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评的迷思：被放大的数字技术概念 

　　数字媒介的不断发展，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产业领域不断兴起的各种概念如大数据、元宇宙以及AI技术的进步，都不断冲击且改变着互联网中流行的话题。这种冲击与改变不仅出现在资本领域及产业领域的一次次狂欢之中，亦随着互联网的传播效应扩散到网络大众文化的范畴之中。产业领域的专业性词汇不断地“向下超越”，互联网中的一切领域都要与这些新兴的、甚至连作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不清楚的词语挂上联系，似乎唯其如此才能跟得上互联网中那犹如浪潮般不断更迭的文化潮水。面对这股追逐概念与词语的潮水，无论是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还是力图把握这些文艺现象的文艺批评，都深刻卷入其中。 

　　然而，与作为媒介之互联网的不同之处在于，产业界的概念虽然随着资本的潮流有着极快的迭代速度——前有早已被人淡忘的NFT（非同质化通证），现有随着扎克伯格的Meta计划被业界宣判“死刑”而日趋失宠的元宇宙，这固然呈现了产业界内部技术与概念的强烈不稳定性。但是，产业界的技术却又从来不是一个凭空出现的全新概念，至少在扎克伯格的“元宇宙”计划中离不开NFT技术支持下的虚拟商品，而NFT则又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据对象，GPT技术的开发者本身也是在Meta计划中逐步成熟起来的。易言之，从区块链到元宇宙再到技术的“新宠”GPT-4，尽管在概念上不断地交替迭代，但其技术间的连续性是众所周知的。 

　　不过，业界的概念在转化为大众文化的日常语言之后，其背后的技术连续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忽视了。互联网传播的巴别塔效应以及沉默螺旋，使那些更具噱头的话题得以更快更广地扩散开来，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在网络大众文化的生产物中自然地承接了这种新兴概念的扭曲，典型如网络文学的创作。大量的新兴概念出现在网络文学之中，除了那些间接性的灵感启发，直接援用技术性词汇的网络文学创作难以计数，《元宇宙，开天》《元宇宙计划》《大数据法则》以及大量AR、VR、AI，甚至连区块链都可以写进小说之中。不过，这些作品大都只是将这些新兴技术概念当作一个传统故事中的现代符号罢了。 

　　 对于这些发生在互联网的文学现象来说，似乎传统批评的概念与词汇已经完全无法适应这些新兴的现象。各式各样的源自数字生活体验，但是含义又飘忽不定的词汇被不断“加载”到网络文学批评中。人工智能、系统、数据库、副本等概念成为网络文学批评中时常出现的词汇。援引新兴之概念描述新兴之事物本无可厚非，但是文学援用概念的非专业性与技术概念既有的专业性及连续性之间是否能够完全达成某种有意义的共识呢？至少从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实践来看，这种共识是缺乏的。在互联网媒体特性的影响下，网络文学不可能从容地应对技术概念，只能将之转化为某种“噱头”，或者说一种换皮写作的形式。典型如“无限流”小说中常用的概念“副本”以及“系统文”中的“系统”。从叙事上来看，无论是“无限流”还是“系统文”，其本质都是以非经验概念来耦合情节的叙事形式，即依靠一种基于互联网技术或者数字游戏技术的技术概念，来拼接无传统叙事逻辑的情节，从而实现叙事的连续性的操作。从这一层面看，作为这些作品中的耦合情节的概念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它可以是“副本”也可以是“系统”，同样可以是其他任何在技术层面的概念，只要其能满足这种情节间的耦合性需要，就可以用来替代这些概念。其实，如今已经出现了大量将“无限流”与“系统文”拼接起来，并冠以“规则怪谈”的概念来作为文本标签的作品了。 

