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为了更强有力地推进新时代文学发展，中国作协采取了不少积极举措。其中，与长篇小说紧密相关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都已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前者的突出特点就是题材问题上的制约性。所谓“山乡巨变”者，其具体的内涵所指毫无疑问就是“乡村振兴”这一新时代的热点话题。“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不仅要求作家积极关注乡村生活，而且还得聚焦到乡村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过程之上。在题材空间已经被大大压缩的情况下，作家们所比拼的，一是自己笔端包括乡村干部在内的农民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方式和路径，二是作家自身具体切入乡村振兴的艺术方式和路径。老藤的《草木志》正是这样一部在以上两个方面均有所突破的优秀作品，也已经被列入“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事实上，只要是关注老藤创作的读者都知道，近些年来几乎其所有小说的故事发生地全都被设定为东北。不论是此前陆续问世的长篇小说《北地》《北障》《北爱》《铜行里》，抑或本文所重点谈论的《草木志》，概莫能外。这与老藤长期的东北工作与生活经历有关，他内心深处一直有一种牢不可破的东北情结。以整体观之，老藤其实在以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的方式为东北“立传”。同时，与那些总是被固定在某个单一题材领域的作家相比较，老藤又可以被看作一位能够在不同的题材领域不断腾挪迁移的多面手。且不说数量众多的中短篇小说，单就长篇小说来说，《北地》聚焦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东北的历史进程；《北障》是一种以猎人生活为中心的生态书写；《北爱》集中关注的是大飞机的研制和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铜行里》借助于一个名叫铜行里的胡同，在书写铜匠精神的同时更是刻写下沈阳的一段城市记忆。到了这部《草木志》，作家的关注重心却又在不期然间转向了东北的乡村世界，更多地通过植物书写这样一种特别方式，独辟蹊径地切中并呼应了乡村振兴这一重大的时代命题。五部长篇小说，五种不同的题材领域，即使仅仅着眼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作家老藤宽广的写作视野。 

　　一、现代生态观的烛照 

　　一部聚焦乡村振兴的长篇小说，竟然被命名为“草木志”，从如此特别的标题设定，我们不难看出草木也即植物在这部作品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与同时代另外那些聚焦山乡巨变的长篇小说相比较，老藤的《草木志》在艺术形式层面上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借助于对众多植物的聚焦和书写而直接通向了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 

　　 作品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身兼叙述者功能的“我”，是一名生物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后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入省自然资源厅工作。“我”之所以会对植物发生浓厚的兴趣，与中学生物老师白地的影响紧密相关。因为早已经明确意识到植物和人类之间亲密关系的存在，所以白地老师才会特别强调植物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认识世界：“与人的社会存在相类似，在植物世界里，每个物种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打通两者间的关联，无疑为我们认识世界增添了一面棱镜。”在自然资源厅，“我”具体的工作部门是专门负责文字综合工作的政策研究室。在了解到小兴安岭东麓沿江镇墟里村的都柿滩被称为“植物王国”后，对植物有着浓厚兴趣的“我”便对那个地方心向往之，后来更是选择去拥有都柿滩的沿江镇墟里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用“我”曾经对郑高做出过的一个明确表示，就是“我去墟里是奔着都柿滩去的”。尽管此后的一系列主线故事情节都充分证明身为第一书记的“我”，的确在乡村振兴方面作出了相应的贡献，但 “我”奔赴墟里时那种对都柿滩的植物强烈实地考察的兴趣，也是真实存在的。这一方面固然显示出了某种“歪打正着”，但在另一方面，却也与那种还没有经历具体就认定为乡村振兴有所贡献的生硬书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其实除了植物爱好者和驻村第一书记，“我”所拥有的另外一种隐秘身份，则是一位具有写作能力的小说家。虽然作品对这一点没有做刻意宣扬，但“引子”最后一句“我在墟里两年，便有了这部以植物分章节的小说”所透露出的，正是这样一种不争的客观事实。正因为如此，《草木志》中也才会有关于北地各种植物的生动形象描摹，同时不仅在各个章节中自觉地把植物和人物对应在一起展开相应的书写，而且每一个章节标题也会是一种、两种或者三种植物的名称。除“引子”外，整部《草木志》共有二十九章，其中第六章为三种植物名称的并列，第一、三、十章分别为两种植物名称的并列，其余的二十四个章节所征用的，全都是某一种植物的名称。综合起来，全部章节标题所涉及的植物名称共计有三十四种之多。别的且不说，单只是对都柿滩这多达三十四种北地植物形神兼备的描摹书写，就足以使这部文稿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纯粹意义上的“草木志”。但正如同读者所看到的那样，出现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的众多植物，其实也不过是作家借以成功抵达相对应人物形象的一种巧妙艺术手段。作为一名毕业于生物学专业的资深植物爱好者，因为对各种植物的不同习性有着相对深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便习惯于把某种植物和具体的人物做一种对应性的理解和判断。“我”的这一日常观察习性，分别在小说中的齐大牙和金子这两个人物的相关理念中得到了很好的呼应。在齐大牙那里是“人生即草木，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嘛”。而到了金子那里，则是临近结尾处关于都柿滩各种植物发生的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中，金子特别强调应该把地上的那些草木全都看成人。事实上，无论是强调“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齐大牙，还是“把人看成草木”的“我”，抑或“把草木看成了人”的金子，所依循的全都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植物与人并重的现代生态观。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有了如此一种生态观的烛照，也才会有《草木志》这一充分彰显现代生态观念的长篇小说文本的最终生成。 

