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的创作都是在写自己。写什么？身世终有写穷之时，而感悟是个每日新、日日新的变数，只要不闭目塞听，只要走出书房，感悟总会有的，怎么写也写不完。 

　　所有人对客观的感悟皆为碎片呈现，作家当然不能例外，只不过作家的感悟会习惯性具象化，始于某种说不清的灵感。作家的感悟像云中落下的雨滴，像耳边掠过的软风，抑或像雷石爆出的火星，大都从抽象中孵化而来。这一点与哲学家恰恰相反，哲学家是从具象中提炼抽象，而作家是从抽象中寻求具象。感悟会转瞬即逝，如果不用小说的方式把它描述出来，许多感悟会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看，小说能备份一个人的经历和思想，并提供一条历史与未来相穿越的曲折复线，这是文学的重要价值所在。不难想象，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沿着这条崎岖的复线走进历史，还原真相。 

　　小说可以讲心里话 

　　众所周知，生活中有些话是不能讲的。季羡林先生曾感慨说人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讲不全。季先生的话里充满了儒家思想中对“度”的把握，的确，现实生活中一味地揭示真相，大概率会伤害到自己或别人。但真话憋在胸腔里不吐不快怎么办？小说便是一个不错的出口。小说给作家提供了一个讲心里话的载体，作家可以借助人物之口把想说的话说出来，而且只要处理得好，不会有人自讨没趣去对号入座。有人说小说能让人活出双倍的人生，这句话不无道理，因为在文学的世界里作家可以恢复做人的天性，能卸掉后天戴上的所有镣铐。 

　　作家的心里话可以讲，但一定要讲得符合文学规律，喊口号、骂大街、撒泼耍横，那不是小说，用文字砌成的渠将感悟加以引流，润物无声感染读者，心语就成了悄悄话、入耳的话，效果自然会更好。应该说作家是幸运的，至少比其他从业者多了个讲心里话的出口，而有的职业就不然，只能唯唯诺诺地随帮唱影、鹦鹉学舌。既然作家有这样的便利，那就不要浪费了这个难得的条件，当自己没有心里话要讲的时候，可以替那些需要讲的读者去讲，这样，文学的大众性就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读者也就有可能喜欢上你的作品。有的作家不讲自己的心里话，也不替别人去讲，喜欢在那里自顾自地讲不着边际的漂亮话、风凉话，讲一些自己都不信的假话，这是对作家心血和笔墨的浪费。 

　　巴金先生说作家谌容的小说《人到中年》说出了心里话，这是可信的。当时读过这篇小说的中年知识分子，无不感到小说中的陆文婷、傅家杰身上多少有些自己的影子，两个主人公说出了许多读者想说的话。作家在作品里是不是讲了心里话是瞒不住读者的，真与假不难鉴别，千万不要小看读者的鉴赏力。一部作品好不好，初始评价权也许在专家，但最终裁判权属于读者，属于人民。“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提出，应该是充分考虑了这一本质因素。 

　　既求真实，亦分雅俗 

　　 心里话大都爱憎明晰，没有谁说心里话还要违背良心，如果连心里话都要造假，那么这一定是个摆拍上瘾的作者。但直言不是心里话好与不好的唯一标准，这不仅因为小说是关于审美的艺术，更因为读者需求是有区别的。心里话要想吸引人，就必须处理好雅与俗的关系。大雅即大俗、大俗亦大雅的理论用在书法雕塑等艺术上也许正确，但在小说创作上不能简单套用。现代小说不是唱词话本，文本雅致还是要讲的。语言虽是工具，但往往决定事物的走向。有位哲学家说过，人类社会所有的分歧说到底是语言之争，因为语言定义了概念，而不同的语言表达让人们对定义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这就出现了矛盾和分歧。语言这种特点让每个人的心里话有了独特性，作家应该精心呵护好这种独特性。喜欢现代文学的读者都知道，鲁迅先生的心里话是“血刃不拭”，朱自清的心里话是“如水月色”，张恨水的心里话是“海棠秋波”，这些心里话已然成为名家们的艺术符号。 

