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任务是探讨文学出现的问题，然而曾几何时，文学批评自身也成了问题。作为当下文学研究与批评领域重要派别之一的“学院派”批评，越来越成为人们聚焦的中心。遗憾的是，目前人们对它的高度关注，不是基于它在发展过程中对文学研究作出的贡献和成绩，而是缘于它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出现的众多流弊。面对纷纭杂沓、需要有效对话的文学现象，不少“学院派”文学批评似乎在背道而驰：众多由概念、逻辑和分析构成的阐释，已经沦为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内容僵化的封闭圈子。“学院派”文学批评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是这种文体自身的限度，还是发展中出现的异化？这种文体范式到底还有没有能力满足当下时代的需要？我个人认为，“学院派”文学批评固然出现了种种弊端，但我们目前要做的不是简单地跟风喊打喊杀，而是要客观理性地进行辩证分析。本文即拟对“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范式的历史生成、价值承担和当下困境进行认真考察，并进一步探寻其突破路径。

　　一、正在陷入旋涡的“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

　　毫无疑问，20世纪以来，与文学创作同步的文学批评一直是学术研究领域里较为繁荣、成绩也较为卓著的重要领域之一，这与批评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其一，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广泛关联性，以及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影响力，使得对它的研究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窥探、洞察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奥秘的一个方便法门；其二，20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的丰硕成绩，也使得对它本身的特征、属性、规律和经验的总结成为同时代学术研究的当务之急。不管是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视角着眼的外部研究，还是从语言、结构、形象塑造等视角进行的内部研究，都是文学批评的应有之义。与之相应，20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也从古今中外的批评传统中汲取营养，或俯瞰文学流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或洞微探幽辨识审美肌理，形成了丰富的批评景观，由之也催生出众多的批评样式，诸如论文、随笔、书信、对话、序跋、评点、诗歌、宣言等。不过，在我看来，就众多文学批评样式的文体特征而言，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文学化”文学批评文体和“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两大类型。“文学化”文学批评文体是指把文学批评和研究当成一种文学创作进行书写，它没有严格的体例和规范限制，批评家或研究者可以依据自己的体验、感悟自由阐释和发挥，随笔、书信、对话、序跋、评点、宣言等大都属于这一类。“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是指建立在理论、知识和逻辑框架上的一种文体范式，在文学研究中它表现为用隶属于现代人文科学的某种知识话语来解读文学现象，并由之派生出了一套旨在印证和维护其合法性的形式规范。

　　“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有学术研究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的一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开启了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序幕，中国学术也同步开始了现代性的历程。中国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理念，便是科学和理性精神，主张用理性来解释一切，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体系。即便这一时期人文科学领域出现的一些强调“非理性”的理论，在本质上也是理性意识到自己在特殊阶段局限性后的一种自我修正，即以理性的方式对那些还无法清晰把握的东西进行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接纳和赋值。文学批评被纳入学术研究现代化这一洪流之后，便积极寻找与某种现代知识体系的对接。“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适应现代社会中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内在要求的。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的序言中曾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他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又说道：“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风尚所及，文学的研究和批评自然也概莫能外。幸运的是，近现代以来关于文学以及与文学相关领域的众多理性探索成果，的确为我们重新认识文学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视角和方法，让我们得以洞察到众多传统的视角难以烛照的秘密。其次，“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的形成还和现代大学的学术理念以及知识生产、传播范式密切相关。中国新式大学发端于甲午战后清政府主办的京师大学堂及更早的一些教会大学，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理念日趋成熟。中国现代大学深受现代科学思潮洗礼，强调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学问。现代大学重科学研究的特征，遂使大学中的许多文学研究与批评也主动地选择了一种“科学化”的道路。“科学化”的文学研究与批评需要科学化的方法论支撑，于是相应的形式规范也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具体地说，和强调主观印象的“文学化”文体范式相反，这种文体范式要求一篇论文里要体现知识的体系性，重概念的学理性、论据的可靠性、论证的逻辑性、表述的规范性。这种文体不是仅仅限于学院内部，也不是所有学院内部的研究者都一律使用这种文体，但这种文学批评的文体会被大家命名为“学院派”范式，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它和大学体制之间内在的密切关联。

