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与世界的接轨，外国文论一方面重塑了中国文论的话语形态，另一方面也经中国学者的阐释与融通而发生了程度不一的改变。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论的交流互动加以考察，勾勒其总体面貌和主导趋向，不仅有助于拓宽当代文论研究的学术视野，同时亦有助于揭橥文明互鉴的基本规律，为构建兼具民族性格和世界意识的文论话语体系贡献力量。 

　　较之苏俄文论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强势主导，当代中国学术界对外国文论的接受呈现出更加多元、开放的状态，这极大地活跃了文学研究的空气，但也带来不同文论话语交叠、抵牾、纠缠的局面，造成了辨析和取舍的困难。对研究者而言，不可能也不必要做面面俱到的考察，而应透过一些重要的理论视角对中外文论的交流互动加以观照，由此呈现其完整的知识谱系，发掘潜藏其中的历史、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深刻变迁。 

　　一、文论交流互动的观照视角之一：语境论 

　　在文学理论中，“语境”（context）指那些对文学研究产生影响的外在于文本的因素，如文本的历史背景、文化氛围、生产与接受状况等。作为文论话语中不可忽视的维度，“语境论”聚焦于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考察文学如何被形形色色的社会文化因素塑造，又是如何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社会的精神趋向、文化诉求乃至“感觉结构”。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论的交流互动中，以下几种语境论资源格外引人瞩目。 

　　 （一）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和辐射度的文论资源，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文化具有天然的亲缘性，其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切与中国“入世”的文化传统产生交集；其对变革世界的强烈要求，也同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独立、自强的呼吁形成共鸣。马克思主义文论深刻影响了中国学术界，构造了典型、民族性、大众性、艺术生产、历史原则、美学原则等颇具基点意义的理论命题，同时也激发了学术界关于主体性、典型性、形象思维、人道主义、人文精神、审美意识形态等的热烈论争。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进程表现出如下特征：一是包容性，呈现出经典马克思主义、当代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交相辉映的生动格局。二是对话性，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西方文论、中国古典文论、中国现当代文论等形成良性对话，使其更充分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体系的建构。三是现实性， “在整体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融入中国语境与中国问题”，引导其不断对纷纭多变的社会现象和文艺景观加以回应。随着当代媒介文化的勃兴，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关注点由社会和文艺的辩证关系，转向了媒介在文艺和社会之间的链接作用，从而在更广阔的技术平台上彰显其阐释力。 

　　 （二）文艺社会学。文艺社会学在中国的流行有其必然性，中国古典文论中偏于“经世致用”的文艺功能观，为其提供了适宜的生长土壤；马克思主义文论将文学置入更宏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反思的尝试，则推动其在中国的不断壮大。文艺社会学引入了场域、惯习、趣味、话语权、文化资本等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代文论的知识版图。在围绕文艺社会学的中外对话中，研究者逐渐达成如下共识：一是以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为纲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强调社会经济基础和作为特殊精神产品的文艺的交互作用。二是正确对待“文本”和“社会”的关系，一方面超越语言性文本的阈限，对文艺作品在社会总体结构中的位置予以体察；另一方面拒绝对内容和形式的狭隘二分，致力于“发现文学语言、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交汇地带，最终阐述它们之间的秘密结构和持久的互动”。三是妥善处理“自律”和“依附”的关系，一方面正视文艺的社会依附性，发掘其审美表象背后的政治冲动和权力纠葛；另一方面认识到审美的自主性和解放潜能，警惕资本化、媒介化、景观化的当代文艺生态对审美感知能力的剥夺。 

