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一词如今已广泛应用于语言学以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领域。“‘文本’一词，来自英文text，另有本文、正文、语篇和课文等多种译法”。与文本密切关联的概念有文本解读、文本细读和细读批评等，它们虽互相重叠，但各有侧重。各种文艺理论为“文本解读”打造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武器库。诸如社会—历史批评、道德批评、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学批评、文化学批评、文体学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构批评、读者批评、女权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批评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文本解读中，客观上拓展了中国当代文本解读的多元景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本解读的问题已经解决。今天，以“细读批评”之名进行讨论的问题意识何在？细读批评如何处理好创造性阐释与过度阐释、细节批评与总体性批评的关系？细读批评如何建立有效的批评话语？这些问题仍亟须关注。 

　　一、文本解读、文本细读和细读批评 

　　今天，为什么要讨论细读批评？细读批评这一概念显然不如文本细读、文本解读这两个概念常用，那细读批评跟它们有何区别？当我们谈论细读批评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细读批评与文本细读、文本解读并非对同一对象的不同称谓，命名差异背后透露了理论重心和指向的不同。 

　　 文本细读是一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被广泛接受的概念。文本细读强调深入文本的肌理和张力等形式要素，在方法上有深刻的英美“新批评”烙印。“新批评”派是20世纪英美文学批评中卓有影响的流派之一。“新批评派作为一个形式主义文论派别于20世纪20年代在英国形成，30年代至50年代在美国获得长足发展，达到它的鼎盛期，60年代以后渐趋衰落。”英美新批评流派主要代表包括瑞恰慈的语义学批评、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布鲁克斯的“细读法”批评、燕卜荪的复义理论等，艾略特、维姆萨特、韦勒克等人也为“新批评”贡献了十分独特的理论。显然，“新批评”理论的共性在于主张超越社会、作者、读者等分析要素，从文学本体出发进行研究。“新批评”理论内部虽有其丰富性和多元性，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批评界，“新批评”几乎等同于“细读”。这跟彼时中国文学界对庸俗社会学方法的反思有关。“在当代文学史上，曾经存在过长期把文学当作思想演绎工具的危害。直到1985年，寻根文学崛起以后，创作才从文学观念上形成走向审美境界、转向语言与形式革命以及开始重视文学的主体性的趋势。”“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内在于中国80年代文学的审美返归，促使人们更多关注“文学本身”。 

　　历史地看，英美新批评助推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审美自觉意识的形成，但基于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理论，并不能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文本的解读问题。李欧梵曾将“文本”喻为一座各路西方理论强攻不下的城堡，攻城者包括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接受主义，“更有‘新马’师门四宗、拉康弟子八人、新批评六将及其接班人耶鲁四人帮等等”。事实上，80年代以来，几代中国当代批评家从理论到实践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文本解读经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本解读的主要方式有：审美化文本解读、“历史化”文本解读、解构主义文本解读、介入主义文本解读等。不同路径形成于不同的历史语境下，问题意识各异，也各有其指向和限度。它们之间并非互否，而是互补关系。孙绍振、钱理群、洪子诚、陈晓明、陈思和、许子东、江弱水、格非、毕飞宇等中国学者、作家的文本解读，显然大大丰富了审美主义文本解读的方式和内涵，形成了中国当代文本解读的多元性。 