　　 真情实感是一切心里话的前提，虚假的心语没有任何价值，人们之所以讨厌伪饰和献媚文学，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因为这些文学充斥着假大空的溢美之词，是一种投机写作，是矫情和虚假之作。作家在生活中有诸多切身感受，表现在小说里便成了本文所说的心里话。雅与俗要根据小说环境来考虑，不能简单区分，人们常说的雅俗共赏在具体一篇小说中很难统一起来，能做到这一点的是真正的文学高手，因为在小说立意时作家心里已经有了心里话对谁讲的指向，不能指望一篇作品把各阶层的读者都一网打尽。有人可能不赞成这个观点，会举出鲁迅先生对《红楼梦》所说的那段话，即“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为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但需要注意的是，鲁迅先生所举的例子也不是一网打尽，《红楼梦》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是难啃的，这就是毛泽东要让许世友多读几遍《红楼梦》的原因所在。 

　　　虚构是另一种真实 

　　毋庸置疑，小说一定是虚构的艺术，每个作家都是讲故事的人。那么作家是否就可以天马行空地去杜撰故事呢？对于从事科幻、惊悚等小说创作的作家我不敢妄言，但就现实题材创作的作家来说，他讲述的心里话一定是真实的影子。 

　　虚构往往比真实更真实，这里说的真实含义不同，第一个真实是生活的真实，第二个真实是艺术的真实，生活的真实往往是作家虚构故事的素材，而艺术的真实揭示的却是事物的本质。心里话无疑是作家的感悟，这些感悟需要形象地呈现，而如何虚构这个要呈现的故事则要看作家的本事。前文提到的作家谌容，她虚构了一个《减去十岁》的故事，把一干人的心理揭示得淋漓尽致。生活中肯定不会有哪个机关敢发一个让干部普遍减去十岁的文件，但这样一个需求却合乎特定时代的世情，契合很多人的心理，于是这个虚构的故事就比真实的生活更真实。 

　　那么如何来创造艺术的真实呢？这其实涉及底色、氛围、情绪等几个问题，底色是基础，氛围是底色的折射，而情绪是作家要传递给读者的效果。就像画家作画，材质用的是纸版、木版或瓷版，对画风影响很大。艺术真实很大程度取决于小说的底色或者说调性，因为底色和调性决定着氛围，而氛围又影响着情绪，底色、氛围、情绪三者统一起来，艺术真实的“小周天”就打通了。有的故事在生活中是真实的，但并不符合艺术的真实，问题就出在这个“小周天”没有打通，结果有了生涩感、违和感。 

　　抱怨是审美之敌 

　　有人说心里话总是充满抱怨，好像有诉不完的苦和怨，这样的心里话可以理解，如同祥林嫂逢人便说自己被狼叼走的孩子，她特别渴望与人分享自己的不幸，因为这不幸不能总是憋在心里。问题是有多少人愿意倾听这种分享？尤其是当分享得不到任何思想上的启迪时，倾听就成了一种负担。正常生活中，没有谁愿意成为别人不良情绪的垃圾桶，人们读小说是为了审美和愉悦而读，如果读后郁闷压抑，对前景充满暗淡，那岂不是自讨苦吃。 

　　不可否认，怨妇式的抱怨在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佳作，但从整体上看，个例构不成普遍意义。写小说倾诉心语，倾诉的是独特的发现和思考，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文学美学特征，而文学美学特征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语言美，而抱怨无疑会冲淡语言上的美感，就像两人街头冲突骂大街，没有哪一方还会字斟句酌。 

　　 有人说优秀的作家连骂人都会动听悦耳，不带半个脏字，却让挨骂者无地自容，能有这样的效果，说明作家说的心里话一定经过了斟酌，经过了艺术淬炼。心里话要想说得入耳动听，作家要管理好闸口，心里话的说法不尽相同，但节制是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原则，义愤填膺、长歌当哭是特殊背景下的怒号，不是常态，不到非常时期不能如此表达；社会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之时，文贵在曲便是不二选择，哪怕骨感的现实常常刺痛人的软肋。我自己就有这方面深刻的感悟，有时在电脑前写着写着真想拍案而起，张口骂人，但又一想，就是摔碎了茶杯又能如何？不还得再花钱买杯子吗？这个时候我就索性扣上电脑，到室外散散步，关注一下甬道旁的牵牛花、小叶黄杨，平息呼吸，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脑海平静下来，我知道，生活可以失序，但文学不能失态，保存一份优雅是对文学和读者的尊重。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