　　 （三）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在中国成为“显学”并非偶然，其“既与文学相关又不局限于文学的特点”，于拥有“杂文学”传统的中国而言并不陌生；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学术脉络上的亲近，更容易在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坐标的中国学术界激发回响。改革开放以来错落缤纷的大众文化景观，则为文化研究在中国的理论操演提供了丰富案例。通过对批判精神的张扬，对学科边界的颠覆，对小写、复数的“地方性知识”的探寻，文化研究更新了文艺学的知识体系，引发了关于“文学终结”“语图战争”“日常生活审美化”等问题的讨论。文化研究的中国化进程同样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一，文化研究拓展了传统文学研究的视域，但也造成文学研究对象的泛化，使作为学科的文艺学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身份危机。其二，文化研究蕴含着参与并干预现实的自觉意识，但也在书斋化的过程中不断褪去锋芒。其三，文化研究的中国旅行呈现出明显的两极性，中国学者往往被西方知识话语牵引，要么传承法兰克福学派之衣钵，对大众文化加以检讨或批判；要么接续伯明翰学派之思路，对大众文化展开声援或礼赞，难以形成独立的认知或判断。因此，如何建构一种更辩证的“双重视域”，以实现本土与西方、肯定与否定的更恰适交融，成为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外文论围绕语境的交流互动拥有深厚的学理根基。在中国文论传统中，存在着关于文学之社会功效的丰富见解。从孔子对文学“兴观群怨”功能的发现，到曹丕对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称颂；从白居易对诗歌“补察时政”作用的关注，到梁启超对小说“熏浸刺提”之神力的强调，不一而足。这些观点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文艺社会学、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学术界作了铺垫，同时也为中外语境论的参照或比较提供了契机。文论交流互动在语境论层面的最突出实绩，是中国学者在创造性整合中西方语境论资源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现象作出深入分析，由此穿透斑斓多姿的“中国经验”，对潜藏其中的情感体验、价值判断和精神诉求加以感知和揭示。在此过程中，语境论不再是抽象的理论言说，而是展现出深刻的现实性和强烈的当下关切，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不断释放潜能。 

　　二、文论交流互动的观照视角之二：文本论 

　　在文学理论中，“文本”（text）是一个重要且充满争议的范畴。按照学术界的普遍认知，文本乃是“由诸多表意元素组成的结构，这些表意元素的或大或小的统一体在结构中显现”。然而，在不同理论视角的观照下，文本又呈现出更复杂的面向。正如有学者所言，对文本的客观性和自主性的聚焦，使之成为文学研究科学化的标志；对文本的差异性和动态生成的关注，则使之成为放逐权威的激进话语实践。围绕文本这一枢纽，当代文论衍生出丰富的见解学说。故而，“文本论”也成为观照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论交流互动的另一个重要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方法论”热潮的兴起，先锋文艺对经典文本观的突破，以及“语言学转向”的深刻影响，文本论得到了更多中国学者的关注，激发了中外文论话语的更具生产性的碰撞和交融。 

　　（一）形式主义文论。形式主义对崇尚“辞达而已矣”的传统形式观构成强烈冲击，推动中国学者对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加以重新思考。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张隆溪、蔡鸿滨、方珊、周启超等学者的理论建构，形式主义从文学研究的“背景”中日渐凸显。其对“文学性”“陌生化”“凸显”“隐喻/转喻”“前景/背景”等概念的阐发，一方面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也为文艺创作开辟了新的方法论路径。21世纪以来，形式主义的思路更是溢出文学边界，弥散至包括音乐、美术、建筑、影视、广告、翻译在内的更广阔领域，由此彰显其在人文学界的广泛适用性和强大渗透力。 

　　 （二）新批评文论。改革开放以来，经由袁可嘉、赵毅衡、王富仁、支宇、姜飞等学者的译介和研究，新批评逐渐成为中国文论话语中难以忽视的板块。新批评理论中的一些经典命题，如“含混”“反讽”“张力”“悖论”“构架/肌质”“内涵/外延”等，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批评实践的利器，使本土文艺经验在“细读”眼光的审视下呈现出新的面貌。更进一步，新批评还提供了中西比较的契机，促使中国学者对“意蕴”“比兴”“情采”等古典文论范畴加以重估，探寻其在现代情境下的生长空间。受文化传统等因素所限，新批评在中国始终命运坎坷，以至有学者断言其“历经多年的曲折和80年代后期的刹那‘辉煌’，最终却难逃‘淡出’的宿命”。但近些年来，当代批判理论所暴露的“观念先行”的弊病，以及随之而来的“回归文本”的呼唤，使新批评的价值不断被中国学者重新发现。 

