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数字人文勃兴于中国学术界，颇成气候。早在21世纪初，就有中国学者捕捉到这一数字时代的浪潮，作出过批判回应。但在2015年以前，数字人文的影响主要还是在图书馆学和图书情报学领域。2016年，《山东社会科学》杂志开辟了“数字人文：观其大较”专栏，陆续推介相关学术成果，拓展了学术界对数字人文的理解，亦有推波助澜之功。2019年，数字人文的学术“曝光率”激增，呈现出“爆炸式、井喷式的发展状态”。2020年、2021年，《数字人文》和《数字人文研究》两本杂志相继创刊，标志着该研究领域在中国形成了共同声场和专业阵列。2023年4月，“数字人文”进入最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归入“文学”门类下的“中国语言文学类”。

　　数字人文是电脑计算、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的交叉学科，它包含数字工具开发、数字资源管理与运用、量化分析、信息及空间可视化等面向，致力于以数字技术推进人文学研究，同时也促使人文学反思技术中介的影响。作为人文学背后的资源网路、平台支撑和算力基础，数字人文实则形塑着知识生产的媒介环境和表现形式。这一“亦文亦理、亦道亦术、亦思亦行”的新兴学科自有其宏阔的愿景，如《数字人文》的《发刊词》表示，“数字环境下可以发现前数字时代难以发现的现象，提出前数字时代下难以提出的设想，开展前数字时代难以开展的工作，解决前数字时代难以解决的问题”，又如《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刊词》宣称“它肩负的学术使命，不仅有学科视阈下的新知识生产，还有人类文化传承的新机制构建；它更承托着创造全球共享新价值的多重期待”。

　　 数码工具和数字文献的影响无远弗届，哪怕最食古不化的学者也直接或间接受惠于数字时代的赛博基础设施。数字图书馆或数字文献学因此不至于引起太大的抵触，如有论者断言：“任何对数字人文的看法，如果排除或否定了对数字保存、编辑和出版的严谨细致的工作，那都是完全错误的。”然而，数字人文的另一重要分支，即以计算建模、语料统计、量化分析、制表绘图等数字方法进行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则面临更激烈的争议甚或反感。就连数字人文的倡议者也承认计算与人文主义方法有矛盾之处，而数据库与叙事可能也相互对立，可这些都不能阻断“远读者”们从矛盾中创造联结的尝试。“远读”（distant reading）是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创立者弗兰克·莫莱蒂于2000年提出的概念，之后发展为一套借助人文计算和定量分析来处理巨量文本的研究方法。“远读”意在克服“细读”的盲见，试图发挥计算机处理规模化、网络状数据的优势来扫描文学场中的“大量未读”，从而恢复被严重筛选、“屠宰”（slaughtered）的文学史并产出新知新见。如一位学者指出，面对过剩的知识生产，不读书已成为“所有文学评论家难以启齿的公开的秘密”——远读于是成为这一尴尬的化解或调和之法。远读和细读两种范式如何专攻又如何联动，宏观尺度和微观尺度如何分疏又如何融会，则始终是“数字批评家”需权衡拿捏的关键。 

　　 本文以“数字批评”来指称这类利用算法工具来挖掘文学文本的远读取径。这类研究也被称作文化分析学、文学数据挖掘、定量形式主义、计算批评、计算文学研究等，其常见的探索面向包括文学风格、体裁与类型，人物关系与社会信息网络，情感基调与性格特质，叙事空间与文学地理，影响路径与各类相关性，意象、节奏、主题等规律性特征及其变化。本文采用“数字批评”的提法，一是为了与“数字人文”的命名对称，二是为了能更广泛地涵盖以数字化逻辑从事的文学研究和对数字人文实践的自反性批评，也意欲凸显其作为“批评”的当代性。本文将考察数字批评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回到我们共处的数字生态来理解这类批评增长的效力，同时也直陈这些批评实践在问题意识、论证形式、阐释力、思辨性等方面的缺陷和痛点，可说是一次对远读的细读。本文还将探讨数字批评所蕴含的批评者的角色转换问题，审视所谓“后人文主体”的形象和位置，并通过对可见性等问题的反思打开数字批评的批判纵深。 