　　 审美主义强调“文本”的独立性和自足性，注重揭示层积在文学符号上丰富而微妙的审美信息。审美主义文本解读生成于20世纪80年代追求文学自主性的历史语境中，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理论影响并充实了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本解读。中国式审美化文本解读以孙绍振为代表。孙绍振持续反思机械运用西方文论进行文本解读之弊：“西方文论往往追求哲学化的普遍性，以高度抽象甚至超验的演绎牺牲文学文本的特殊性、唯一性。传统哲学主客体二元对立统一的思维模式，无法对应文学文本由主体、客体和形式构成的结构”。孙绍振：《文论危机与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孙绍振拒绝对西方理论亦步亦趋，那些宏大的社会历史或文化批评理论自不必说，即是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等具有文本中心倾向的理论也难逃他挑剔的审视：“他们将诗歌仅仅归结为修辞,拒绝作家意图和历史背景的参照，无视读者参与创造正是导致其理论自我窒息的根源。”俄国形式主义“绝对强调陌生化，导致文学流派更迭过速，产生了先锋派文学中种种文字游戏的垃圾”，忽略了非诗的陌生化及诗的模式化之分野，显然不能作为有效文本解读的圭臬。孙绍振是具有极强文本感受力和理论建构能力的学者，他致力于建构一种以“文学性”和审美价值论为观念基础，以矛盾律为方法基础的文本解读法。他擅长将文本置于互文性网络（譬如对九种春天诗情的比较），通过“归类分析法”“还原分析法”等方法敏锐地发现文本的矛盾和错位，抵达文本审美思维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孙绍振的文本解读法，既有实践示范，也有理论建构，且有鲜明的中国品格。他的《文学文本解读学》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对中国当代“细读”理论有相当推进，在对文本解读有极大需求的中学语文教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历史化”文本解读路径是中国当代文本解读的重要探索之一。不同于“新批评”文本细读自足自闭的文本观，“历史化”文本解读打破文本自足的幻觉，强调在历史中读文本，以及从文本通往历史的可能。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作为一部“文本为主型”的文学史著，重视文本解读，也追求读出文本的历史信息；洪子诚《我的阅读史》《读作品记》等著作，或考察文本的修改史，或研究文本的接受史，或考察读者的“前理解”对文本接受的影响，也是“历史化”文本解读的代表。近年颇为热门的社会史视野研究，强调将文本放在特定社会史背景中解读，同样可纳入“历史化”文本解读范畴。“历史化”文本解读打破了文本“内部性”和“自足性”的幻觉，释放了“文本”的社会和历史潜能，是中国当代文本解读的重要收获。 

　　解构主义文本解读是中国当代文本解读的另一探索。这种文本解读法借助解构主义理论，强调由差异化细节打开文本的可能，这方面主要以陈晓明《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解构主义并非取消主义，解构的核心方法是超越本质化思维和宏大叙事，强调差异性细节对解读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作为文本解读方法的解构，更像是一种原则，而非具体的准则和典律，它考验着解读者的审美敏感性，以及洞幽烛微又高屋建瓴的理论建构能力。陈晓明的文本解读堪称解构主义文本解读的范例。 

　　介入主义文本解读的突出特点是文本阐释服务于鲜明的现实问题意识，如李云雷的《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故事》和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等论著便属于介入主义文本解读的代表。杨庆祥在分析韩寒、郭敬明等作家作品时，并非将其作为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文化症候。更重要的是，其分析超越静观的文学分析，而希望引发对社会现实的反思，以实现文学批评文化介入的功能。以社会介入为目标的文学批评并不标举文本解读，但因其涉及文本解读，因此也应视为当代多元文本解读之一元。 

　　 从上面勾勒不难看出，文本细读这一概念随着英美“新批评”进入中国，带有“新批评”鲜明的文本中心主义烙印。相比而言，文本解读较为中性化，指理解、释读文本的各种理论和实践。就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看，文本解读的方法和内涵已远非文本细读这一概念可以容纳。但文本解读这一概念又稍嫌泛化，不能有效凸现中国式的细读方法和理论立场。正是在与上述概念的比较中，细读批评被提出来讨论。细读批评用得不如上述概念广泛，但其潜在问题意识却值得进一步发挥和深描。首先，细读批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本解读，也非漫无目的的细节分析，而是强调一种致广大而尽精微，将细节和总体性统一起来的批评方法；其次，细读批评是一种将问题意识、理论视野和文本精读结合起来的批评方法。细读批评强调将细读发展为文学批评的问题意识。并非所有的细节鉴赏都可称为文学批评，只有具备学术问题意识的细节研读才是有效的文学批评；最后，细读批评强调由实践探索到话语建设的理论化过程。以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细读批评实践所在多有，但将批评实践上升到理论话语的则还不多见。所以，今天讨论细读批评，虽无法完全撇开文本解读、文本细读，但明晰并彰显这一概念的问题指向，却十分重要。为廓清细读批评周边的迷雾，有必要追问：有效细读的本质是什么？细读批评如何处理好过度阐释和创造性阐释的关系？细读如何与问题意识、总体性视野相联系？ 

　　二、细读批评、过度阐释与创造性阐释 

　　事实上，很多所谓的“文本细读”不能令人满意，它们固然有着对细节的执着甚至迷恋，但很多细节解读拉杂繁琐，纠缠于鸡毛蒜皮的细节，有繁琐冗长的分析却毫无思想推进。我们不由得发问：有效细读的关键是什么？“细”是细读的题中之义，却不是充分条件。“细”既可能探微发幽，带来思想的敞亮；也可能陷入琐碎的陷阱而不能自拔。所以，“细”仅是细读的必要手段，细读的实质是创造性阐释。平庸的细读只能原地打转；糟糕的细读甚至会得出荒谬的结论。创造才是细读的灵魂：创造性地发现被忽略的细节、创造性地读出被忽略的信息、创造性地得出崭新判断。 

