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学史上，通常所说的陕甘宁边区的诗歌，主要是指以延安为中心，包括陇东南梁为主的革命根据地和宁夏不同解放区的诗歌创作。从目前具有代表性的选本来看，这些诗歌除了白话自由体诗外，主要有古体诗、词、曲、赋、宝塔诗、对联体诗、歌曲、民歌、民谣、顺口溜、快板诗、联体诗、传单诗、舞剧唱词、戏剧唱词、电影主题歌、语录诗、标语诗、口号诗、墙头诗等形式，也包括音乐学意义上的各种新民歌以及经典歌曲之歌词等诗歌形式30余种。这些当时盛传且被反复实践过的诗歌体裁形式，深刻影响了彼时彼地的诗歌形式变革。这种诗学形式变革，既开创了诗歌史上少有的古典诗歌、现代白话诗歌与民间诗歌等多种诗歌体式并存并兴、交融发展的崭新局面，又有效地吸收了古典诗歌与民间诗歌艺术形式的精华，体现出“别裁伪体亲风雅”的诗学新风尚；既做到了“旧瓶装新酒”，为“新酒”找到了恰当的艺术形式，又丰富了20世纪诗歌艺术的形式内涵，颇有诗学研究价值。 

　　 在陕甘宁边区这些繁复多样的诗歌体式的探索与实践中，最主要且成就较高的是民歌体诗歌、自由体诗（诗词）和歌体诗这三种诗歌形式。而从内在质地上讲，这些20世纪以来再度兴盛的诗歌类型及其实践，与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及现代中国革命历程有密切联系，是典型的红色诗歌。在百年红色诗歌的诗学实践的历史中，陕甘宁边区的红色诗歌创作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们以其独特的政治美学实践对红色诗歌抒情传统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质言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后陕甘宁边区的红色诗歌诗学实践使这一诗学抒情传统实现了从传统的狭窄的个人传情为主向政治宣传功能的质的改变，文体“体貌”也发生了崭新的转化，并由此引导了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诗学实践进程。因此，以陕甘宁边区的红色诗歌诗学实践为中心来考察20世纪红色诗歌诗学抒情传统，既可以对20世纪中国诗歌抒情传统的演进轨迹有所把握，又可以对陕甘宁边区红色诗歌诗学实践的突破性贡献及其审美文化特征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20世纪红色诗歌的诗学实践和抒情传统 

　　 从严格意义来讲，这里所讨论的红色诗歌是指20世纪以来伴随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和工农革命实践而出现的、旨在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各种类型的诗歌形式，如早期共产党人、延安革命家的诗歌创作，革命根据地与解放区的民歌民谣，音乐学意义上的歌曲之词的歌体诗。事实上，这一范畴意义上的诗学实践在20世纪形成了优良的抒情传统，是“红色革命文艺”历史构成谱系中极具中国特色、艺术创新和思想价值的部分。这些诗歌在各类历史文献及民间口传的“活态文本”里保留了不少，有些形式探索还颇有诗学试验特色。这些红军文告、传单、舞剧唱词、戏曲唱词、标语、口号、挽联等形式的红色诗歌形式及其创作，尽管在学术史上评价尚存分歧，但客观上丰富了20世纪中国诗歌抒情传统，成为现代红色诗歌抒情传统中极具独特性与历史价值的组成部分。这一部分红色诗歌，不仅具有一定的艺术实验价值与思想价值，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事实上，由上述多样诗歌形式构成的20世纪中国红色诗歌抒情传统及其演变历程（谱系），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北大歌谣运动及其对民间、民众的“发现”实际上是红色诗歌创作的萌芽阶段。国内外工农革命运动及相关思潮的出现也深刻影响了这类红色诗歌的创作。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等早期共产党人的红色诗歌创作，其内容就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初期传播密切相关，是现代意义上最早的红色诗歌。 