　　 （三）结构—后结构主义文论。作为欧陆学术界极具影响力的文论思潮，结构主义的东渡激发了中国学者的探究热情。无论是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对古典文学的解析，还是改造西方话语而形成本土结构批评模式的实践，无不彰显结构主义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引领作用。作为结构主义内部的一次思想激变，后结构主义以反叛姿态赢得中国学者的青睐。后结构主义充当了一个理论发生器，促使研究者不断发掘本土理论资源的潜能：其对“延异”的推崇与东方的直观体悟式思维产生交集；其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与汉字的形象性和隐喻特质暗相契合；其对“互文性”的阐发则与“仿拟”“飞白”“文文相生”等古代文论命题形成比较空间。后结构主义旨在“破除僵化理性和固定意义强加给语言符号的魔咒”，一方面使研究者获得“僭越”或“游牧”的快感，另一方面也引发人文学界对文化虚无主义的警醒，对真理、价值、合法性的追问。需要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几乎同时涌入中国，二者的治学理念、精神诉求、实践策略等相互交织缠绕，呈现出颇为暧昧的状态。 

　　 （四）叙事学的中西交汇。作为文本论中颇具影响力的分支，叙事学同拥有丰富叙事资源的中国文学产生了强烈共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西方叙事话语的移植构成中国叙事研究的主调，故而有学者认为，叙事学在彼时的中国体现出长于介绍而短于建构的“热学”与“冷建”的悖论。随着研究的深入，叙事学在与中国学术传统的交接中呈现出多维透视和能动对话的格局。陈平原、孟繁华、许子东等运用西方叙事理论来发掘中国文学的精神底蕴。赵毅衡、申丹、谭君强等结合汉语文化在表意上的独特性，就“叙述者”“叙述聚焦”“不可靠叙述”等经典叙事命题展开反思性重构。杨义、傅修延、胡亚敏等立足中国叙事经验，凝练“意象叙事”“汉字叙事”“空白叙事”等本土化的叙事研究模式，以求“光大中国叙事传统”，并“纠正20世纪初以来低估本土叙事的偏见”。晚近，叙事学的“后经典”转向开启了空间叙事、性别叙事、图像叙事、听觉叙事、人工智能叙事等研究领域，进一步丰富了中外叙事理论交流对话的路径。 

　　 文本论的中外交流互动具有积极的建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中国学者对主题、意义或中心思想的执念，促使其对语言、形式、修辞、结构、叙事等因素做出更充分的理解。近些年来，一些研究者更是通过对数字媒介文艺的深入考察，对经典文本论思想加以更新或重构，使之呈现出颇具时代感的面向。当然，西方文本论在带给中国学术界新鲜议题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更多的挑战：其对文学研究“科学化”的推崇，与中国文学中随感、即兴、顿悟的诗性体验有所龃龉；其对独立、自足的文本观的建构，又不太容易与中国文论中“知人论世”的传统擦出火花。因此，中国学者对文本的认识常常不够全面，即便是文本论的拥趸，也常常着眼于语言形式的历史、民族、文化内涵，使之在趋近“思想”或“内容”的过程中获得合法性，难以完全跳出“重质轻形”的窠臼。上述状况彰显了中外文论在话语层面的深刻分歧，以及中国学者基于自身知识积淀和文化心态的主体性投射。 

　　三、文论交流互动的观照视角之三：阐释论 

　　在文学研究中，“阐释”（interpretation）是一个不可缺失的维度。伊瑟尔有言，现代文学理论形成的最强大动力，正是“对意义的追寻和由此产生的阐释冲突”。自然，“阐释论”也构成了文学理论的又一重要层面，并为勘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论的交流互动提供了独特视角。 

　　阐释论是一个涵盖面极广的领域，既涉及围绕意义所展开的哲学性思考，又涉及对读者心理活动和审美反应的探究，同时还包括一整套发掘文本意义的阅读策略。中国文论拥有“涵泳”“韵味”“知音”“妙悟”等丰富阅读理念，同时也展开过诗话、评点、笺注等形态多样的阐释实践，故而很容易在阐释问题上同外国文论产生共鸣。改革开放以来，西方阐释论融入中国学术场域，同中国知识界的精神诉求和现实关切紧密交织，衍生出一些值得玩味的议题。 