　　 以毕飞宇《小说课》中的一个例子看看何谓创造性的细读。《红楼梦》第十一回王熙凤探望秦可卿出来，书中有一大段满园美景描写，并写“凤姐儿正自看院中的景致，一步步行来赞赏”。这句描写初看十分寻常，很多读者的目光在此都一滑而过。可是，毕飞宇却发出惊叹：“上帝啊，这句话实在是太吓人了，它完全不符合一个人正常的心理秩序。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这句话我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了，在我四十岁之后，有一天夜里，我半躺在床上再一次读到这句话，我被这句话吓得坐了起来。我必须在此承认，我被那个叫王熙凤的女人吓住了。这个世界上最起码有两个王熙凤，一个是面对着秦可卿的王熙凤，一个是背对着秦可卿的王熙凤。和林冲一样，王熙凤这个女人‘使人怕’。把我吓着了的，正是那个背对着秦可卿的王熙凤。‘一步步行来赞赏’，这句话可以让读者的后背发凉，寒飕飕的。它太反逻辑了。” 

　　 王熙凤探病秦可卿是《红楼梦》中的名场面，无数红学家分析过，不过毕飞宇似乎是第一个对上述句子发出惊叹的。“这句话我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了”，说明毕飞宇也并非一开始就能发现这一细节的奥妙；创造性的文本细读，既需要不放过细节的用心和文学阅读的素养，也需要人生阅历和知人论世的经验。不把现实人生的经验放进去，就发现不了凤姐儿的“异常”。她可是刚探望重病的闺蜜出来的。正常的心理逻辑，应该是面对姹紫嫣红的园子，却未能从悲伤的情绪中平复过来。果真如此，便不是王熙凤了。曹雪芹了得，恰在于他将王熙凤性格的底层逻辑藏在不为人注意的细微处。同为小说家，毕飞宇注意到小说种种反常的细节：包括凤姐儿刚出得秦可卿的门，小说即“用极其奢华的语言将园子里美好的景致描绘了一通”；包括上述王熙凤“一步步行来赞赏”的轻盈步态；也包括小说紧接着让贾瑞出现，写一个“色鬼”和“美女”调情。在毕飞宇看来，诸多反逻辑的细节，建立的却是一种自洽的逻辑：王熙凤“心里头并没有别人，包括秦可卿”。 

　　 显然，毕飞宇进行的正是一种创造性细读。他抓住细节，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凤姐儿探可卿这个情节太著名了，分析者众。很多人也注意到王熙凤探完病迈进园子的那段风景描写。普遍认为，这是借凤姐儿的目光，写贾府的豪华气派，也为后面建造大观园做铺垫。这个解释自有几分道理。可是，毕飞宇的分析紧贴上下文中的人物心理，更细致入微、入木三分。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这不是王国维那个时代才有的思想，刘勰《文心雕龙》中便有“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的说法。所以，将一大段大好风光的描写安放在凤姐儿探病出来的节点，绝非随意，而有深意存焉；将贾瑞戏凤姐的情节安排在这个节点，也绝非随意，而有深意存焉；多次写王熙凤那种轻盈、自在、心无挂碍的步态，同样大有深意存焉。如毕飞宇所言，它们都指向王熙凤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中国古典小说较少直接的心理描写，但这不意味着古典小说人物的心理世界是一片空白。作者往往将心理形诸于事、言、行，以及事、言、行之缝隙和空白，虽不明言，不难揣度。毕飞宇提示我们，读《红楼梦》，不仅要读实写的那个部分，更要读“‘飞白’的那个部分”。不愧是行家里手！ 