　　第二个时期，是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红色诗歌的创作走向了艺术的自觉。在瑞金中央苏区、井冈山、闽西、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红色诗词、歌谣大量出现。一是革命领袖的创作，如毛泽东的《西江月·秋收起义》（1927）、《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等诗词。二是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基于宣传工农革命思想的需要，发挥民歌“即兴创作”的特点，边唱边演，创作的大量作品，如《红军来到龙岩城》《哥哥你前方去打仗》等。三是在瞿秋白等共产党领导人对《国际歌》等外来红歌的翻译和倡导下，现代意义上的红色诗歌大量产生，如瞿秋白的《赤潮曲》、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等系列歌词。 

　　第三个时期，是陕甘宁边区和各个解放区建设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红色诗歌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在内涵上实现了质的飞跃：《讲话》精神影响下的诗歌创作的人民性方向被确立。延安等地的“圣地”颂歌与人民英雄颂歌大量涌现；李有源、孙万福等老区农民的民歌、歌谣创作被鼓励、得到广泛传播，并与《讲话》后知识分子创作民歌的潮流汇合；红色诗歌的价值定位与“党的文学”的政治美学相统一；街头诗运动、朗诵诗运动的开展及其作为“下里巴人”的诗歌文体内涵提升，“体貌”特征凸显，《王贵与李香香》等人民文学诗歌的范本出现。 

　　第四个时期，是1949年后。这一时期，红色诗歌文体向“国家文体”转化，其“体裁—体要—体貌”发生重大转化。以贺敬之、郭小川的创作为代表的民谣化的政治抒情诗成为诗坛主流，也成了影响最大的诗体。红色诗词创作的“运动化”品格由此形成。 

　　第五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时期的红色诗歌的主题基本为“革命初心”的追寻及历史感的强化。怀旧性质的“红歌”大量出现，体现“主旋律”的诗歌，尤其是新的“革命歌曲”歌词融进了时代的主题；革命先辈诗词创作的历史记忆与现实“旨趣”强化，大量烈士诗抄与悼词、挽联、回忆录的“初心”追寻主题凸显；老红军的红色诗词创作、口述红色歌谣得以整理，如《庆阳老区红色诗歌》等作品集的出版。 

　　20世纪现代中国的红色诗歌抒情传统及其诗学实践有着历史跨度长、主题范围广、体式多样的特征，是现代中国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红色革命文艺”历史谱系构成中不可被忽略的主体。这些红色诗歌是20世纪中国独特的诗学实践，它们借鉴民族优秀诗歌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高度一致。 

　　将陕甘宁边区的红色诗歌创作实践放在“红色革命文艺”历史构成谱系的框架下研究，一是可以凸显其特殊意义和价值，二是可以“以点带面”，从整体上梳理与认识红色诗歌抒情传统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纪面向。 

　　二、陕甘宁边区红色诗歌的诗体创新 

　　陕甘宁边区的红色诗歌创作，不仅体式多样，艺术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红色诗词（包括自由体诗）、红色民歌及以“红歌”（音乐歌词）为主的“歌体诗”这三种形式实验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是《讲话》以后，这三类诗歌体式获得长足发展。 

　　在红色诗词方面，其创新主要体现在：其一是革命家对于古典诗词形式的创造性运用。在这一层面，延安革命家以“旧瓶装新酒”这一艺术策略进行诗词创作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如毛泽东等的诗词体式的创新尤为可贵，就是“在继承古典诗词艺术传统基础上努力创新的一个重要课题”。以“怀安诗社”为主体的延安革命家的诗词创作，则以同样的诗学策略推动了新文学运动以来诗词创作的“中兴”。 