　　 （一）意图的“隐遁”和“复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意图”（intention）充当了阐释中最重要的基点和归宿。20世纪以来，意图在文本论的挤压下沦为一种“谬误”，同时作为“权威”“中心”的代名词，成为后结构主义冲击和瓦解的对象。这些学术动向在中国产生回响，使不少研究者秉持反叛态度，将意图视为有损阐释之开放性的潜在障碍。然而，对意图的驱逐在展现革命性的同时，又不断暴露出认知、逻辑、伦理层面的悖谬。故而，意图的再度“复兴”成为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日益高亢的旋律。高建平一方面否认意图的唯一合法性，另一方面将其指认为贯穿阐释活动始终的“预设存在项”。周宪提出“意义格式塔”构想，使意图在与其他文学要素的协商中维持更具张力的平衡状态。刘毅青考察意图在面对“隐微写作”时的独特效用，以论证其在阐释中难以抹杀的坐标意义。上述本土化的理论建构，从不同向度丰富了意图的内涵和特质。晚近，研究者在融合中西方意图论思想的同时，还试图将意图引入对人工智能时代文艺的阐释学观照，为重新认识拟仿与本真、算法与原创、数据与情感的关系开拓思路。 

　　 （二）意义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在文学阐释场域，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形成了意味深长的紧张。随着解构批评、读者反应论、激进阐释学的流行，不确定性以难以阻遏之势占据学术主流，并与“言不尽意”“诗无达诂”“六经注我”等古典文论话语交相呼应。但确定性问题对中国文论的影响从未消散，尤其是在不确定性带来“文化虚无主义”威胁的背景下，朱立元、张江、高建平、周宪、南帆等基于各自立场，从不同角度涉入确定性问题，深化了对意义之限度与可能性的思考。故而，从孟子的“以意逆志”，到古文经学家的“原义考辨”，再到清代学人的“探微索隐”，大量追索文本原初意义的思想资源得到了重新发现。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受二分式思维的影响，习惯于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切割；近些年来，研究者试图超越二者的激烈分歧，转向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延展性的“亦此亦彼”的阐释姿态。在此过程中，“和而不同”的古老智慧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启示研究者通过理论视野的更新，将阐释的闭合与开放、同一与差异整合于有序体系，呈现更均衡、公允、恰适的意义形态。 

　　 （三）“强制阐释”“本体阐释”和“公共阐释”。这三个命题体现了阐释论在中西交汇中的本土化尝试。强制阐释是张江对当代西方文论中本体性缺陷的指认，意指人文学者透过先在的理论滤镜来审视研究对象，将充满变数的文学经验转化为对先入之见的印证。如果说，强制阐释的内核是文学研究的“理论中心”，那么，本体阐释则倡导由理论折返文本，“以文本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确证文本的自在含义”，使阐释在语言符号的场域中得到检验。公共阐释在二者基础上更进一步，它将“公共理性”视为维系阐释之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关键环节，同时将公共理性界定为“一种逻辑的、思辨的、规律性的、反思性的或者说审视性的共识的结果”，以交互主体性哲学拓展了阐释论的思想谱系。以上命题同“失语症”“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文学终结论”等一道，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文论交流互动的重要问题域。三个命题传达了中国文论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原创焦虑，同时也戏剧性地显示了本土阐释话语的原创困境。 

　　此外，还应特别注意作为阐释话语的精神分析。精神分析不仅是一种剖析人类行为动机的科学理论，同时也是一套旨在破译文本中“征兆”的阐释实践。精神分析“探讨了人的根本问题（生存、爱欲、性生活和死亡等）”，满足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最普遍的心理和情感需求，故而也成为40多年来中国学术界最具号召力的阐释话语之一。作为利科所谓“怀疑的阐释学”，精神分析拒绝一切“如其所是”之物，要么发掘意识背后的欲望涌流，要么倾听文化传统中的无意识回响，要么聚焦于他者对自我身份的隐性塑造。这些颇具冲击力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学者观照本土经验的方式。当然，精神分析与中国人文学术在文化基因上的差异，使之在某些情况下遭遇“误读”甚至沦为“妄用”，这也为认识文论交流互动的复杂性提供了来自阐释论的注脚。 

　　 文论交流互动在阐释论层面的显著特征，是中国学者围绕阐释问题所迸发的强烈创新冲动。中国绵长深厚的释义传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对理解自我与世界的迫切需求，促使研究者从西方阐释论的裹挟下抽身而出，怀着以我为主的自觉意识，探寻带有中国风格的阐释理念、命题和路径。从张隆溪对“道”与“逻各斯”的辨析，到汤一介对“中国阐释学”的呼唤，再到张江对“诠”“阐”“义”“意”“识”“见”等古典阐释范畴的重新发现，阐释论在中国学者的原创性建构下呈现出愈发鲜明的在地化色彩。当然，阐释论的中外交流互动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深究的议题。我们应如何厘清中西方阐释传统的差异性和同构之处，使二者形成积极的“视域融合”？应如何整合中西方阐释话语，建构一种超越学科阈限的“元阐释理论”，从而“直面人类精神生产、心灵活动、思维方式以及意义传达等各方面的根本问题”？对上述问题的求解，势必为阐释论的本土化进程注入强大动力。 