　　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研究界，作为后起之秀的“学院派”文学批评和历史悠久的“文学化”文学批评尽管文体分化已经开始，但两大类型之间基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存在你高我低的鄙视链。人们对于不同批评文体的选择不是因为某种文体更具有合法性，而是服务于不同的批评动机、批评对象以及批评者本人的个性特点。试看那些在批评史上名动一时的文章，属于“学院派”文体范式的有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属于“文学化”文体范式的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他们各自以自己对文学理解的深度、力度和广度而嵌入文学批评史的星空，并成为其中灿烂夺目的存在。即便到了新时期之初，文学研究与批评市场的繁荣使得这两种批评文体都获得了长足发展，彼此基本上也能平等相处。但随着时代的演变，两种文学批评文体之间的同舟共济关系逐渐被打破了，为证明自己在批评体制中的主导地位，互相攻讦越来越严重。20世纪末迄今，“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已全面压倒“文学化”文学批评文体而明显占据上风。

　　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之所以占据上风，首先是重视科学和知识的现代社会发展演变规律使然。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改革开放后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指引下，这种转型的过程急剧加速，对知识和科学的尊重日益深入，并影响了时代的文化走向和风尚。客观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整个现代文学时期不少人对“科学”的认知主要停留在口号层面而非知识层面。与此不同的是，世界范围内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渐成熟和繁荣，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等方面的成就，乃至系统论、控制论等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理念的跨界行为，都为以“科学化”为核心追求的文学研究的“学院派”范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坚实支撑。

　　其次，“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能更准确、迅捷、有效地满足现代社会中信息生产和传播的需要。文学研究和批评归根到底也是一种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方式，在这方面“学院派”所追求的“科学化”比传统的“文学化”具有太多的优势。“文学化”的批评在捕捉和演绎文本信息方面通常诉诸感性印象，尽管有其借助感性形象直接对话的优势，但缺乏形成明确概念和严谨知识体系的能力。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基本上都是“文学化”的，其表达通常是含糊不清的，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对“含蓄”的解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满绿酒，花时反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作者用了一系列的形象来比拟“含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更是充满含蕴的经典之语，可是精美的语言、众多的形象背后，我们接收到的信息是比较模糊的，还是无法得出“含蓄”的具体内涵和外延。而“科学化”论文范式在论述各种文学现象时，要求的就是观点的明确和概念的清晰、表达的清晰严谨。在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里，各领域的内部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对效率的要求也随之越来越高，整体比较而言，“学院派”批评比“文学化”批评更利于信息的有效交流和传播。

　　最后，“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占据上风，还与当下文学批评格局中学院派跃升为构成主体有关。中国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后逐渐达到了一个新的鼎盛期。改革开放后的大学文学教育与科研，秉承的依然是“科学化”的精神传统，以及相应而生的形式规范。随着各高校学科点建设的不断强化和对量化指标的要求，高校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庞大的科研队伍使文学研究论文逐年喷发式增长。数十年教育培养出了大量经过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他们分布在不同的文化岗位上，逐渐成为目前各领域从事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主力。不是说所有经过学院派训练的批评家都在使用该种批评文体，但相比较之下，从小就在规范的教育体系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由于社会经验的缺乏而无法和文学本身发生太多基于经验层面的对话，因而更习惯接受这种看似客观、理性、可操作性强的文学批评论文范式。