　　其二是诗歌创作体式增多，形成独特的诗学新景观。像传统的诗词曲赋，戏剧的剧词、主题歌，民间的顺口溜、谜语、童谣、快板诗等形式已经被广泛实践并被巧妙化用在白话自由诗创作中，形成了新的诗歌文体。这些新形式诗歌的大量出现，与同时期的现代白话自由诗（如艾青、丁玲和一批“前线诗人”的创作）一道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少有的多体式并行的繁杂局面。这种传统诗歌的多体实验和创作，既促进了红色诗歌创作实践的进程，使一些有生命力的其他文类（红军文告、标语、口号、传单等）转化成了“诗”的形式，也使诗的现实功能加强，有力引导了边区人民反抗压迫、追求解放及抗日爱国的革命激情。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说，这些独特的诗体创造，也为现代诗歌创作发展如何“守正创新”提供了深切的启示。 

　　 在红色民歌方面，其创新主要体现在：陕甘宁边区的传统民歌民谣转型为红色民歌，呈现出全新的文体和美学风貌。其一，这些诗歌一改传统民歌传达个人爱情、反抗压迫及个人情绪的狭小抒情格调，而成了人民革命、工农解放、民族救亡和未来社会美好想象的宏大启蒙叙事，其诗歌体貌与境界得到了提升。其二，由于这些民歌民谣将革命话语、当代方言、口语、农民的生动直白语言运用到歌词中，其时代感、表现力也得以强化。其三，由于这些民歌的音乐性特征，其作为“纸上文本”时，其诗“律”化特征特质就十分明显。同时，在艺术上，这些民歌民谣明快自然、清新活泼、崇高昂扬的美学格调，也影响了一代代国人，是“红色革命文艺”历史构成谱系里极具特色的部分。质言之，这些红色民歌以其原生态的蓬勃生命力，宣扬抗争、反抗、纯粹质朴的真诚情感，其活泼自然、口语化的大众语言形式，给中国现代诗学实践带来清新纯正、刚健质朴、崇高宏大的美学风格。这无疑是20世纪现代诗学实践的重要收获。进一步说，在民歌改编成红色诗歌的同时，民歌体自由体诗得以创造。新诗史家陆耀东说：“民歌体新诗形成为一个流派，是1942 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这时，有不少诗人倾全力创作民歌体新诗，出现了一系列优秀的甚至是杰出的作品”。 

　　从20世纪中国诗歌创作实践的历程来看，“五四”以后诞生的自由体新诗，中经新月派的格律诗创作实践，到20世纪30年代以艾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达到成熟。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诗歌创作实践却使这种自由体诗歌的体式内涵发生了独特的变化，为自由体诗歌体式增加了新的形式，一种民歌体自由体诗诞生了。这种在广泛挖掘并吸收民歌艺术资源基础之上形成的诗体的代表作就是我们熟悉的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等。 

　　 这些诗歌深受陕北民歌信天游等民歌形式影响，节奏明快，音律自然，醇厚清新，刚健活泼，在以俗为雅的“鲁艺”影响下被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熟悉。其即兴演唱、现编现演的创作机制以及赋比兴修辞艺术，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已经成了新的民歌及各类各体红色诗歌的基本创作追求。尤其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工农红军到达会宁，军队中创作队伍的扩大，秧歌及歌舞剧词、电影主题歌、戏曲主题歌、舞剧主题歌、红军文告、标语、口号、传单内容都被编成了民歌，民歌及各类形式红色诗歌创作蔚然成风。而且，在新诗史上，这种诗歌成了影响深远的诗体形式之一。20世纪80年代前，这种民歌体自由体诗实际上是格律体新诗、十四行诗之外最主要的现代中国诗体。一段时间以来，诗坛流行的政治抒情诗大多是这种民歌体自由体诗。贺敬之的《回延安》《桂林山水歌》等即代表性作品。 