　　二、植物和人物的对应性书写 

　　 毫无疑问，正是依循着如此一种艺术思维路径，才有了老藤笔下那诸多植物与人相对应的精彩描写，比如谎花与沿江镇的副镇长老毕。需要强调的是，把谎花和老毕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我”，而是老毕自己。依照老毕某种带有强烈自嘲性的解释，他自己那不无曲折的人生之路，真正称得上是一路“谎花”：“眼看船到码头车到站了，想做的事一事无成，这和门口那棵开满谎花的西葫芦有啥区别？”因为很多事情都事与愿违，所以老毕才会以不结果的谎花自诩。但其实只要我们通读完《草木志》全篇，就不难发现虽然身为副镇长的老毕在仕途上已然是提升无望，却并没有影响到他堪称兢兢业业的日常工作状态。他不仅对沿江镇十三个村子的状况全都了如指掌，而且也为积极推进自己所重点负责的墟里和新生两个村子的乡村振兴工作耗尽了心血。借用叙述者“我”的话来说，就是：“我从谎花的角度再看老毕，觉得老毕身上的闪光点不但没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老毕从不因为自己是谎花就不严肃认真地‘开’，正职交给他的任何工作，他都不折不扣地做实做好，哪怕是面对他不理解、不认可的工作也毫无怨言。”墟里这样一个看上去马上就会被新生村合并的古老村庄，之所以能够最终打赢一场“保卫战”，身为包村副镇长的老毕绝对称得上是功不可没。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这位虽然自诩为谎花但一直在脚踏实地工作着的乡镇基层干部，我们必须做一种反向的理解和判断。自称为谎花的老毕，不仅不是谎花，而且还踏踏实实地在工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再比如村主任邵震天，因为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喇叭匠，所以被乡亲们不无亲切地称为“哨花吹”：“‘花吹’是对喇叭匠功夫好的赞誉，‘哨’在当地是能说会道的意思，比如鸟叫得好听，人们就说鸟会哨。”虽然对墟里村的整体状况，尤其是从哪里入手才能够切实解决村里制约发展的矛盾冲突早有自己的想法，但邵震天却没有参选村主任的打算。到后来，一方面是出于老毕和“我”对他的高度信任，力促他出山参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卸下他心里搁了太久的一个包袱（这个包袱，不是别的，正是来自方小茹的那份郑重嘱托：“为了完成方小茹的心愿，也为了卸下心头这个包袱，我索性就当一届村主任”）。再加上内心里无论如何都不甘心于墟里这样一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村庄被后来居上的新生村合并，“思考问题有深度，处理问题有办法”“着调不跑调”的哨花吹终于慨然出任村主任。和前来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一起，联手承担起了打好这一场“墟里保卫战”的重担。但其实“墟里保卫战”也是当地乡村振兴的一个代名词。只有真正地实现了乡村振兴，墟里村才会拥有不被合并的资格。从某个角度来说，整部《草木志》所集中展示的就是驻村第一书记“我”，联手村主任哨花吹，想方设法在墟里村实现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也只有在切身体验并观察了所谓“墟里保卫战”的全过程之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应性植物的“我”，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并认定，能够与哨花吹其人相匹配的一种植物，是被称为“一把抓”的光叶山楂。一直到“我”的驻村时间快要结束的时候，在一次与寒寒结伴出行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寒寒话语的启发，“我”才在不期然间把哨花吹与光叶山楂联系在一起。先是植物爱好者“我”对光叶山楂的介绍：“光叶山楂在东北叫一把抓，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它是多么受欢迎，老百姓上山看到这种果树会爬上去撸一把吃，故称一把抓。一把抓好处多，它口感好，酸甜适度，男女老少皆宜，所以又叫面果。它多食健胃，不倒牙，有人吃山楂会酸倒牙，吃一把抓就没事。”听完“我”的这一番介绍，寒寒的第一反应是：“这么说，这种树就像哨花吹喽，人好心细，大事小事一把抓。”如果说谎花与老毕之间的联系必须做一种反向度的理解，那么，一把抓和哨花吹之间的联系就只能做正向度的理解。对于这种正向度的理解，“我”和寒寒她们母女俩更进一步给出的相关阐释是：“其实将一把抓和哨花吹联系起来还是蛮恰当的，哨花吹在村里工作一把抓，处处能抓到点子上，当初要是他不出山，我不知道这两年日子该怎么过。” 