　　一、量化的复兴：数字生态下的批评 

　　 带有社会科学倾向的量化方法在人文学研究中一直存在，它在数字人文中的施展，实际上是其在21世纪的一次升级和复兴。在对自身前史的追溯中，数字人文已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来临前的实证人文研究实践，这类在某种程度上被压抑的实践在数字时代如获甘霖，在新计算工具的加持下引发现象级反应。历史学家斯蒂文·拉格斯（Steven Ruggles）曾梳理出美国历史研究中的三次量化分析的浪潮：第一次浪潮是繁荣于20世纪初的“新史学”，它在冷战期间因美国共识历史学派的崛兴而退场；第二次浪潮兴起于新经济史、新政治史等盛行的20世纪60—80年代，在20世纪末的“文化转向”中偃旗息鼓；第三次浪潮出现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至今仍在发展，与之伴随的是文化史研究的衰落。在中国，数字人文也能寻到其“史前时期”雏形，寻到量化方法的旧踪迹，譬如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作出的“统计历史学”的提议和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吕聚贤在20世纪20—30年代操持算盘对历史统计的亲身示范。他们早熟的“数字化”追求展现出“对系统、合理化、效率和进步的明显现代主义的激情”，像是因超前的感应而忽然绽放的花朵——其季候在数字时代才真正到来。 

　　 在文学研究上，量化方法也同样是一种复兴和增强的旧学。“远读”的概念虽是莫莱蒂首提，但它也被追溯至雷蒙·威廉斯和珍妮斯·拉德威（Janice Radway）等人的相近设想和实践。事实上，作为细读方法源头的新批评本就有其非细读的一面。已有论者爬梳新批评奠基者瑞恰慈如何受到当时以统计学为基础的教育心理学影响，从而生成了他对系统化“基本英语”的构想和对悬置观念与情感的客观化阐释的寻求。以此观之，细读和远读原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原初共在，远读内在于细读的理念和程序之中，细读也有赖于远读的促就。它们后来分流，却也总涌动着重新会和、协同工作的潜能。崭新的数字批评因而也可说是一种重临的“旧新批评”，它志在恢复细读和远读的原始连接，进而使远近互补、细读更细、批评增强，如马克·阿尔吉-休伊特（Mark Algee-Hewitt）辩称：“文化分析学不是要用数学严谨性取代学者们数百年来发展出的阐释技巧的虚拟人文学科，它是增强的人文学科，在最好的情况下，能展现最仔细的细读读者往往也看不见的新类型的证据和仔细考虑过的理论观点，二者联手产生新的批评研究。” 

　　 量化分析之所以重新盛行并在文学研究中产生效力，除了其障碍的减少，更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和书写本身已深深嵌入今日包笼万端的数字生态，亦时刻处于计算凝视（computational gaze）之下。当今绝大多数的写作都利用了各式数码帮手，也都是数字化界面上的输入，其过程不仅伴随着字数统计、拼写修订、输入法提示等工具辅助和信息交互，更始终连通着互联网上的知识库存——堪称我们的“外挂”大脑。于是文字符号的背后总藏有数学算式、数字编码和几乎同步的计量。哪怕恪守传统的书写样态，也不太可能活在与数字信息绝缘的洞穴，书写也难免流入数字空间，变成四处播散和交相链接的超文本。当书写本身越来越卷携着计算的逻辑，当我们越来越多地通过计算机来输入—输出，当人工智能甚至也在“创作”新闻稿、策划方案、学术报告和诗歌，并显然比我们更擅长识别机器自身的手笔，那么计量分析的能力就会在这种深化的互动和加速的积累中愈发显著。数据集与数据集之间的比对、整合和再关联也会促进意义的再生产和增殖，形成关系和意义的立体星座。商业大数据能偷听我们说话、能根据我们留下的“数字面包屑”推知我们的喜好和习性。人虽然是复杂的动物，但大数据仍能在一定程度上“解读”复杂动物的内心、诱导复杂动物的消费。它的“解读”不可能完全准确，但有时也准确得可怕。而你对平台的依赖性越大，贡献的数据越多，它的“解读”就越是令人惊喜或惊恐。数字批评的道理也是一样，有人会指责远读的结果不像细读那般准确，但它会越来越准确，而即使有时不准确，也不代表它没有参考或诱发的价值。 