　　 在歌体诗方面，其创新主要体现在：在抗战音乐文学等现代歌乐传统影响下，以“红歌”为标志的歌体诗创作实践自觉兴起并大规模出现。这里的歌体诗，主要指被谱成曲大量传唱的歌词，是现代诗歌艺术实践中被诗歌的音乐特质高度“律”化的审美特征独特的诗体，具有明确的创作旨趣与文体个性。现代诗歌史上，这种作为音乐歌词的歌体诗，是现代音乐文学诗学实践的一种主要方式。如果抛除文体偏见，把这些歌词看作现代意义的诗歌，并从20世纪诗学实践的整体来看，无疑会发现它们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是红色诗歌抒情传统方面极富成就、生命力与影响力的部分。如陕甘宁边区影响深远的《东方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南泥湾》等音乐的歌词，作为现代诗歌的经典文本，构成20世纪中国诗歌传统与歌乐传统最为辉煌的篇章，是20世纪中国艺术的伟大创造。从诗歌史的角度讲，这种歌体诗形式的诗学探索，对20世纪中国诗歌抒情传统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陕甘宁边区红色诗歌的审美文化特征 

　　陕甘宁边区的红色诗歌创作，不仅在诗体试验上别具一格，而且主题与现代中国的思想主脉保持一致，还促使了红色诗歌象喻系统的确立，具有独特的审美文化特征，为现代中国文学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延安经验及启示。 

　　首先，陕甘宁边区红色诗歌“主题”的深化，引领了红色诗歌抒情传统的思想转化。在这一时期，各类红色诗歌成为利用中国传统诗歌艺术的多样形式来传播国际共产主义思想和工农革命思想的一种独特艺术形式。在思想主题方面，举凡歌颂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革命领袖及人民英雄、解放区劳动与新生活，表达对未来美好向往的内容都基本在陕甘宁边区定型。其中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歌颂八路军、新四军及新的英雄形象的主题成了主流。这些诗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进程，也为日后的社会主义文艺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些学者认为，在红色诗词（包括自由体诗）、红色歌谣（民歌）和红歌（歌体诗）这三类形式中，毛泽东等的红色诗词创作不仅继承、延续了中国抒情传统，也表现了文明史的连续性特点：“毛泽东诗词有意识地拒绝了白话，在音律、文字、格式乃至意象上都保持了古典诗歌的形态，使其更鲜明地表现了文明史的连续性特点”。换句话说，在陕甘宁边区，尤其是《讲话》以后，这种以古典诗词与民歌为基础的形式探索及现代转化，引领了红色诗歌抒情传统的新的思想主题与文化方向。这些红色诗歌不仅具有丰富的主题与思想艺术价值，包含着更多历史真实，其“中国特色”更是显著，甚至构成了20世纪现代中国的基本文化“底色”。 

　　其次，陕甘宁边区的红色诗歌不仅表达了新的思想主题，也形成了独特的现代中国文化的“道统”。就整个20世纪中国红色诗歌诗学实践来看，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员的诗歌创作，已经明显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传播了与儒释道文化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陕甘宁时期的一些语录体、口号体、传单型诗歌，其内容本身就是历史真实。而像毛泽东等的诗词创作，则表现的是现代革命及工农红军的伟大历史，并以红色诗歌的形式构筑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脉，形成了一种新的“道统”，代表了一种新的话语体系。 

　　同时，陕甘宁边区的红色诗歌在特定历史语境下也发挥了独特的政治功能、教育功能和现实功能。尤其值得提及的是，陕甘宁边区的诗歌创作有效地“反哺”了“抗战”、解放区建设等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有力地推进、影响了现代中国革命，充分体现了其现实主义品格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且，这些红色诗歌还有效继承了中国民间文学的民族性、大众化基因，区别于“五四”以来西化的自由诗，体现出民族文化特征。 