　　三、现实与历史的双线结构 

　　不管怎么说，正是因为来自老雷和郑高他们的远程适时指导，有了自诩为谎花的副镇长老毕的鼎力支持，有了驻村第一书记“我”与村主任哨花吹的精诚合作，再加上包括齐大牙、金子、寒寒、方世乾、石洪兵、方慧、石小东、石大奎等在内的一众墟里人的共同努力，方才彻底打赢了这场意义重大的“墟里保卫战”，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的阶段性成果。然而，因为墟里村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根植于历史上遗留下的恩怨纠葛，如果从艺术结构的角度来考量，老藤的这部《草木志》又可以被进一步切割为现实状况和既往历史这样两条互有交叉的结构线索。 

　　 先来看作为故事情节主线的现实状况这一部分。从“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两年来所先后完成的各项工作任务来排列，大约包括重修望乡亭、春节时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封灶禁火、组建鼓乐队、古驿路开发、修复小龙庙、都柿滩桥的奠基和竣工，以及石锁和方世坤之间怨恨的化解等八个方面。其中，难度最大的，当属石锁和方世坤他们之间因三道鳞而结下的怨恨。“我”和哨花吹一上任，正在办公室召开第一次村委会，村民石锁便不由分说地打上门来，告方世坤的状。实际的情况是，石锁和方世坤他们两位都在江边养鱼。方世坤承包的那一段名叫江汊子，属于大江的“胡须”，虽然短促但却是活水，特别适合于养俗称为蛇头的黑鱼。而石锁，则是在距离江汊子不远的蓝湖里养鱼。只不过他所养殖的，不是蛇头，而是俗称为三道鳞的镜鲤。前年秋天石锁在鱼塘起鱼的时候发现，自己当初明明投了四万尾三道鳞，但到头来拉上网的却稀稀拉拉。一直到后来在网里发现了兜上来的几条黑乎乎的蛇头，石锁方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蛇头吃掉了他的三道鳞。问题在于，到了第二年再投苗的时候，虽然石锁已经吸取了前车之鉴，但谁知秋天起鱼时又出现了上一年的状况。这一下，原本就属于火爆脾气、被齐大牙称之为“四角菱”的石锁就不干了。在认定是方世坤使坏的前提下，他便把方世坤告到了村委会，要求村委会出面解决这个问题。前任村主任齐满囤囿于能力有限，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等到“我”和哨花吹一上任，石锁便很快再次找到村委会，要求解决三道鳞的问题。虽然说因为对方世坤的日常为人有所了解，哨花吹坚持认为方世坤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偷偷摸摸地干出把蛇头放到别人鱼塘里的傻事，但石锁鱼塘里的三道鳞被蛇头吃掉这一现象又无法获得相应的合理解释。怎么办呢？富有智慧的哨花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蛇头和三道鳞之争，根子在方、石两家的猜忌上，这一点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看来不把根子挖出来解决掉，将来还会出别的麻烦事。” 