　　 批评家对数字生态的感受恐怕比作家还要强烈。当下不少学术期刊都采用了中国知网的线上投稿系统，文章从投稿、审稿、录用、发表到被知网收录，仿佛一个闭环，作者在让渡文章纸质版版权的同时也让渡了数字版权。我们有时已不太清楚，自己是在为潜在的读者写作，还是在为数据库乃至于统计数据本身写作；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阅读的学术文章比在纸质期刊上的多，而我们更经常的是因特定的研究需要才去数据库中搜求，文章“在世”的意义唯有等到电子检索发生时才开始浮现。毫不夸张地说，人文学者无论是否专事数字人文研究，早也都在做数字人文，因为整个人文学术的生产方式、成果表现形式和评价机制都已被置入同质化的数字管理体系之内。这并不是一种概念的偷换，事实上，理论家们已意识到数字人文不仅关乎研究的基础设施，而且“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它也关乎计算如何成为学院管理、财务及标准化工作的关键调节因素和可能性条件……数字人文学者其实是作为批判主体在思考大学的未来，所以我们说大学和数字人文是深深交织在一起的”。数字人文的确不只是为人文学提供计算服务的“校园技术支持小组”，它构成人文学者研究和批判的基本生态与安身立命的可能性条件。 

　　 正因如此，数字批评作为一种深度介入当下数字生态的批评才愈显应时和任重。面对显见的数字霸权和生命—计算统治，不明就里的轻蔑或撇清关系的自矜都无助于批判主体性的发扬，也无助于涤荡我们吸入的“数字尾气”。确如唐娜·哈拉维所警示的：“我们的机器已活跃得令人心惊，而我们自己却怠惰得令人忧惧。”一种惰性的人文主义立场将无法省察处于计算凝视下的后人文境况，简单重申胡塞尔或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的反拨也不足以应对瞬息万变的数字现场，毕竟一些异想天开的创作者已开始用代码写诗——赛博空间里亦不无诗意的栖居。黎杨全曾用本雅明所谈论的那种“拾垃圾者”来想象赛博空间里的批评家，他们分门别类地搜集数据垃圾、在其中分辨或能变废为宝之物，又像是在深海采珠，潜入信息迷阵淘出值得收藏的断片。没有理由不为这些赛博拾荒者或深海采珠人配备上测量与挖掘的智能工具，让他们的搜集、分类和遴选更富成效。也如拉格斯所强调：“面对气候变化、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正在抬头的右翼民族主义选举势力，测量的必要性显而易见。这些危机本来就是历史性的，没有量化就无法理解。”文学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测量着这些历史危机，却不见得要排斥其他的测量方式。量化方法的反对者有时只是不愿像自然学家、音乐家和极简主义爱好者那样承认数学之美。需记得，文学一直在寻找陌生、反常和异质的因素，批评也同样需要异质性和在疏离中的迂回切近，它们都没有理由单单以数理统计和量化分析为敌，更何况从新批评的诞生历史来说，这种异质因素还并不算太“异”——它更像是我们遗忘的表亲。 

　　二、木鹊与车辖：中国数字批评的得失 

　　 数字批评在国内既有很高的倡议的呼声，也涌现出了不少践行的实例。2019年，王贺明确提出应将数字人文和现代文学研究相结合，并设想从六个方面促生“数字现代文学”：（1）推进作家群体生平传记研究；（2）从事文学社团、思潮、流派的大规模重新研究；（3）展开文学思想史、观念史的“数字人文”研究；（4）建构文学文本的文体学（风格学）、修辞学、语言学研究，或展开文学文本的情感分析等；（5）以现代文学（史）为主体的跨学科、跨地域、跨族裔、跨语言的比较与综合研究；（6）文学文本及研究数据可视化与分析。这些当然都应是数字批评的题中之义，而“现代文学”也不必构成一种僵硬的时间规约。展望固然高远，但中国的数字批评实际上还未能对这些层面皆有触及，其总体实绩也不足以令人满意，如王贺坦言，经历了最初的刺激和兴奋后，更多的感受是“巨大的落差”。《数字人文》的副主编桑海也承认，中国的数字人文研究还“有点表面化”，也“还没有出现那种能够直击一个学科核心的产生颠覆性影响的成果”。就数字批评而言，目前我们真正需要的与其说是一两个颠覆性的成果，不如说是更多扎实的成果。所谓“扎实”，是能将远读和细读、将法医般的计算剖解和批评家一向引以为傲的看家本领有机结合，像《数字人文》的《发刊词》所瞩望的那样，发现以往难以发现的新问题并通过经得起推敲的复合论证手段解决之；是能体认工具的有限性，发挥阐释的能动性，合力掘开文本潜藏的深层矿脉，让批评确然显出“增强”了的样貌，既使门内人认可其鲁棒性（robustness）并从中获益，也使更传统的人文主义学者感到其间的趣味和光彩。 