　　纵观当下的文学批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是靠着学术化的旗帜，压倒“文学化”范式而获得主导地位的。20世纪末以来，众多人文学者纷纷站出来批评“文学化”文学批评，认为其过于依靠主观化的印象，不是具有严格学理和方法支撑的学术，不能形成概念和传达给人们可靠的知识。在一片对“文学化”文学批评沸沸扬扬的声讨浪潮中，“学院派”文学批评范式俨然成了一时的主导。“学院派”文学批评的确起到了增加文学批评知识和学理品格的作用，但其对于“文学化”文学批评的胜利似乎并没有收获预想中的喜悦。时隔未久，一场反思“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的运动又形成了。人们纷纷寻找和指责其和文学真实价值的背离，如有人就在抨击学院派的名义下，严厉批评它“是一种完全被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所绑架的专业化和学科化的‘智力活动’，其话语和文体样式已全然被‘学院’的内在规定性所格式化：我们总是毫无例外地会在学院派的文学批评里看到兵器谱般的各式理论的操练，看到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从德里达到阿甘本的宝相华严的‘名教’，看到被四处搬挪的文学史的宏大坐标，以及为强调学科纪律、学术态度的必不可少的注释和参考文献。若非如此，文学批评就不足以显示其学院派的身段和仪容”，“客观上促进了一种心脑分离、以脑代心的批评样式的出现，它强调了知识、理论和‘智力’，而淡化甚至取缔了体悟、情绪和意志。正是这样的分离、取代，造成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公众之间的‘隔’，也造成了文学批评在当下文学活动中基本丧失其动力性、引领性和建设性的核心功能。”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学院派”批评范式目前所陷入的这个旋涡呢？

　　二、反思“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

　　毋庸讳言，“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在当下广受指责，与它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密切相关。当下各种学术考核体制对论文的量化指标要求，使得论文生产在许多人那里沦为一种流水作业。许多研究者关注的不是学术本身，而是发表的数量。太多非学术的东西涌进了文学批评市场，导致“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范式也偏离了文学研究和探索的初衷，正在沦为僵化的八股和廉价的复制品，出现了严重异化。

　　“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范式八股化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对概念和理论的机械套用与复制。简单、粗暴地套用现成的知识概念成了制造这类论文的终南捷径。众多文学批评者在使用某种概念和理论时，不对它的内涵外延、适用范围、与研究对象的契合度进行认真的辨析和思考，而是随心所欲地贴标签；如此做出来的研究成果往往不仅没有学术上的真正发现，而且用鱼目混珠的方式把一些本来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变成了似是而非的狗皮膏药。以“狂欢”这一学术概念为例，它本来是巴赫金基于西方“狂欢节”文化现象分析上的一种理论提升，认为在民间精神里存在着一种超越现实等级秩序的平等、自由、无拘无束的乌托邦形态。这一概念所揭示的民间文化中蕴含着主流秩序所无法压制的自由精神这一面，自有其独特价值；但骨子里深深打上了农耕文明实用理性烙印的汉民族是缺少“狂欢节”那样的文化传统的，民间对平等、自由的价值追求很难脱离实用理性的枷锁。因而对巴赫金这一概念是否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具有普适性，尚需认真辨析。可这个概念引入后，很快就被用作解读众多中国作家创作奥秘的万应灵丹，一时间莫言的狂欢、刘震云的狂欢、贾平凹的狂欢之类题目到处泛滥。以篇名里含有“莫言”“狂欢”为检索项，在中国知网的数据库上略做检索，就有60多篇论文。它们中的观点大都陈陈相因，论证逻辑简单粗暴。似此之例，实在举不胜举。

　　“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范式八股化的主要表现之二，是偏离了文学文本自身的核心价值而沦为纯粹的概念游戏。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目的，必然是解决文学自身的问题。既然是要解决文学自身的问题，就要充分尊重文学的主体特性，从对文学文本审美特征的充分体悟出发，发现问题之所在，再借助各种知识理念对其予以解答。当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或者出于急功近利、或者出于缺乏文本感悟能力等原因，其研究把知识当主体，而文学只是演绎知识的道具。为了方便对知识的演绎，它们将文学文本割裂成一个个无整体性生命统率的碎片，随心所欲地予以取舍。在这样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的陈列和展览，但看不到对文学核心问题的探讨与解答。例如，有的文章只是把文学文本当作演绎文化学知识、心理学知识乃至器物学知识的例证。偏离文学审美自身的核心价值的“学院派”文学批评，哪怕知识呈现再丰富，在推进对文学自身的认识方面又能起多大作用呢？