　　 毕飞宇的细读当然是创造性的，但我们不免要再追问一下，这种创造性从何而来？毕飞宇读《红楼梦》，似可提炼出一个口诀——于飞白处留心。问题是，初学者很可能连何处是飞白都不甚了然，谈何理解飞白之奥妙。就是毕飞宇本人，四十岁之前，不也没留意到王熙凤探完可卿出来的描写有异吗？那么，究竟是什么促成了毕飞宇四十岁那年阅读的妙悟和会心？将之归因于毕飞宇的才识和突如其来的灵感，并无不可，但对我们认识细读却无甚益处。这里阅读与前见的关系不应该被忽略。伽达默尔认为，“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前见“是在一切对于事情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被最后考察之前被给予的”。所谓前见，其实是阅读主体先在的经验、知识和思维结构。决定阅读结果的，不仅是阅读的对象、阅读的方法和阅读的态度，作为结构性存在的阅读前见也不容忽视。可是，“文本细读”这个概念在强调面向文本，读不厌精、品不辞细的同时，恰恰忽略了前见的结构性存在。如果说，阅读是一种解码行为，那么前见便提供了解码的程序。由于前见结构的存在，有一些内容永远不可能被读出，无论如何“细读”！毕飞宇何以能读出王熙凤探病出来后的诸般异常，跟他作为作家的写作经验有密切关系。谈到贾瑞和凤姐儿的第一次“调情”，毕飞宇说“把一个色鬼和女人的调情放在这个地方来写，放在这个时候来写，除了曹雪芹，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不敢。刚刚探视了一个临死的病人，回过头来就调情，这是反逻辑的”。很明显，这里启用了创作心理学视角。正因有丰富的创作经验，毕飞宇很清楚作家通常会怎么进行情节安排和调度。一般读者，安于作者的叙事安排常对有意味的细节习焉不察；作为作家，带着丰富的叙事经验，往往更能发见写作者的曲笔深心和创造性笔墨。 

　　强调细读与前见的关系，其实是想说：不能过分迷信细读的方法，相信有一套“科学”的细读方法，可以指引你走向创造性的结论。当然，也不是说细读完全没有方法，应该彻底放弃细读方法论的追寻。笔者想说的是，细读批评是一个内外兼修的过程。如何实现创造性细读，方法是外在的辅助工具，内里核心还是阅读者的生命经验、思想视野和理论储备构成的综合性前见结构。创造性细读，既练招式，也练内功。有细读方法而无理论和生命积淀，犹如有招式而无内功，终究花拳绣腿，不堪实战。李欧梵也说：“学了‘新批评’的武功，对于‘微观’细读绝对有用，但真正的理论‘武功’却是综合起来再加以消化以后的独门方法。” 

　　 细读的实质是创造，但创造不同于编造，创造性阐释不能混同于过度阐释。因此，细读批评必须处理好创造性阐释与过度阐释的关系。细读批评是以细节为对象、以探微发幽为特征的创造性阐释。创造性阐释与过度阐释都有赖于阐释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但阐释的能动性是否过度，关键在于是否具有足够的理据。过度阐释常常表现为以局部阐释演绎宏观结论。创造性的阐释必然在局部和整体之间建立辩证关联，由局部而观照整体。但并非所有的局部都必然反映整体，局部和整体也不是简单的等比放大关系。假如不深入局部与整体之间具体而复杂的关系，简单用局部去解释整体，就会导致过度阐释。此外，由偶然性联系得出必然性结论，强行论证、焊接结论，也是过度阐释带来的常规表现。提倡细读批评，要提倡创造性阐释，也要警惕过度阐释。过度阐释的实质就是阐释在细节与整体、现象与内质、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越界、失调和失效。换言之，好的细读批评品读局部时有整体观，精研细节而有问题意识。因而，谈细读批评，必须与理论视野和问题意识结合起来。 

　　三、细读批评、问题意识和总体性视野 

　　 很多研究者拿着文本细读的放大镜，对着各种细节一顿分析，头头是道，天花乱坠，也不乏新鲜的见解。然而，一味细读，未必有效。西谚说“上帝藏在细节中”，这句话的意思是表象的细节藏着关乎本质的症候和线索，却不意味着所有的细节中都藏着本质和“上帝”。须知，细节与细节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有些细节是关键的、核心的、不可或缺的；有些细节却只是锦上添花，甚至是无关紧要的。细读批评并非提倡对细节无差别精读。任何细节都镶嵌于某一结构中。解读者眼中只有细节而没有结构，必陷入盲人摸象的窘境。诗人卞之琳曾说自己“小处精明，大处茫然”，不无自谦，但这个说法倒是很适用于很多文本细读的盲目实践者。事实上，对于文本细读者而言，是否具有问题意识、结构意识、总体意识和历史意识，结果是大不相同的。没有问题意识的细读，为细读而细读，看似花样繁多，实则不明所以、不知所终。取消结构性、总体性和历史性的细节解读必是扁平而偏狭的。在结构、总体和历史视野中思考，才能发现真正有意味、有重量的细节，才能有真正的思想推进。 