　　 在西方，数字批评所遭遇的最近一次强有力的批判是来自美国圣母大学笪章难（Nan Z. Da）教授的《以计算的方法反对计算文学研究》（2019）一文。其有力性部分源于她持论的咄咄逼人，更多则是因为她的确进入计算方法的内部，通过复核脚本、检验模型、指摘统计分析来批驳该论域具有代表性的文章。笪章难发现，这些计算批评要么是“将统计上无结果的结果展示为一种研究结果”，要么是依托错误的结果得出结论或在推理中存在概念缺陷。它们常将并未进行到底的数据工作混同于文学阐释，常凭据拣选、化约过的数据作出过度断言，常脱离句法和语境、仅依靠词频差异就为文学定性，常以不精确的词类标注和词语计数来支撑其关于结构模式、影响关系、分类标准等方面等的宏论。她于是提醒我们：“不要将机械地发生的事混淆为深刻的见识，不要无必要地将统计工具用于简单得多的操作，要提出统计上合理、论证上有意义的推论。”在她看来，将智能工具用于文学可能是最难发挥其功用、实现其最优效益的，计算分析所需的时间和论定的武断都不见得比实际阅读更少。对于文学研究这一特别讲求复杂性、警惕化约论的学科而言，计算批评“对文学、文学史和语言学复杂性的极端简化缺少经济或数学的正当理由”。笪章难的激烈攻讦也引来了同样尖刻的反击，“数字批评家”们指责她预设立场、以偏概全、混淆误读、忽略核心阐释、重树二元对立，如此种种。平心而论，笪章难的看法确有偏颇之处：她只因数字批评尚未做到就认定其不可能做到，封闭了机器和人机交互的成长空间；她以瑕掩瑜、仅因漏洞就否定全局，而若是以同样的严苛检视其他非计算的阐释模型，也未必不会是疑点重重；她对复杂性的执守也屏蔽了那种以大音希声的简洁出奇制胜的可能。但是，她仍然切中了数字批评实践中常有的缺憾，并揭示出了那个最为难解的内在冲突，即在降维以便可控的数据和复杂丰满的文学之间的不相称。 

　　 其实，拿出更多在技术和艺术上都过硬的批评实践成果才是对笪章难的最好的驳斥。可叹的是，中国数字批评的现状，多半还是处在她的批判可生效的范围以内。有的论文一面引述笪章难、强调人文本位，一面又极大地暴露出笪章难所针砭的那些弊病，如背鼓寻槌，十分吊诡。《墨子》中曾记载墨子与鲁班的一次交锋，鲁班削木为鹊，做好后能飞上天，三天不落，以为巧艺无双，但墨子却说这鸟鹊还不如木匠砍削的车辖，仅三寸长，就能承受五十石的重压。这个故事恰恰可以用来喻说中国数字批评的总体情形：多的是花哨炫技的木鹊，少的是技术用在刀刃上、能以精当的切入结结实实完成思想负载的车辖。数字化的鸟瞰或深掘可以使我们对文本的体验更立体和温热，却也同样可能使文本在量化拆解中变得生冷——这取决于对象的适用性和解读的指向与技艺。具体说来，中国当前的数字批评存在着三个最主要的问题。 

　　 第一是缺乏有效的问题意识，未能在既有人文学术的积淀之上提取出有价值的问题，仅靠数据分析虚晃一枪，实则没有带来学术创新和超出一般细读的洞见。如个别研究者对金庸和古龙小说风格的计算分析，稍有学识的人都知金古风格有异，作者也预先知晓造成个中差异的原因（如古龙受西方文学影响并追求诗化表达，而金庸古典文化修养较高且常引经据典），却在“假装不知道”的面纱下用文本聚类细究二人在语言从众性、句子破碎度、标点节奏等方面的不同，这只是计算方法下的咬文嚼字，而非真正的学术创新。金庸的句子破碎度高于古龙的这一发现本有些逆向于直观感受的冲击力，却也未能被深入探讨。还有些研究成果数据提取和比对一开始就欠缺问题眼光，最后也只能陷入对已知的循环论证——它最多能帮我们确认，却不足以带来启迪。这类学术生产也许仍有助于显示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应用能力，也许仍能在知识增量中促进机器的学习、“使计算方法与现存的文学理论相互适应”，但它小题大做、费尽周章，在文学新思上的收益却实在惨淡。我们并不需要无聊和盲目的新方法，也需警惕用数据掩饰学术无能的“反智分析”。 