　　四、文论交流互动的观照视角之四：文学史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论交流互动的第四个重要观照视角是“文学史论”，即关于文学史研究方法和观念演变的知识体系。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并非存在于真空，而是植根于文学史的漫长进程。文学史的建构决定了哪些作品可以融入文化记忆并广为流传，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历史化的眼光，引导研究者立足更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就作品的生成动因和变迁轨迹做出深入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心态的渐趋包容，随之而来的学术视野的拓展，使外国文学史论不断进入中国学术界，它们在与本土文学史观的对话中衍生出不少新问题，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史研究的目标、路径和价值取向。 

　　 （一）形式史和社会史的张力。在文学史研究中，形式史和社会史是两个不容忽视的观照视角。形式史将文学视为自主、自足的审美体系，注重“从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它所产生的美感效应等入手，从微观上审视作品的美学价值”；社会史将文学视为一个复杂社会进程的产物，以文学和社会的交互作用为线索，就“作品的内在价值、作品美感反映的社会根源以及批评者的道德立场”展开追问。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论的交流互动中，社会史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说，马克思对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性”的描述，威廉斯对“三种文化”视野下文艺生态的考察等深刻影响了中国学术界，使孟子“知人论世”，刘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等带有社会史色彩的论说被重新发现。但无论如何，审美形式都是文学史研究中难以消解的维度。近十余年来，随着“审美回归”的呼声愈发高亢，西方形式史主张唤醒了以“文笔之辨”为代表的古典形式论思想，使中国学者摆脱庸俗社会学的宰制，在“形式”和“社会”的交织中探寻多元的文学史建构路径。以上两种文学史范式既彼此抗衡，又互为补充，它们以不同方式揭示文学史的不同面向，同时也暗示了中外文学史论在“语境化”和“去语境化”背景下的微妙关联。 

　　 （二）文学经典的“建构”和“解构”。“经典”（canon）是文学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命题。文学史的使命之一，乃是通过对文学经验的审视、辨析和提炼，使一部分作品穿越时间洗礼而跻身经典之列。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关于经典的言说纷至沓来，与中国“依经立义”的学术传统遥相呼应，使围绕经典的论争变得愈发热烈。其中如下两种经典观的交锋值得瞩目：一是“建构论”，它致力于寻觅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经典的本质，由此对“何为经典”“经典何为”“经典如何”加以说明。二是“解构论”，它笃信经典并非与生俱来，亦非亘古常在，而是不同文化群体或利益集团基于自身需要协商或斡旋的结果。受后现代思潮影响，解构论在21世纪以来的中国赢得更多拥趸，它使人文学者质疑经典的崇高性和纯粹性，重新绘制中国文学的经典谱系，但也遮蔽了经典的人文价值、审美规范和道德律令，为经典在消费文化裹挟下的快餐化、犬儒化、无厘头化大开方便之门。在此背景下，一些研究者就经典问题展开更深入的思考。周宪将建构论和解构论的根源指认为对“审美理想”的青睐和对“文化政治”的关切。赵毅衡从符号学视野出发，用“纵聚合轴上的比较选择”和“横组合轴上的粘合连接”来解释经典在当下的存在状况。童庆炳借鉴恩格斯“平行四边形”法则，将经典视为作品、读者、批评者、意识形态、文化资本等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产物。以上研究旨在超越“建构/解构”的二元模式，彰显经典理论在中外文论交流互动中的更丰富形态。 