　　多年前读孟悦的《〈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留下深刻印象。该文论及歌剧《白毛女》：“从舞台布置到对话和情节安排都很合目的性地呈现着一个民间日常生活的和谐的伦理秩序，以及其被破坏的过程。”“杨白劳冒雪而归，带回了门神、白面和给喜儿买的礼物红头绳。邻居王大婶前来殷勤相请，话里话外透出两家关系的亲密无间”。这些细节体现了民间社会的理想和秩序：家人团圆，平安和谐。因此，黄世仁强霸喜儿的行为不仅冒犯了杨白劳一家，更冒犯了乡土社会理想的文化意义系统，冒犯了除夕这个节气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伦理秩序。孟悦相当敏锐地指出：“民间伦理秩序的稳定是政治话语合法性的前提。只有作为民间伦理秩序的敌人，黄世仁才能进而成为政治的敌人”。 

　　 《白毛女》的故事我们自小就听过，喜儿系红头绳的唱段也耳熟能详。我们知道黄世仁之恶体现在强抢人未婚妻、强霸人女，是恶对善的欺压，是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却没想到作品渲染除夕夜喜乐气氛，包含着深刻的民间伦理秩序。孟悦的分析使我们明白何谓理论对文本细节的有效介入。她的理论视野照亮了人们习焉不察的细节和元素，更重要的是，她的细读背后包含着更深的问题意识。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延安时期的文学通常被不言而喻地看做纯粹的政治运作的产物”，而孟悦希望以《白毛女》为例，“把对‘解放区’文艺的研究尽量放在一个复杂的视野和背景上”。孟悦对《白毛女》的细读是一种有理论视野和问题意识的细读。理论观照与文本细读的共生是很多优秀学者的自觉追求。江弱水《古典诗的现代性》《文本的肉身》《诗的八堂课》《湖上吹水录》等著作都不乏精彩备至的文本解读。江弱水的文本解读既有阐释主体敏锐细腻的感受力，也有贯通中西的比较诗学视野；既有钱锺书和罗兰·巴特式的旁征博引，又有现代学术随笔的美文性；既有中国传统诗话的印象感悟，又有西方文学批评的问题意识。江弱水的细读洞见假如没有中西文论两个理论系统的依傍是不可思议的。 

　　好的细读批评必是理论与文本的互相增益。理论介入是否恰到好处、曲尽其妙，这是衡量文本细读的第一个标准；细读分析是服务于更高的问题意识，还是孤枝傍空、自行其是，这是衡量细读批评的第二个标准。只有合情合理的理论介入才能让人信服；只有带着强烈问题意识的细读批评才能与既往学术观点形成对话。 

　　 细读批评除应有理论视野和问题意识之外，还应建立细读与历史视野的有机联系。恩格斯认为，艺术不仅要有细节真实，而且要能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恩格斯这里，典型环境当然是跟历史总体性密切相关的要素。恩格斯虽没有指出，必须将细节真实与典型环境统一起来，然而，细节与历史总体性之间的关联，对于艺术的成功同样十分重要。须知，任何场景、事件都由细节构成，但并非所有的细节都具有同等价值。我们既不能在充满差异性的细节之间建立机械的等级制，推举部分关键的、核心细节，而压抑、遮蔽甚至彻底过滤其他次要细节；也不能将所有的细节等量齐观、一视同仁。写作就意味着细节的想象、遴选和甄别。卢卡契之所以批评左拉的自然主义，就是因为自然主义割裂了文学细节与社会历史的关联。卢卡契指出左拉所谓“小说家所必须做的，不过是照逻辑关系把事实聚在一起罢了”“故事越是一般和寻常，也就会越是富于典型性”的错误性，在他看来，这是混淆了机械平均数与真正典型的区别。事实上，自然主义强化物描写而淡化故事冲突并非完全没有其自身的问题意识。但是，基于某种历史视野，细节终究有典型与非典型的区别。有志于写出历史总体性的作家，必然要精心选择典型细节；同理，具有历史抱负的批评家在进行细读时，也必须能找到具有历史寄托和总体性潜能的细节予以重点阐释，而非事无巨细、不加分别地进行细节阐释。 