　　 就这样，由哨花吹所谓“方、石两家的猜忌”，自然而然也就牵引出了墟里村方、石两大家族之间最起码已经绵延达三代人之久的矛盾冲突。对此，精明过人的齐大牙，曾经给出过精准到位的深度分析：“这只是个大致方向，至于具体到方、石两家的矛盾，这么说吧，拎起来就蛇祸、土豆窖、三道鳞三件事，冤有头，债有主，估计哨花吹能忙活好这些事。”这里被齐大牙所专门提及的蛇祸和土豆窖，当然也包括更多地与金子其人紧密相关的当年的知青岁月，这些集合在一起所构成的便是作为结构线索辅线的那一部分历史图景。首先是蛇祸。当年方家可以呼蛇的蛇医方世平和石家专门捕蛇泡酒的石栏山，曾经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两家的交恶，与石家当年所遭遇的那场看似莫名其妙的蛇祸紧密相关。那天夜里，石家毫无征兆地遭到群蛇的攻击。为了保护全家人免遭蛇伤，石栏山不仅用床单包着蛇球扔到窗外，而且还四处开撒石灰以防蛇。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小腿和胳膊上竟然出现了被蛇咬伤后的出血点。偏偏就是在这一天，因为陪着亲家喝酒到半夜，醉得死沉的方世平怎么也叫不醒。等到他终于被叫醒，赶到石家的时候，石栏山已经中毒过深，错过了救治的最佳时间，最终不治身亡。没想到石家人竟然把这笔账记到了方世平的头上：“见死不救，无异于杀人，石家后人忘记什么也不要忘记这个茬儿！”方、石两家由此而结下梁子。其次是土豆窖。与土豆窖紧密相关的两个人物形象，分别是方家的方小茹和石家的石云来。他们两人被公社文化站选拔到地区群众艺术馆学习新编二人转《红石桥》，在排演的三个月过程中，原本形同陌路的一对青年男女，竟然背着家人偷偷好上了。他们知道自己的恋情肯定会遭到家人的坚决反对，但方小茹竟然未婚先孕。万般无奈之际，这一对年轻人只好在赤脚医生方世铎家的土豆窖里双双殉情。方小茹在殉情前唯一见过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那时只有十几岁的哨花吹：“方小茹把盒子郑重地递给哨花吹，说盒子里面有一样重要的东西，将来方、石两家和好的那一天，要把这个盒子当着两家主事人的面打开。方小茹再三嘱咐一定要在两姓仇恨化解的时候当众打开。这件事哨花吹一直恪守秘密。”土豆窖殉情事件的发生，毫无疑问地再一次加深了方、石两家彼此间的怨恨。事实上，也正因为哨花吹对蛇祸和土豆窖这两桩陈年旧事的具体情况了如指掌，所以他才会一口咬定“蛇头和三道鳞之争，根子在方、石两家的猜忌上”。 

　　 既然已经抓住了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那哨花吹自始至终的努力方向，就是对症下药，想方设法因势利导化解方、石两家累积已久的仇怨。在进行了一番非常充分的准备工作之后，自然也就有了第二十八章“白桦”中那一场最终化解了方、石两家历史和现实恩怨纠葛的“三堂会审”。在汇集了各路人物的“三堂会审”过程中，哨花吹以一系列无可辩驳的事实与逻辑，如同游刃有余的太极高手一般，分别化解了作为历史沉案的蛇祸与土豆窖以及现实中的三道鳞事件。其一是蛇祸的真相。群蛇之所以会成群结队地去攻击方家，主要是因为石栏山无意间抓到一条发情的蛇：“石栏山应该是在捉住蛇往窗外抛的过程中，被自卫的蛇咬伤。”他的死绝不是因为方世平不肯施治的缘故。其二是土豆窖里的殉情。当着众人的面，哨花吹打开了方小茹殉情前托付给他的那个小木盒，里面只有一张背后有出自方小茹之手简短文字的双人合照。文字的内容是：“石云来（1952.7.1—1975.2.4）/方小茹(1953.3.28—1975.2.4)/愿我们的生命，化作方、石两姓鸿沟上的一座红石桥，两姓后人从此不再坠入仇恨深渊。如果两姓有尽释前嫌那一天，请把我俩合葬在都柿滩的白桦林里，那里是我俩灵和肉贴得最紧的地方。”无需多言，仅是这一段见证式的真情文字就足以说明他们俩当年被迫殉情的真相。其三是现实中的三道鳞事件。致使石锁鱼塘里三道鳞遭殃的罪魁祸首固然是俗称为蛇头的黑鱼，但这黑鱼却是趁着雨夜自己迁徙过去的。就这样，借由所谓的“三堂会审”，现实状况和既往历史这两条结构线索不仅合二为一，而且方、石两家的历史积怨和现实矛盾也同时得到了相应的化解。从事理逻辑的角度来说，方、石两家仇恨的化解，毫无疑问为当下墟里正处于积极发展过程中的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既往历史这个方面，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的还有知青金子以及她那位早已牺牲的男友叶洲。在小说中，与金子相匹配的植物是杨铁叶子。在格外详尽地描写了杨铁叶子的植物特点之后，叙述者曾经特别强调：“杨铁叶子是春天真正的使者，它早早迎来春天，在盛夏到来之前完成使命无声地隐身而退。”金子这一人物的引人注目处，一是在绝大多数知青都选择返城的情况下她的留村不归：“人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我选择留下是因为留下确实有意思。”“城市生活固然优越，但人也容易变得冷漠、麻木，不像墟里，一家有事，大家帮忙，在城里，你有大事小情连对门的邻居都不会关心。”二是她拥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的自然主义立场：“很明显金子是个自然主义者，她给我的感觉已经由女知青变成了自然之子。她迷恋大自然，也许是为了避开城市的喧嚣，也许是放不下墟里的山山水水，也许是离不开这里的人们，她最终选择留下。”与金子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人物，是她当年的那位知青男友叶洲。当时为了从河水里抢出滚落的电线杆，水性颇好的叶洲不幸溺水身亡。对于叶洲当年的牺牲，曾经有人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叶洲是为了抢救集体财产而溺水，但实际上，仅仅只是为了救出几根电线杆就付出了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生命，不管怎么说看起来都有点不值。面对如此一种不无嘲讽意味的事后诸葛亮式的论调，金子从集体主义观念的角度予以坚决地驳斥：“生命是不能搞等价交换的。我们那个时代提倡集体主义，叶洲跳进滔滔洪水的时候，他不会去算自己的生命等于几根电线杆的价格，他要保护的是集体财产。打个比方吧……战场上经常发生这种情况，有时为了救一个伤员，甚至牺牲了几个战士，这是什么？这是集体主义精神，谁能说抢救伤员不值？”一方面因为叶洲自己很喜欢美人松，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的牺牲精神如同美人松一样放射出一种大气的美，所以在小说中，与叶洲其人相匹配的植物，自然也就是美人松。 