　　 （三）新历史主义在中国文论界的扩散。作为西方20世纪下半叶文化转向和观念变革的伴生物，新历史主义甫一登陆中国，便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形成张力：其对“历史文本化”的推崇，触动了中国以“考信实录”“善恶无隐”为内核的历史精神；其对历史之真实性与文学之虚构性的交融，则冲击了中国史家对历史的真理价值和伦理内涵的信仰。这种反叛和颠覆的精神取向，使新历史主义成为中国人文学术中颇为醒目的论题，吸引了杨正润、赵一凡、王岳川、张进等的思考与回应。在文学研究场域，新历史主义质疑历史和文本的对应关系，一方面发掘暗藏在历史深处的意识形态偏向和权力话语逻辑，另一方面“将文学文本置于权力网络中，对这些文本的政治行为和历史功能予以揭示”。这有助于突破文学研究的既有格局，使那些被压抑之物重新暴露在文学史的聚光灯下。此外，新历史主义还与苏童、刘震云、格非、叶兆言等实践的“新历史文学”互为印证，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书写方式。新历史主义在促发中外文论交流互动的同时，也不免带来一些困惑，特别是其“解构历史真实”的激进姿态，有可能使中国学者产生误解，从而遮蔽文学对历史生成过程及其表意机制的更深度追问。因此，如何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贯穿于文学史研究，以防止文学走向对历史的游戏、调侃乃至虚无化，依然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议题。 

　　 文学史论的中外交流互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域，其最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多重研究取向和价值判断相交织的知识建构路径。在中西方文论中，文学史论都是不可缺失的板块。在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泰纳、勃兰兑斯、朗松再到晚近的格林布拉特等，研究者基于各自的立场或视域，就文学的发展轨迹提出五花八门的见解。作为五千年文明古国，中国同样拥有丰沛的文学史资源，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愿，到刘勰对“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体察；从叶燮对“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的感悟，到王国维对“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判断，不一而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些古今中西的学术话语在中国汇聚一堂，呈现出巴赫金意义上多声部共振的“复调”状态，其中“大叙事”与“小叙事”共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理想互渗，本土立场和全球视野错综纠缠。这种充满活力的理论格局，使中外文学史家获得了观照自身的镜像，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史书写实践，催生了包括“重写文学史”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学术事件，使文学史论在本土语境下生发出更多耐人寻味的理论分支。 

　　结语 

　　 综上，“语境论”“文本论”“阐释论”和“文学史论”构成了观照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论交流互动的四个重要视角。其中，语境论从总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对文学的存在方式和演绎形态加以把握；文本论使文学研究由“外部”转向“内部”，对文本、语言、形式等因素加以解析；阐释论的引入，使文学研究告别对静态文本的关注，就主体与文本相互生成与塑造的复杂关系展开考察；文学史论则更进一步，使文学在动态的历史进程和时代变迁中释放更丰富潜能。四者各有侧重，同时又彼此呼应和补充，共同呈现出文论交流互动的完整知识谱系。由此，我们也不难窥探隐含在交流互动背后的某些更深刻规律：一方面，各种外国文论借改革开放东风活跃于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本土文论从未缄默失语，而常常通过有意识的选择、过滤和改造，将那些最符合“期待视野”的外国文论资源纳入自身的话语体系，使之在跨文化传播中呈现出不同于既往的形态。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外文论将在一种你来我往的双向运动中，逐渐实现“中国文论的西方化和在中国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  

　　 随之而来的疑问是，为何中国学术界会以特定方式对待外国文论，究竟是何种因素驱使其做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选择、过滤与改造？在此，艺术史家李格尔的观点将带来一定的启发。在他看来，艺术并非艺术家个体的造物，而是“一种明确的、有目的性的艺术意志（Kunstwollen）的产物”。所谓艺术意志，即那种贯穿于艺术发展始终的最根本驱动力，它决定了艺术的风格形态和演变轨迹，同时也充当了理解艺术的重要契机。或许，我们可以借鉴李格尔的思路，去探寻某种“本土意志”在中外文论交流互动中的隐秘作用。换言之，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穿透“学术立场”的表象，考察更普遍的历史记忆、文化心态、情感诉求、价值期许是如何渗入文学研究的知识场域，如何驱使中国学者吸纳并改变外来的文论资源，继而推动本土文论话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然，受篇幅所限，本文只是提出了一些设想，而远未深入改革开放以来文论交流互动的学术机理。至于这种本土意志拥有怎样的内涵，如何塑造或重塑文论交流互动的知识谱系，由此激荡起怎样的思想波澜，又衍生出怎样的异变、错位与纠葛？所有这些，还有待我们在后续作出更深入的专题研讨。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