　　 用现象词汇作为批评概念是一种对新兴事物的适应性描述，这同样无可厚非。然而，由于技术概念的高速迭代性以及数字媒体的潜在技术性，都驱使文学批评选择在直观上更接近数字技术的概念，以确保批评本身在技术社会中的时间的合法性。不过，在这种时间的合法性确立的过程中，批评自身却遗忘了概念本身的历史性，或者说仅仅把“像”数字技术作为援用概念的基础。时下在网络文学批评中流行的“数据库”概念便是如此。“数据库”之所以被广泛应用在网络文学批评中，不但因为其似乎提供了一种解释网络文学非描述性的人物形象特征及语言倾向问题，更重要的是其总能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大数据、SQL、AI等数字技术概念，让人产生其适应互联网状态下文学创作的技术逻辑的观念。然而，“数据库”这个概念就其渊源来讲，并不是一个关于互联网技术的数字技术概念。其更接近一个历史概念的嫁接。日本批评家大塚英志与东浩纪认为轻小说有“后设性叙事性”，即轻小说之所以区别于日本过去的文学形式是因为存在一种“属性资料库”，从而引发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直观来看，基于互联网的网络文学，以数字技术背景，同样具有这样一种类似“资料库”的“数据库”是相当合理的。但应注意的是，无论是大塚英志还是东浩纪，其所谓“资料库”概念的提出，都是源于对日本文化史的阐释。“资料库”并非在某个时代，或者某种技术下突然产生，而是诞生于二战后日本的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发展中，是一种文化环境沉淀过程中元叙事解体而形成的“想象力的环境”的共识。实际上，就连大塚英志与东浩纪的批评自身也在其文化史的语境中。尽管他们提出很多看似与现代数字技术相关的概念，但其落脚点始终站在自身世代的处境之中。大塚英志通过对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论述，意图揭示一代动漫受众的精神历程，而东浩纪则站在90年代的立场，为其所经历的GALGAME的人生做一次寻证之旅。 

　　 当网络文学批评将这样的概念移植到批评话语之中时，更像互联网大众文化中对于新兴概念的追逐情况。各种各样的带有数字技术与媒介逻辑的概念渗入批评之中，然而这些概念诞生的渊源却被有意或无意忽视了。使用大塚英志等人提出的“资料库”概念来进行“数据库”批评时，忽视了在中国互联网语境中并不存在与之相似的文化史历程，因此这个“移植”的概念性的“数据库”多多少少都会产生某些偏颇之处。这将导致对中国网络文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网络文艺的诸面向——影视剧、数字游戏、娱乐综艺中存在的更为复杂的现象与问题的遮蔽。在如今流行于追寻与移植数字技术概念的网络文学批评中，这种深陷数字迷思的文学批评几乎从未予以重视。进一步说，数字技术概念与媒介技术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强烈刺激，催促着网络文学批评呈现为一种日趋激进的态度，唯恐自身追不上技术与媒介的变革，陷入与网络文学创作一样的追星赶月之处境。概念的价值超过了批评本身，批评成为那些难以说清的概念的载体。可以说，不少网络文学批评呈现出一种概念化与抽象化趋势，这种批评既非真正的理论沉淀，也非文学的探寻，而是如同网络文学自身一样成为数字技术的一股潮流。 

　　二、重返主体：数字语境中的接受批评 

　　导致网络文学批评倾向于数字技术概念的原因，除了技术浪潮的影响，另一重要的原因在于批评主体对网络文学接受主体的认知日趋抽象化。在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的语境中，具身性的消逝、赛博化概念的普遍流行，似乎使一切主体都成为符号化与数字化的。接受主体的处境被直接或间接转化为数据流下的数据反应，而追寻数字技术的批评也自然而然将文本与接受主体的间性讨论转变为对数字现象的理解。 