　　“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范式八股化的主要表现之三，是其语言的句法逻辑越来越繁复，表意功能越来越退化。我们的“学院派”文学批评主要是以现代汉语为语言载体的，相对于文言文来说，以白话文为标准书面语的现代汉语具有更为明白精确的表情状物的理性能力。朱晓进、李玮在《语言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深度影响》一文里曾非常中肯地分析道：“语言革命的两个语言指向，一是明白，二是精确。要求‘明白’是着眼于以文言文为代表的旧语言文字古奥难懂，认为这阻碍了文化和文学的普及和推广；而要求‘精确’是着眼于以文言文为代表的旧语言文字具有模糊、含混、不精确等弊端。”“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作为一种学术文章，本来应该充分发挥语言在表意上明白、精确的特点，向人们展现清晰的思维过程和传达准确的信息。可这需要人们先通过艰苦的脑力劳动，把要表达的问题充分想清楚。当下的一些文学批评者拒绝艰苦的思考，他们的出发点不是把每一个节点都想清楚，而是借用“翻译腔”的语言、叠床架屋繁复无比的句法、充满含混的词语，肆无忌惮地瓦解现代汉语明白精确的表意能力。这样传递的信息乍看起来高深莫测，实则故弄玄虚。

　　“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范式出现的问题实在太多，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熵”这一概念做一番说明。“熵”本是一个热力学名词，常被人引申为一个系统运作过程中内部不断累积的、导致系统功能不断退化的负能量。可以说，“学院派”文学批评范式内部已经积累了太多使其功能退化的“熵”，从而无法满足当下人们认识文学、理解文学的正常需要。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已经穷途末路了呢？我认为并非如此。在我看来，“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范式所陷入的旋涡，不是拿破仑遭遇的滑铁卢，而是其在发展中的问题。也就是说，目前的问题并不足以颠覆“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的合法性，以及它在以后的文学批评格局中长期向好的趋势。

　　这样说首先是基于促使“学院派”文学批评范式崛起和流行的社会文化背景，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折。众所周知，以科学和理性来引领社会发展还将一如既往，即便出现了一些反思，本质上也是科学和理性的一种自我进化，是以关于科学和理性的最新认识来对已成教条的东西进行纠错，并将之以新的知识的形态凝结下来。不断地将文学现象包括在内的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都纳入最新知识范畴进行解释，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潮流。其次，今后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学批评人才的培养，也将和大学教育体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大学教育已经日益大众化的今天，很难想象一个文学批评人才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其对文学的认知和兴趣完全不受“学院派”批评的影响。而且，“学院派”文学批评似乎更适合未来社会人们交流的需要。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造成各个专业领域的分工越来越细，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元化，每个人的生活阅历、生命经验也越来越个人化，建立在这些过于个人化经验基础上、表达过于感性和含混的“文学化”文学批评也越来越缺乏形成“共识”的能力，因而相形之下人们更需要一种似乎还可以信得过的知识化的解释。故“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秉承的以逻辑知识为核心的文学批评生成方式，必然还要在文学研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清除积累在“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内部的“熵”，恢复其本应该具有的功能，是我们目前要做的一项主要工作。对“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范式所暴露出来的图解概念、沦为脱离文学本体的智力游戏、语言故弄玄虚等问题，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加强学术规范和强调创新要求来解决。例如，我们可以动员各方面力量在论文生产和发表的各环节严格把关。但是，我注意到当下许多人对“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的批评，还不是单纯指向其内部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基于它相对于“文学化”文学批评文体范式的局限。不少人甚至认为应该重新重视和发扬诗文评、话体批评等具有中国传统文论特色的“文学化”文学批评范式，以济当下文学批评之急。如有人这样公开呼吁：“转瞬即逝的文学灵感与思想火花虽有悖于那种逻辑化与学理化的现代批评，但初心与真实使得那一刹那的存在有如出水芙蓉。我以为，这种不加掩饰的率性与真诚对于当下的批评来说是稀缺而宝贵的。”于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又产生了：比起文学化的感悟式、经验式阐释，是不是已有的“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终究还是与文学的本体特征之间存在着某些区隔呢？有没有可能通过“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的进一步自我完善，来突破这种区隔而形成一种能更有效地把握文学本质规律的话语范式呢？