　　 最后，陕甘宁边区的红色诗歌在形成了明确的主题思想的同时也建立了一套独特的象喻系统，展现了独特的审美风格。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以“红色”为主调的诗歌象喻系统被确立与定型。如陕北民歌《骑白马》这首阿妹送阿哥当八路军的情歌中的“荞麦花，红燉燉，咱二人为朋友为个甚”就被改编成了红歌《东方红》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在这一改编过程中，原来民歌原生态的、即兴式的比兴范式被转化成了具有特定比喻、意象和象征内涵的现代诗歌新的结构与表达方式，体现了陕甘宁诗歌创作已由原生的民间美学向精巧的象喻系统迈进的新趋势。又如，在《骑白马》中，物象与诗歌的内在含义之间并无直接关系，但在《东方红》中，意象与诗歌的内在含义之间却有了清晰而明确的象征含义，使得诗歌（歌词）获得了一种明晰而感人、庄严而又具启悟式的美学效果。事实上，正是这种转换，才使得《东方红》这首歌曲（歌词）充分地表达了个人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宏大主题。 

　　从意象使用的角度讲，《东方红》中的“东方”指涉中国，“太阳”隐喻毛泽东，而诗中的“红”象征着光明、正义与进步，而“升”作为解放、拯救的行动性意象，其积极和跃动的意涵也更为丰富。这种意象、比喻与象征构成的诗歌结构方式，显示了一种根本上有别于现代主义诗歌的隐喻、反“语法”式的现实主义诗歌美学新方向。每个时代的文体都有自己独特的修辞风格，以表达时代的世界观。就比喻、意象而言，像《东方红》这种从歌谣美学原则脱胎而出创造出的诗歌歌词，影响了陕甘宁边区红色诗歌创作的基本结构方法。而同时期或此后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南泥湾》《绣金匾》等红色诗歌经典，都是如此被“制作”出来的。其以“红色”为核心的象喻系统自然被典型化了。 

　　 第二，这一时期的红色诗歌相比于之前的发展阶段，不仅象喻系统更为完整，艺术审美风格也基本定型。在此时的红色诗歌创作实践中，红色诗歌的歌颂对象（比喻本体、意象所指）已经被高度集中化、固定化、崇高化了，诗歌的主题由此变得明确而清晰，象喻系统也明朗化。换句话说，这一时期的红色诗歌已经形成一种革命话语体系，其语言明快畅达、意象单纯明确（没有了私人化的感受性象征）、节奏自然优美，已经形成了全新的美学气象。最明显的是，在民歌民谣的改造与创作方面，在李季、李有源、孙万福等创作的新民歌中，明喻成为常见的结构方式。而在诗词创作方面，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诗词创作，则以新的历史担当和精神气象提升了红色诗歌这一抒情传统的思想艺术境界，形成一种“时代风格”。1949年后，基于新的社会秩序建构、不忘“革命初心”而创作的一批红色诗歌应运而生，但其象喻系统和审美艺术倾向也始终没有脱离陕甘宁边区红色诗歌所开创的诗学模式与主题方向。进一步说，红色诗歌一般具有宏大的思想主题、明朗的象喻系统、崇高的美学价值追求，体现了中国诗歌从古典和谐向现代崇高转化的崭新美学趋向。这些审美文化特征，是20世纪现代中国主流文化艺术的基本特征，也是百年“红色革命文艺”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脉。 

　　结语 

　　陕甘宁边区的红色诗歌诗学实践在诗体创新、主题思想、象喻系统和文化审美特征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突破。其诗学实践对20世纪“红色革命文艺”历史谱系为代表的现代抒情传统有着重要的推进。从现当代文艺发展的历史来看，延安文艺及陕甘宁红色诗歌诗学实践的重要特点就是时代性、民族性与人民性。这与“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和“文艺要热爱人民”的文艺思想具有深刻的关联，也影响着当代文艺的发展。因而，重识“红色革命文艺”历史谱系和陕甘宁边区诗学实践的重要品格对今日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时代需要我们对一些被“误读”的革命文学和文艺经典进行重新解读。坚守“革命初心”，是我们当今研究“红色革命文艺”历史谱系所必须坚守的学术立场，也是回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代之问”的前提。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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