记》的文化史书，同时也体现出文史之间复杂互动的关系，以及对文明史的追根求源。张清华在《关于“九十年代文学”的一些散见》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的长篇小说真正找回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讲故事的方法，它们不只是使用了一套古老的讲故事的套路，更重要的是使用了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时间观与世界观，尤其是以《红楼梦》和“四大奇书”为代表的中国人特有的讲述故事的方式。

　　三是注重史实与史识的结合。这方面典型的代表是关于网络文学起源论争的深入讨论。中国网络文学的起源判定不仅是网络文学史研究的重要问题，而且关涉如何厘定网络文学的定义、性质等关键内容，可以说是整个网络文学研究的基底性议题。贺予飞的《中国网络文学起源说的质疑与辨正》对网络文学的代表作起源说、事件影响起源说和平台功效起源说进行深入辨析，尤其指出网络文学不是单一的作品层、现象层、组织层能够概括完整的，不应该被网络类型小说的局部形态框定。作者回溯网络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现场，将网络文学看作一个不断进化的多元化的生态系统，其所支持的“网生”起源说正是目前最恰切体现这一点的判断。吉云飞的《类型小说是网络文学的主潮——从中国网络文学的起源论争说起》认为，不同网络文学起源观的背后，实际隐含着对网络类型小说生产机制的不同评价，文章从媒介底层逻辑、网络类型小说的特征功能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入手，论证网络文学主潮——类型小说的合法性、表征性和影响性，将网络文学的“论坛”起源说推向深入。黎杨全的《从网络性到交往性——论中国网络文学的起源》一方面赞同邵燕君、吉云飞以某个原创社区为网络文学起点的说法，但认为网络文学的本质属性在于交往性而不是网络性；另一方面肯定欧阳友权提出的中国网络文学的源头在海外华文网络文学中的观点，但认为1993年的ACT（ait.Chinese.text）构成了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许苗苗的《如何谈论中国网络文学起点——媒介转型及其完成》一文将主要的网络文学起点研究概括为“技术说”“故事说”和“建制说”，认为把起点归结为单一力量失之偏颇，而从标志性作品判定、民众心理期待、权威学术话语介入以及新闻媒体选择等媒介转型的整体环境来看，网络文学出场的媒介环境于2000年形成，当以此论定网络文学的起点。以上文章延续2020年底以来邵燕君、欧阳友权、马季等人关于网络文学起源的争鸣，将这一问题涉及的史料、本质、逻辑、作品等方面的不同见解充分展示出来，既显示了研究者对中国网络文学理论建构的高度自觉，也预示着有分量的网络文学史的可能出场。

　　另一值得注意的领域是科幻文学，其历史梳理和理论建构同步推进。孟庆枢的《科幻现实主义的多重意涵》通过对中国科幻现实主义概念的命名回顾，从社会历史之维、技术之维阐释其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联、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对科技发展和未来人类文明的反思。彭超的《论科幻现实主义创作特征》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背景下，从科技惊异之美、深度介入现实、后人类视角分析科幻现实主义创作特征。吴岩的《中国科幻未来主义：时代表现、类型与特征》梳理了晚清、“十七年”时期、新时期以及21世纪中国科幻未来主义的创作历史，他将科幻未来主义作品分为蓝图型、运演型、体验型和混合型四种，并从对科技和未来社会的发展洞察、向善信念、乐观主义、集体主义和家国情怀，以及展现变革中民族特有的坚韧等方面阐释其特征。

　　一些聚焦当代经典作品的批评，融作家论、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于一体，在细致入微的艺术剖析中使人体悟历史的复杂与厚重。陈晓明的《漫长的20世纪与重写乡村中国——试论〈平凡的世界〉中的个体精神》认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通过孙少平、孙少安兄弟的形象，反映的正是乡村青年个体意识的觉醒。小说给予离开土地的农民一种重建个体肯定性的精神依据——那就是苦难意识与爱情。只有放在“漫长的20世纪”的经验中，我们才能理解《平凡的世界》如此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乡村发生变革的历史意义，也才能理解孙少平们的自主性渴望和超越性的精神，以及它在今天依然具有的意义。他的《历史、大地与20世纪50年代人——试析张炜〈忆阿雅〉中的“自省”问题》以《忆阿雅》为中心，分析张炜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花的现代浪漫主义谱系、动物书写、审父与对20 世纪50 年代人的注视等内容，探究张炜的创作对人性的刻画、对自然事物和大地的向往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的独特风格，而这些都与理解我们面对的“漫长的20世纪”以及知识分子的生存紧密相连。

　　四、远瞩：面向未来的批评

　　近年来，批评者对文学批评自身的局限和问题有较多论述，人们显然期望批评能够更好发挥筛选精品、推进研究、影响社会等功能。这一方面需要批评的理论自觉和自我革新，另一方面需要批评吐故纳新，敞开胸怀接受新的观念和方法。