　　三、重铸与“文学化”有机融合的“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

　　纯粹的“科学”和“文学”之间或许有一条不易跨越的区隔，但就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而言，这二者之间应该说是互通的，而且不可能不互通。

　　“学院派”文学批评尽管旨在寻求用人文科学的知识成果来阐释文学，并且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可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几乎所有的“科学化”文学批评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程度上的“文学化”的气质，在一定意义上只能说是“类科学化”或“准科学化”。科学的目的是发现规律，在自然科学中它所发现的规律必须是可重复验证的；如果无法被重复验证，就很难称得上是科学发现。同时，根据规律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出相应的产品。例如，我们掌握了与电视机制造相关的各方面的科学规律，就可以对电视机进行批量制造。可我们有着古今中外众多的关于文学的“科学”认识，我们能够根据这些知识和规律制造出一部文学经典吗？显然是不能的。即便近期出现的机器人的写作，也只是在数据库支持下利用算法进行的一些毫无内在感情的文字组合，并非人工智能攻克了文学领域，其作品与需要大量原创性思想与发现的经典的要求相去甚远。因此，不仅我们关于文学的科学知识没有达到足以彻底揭示其内在奥秘的地步，即便是我们惯用的许多研究文学的“科学化”理据，从理论话语的来源到文本证据的获得和演绎过程，都有太多主观性东西的介入，严格意义上也不符合科学的规范。好比经常用以阐释作家创作动机及作品的个体潜意识、集体潜意识以及文化无意识之类的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就多是依据某些个人的主观经验或某类人的局部经验进行的想象性升华，很难有具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标准，至于一些哲学、文化学理论更不用说。当人们用这些本来就不够严谨的理论知识反观文学并从研究对象中寻找相应证据进行支撑时，也很难发现有各种恰到好处的客观信息可对号入座，大多数情况下依靠的还是研究者本人对史料或文本的经验感悟或“心证”，特别是在文本细节的价值意义阐发方面。不甚确定的知识加上不甚可靠的基本论据，导致了文学批评所追求的“科学化”通常只能是“类科学化”或“准科学化”。

　　文学批评的“类科学化”或“准科学化”属性，决定了这里的“科学”只是一种精神姿态或信仰，它在本质上是无法排斥“文学化”的。“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范式的重铸，就是要充分正视“文学化”在文学批评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寻找一种既不违反其基本原则，又自觉地给“文学化”留下足够弹性空间，从而能有效地体现出文学研究对象本体特征的文体风格。具体地说，就是在坚持用知识和逻辑进行批评的同时，我们也要摈弃为一些现成概念背书的心态，从而把研究本身变成对知识、对自我以及对所研究对象的多重对话。这里既要认真地探究自己所依据的知识概念的合理性及适用限度，又要有分寸地允许文学化的体验和感悟来参与自己的思维过程，让“史证”和“心证”相辅相成。这样的批评文体风格，既可以让研究者实现对外部理论和自我经验的有机融创，又可以因自我思维过程的开放透明，使研究结论的得失都有迹可查，充满个性魅力。