　　 第二是着迷于信息和统计的可视化呈现，却未将其融入完整的推理链条、导向有针对性的结论。这正是笪章难所说的将无结果的结果展示为研究结果。如一些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中植物意象的挖掘和可视化，他们的确探知了诸种植物出现的频次，也画出了相当美观的植物与细腻情绪、生活场景等各类主题词语的关联聚落图示，却没有进行基本的统计分析和相应的阐发。他们本想借助数字技术解决意象挖掘的“限知困境”，结果却自限所知。这样的数字批评只能算是一种尚未形成问题聚焦的“前批评”，一种未能生产的生产，一种零结果的结果。数字批评固然欢迎“富有成效的失败”，但这也不是失败，只是没有成效。我们自然也理解数字人文中的可视化形式本身就是一种视觉论证，运用得当时能“促生新的内容，甚至产生诗意的效果”，但是“数据结构和对数据提出的问题必然会决定可视化的结果和其获得的答案”。可视化的“限知困境”和欠缺问题意识的第一个症状确是二而一的，正因没有真问题的牵引，研究者才无从下手论证，只好用图表代言。恰如赵薇所说，我们其实应当“让研究从数据预处理阶段开始，就受到具体而微的问题意识的召唤，而非仅靠技术的可能性来单向牵引”。 

　　 第三是对数字工具的化约倾向缺乏反思，对其所搭造的人类视角的构拟性和临时性疏于审视，对计算模型的局限和模型外的综合因素考虑不足。如刘洋对科幻小说叙事节奏的计算识别和分析：他先将叙事形式分作“展示”（showing）和 “告知”（telling）两类——前者一般节奏较慢而后者推进较快，再通过构建一种基于短时性动词词典和句子成分分析的算法，来识别小说中展示与告知的分布，进而画出叙事条纹图和节奏谱。他由此展现出不同科幻作品的节奏差异，又发现主流文学作品的叙事节奏相较于科幻较快，并约略论及内中缘由（如科幻常以长篇对话展示其世界设定）。他认为这种分析方法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后续还可用于更多小说类型的叙事特征提取。然而，他的计算模型基于对叙事形式的二元断分，这种断分固然聪明并也能进一步在词句层面可操作地定义，但也排除了影响着我们节奏感知的综合因素（譬如主题的深浅、语言的浓度、情节的类型、情感和风格的调性等）和造成节奏差异的复杂因由（譬如严肃文学和科幻文学不同的阅读—消费机制），并且若仅以展示和告知为判断基准，直接的阅读体会也不会比机器逊色太多。作者未加深思的，恰是他所构造的“机读”节奏观在迁就计算流程的同时，又在多大程度上简化了人类的节奏意识、滤过了背后的多元决定。为了可操作性的迁就不可避免，迁就也依然允准彼此间的交染和默契，但我们必须明了工具的限度，并尝试以人文的思考路径改变过简的计算逻辑，“将模糊、解释、偶然、关系结构及不同路径嵌入到计算中”，并将建模理解为不仅再现世界并有可能抵抗实存之偏见与霸权的过程。我们仍需从认识论和本体论上深究，机器认识和人类认识有何异同，数据化探索和计算阅读的本质为何，机器识出的模式和形态与人类的智力综合所得又到底能否通约。 