　　由于批评对数字技术概念的追求，就产生了某种程度上对数字现象的盲从。所谓数字现象，即在网络文学批评中往往作为参照核心的各类数据，包括点击、流量、热度、转发等。大量的数字现象成为理解网络文学最便捷的路径，同时也成为一种契合数字技术概念进行批评的便捷路径。单纯地从数字技术的角度来看，这种路径的产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如果承认网络文学依然保留传统文学的某些属性的话，那么这样的批评就不可避免且过多地忽视文学及其接受主体。毕竟，文学接受的过程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数字现象。在这些具有强烈共时性的数据背后，有着无数的历时性的主体存在，而主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与网络文学发生联系的人。这些历时性的接受主体当然也是理解网络文学发展、建构网络文学批评的重要环节。 

　　 数据现象所遮蔽的是网络文学接受主体处境翻天覆地之变化。历史地揭示并理解这些接受主体的存续是进入网络文学批评的基础之一。从传统互联网时代到如今的移动互联时代，网络文学接受主体对于网络文学的接受过程早已天差地别。如果说坐在电脑面前的主体还能维持过去的图书阅读方式的话，那么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以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为媒介的阅读则直接将数千年的图书阅读方式彻底改变了。移动设备窄化且高亮的阅读窗口，能够最大化减少眼球运动频率的每行字数，以及能保持眼球运动连续性的快捷的触摸式翻页，从客观上提供了阅读加速的必要条件，这就导致接受主体的文本阅读速度逐渐形成一种飞跃。其实，在普遍的网络文学接受主体中一部数百万字的小说，阅读时间很可能仅仅一周左右。这种高速阅读的方式，既是移动设备硬件特性的产物，也是现代社会中个体时间日益碎片化的需要。个体使用移动网络端口进行高速阅读，能够最大化地利用各种碎片时间，完成对文本的接受，而不必受限于空间状态（比如，在地铁、公交上的阅读，或者在吃饭、如厕时的阅读），从而提升网络文学的阅读速度。从这一层面来看，网络文学适应接受群体的走向多少是不言自明的，越来越快的阅读速度，势必要求越来越长的文学文本，传统长篇小说的定义，在如此数字化的接受语境中已经失去了意义。在不少网络文学接受主体的意识中，金庸的小说都已经算不上真正意义的长篇，同时对于网络文学作者的叙事控制能力的要求也从几十万字上升到了数百万字。 

　　 接受主体阅读的时间碎片化与场地随机化，导致了网络文学的阅读过程在很多场景中都伴随着多种多样外在的干扰，比如在旅途中的短暂阅读，以及常常处于碎裂的窄化时间中的阅读。这促使接受主体要在短暂时间中迅速地进入文本，同时亦能迅速地离开文本。如此的阅读过程，驱使接受主体将自身的注意力窗口不断缩小并将其分割为越来越小的序列。就像埃里克森所发现的那样，在移动网络时代“工作与休闲时间都被切碎了，间隔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多的事件被挤进日益减少的时间空当（档）中”。因此，网络文学就会产生一种类似“电视佯谬”的阅读感觉。在“电视佯谬”的阅读感觉中，接受主体在小说文本实际阅读时间与记忆回溯时间之间会产生差距。情节精彩的网络文学可以诱导接受主体产生极高的感官专注度，投入到小说文本具有的高刺激密度和高卷入度的故事中。显然，这种卷入不同于对传统意义上经典文本的精神专注式阅读。当接受主体结束短暂的休闲重新回到工作或其他事务时，网络文学给接受主体留下的阅读记忆往往既不深刻，也不漫长，几乎不会产生像经典文本阅读结束之后感觉到的悠远的时间漫长感。同时，由于移动设备的文学阅读对接受主体而言仅仅需要视觉，而同时听觉、触觉、嗅觉、味觉（不应忽视纸质实体书的纸张质感，以及油墨纸张的气味与高速滑动的冰冷的手机屏幕所导致阅读接受的差异）都是缺席的，这导致接受过程中整体体验的感官弱化，从而影响接受主体对文本的记忆程度。此外，由于所有刺激都来自一个空间非常局限的“窗口”，更加限制接受主体在阅读中多项感官功能的调用。 