　　在此不妨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为例，对“科学化”追求 与“文学化”追求在批评实践中该如何结合略做分析。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写于1904年，曾被许多人认为是中国“学院派”学术论文的开山之作。这篇论文主要是以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观念来解读《红楼梦》的审美内蕴。一方面，尽管文章用的是半文半白的语言，但总体上是通过知识和逻辑来进行论述的，有着从生命观、审美观的理论话语建构到作品艺术建构如何体现这种理论的分析过程；另一方面，作者在理论话语建构方面并没有简单地套用叔本华的哲学理论，而是先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为介体，把叔本华的理论融入自己的知识体系，从而创造出一套由外来理论、自我体验、固有知识积累共同参与建构的“我”之话语。该文共分“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红楼梦》之精神”“《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和“馀论”五个环环相扣的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专门展示了自己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请注意这个小标题已经明确地表示他谈的是自己的人生观、美术观，而不再是被动地转述别人的理论。他甚至没有怎么提到叔本华；因为他已经把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完全内化为自己理论体系的血肉了。他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时，虽说也引用了老子、庄子的一些话及中外学术史的一些相关理念，但都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如文章里面的句子“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谈的其实就是自己的生命体验。他解读《红楼梦》美学上的精神，也是建立在个人的人生观、审美观同文本对话形成的真实体验的基础上。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这种基本具有后来“学院派”特征的文体范式，可以概括为能够见“人”的“科学化”文学批评。也就是说，能够透过“科学化”的外衣，让人看到活生生的批评者本人，看到他的心性、精神活动以及思维方式。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这样的文体也许会因与“人”的密切联系而把理论建构中的一些缺点暴露出来，但对此也无可厚非：人类文明是不断发展的，从发展的角度看，每一个阶段的科学知识都有其时代的近视眼镜，都无法提供超越特定条件限制的绝对真理，何况个人主观性尤其强的文学批评呢？其实，每一篇文学批评文章不都可以视作一朵因主体性参与而让知识变得生动起来的浪花吗？它不一定要抵达绝对真理，甚至可以掺杂个人偏见，但它所展现的“人”在求索真理过程中的种种精神波动和思维特征也同样具有学术价值，甚至更具有学术价值。类似的范例还有很多，如鲁迅研究一直是学界的显学，众多学者都是遵循着一定的“科学化”理据来研究鲁迅的，可最终引起学界关注的不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共识，而是其中出现的王富仁的鲁迅、汪晖的鲁迅、竹内好的鲁迅等被冠以研究者本人名字的具有个人化特质的研究成果。这说明大家已经充分注意到他们的研究同样是一种能看到“人”的研究，是研究者在以活生生的生命姿态同研究对象对话。再如王晓明一篇文章里评价鲁迅的这段话：“他极力说服自己去依靠大众，却偏偏多看见他们张着嘴的麻木相。他想用文章去唤醒他们，却越来越怀疑他们并非是真的昏睡：这就好比已经上了路，却发现很可能方向不对头，到不了目的地，他怎么办？”这些尽管是立足于史料和逻辑分析基础上的对鲁迅内心矛盾的剖析，但更是王晓明自己面对大众的主观困惑和设身处地的一种想象式代入。学界对他们作为研究者本人的主体特征的重视，恰好说明这种能够见“人”的“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正在获得大家认同。

　　总体而言，在我看来，这种能够见“人”的文学批评文体，便是“文学化”和“科学化”的一种有机融合，似乎可以作为“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突破困境的一条路径。我们当然还可以对这种融合进行更多方向的探索，但无论如何，文学是人学，文学批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学。需要补充强调的是，在“科学化”与“文学化”的有机融合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是以知识和理性逻辑为主导，文学化的情感体验为辅助。毕竟学术研究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能清楚地把握研究对象的内在特质，而不是批评者的自我表现。以科学和理性所能抵达的最大限度来理解研究对象，并在科学和理性未能完全覆盖的地方为“人”的文学化发挥留下合理的空间，应该说是我们这里所要追求的一种文体理想吧。

　　本文是对“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的困境及突破路径的一种审视和探索。我也明白，一篇文学批评文章的质量最终是由思考的深度决定的，而非单纯文体问题。不管什么样的文体都能产生高质量的经典作品，也会出现各种平庸之作，“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亦如是。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体范式的自我完善也有助于对思考成果的准确呈现。在这篇文章中，我的看法还很肤浅，许多问题并没有真正触及，在此且当抛砖引玉了。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