　　 虽然存在这些问题，中国的数字批评也并非毫无斩获，并非没有令人欣喜的、趋向于“车辖”的创造。像郭佳欣等人对马伯庸的小说《长安十二时辰》的空间考察和文学制图，由于小说本就有意以沉浸式网络游戏的手法再现唐长安城由各坊里串成的空间，而坊里空间确也承载着人物的活动、信息的集散、阶层的动态和权力的排布，他们的地理批评显得很是对路，其可视化呈现对恢复我们的历史感知也很有帮助。通过比对真实的历史—地理和唐传奇小说中的类似结构，他们发现马伯庸小说中坊里空间的阶层混杂度和流动性远高于唐人自身的空间想象，体现出一种打破权力—等级限定的“皇室权威空间下移、平民活动空间上移”的当代视野。这一结论虽未必惊艳，但若没有研究团队之前探索唐传奇时的数据积累，也无法清晰得出。它因此显明了前文所说的数据积累和再关联所可能驱动的意义增殖，也展示了数字批评的生长性和连通古今虚实的能量。又如赵薇对李劼人“大波《三部曲》”的社会网络与人物功能分析，处处显出作者的人文底蕴并包含对适用性的审慎考察和对工具限度的清醒自觉，勘为范例。通过将李劼人的“三部曲”阐读为以社会信息传播为真正主角的全景式“联络小说”，赵薇得以推进她对社会关系网络的计算分析；通过对中介中心性的测量和特别关注，她更深刻地理解了那些看似次要、却有重要桥梁作用和叙事意义的居间性角色，理解了革命如何在主体性匮乏的政治掮客的把弄中难竟其志。她本就有锐利的批评意识和对问题的预见，也将细读阐释贯穿始终，量化方法和可视化因此成为有力的“助攻”。在其他文章中，赵薇也澄清了计算批评“数据→模型→细读→理论→数据→……”的工作流程，在其中计算建模不仅要接受细读阐释的检验，并且要和既有理论对话，促进模型的修正和“智能”升级。 

　　三、后人文主体：超级阐释者抑或数字囚徒？ 

　　 看过了许多平庸乏味的数字批评个案，我们不禁会想，若是换上一位思想力强大的学者，配备同样的计算工具和能力，结果会不会不一样，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促生某种后人文超级阐释者？而那些较成功的个案则让我们看到了些许希望——一位超级阐释者将能够活用远读和细读，像赵薇所说，将数字工具变成一种可“远近拉动（scalable）的诠释学透镜”，对规模各异的文本作出更细致全面的观照，发现以往难以发现的奥秘。实际上，数字批评是给人文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画出了更深的远景，我们若善于操持智能化的“新式武器”又同时葆有文学批评的阐释强度，那么就可以更好地介入当下的数字生态并处理时代命题。在新兴技术深刻改变了人类生存形式和身体形象的时代，在更新范式、不断纳入他异性因素以迎接新挑战的后人文学中，只有调动拨云见日的阐释才能，召唤出一种集合众长的能动和批判的后人文主体，才能使我们穿过信息迷雾，展望一个“永远无法被‘数字时代’彻底击败的未来”。在超级阐释者和数字囚徒之间，我们必须作出选择。不做选择、坚持既往研究方式的学者也将感到那条被推移到近前的边界：或是在数字人文不可及之处找到批评的终极阵地，守护文学妙谛的奥林匹斯山；或是满足于呆板寻常的批评，却可能比不上一个才力一般的读者加上一套好用的算法。 

　　 阐释的羸弱是中国数字批评的通病，其间可见批评者对阐释主体性的自我压缩。像战玉冰近年借助“谷臻故事工场”的技术支持对网络文学、茅盾文学奖等所做的一系列分析，不仅其算法的隐秘始终构成一个“黑箱”，而且其提取要素的手段“多停留在词频统计和归纳的阶段，缺少更深入和更具主动性的模式挖掘方案”。更关键的是，作者没有充分调动他显然不错的文学素养，总是停步在较表面化的统计结果，因此也越发陷入了可复制性较强的惰性生产。如他发现，2018年的网络文学作品中“关注现实生活并从中取材的小说是主流”，却未进一步探查它们回归土地的原委；又如他观察到近年来“茅奖”获奖小说在情感质地上趋向于沉郁内敛，却仅仅就是观察到而已，仍然不做深究。为何就不能甩开工具和统计报告，再往前一步？需明白，利用技术工具并不必然将我们变成工具主义者，也不意味着我们要将自己焊死在工具的能力范围，让自己终止在工具终止的地方。相反，我们恰恰应该有意识地拓宽工具主义，探寻“可能提高或替代工具理性的新理性形式”。我们固然不应肆意僭越审慎的实证逻辑，可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在有限的结论下延伸更多的推想与揣思。如果我们的自我定位是阐释者和批评家而不是数据分析员，那么就必须保持对深度和洞见的追求，那么在量化分析上就必须进得去、出得来。 