　　一是研究创作、理论与批评的互动。一些文章通过梳理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经验，为当下批评的发展提供镜鉴和方法论启示。陈晓明的《在理论的寓言里独辟蹊径——试论张旭东的理论批评》一文认为，张旭东借鉴本雅明寓言批评以及卢卡奇总体性理论等资源，通过批评实践表明中国作家寓言化表现现实的历史深度。他把理论的想象力投射到小说叙事的纹路肌理之间，以独特的风格和智性特征体现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批评的理论话语变革，这对于当下文学批评与理论的互动具有启示意义。段崇轩的《批评、理论与创作的互动共荣——从新时期短篇、中篇小说创作谈开》探讨新时期批评、理论与创作的紧密互动，揭示出文学批评汲纳哲学、美学、心理学、文艺学的新理论新观点，表现出强烈的实践性和理论性，而文学批评的活跃也带来了文学理论、文学史的丰硕成果。徐勇的《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及其认识误区》审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现象，一方面这是批评理论化趋势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理论过剩”现象。文学批评要想成为有效的批评，应当同现实建立起联系，在文学活动各个环节之间交往和沟通的意义上展开对话。何言宏在《作为方法的“文学文化”》一文中思考后理论时代文学批评的根本出路，认为要超越五花八门的理论标签和“琐屑”“分裂”的理论游戏，以中国自身的文学问题为导向，融汇中西、综合创新，建立一种更为宏大、更具包容性的文学批评方法。

　　二是探索新的批评标准和批评方式。阎晶明的《期待内部的、立体的批评》呼吁关注批评的批评，而所谓的“酷评”和“骂派批评”并不表现批评的勇气、锐气，对文学批评学建设有害无益。他认为评论一部作品既要重视文本，也要知悉作家创作的背景、环境、情感状态，同时具备对作品的发表、改编以及读者接受等立体观察的视角。吴义勤的《文学批评如何才能成为“利器”？》认为在网络、短视频时代需对文学批评进行四个层面的调整：文学批评功能的重新定位、批评家的重新自我定位、文学批评伦理的重新校正、澄清“剜烂苹果”的误区。施战军的《历史意识与文艺批评的诸种意识》认为文艺批评最大的责任是将批评对象放在宏大历史和文艺史的尺度上，衡量其“入史”的可能性，同时也以可信的判断证明自身的价值。程光炜的《简议批评的历史意识》认为批评的历史意识是指批评家对自己时代的历史积淀、社会生活和观念意识的总体把握，它与批评的历史素养处在动态的关联中。批评家的历史素养不仅深嵌在批评的历史意识当中，是历史意识的内核，而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批评能否真正对时代和读者发言。

　　网络文学批评的建构持续成为热点问题。《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3期推出探讨网络文学线上与线下批评互动融合的一组文章。欧阳友权的《网络文学批评：“线上与线下”识辨》认为未来的网络文学批评尤其需要建强线上批评阵地，以更好地贯彻“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理念，增强网络文学批评的朝气和锐气；周兴杰的《网络文学批评形态的区隔与和融》强调为了突破线上与线下的形态区隔，网络文学批评需要线上批评“出圈”和专家学者“入场”线上的和融建构；吴长青的《构建网络文学批评融合发展机制》认为建立和谐的批评话语空间、凸显网络平台的“中介”作用、发挥媒体批评的调节与补充作用、扩大网络文学批评公共空间建设是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汤哲声的《网络文学发生机制的关联性研究与批评标准的构建》则从网络文学的特点出发，认为网络文学批评本质上看是一种机制批评，包括媒介机制、创作机制、运行机制、传播机制四方面，而判断网络文学经典的标准在于健康的心理、较高的修养、好看的故事和良好的口碑。夏烈的《如何做新型文艺的“充满激情的观察者”》一文认为，建设当下批评的关键并不在于大众文化、网络文艺与过往的经典文艺的远近距离，面对互联网和未来技术世界带来的巨变，批评者须重拾对现实生活的兴趣和介入生活、回馈生活的能力与伦理，以现代的眼光从丰富的文艺景观中提取“美的成分”。

　　纵观2022年的当代文学批评，批评者力求“别具慧眼”“慧眼识珠”，力避“尘烟障目”“观凤一羽”，以自身的批评实践努力洞悉文学风景之真相。我们的批评眼光是多样化多层次的，而俯瞰、平视、回望、远瞩仅是为了强调侧重点而加以分类，事实上，它们往往是交叉重叠的，共同显示出当代文学批评的多姿多彩。批评之眼自然也有盲视，会被遮蔽，原因可能是批评对象的纷繁复杂和变化万端，使我们一时没有足够能力将其把握；也可能是批评的眼睛有了病症，丧失了一些功能而亟待恢复。批评者唯有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投入时代、感受生活，全身心思考文学内外的常道与新变，以有成效、有创见的批评不断提升思想境界、理论水平和话语能力，才能擦亮批评之眼，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看取文学万象、直击世道人心，使批评成为新时代文学的精神透镜。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