　　在网络的表象之下，现实语境中主体的接受处境与数字语境中数字现象却并不具有直接意义上的联系。意即，单纯的数字语境中网络文学的诸现象，使批评专注阐释数据扩张的原因，并参与到保持数据扩张的“共谋”之中，从而颠倒某些因果。当将网络文学的发展归因于“爽”所带来的大众愉悦之时，则忽略了在现实处境中，传统文学的接受方式对于主体而言已经不合时宜的底层原因。主体并非不愿意提升审美水平，也不是都仅仅喜欢停留在感官刺激的领域之中，而是主体的接受处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漫长、消耗、完全忘我的阅读方式在当下的时代已经成为奢求。那么，无论主体本身的自我意识如何，所能做到的仅仅就是使用移动设备牢牢拴住自我，以实现某些文化上的意图。 

　　当理解了主体的现实处境之后，再去审视那些数字语境中依托数字现象的批评时，就会发现数据现象无限延展的连续性带来的网络文学数据扩张，却是建立在大多数网络文学接受主体被强迫割裂的感官废墟上——如今他们只能在破碎的时空之中，去接受那些情节能够任意分离，无需在意前后连续性，但是又能够通过概念实现一种抽象的统一的作品。而这却是在网络文学批评高歌猛进之中，几乎从未被深入分析过的文学问题。 

　　毋庸置疑，在所有的互联网文艺形式中，以语言文字为核心的网络文学是较为古老的艺术形式。因此，其与接受主体间的关系也是同样古老而重要的。只要接受主体还需要依靠具身性来实现对文本的接受过程，只要接受主体还没有实现完全的赛博化，那么显然就不能过分地依靠数字语境中的数字现象去理解网络文学。然而在不少的网络文学批评中，现实中依旧活生生的接受主体早已在观念上完成了赛博转化，成为互联网中一串又一串的数字。在网络文学批评中，归属于现实与主体的部分转化为抽象的概念与赛博的数字，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内爆”，也成为如其批评对象一般的赛博数字。可以说，不少网络文学批评已经不再注重“人”之处境。 

　　三、网际文化的“断代”与“区隔” 

　　大量使用的数字技术概念与深植于观念中的数字现象，使网络文学批评形成了一种观念上的假象。数字技术概念中所提供的关于互联网未来技术的许诺——更多元、更便捷、更开放、更易交流，与数字现象营造出的那种看似迎合技术概念描述的景观图像——大量的交流信息，促成了对网络文学特征的基本认识：接受主体的普遍广泛性以及文学接受的参与互动性。然而，概念抽象化之后所带来的“迷思”与忽视接受主体现实的批评“内爆”所带来的是批评对数字图景的确认，以及对潜在的“历史性”与主体处境的忽视。这导致网络文学批评近乎完全漠视了由文化史与主体共同构成的“断代”与“区隔”，从而使网络文学批评自身丧失了作为网际文化话语链接的作用。 

　　 在开放的普遍网络的观念中，网络文学的接受主体尽管被认为存在代际性，但是其往往被视作具有如同数字技术概念一般的连续性的代际，即代际间差异是一种自然向度上的发展。然而，在现实之中网络文学接受主体的代际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连续性代际，而是呈现出一种“断代”的处境。这种“断代”表现在多个层面。在构成网络文学及其整个网络文艺的众多类型中，几乎各个领域在接受主体层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断代”现象，并且“断代”不仅存在于代际间，同时也存在于同代间，或许可称之为某种“文化共识的断代”。“断代”现象最为突出的领域就在如今颇为火热的ACGN文化领域与数字游戏领域。这种“断代”直观地呈现为代与代之间不具备像日本ACGN领域中那种“想象力的环境”的共识——难以形成在ACGN叙事、人物等构成要素方面的共同想象。这种“断代”意味着接受主体间产生了逆互联网开放特征的趋向，换句话说，即接受主体方面存在着交流互动上的不可理解性。 