　　 老藤的《草木志》固然不是一部知青小说，但因为其中涉及了诸如金子和叶洲这样的知青形象，所以，我们有必要从知青书写的角度稍加分析。迄今为止的知青书写，约略可以被切割为这样几种不同的思想艺术类型：“一类是理想悲壮的多少带有一些浪漫主义色彩的知青书写，诸如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即可以被看作是此类小说的突出代表。一类是带有明显控诉色彩的苦难书写，这一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是叶辛的《蹉跎岁月》。另一类是带有反思色彩的知青书写，如阿城的《棋王》、李锐的‘行走的群山’系列小说便是此类的代表。还有一类则是前几年较为引人注目的所谓‘反知青’书写，天津作家王松的《双驴记》、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都以对‘反知青’形象的描写而著称于世。”尽管如何理解如同金子和叶洲这样的一类知青人物，到现在也仍然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分歧性话题，但老藤在《草木志》中，通过对金子和叶洲两个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最起码给出了一种明显不同于以上所列数种的思考认识路径。 

　　 四、见证者、建设者和书写者　　

　　 最后无论如何都应该被提及的一点，就是所谓“无形之事”和“见证者”的问题。“我”出发去往墟里驻村之前，曾经专门请教顶头上司老雷自己下去后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老雷给出的一个明确建议，就是一定要多做“无形之事”：“比方说吧，见证者本身也是建设者，很多时候见证比建设重要，你就两年时间，多见证、多学习，不要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个不停。”所谓“无形”，也就是没有形状，或者说不留下任何显在痕迹。从逻辑上来说，只有不做事，才能达到不留痕迹的效果。顶头上司老雷之所以会一再叮嘱“我”多做“无形之事”，具体的出发点还是为了能够让年少气盛的“我”少犯一点错误，以免将来影响到“我”被进一步提拔和任用。关键问题是，虽然有老雷多做无形之事、多做见证者的反复叮嘱，但在实际的驻村过程中，“我”却还是不由自主地由于受到现实生活感召的缘故，逐渐地由一位带有明显旁观色彩的见证者而转向了一位带有强烈主观能动性的建设者：“金子的话让我想到了老雷当时的忠告，看来仅仅做一个见证者是不行的，我必须做一个建设者！当然，建设本身也是见证，因为见证是历史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无人见证的历史容易被时间的尘埃湮没。”事实上，自打进入墟里村，从最初和自称为谎花的副镇长老毕一起想方设法鼓动哨花吹出任村主任的那个时候开始，作为见证者的“我”就已经积极地投身于乡村振兴的实现过程之中。无论是历史积怨的化解，还是现实一系列乡村建设成就的取得，都毫无疑问有身为驻村第一书记“我”的一份功劳在其中。读完《草木志》全篇，一种不容否认的文本事实就是，从省自然资源厅前来墟里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既是一位目光犀利的见证者，也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建设者，同时还是一位忠实记录的书写者。正是因为有了“我”这样一位同时兼备见证者、建设者和书写者三重功能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存在，才有了《草木志》这样一部以乡村振兴为聚焦点，以现代生态观的强有力凸显为鲜明思想艺术特色的优秀乡村长篇小说。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