　　 文学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和数字人文时代的到来，的确改变着批评者的主体位置和职业形象。如姜文涛所言，批评者的角色越来越丧失超验色彩，越来越“内嵌于社会之中”；他也“不再像过去充满英雄主义的伦理感”，而是成为“冷静、客观的数据和模式变化的分析者”。但我们谁又是仅仅为了变得冷静、客观而投身人文学科的呢？数字批评难道就不能激扬起英雄的豪情或天才的锋芒，就只能让我们变成规规矩矩的数据分析员？当我们看到那些研究文学风格的数字批评丝毫没有个性风格，难道不是有一些讽刺？超级阐释者的梦想试图让我们超越这些主流趋势和定见，它尤其要阻止我们变成武装着数字工具的孔乙己，或尼采所说的那种某个器官过度发达，其他又异常萎靡的“颠倒的残疾人”。科幻作家陈楸帆曾在小说《造像者》中写到过一种利用“结构式超网络信息处理”来捕获对象“决定性瞬间”的相机，它果然特别善于抓取那些陌生化的神韵，让人浮想联翩，在各自的读解中愈显神异。数字工具也在帮助我们捕获文学中的决定性瞬间，但如小说所示，这并不代表阐释主体的缺席——那瞬间里到底有何真意，依然取决于你的解读与认定。 

　　蒂莫西·布伦南（Timothy Brennan）曾在他那篇狠辣的批评文章中指出，数字人文日益壮大，根本上还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大学体制对人文学科的挤压和对年轻学人的剥夺。年轻学人无力抗争，便只能迎合强势的技术话语、投靠更景气更稳妥的阵营，作出跨学科的前沿姿态谴责人文知识的孤岛化，实则是削弱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机能。

　　布伦南的论调虽有些诛心，但也道出了数字人文微妙的意识形态站位：它既显得新锐、前瞻，又安全妥当；它既效命于人文，又大可示好于科技与资本；它既表现得普适而民主，又用技术门槛标识了一种职业精英。虽不乏有人在这种站位中取巧，借新潮流博取学术热度和资本，但数字人文并非一定就要随波逐流，并非就只是在自我麻醉。

　　事实上，自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数字人文已将物质性和文化批判作为其核心关切，已迈向一种更有自觉性和间离性的批判样态，即所谓“批判数字人文”。而中国的数字批评也应审思自身在这种转向中的所处。新的批判视野要求我们“严肃地质疑，甚至审问……学院人文节点和文科教育中，我们在计算和数字媒体的合法化和制度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不是仅仅去维护计算实践的合法性（或鼓吹其‘显而易见’的优势）”。数字人文完全可以在自身实力的基础上推动资源开放共享，完全可以为数据重设其人文定向，“改变工具逻辑的嵌入方式，改变干预的实现方式”，改变工具实践的效率观和有序理念。我们不仅能用计算革新文学研究，而且也或能以文学思维变革计算规则——前提是人文学者积极并饱含醒觉地参与其间。

　　结语 

　　拉格斯曾告诉我们，量化方法在美国历史学界的当代复兴源于“文化转向”的再次转向。在中国，数字批评的兴起似乎也关涉学界理论风气的衰减和我们对文化研究与文化批判的倦怠。然而，面对计算流程对文学“数据”不可避免的化约和降维，我们恰恰更需重新激活理论思辨和文化阐释，更需让批判“升维”，如此才能让数字批评在深刻的自省和宽广的融合中成为批评的增强版本。文学研究没有唯一的门径，数字批评自然有其在数字生态中运转的活力，可我们仍需持续推进对数字化探索的本体与伦理之思。计算也并不一定是探寻真理的最佳途径，我们大可多一些方法来相互“去蔽”。 

　　 数字批评亦是一种在后现代表征危机中寻找确定性和方位感的尝试。黎杨全曾认为，赛博空间中批评家的精神状态与杰姆逊所描绘的在后现代建筑中的认知体验极为相似，都面临“示意链崩溃”后失去意义连贯性和方向感的险峻。数字批评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这种危机的症候和想象性克服。然而，量化分析和数据展示在带来方位感与可见性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遮蔽，也会让我们在信息的透明性中更深地暴露于计算机器的生命治权，正如福柯所说：“充分的光线和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禁者，因为黑暗说到底是保证被囚禁者的。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因此，我们不能受惑于表面或零碎的可见性，而是要以更复杂精密的框架画出文化文本和社会结构的图样，即进行杰姆逊所说的那种更具总体性的“认知测绘”。同样，我们在利用数字技术时，也要将其视为一种未定型的生成性空间，尽可能让工具实践逆向于数字霸权的支配和控制。我们或许还需让批评保留一颗“黑暗之心”，让它能够在计算凝视之下自我保护和加密。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