　　 现实领域存在的“断代”，在互联网技术进一步推动下也潜在地改变互联网的交互生态。现实文化领域中“想象力的环境”的共识的匮乏，使得接受主体之间以及接受主体与创作主体之间的互动缺乏文化意义上的相互理解。亨利·詹金斯在对粉丝与网络参与文化的研究中进一步指出，“数字化技术并没有让粉丝圈变得更有参与性”。这是由于“真正意义上的参与需要具备以下条件：（1）主观能动性；（2）能够很好地理解社会现状从而有建设性地进行参与的能力；（3）高效参与的技能；（4）能够形成受众基础的广泛联系；（5）用以处理负面反馈的情绪复原能力；（6）一定的社会地位以保证公开表态后无须担心后果。”显然“断代”的现实几乎阻断了“真正意义上的参与”的全部路径。广泛存在的“遗老”话题便是这种“断代”导致的“区隔”。这些诸如“武侠遗老”“火纹遗老”“口袋妖怪遗老”等现象颠覆有关经验的传统认识。传统的经验被视为一种可以在代际间传播且具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如今经验价值性的共识在互联网中几近消失。这些所谓“遗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代际差异，而是由对于系列性文化事物审美判断的经验性区分造成的。简单来说，即在具有历史性的文化现象认知中，具备更多认知经验的主体反倒被“初心者”（无经验主体）所唾弃的一种状态。其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在网络公共空间存在着的针对某些问题的大量而无效的信息交流。这种看似交流的网际交互中，经验的交流已经不再重要，审美的共识已经无需讨论。可以说，如今互联网社区中“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区隔化”。尽管网络文学在数字技术概念的承诺之下拥有着巨量的受众，但他们在真正意义上并没有共同处于“生活的地平线”上，而是一个个四散的互联网单子。 

　　文化“断代”产生的原因具有多重性，既有现实文艺发展之故，又有国内大众文化变迁之因，其本质是一种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动态构型，其在互联网上则表现为一种具有交流假象的“区隔”。仅仅依靠数字技术概念和互联网的数字现象只会使批评沉陷于由数据构成的共识性假象之中，在现实与现象的因果之中产生认识性的颠倒。当网络文学批评不断追赶新兴技术浪潮，不断创造新生概念以适应技术主义的数字化偏好之时，作为文学的批评已经很难再发现文化史与社会史的悄然转变，转而成为数字技术概念的代言人。拘泥于如此范式的批评只会导致网络文学批评自身的抽象化乃至某种程度上的僵化。 

　　实际上，如今的网络文学批评迫切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原本应对接受主体起到影响的专业批评的影响力日趋下降。网络文学的接受主体间更多是依靠“同代”或者“同好”的网际间的“口耳相传”，来发现符合偏好的作品。“同代”与“同好”所依靠的正是对于网络文学及与其相关的诸多大众文化类型的历史性共识。“同代”与“同好”的这种网际间原始的传播形式一方面证明了互联网中“断代”与“区隔”的直接结果——互联网公共空间逐步丧失了有效交流的状态；另一方面则呈现网络文学接受主体，或者说互联网单子们对于恢复经验性共识的渴求。 

　　 如今的网络文学批评或许应当果敢地承担起恢复或建构这种文化“想象力的环境”之共识的责任。在社会文化史中催生出的“断代”里，在技术加速时代催生出的“碎片”处境中，网络文学自身依旧发挥某种参与主体建构的文化作用。同样，网络文学批评亦应该重归这种建构作用之中。文化上的断裂，必须依靠文化上的修复。主体对于共识渴求以及网络文学批评自身的文化责任，都体现了批评摆脱数字语境的必要性。增强网络文学批评的历史性，从而恢复批评与接受主体之间的关联性，并借此逐步恢复接受主体之间的有效交流性。这种历史性并不是在批评中简单堆砌历史的过程，而需要具有审视历史的穿透性。在文化史与社会史之中，联系那些被忽视与被孤立的现象，从而理解网络文学与接受主体间的历史性文化纽带，并发现那些发生文化“断裂”的地方。这是网络文学批评弥合“断代”与打通“区隔”、摆脱数字技术概念之迷思，实现网络文学批评作为网际文化话语链接作用的重要途径。 