　　 李杨对《乘风破浪》的解读，提供了一个蕴含历史视野的细读批评范例。在分析这部出版于1959年的长篇小说时，李杨选择了蒋子龙发表于1979年的《乔厂长上任记》作为对照：“1979年第7期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历来被视为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当读者和评论家惊叹作家蒋子龙的创造性，甚至将这部小说誉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工业题材小说’的巅峰之作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部小说与一部二十年前的旧作之间的关联。这部作品就是草明出版于1959年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在李杨看来，《乘风破浪》所讲述的故事，在《乔厂长上任记》中将得以颠覆式讲述，草明“一定想不到二十年后，这个强悍霸道的中年厂长会在一个叫蒋子龙的年轻作家笔下，演绎一段真正的‘王者归来’，不仅与更名为‘童贞’的汪丽斯重续旧好，更联袂演出了一场重返科层制的大戏，开启了一个似新实旧的改革时代……”李杨敏感地读出《乘风破浪》和《乔厂长上任记》叙事模式上的内在关联，这是深入细致的细读；他又从小说故事倾向的差异读出了两个不同的时代以及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指向，这便是有历史视野的细读。 

　　 洪子诚《我的阅读史》也是具有历史总体性视野的细读批评范例。“阅读史”在洪子诚这里是一种自觉的方法论，即通过对“我”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作品阅读经验差异的比较，发现丰富驳杂的“历史”信息。一般人的阅读感受，记录的总是一时一地的感受，总不免有其时代局限性。洪子诚自觉使用的“阅读史”视角，无疑更具超越性。谈到对《日瓦戈医生》的多次阅读，洪子诚意识到1958年通过批判性文章读到《日瓦戈医生》而接受当时的论断；20世纪80年代初基于时代而进行“问题式阅读”；90年代更强调作品的“生活”维度，“作家的关注点……不只是讲述生活的‘不能’的‘悲剧’，而且也讲述‘可能’，探索那种有意义的生活在特定情境下如何得以延续”。在阅读契诃夫、丸山昇等作家和《鼠疫》等作品时，“阅读史”的视角也得以贯彻。尤为难得的是，在《我的阅读史》中，历史意识并未冲淡甚至取消细节解读的重要性，在洪子诚这里，真正有效的历史总体意识恰恰是由无数饱满的细节支撑着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将细读归于内部研究、形式研究；将历史解读归于外部研究、宏观研究，人为地切断了形式与历史的关系。事实上，艺术形式是审美的，审美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所以，缺乏历史性的形式细读和抽空细节、凌空蹈虚的宏大叙事，同样既不全面，也不辩证。文学批评，如果有细节而无结构，则难见全貌，难窥思想。有结构而无细节，轻则无血肉，不动人；重则架空经验、阐释无效。好的细读批评不能不悉心平衡好细读与历史总体性的关系。 

　　结语 

　　 事实上，细读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和传统。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为代表的小说评点家已提供了丰富而独特的细读实践和方法。但是，古典小说评点由于与原文本不可分割的关系，很难作为独立的批评文章传播，因此没有成为现代文学批评的主流范式。现代文学批评的建立内在于现代中国的构建进程，因此，政治性、社会性诉求往往超过自律性、审美性诉求，或者说其审美性正是通过政治性来实现的。其胜处，是中国现代文学深度参与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其遗憾处，则是极端情况下，文学分析常被简单机械的政治社会分析所替代。某种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文本解读的重视，正是为匡正庸俗社会学分析之弊。几十年的实践中，中国的文本解读实践超越了英美新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探索了将外来理论与中国经验相结合、将文本细读与社会历史分析相结合、将理论视野与文本个案相结合的广阔可能。在笔者看来，学术界还需在细读批评实践基础上，自觉构建中国式现代细读批评话语。目前的细读批评依然处于多实践而少理论、有案例而无范畴的状态。“一般来说，学术指的是有系统的、完备的、较为专门的学问，学科指的是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话语则是学术和学科所需要的一些关键性的概念和范畴。”如果我们的细读批评实践不能提炼出相关的关键性概念和范畴，就很难由特殊个案上升为普遍理论。细读批评有三个层次：其一是运用既有方法进行的细读实践；其二是运用具有独创性的方法进行的细读实践；其三是对细读批评实践加以理论化，提炼出独创性的概念和范畴。现实中，很多人仍将“细读批评”当作一个实践概念。今天，超越细读批评的批评性，构建其应有的理论话语品格，既迫在眉睫又任重道远。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