　　四、强化网络文学批评的“历史性” 

　　强化网络文学批评的“历史性”，摆脱数字技术概念的束缚，重新回归文学史的基本场域，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进行。 

　　 第一，重归现实状态的主体体验与经验。在各种技术哲学的推动下，网络文学批评甚至在对概念本身尚无基本经验和体验的情况下，就直接宣判了网络文学及其接受主体的处境与偏好。例如在不断被讨论的网络文学的“游戏化”问题中，由于不少研究者缺乏实际的数字游戏体验，所以缺少对主体经验的了解，大都仅从直观层面判断网络文学的游戏化特性，这导致了批评的片面性。吉田宽解释游戏叙事与游戏经验的观点常被用来阐释网络文学叙事游戏化的例证，然而吉田宽的出发点却是基于纯粹的JRPG（日式角色扮演游戏），其游戏特色在于复杂叙事与繁复的人物养成系统的相互傍依，同时流程性地强制改变玩家在游戏中的意愿活动。简单来说，JRPG的游戏的核心经验在于玩家常说的“刷刷刷”。然而，JRPG却仅仅是数字游戏世界中的一种类型，同为RPG的CRPG几乎带来的是不同经验。在绝大多数CRPG中玩家的经验与JRPG是迥然不同的，有高度的自由性，甚至于是否直接完成游戏主要情节任务都是玩家自主可选之举。在主体这种接受经验下，显然针对日本游戏玩家为核心的吉田宽的阐释理论就不再具有充分合理性。对于中国网络文学的接受主体而言，具有游戏经验主体与文学接受主体并不重合的现象，加之中国游戏主体经验的差异性，在缺乏针对性考察与批评的情况下，很难广泛地臆测普遍经验情况。这就要求网络文学批评扎实地回到接受主体的体验与经验上，重新理解这些共性或差异性体验和经验与网络文学之间的复杂联系。 

　　 第二，重新链接作为社会文化载体的接受主体的历史属性。掩盖在数字技术概念之下的是网络文学批评对于接受主体的某种历史属性的漠视。实际上，对吉田宽、东浩纪等理论的误用，就是忽略了这些日本游戏理论研究的历史性与本土性。东浩纪早已明确阐明的理论始终包含着与日本现代文学中“写生文”以及日本战后大众文化的记忆环境的对话。进一步说，不论是常用来与中国网络文学比照的日本ACGN，还是常被忽视但却有着实质影响的欧美游戏，这些不同的文化现象在其自身的批评体系中，阐释大都基于一种本土在地的历史性之上。易言之，抛开接受主体本身的社会文化的历史经验，去抽象地论证数字技术概念并不能实现真正有效的网络文学批评。中国网络文学的接受主体有着独特的历史体验，“高速接受”“断代”“区隔”都是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互联网用户不同的经验和体验。这些接受主体上的差异需要被网络文学批评所反映，将批评理论建立在对主体历史属性在地性的历史对话中，并借此重新强化网络文学批评与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之间的历史性联系，从而推动网络文学批评穿透移植而来的概念，实现将批评坚实地建立在本土性与历史性的社会文化之上。 

　　结语 

　　技术以及资本理所当然地宣告了一个“美好”的文学未来，然而，现实却存在着相当多的悖论。尽管网络与现实已经高度融合，却越发凸显了网络生存与现实生存之间的“隔离”。如今网络之人与现实之人往往有着比数十年前更加割裂的生活处境。网络文学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的表象之一。因此，网络文学批评应当具备揭示技术概念与数字现象之下的文学现实与人文处境的品质，使网络文学及其批评能够真正参与到网络技术时代主体建构之中。或许，即便是在真正的赛博时代，人也不应忘却其作为具身存在的历史。毕竟，这是主体赖以获取理解自我与他者的可能的唯一凭据。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