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成为指导新时代文艺工作和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十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引，勠力同心，书写新时代，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果。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公报指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总结中国文学批评界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引领下取得的实践经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2024年12月21—22日，由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承办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文学批评话语创新的视域与路径”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张江、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全国各地7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130多名学者参加会议。与会学者围绕“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文学阐释学的建构与中国文学批评的新质，传统资源与域外思想和中国文学批评的演进，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科学技术与中国文学批评的新视野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一、“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为了深入学习和领悟“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与会学者探讨了“两个结合”对于中国文学批评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上海大学刘旭光教授认为，文艺政策的变化推动着艺术理论话语的变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奠定的“平民的文艺”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两个结合”为标识的文艺话语，体现着文艺政策和艺术评论实践之间的紧密结合，文艺政策既是理论的核心，也是批评的尺度。深圳大学李健教授提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应站在现代立场，加强对古代文学批评理论、观念、范畴的阐释。东华大学马欣副教授认为，毛泽东诗词及其相关理论是探索与实践“两个结合”方法的美学范例，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触媒，聚焦同中国密切相关的“实际”，扎根传统文化遗产与民族形式。 

　　 与会学者在总结中国文学批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于发展中国文论的思考。深圳大学高建平教授认为，文学理论的构建与党和国家的文艺政策、媒体的文艺评论以及大学文学学科教学和研究关系密切。在文学理论中，人民观起着核心作用，文艺创作的全过程要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吉林大学张福贵教授认为，文艺研究无法绕开国家重大政治关键词，应从政治逻辑、学理逻辑、人生逻辑角度展开，思考如何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如何将重复性思想转化为创新思想，如何从自我认同实现他者认同，如何从终点思维到起点思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丁国旗研究员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要促进理论创新与文艺繁荣，十年来，文艺理论繁荣发展，文艺创作聚焦中国实践，展现中国经验，网络文学让世界刮目相看。新疆大学傅守祥教授认为，新时代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文艺工作者应该以正确的审美导向，追求“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激发人们向上向善。 

　　与会学者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文学批评的关系进行了热烈讨论。吉林大学梁玉水教授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以美为媒”的观点是对人文与科学辩证关系的申明，是一种新的基于学理、立于实践的阐发。铜仁学院孙向阳教授认为任何文艺都离不开对时代生活的反映，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范畴，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文明因交流互鉴而丰富多彩。 

　　二、文学阐释学的建构与中国文学批评的新质 

　　近年来，文学阐释学研究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会学者围绕文学阐释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强制阐释现象及西方阐释学经典著作进行了多方面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张江教授在谈到文学阐释学的创新之道时提出，公共理性是公开运用理性的能力，是观念系统和机制，是公共空间内相互碰撞的一种办法，同时也是阐释人文社科的一种认知标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张政文教授提出，理性是一种能力，通过理性能力践行真理，真理有因真而理和因理而真两种形式，前者本质上是理性展开的一种认知活动，最终结果是科学；后者是一个释义的过程，结果是阐释。认识与阐释在人类发展中并存。 

　　强制阐释现象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福建师范大学颜桂堤教授认为，尽管“强制阐释”可能违背文本特性或带来误读，但在某些情况下，它又能成为推动思想创新和理论突破的契机，中国文学阐释学应立足本土文化和社会现实，在借鉴当代理论资源的同时，充分挖掘传统阐释学的思想价值。河北大学郄智毅副教授认为，“强制阐释论”反映出对阐释主体性与文本边界的复杂态度，在阐释活动中需要对文本的内在逻辑与学科规范保持尊重，将“强制阐释论”放回到阐释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反思阐释行为的边界与合理性。华南师范大学卢嫕副教授分析了埃科诠释理论的古典学传统，郑州大学肖文婷讲师则讨论了保罗·利科的叙事阐释学与中国文学阐释学理论建构的关联。 

　　文学阐释学推动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发展，四川大学傅其林教授主张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批判理论要回应新的现实变化，回归中华文化精神当中，用新的感性深化批判理论的品质内涵。南开大学周志强教授主张文学批评应当采取“虎跃”策略，即从西方理论跳跃到传统理论中，让文学批评从多义性批评走向多异性批评。浙江大学苏宏斌教授提出形象理论要转向符号学范式，学术研究应当将形象视作一种符号，本质直观是形象思维的形式。 

　　三、传统资源、域外思想与中国文学批评的演进 

　　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需要适应全球化时代需要，批判性地吸收域外思想，建构具有民族特色和中国风格的文学批评理论，服务于文学批评实践。 

　　 与会学者热烈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陈剑澜教授提出，当前的理论和批评脱节的问题可以通过哲学审美论加以解决。哲学审美论有两个观念：一是审美自身有内在价值；二是审美能解决现代主体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李俊教授围绕白居易的闲适诗展开分析，认为白居易采用了“身心两分”的方式建构其闲适诗歌理论，闲适在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之中贯穿始终。西安交通大学妥建清教授通过溯源中国“通感”说的历史传统，揭示其独特的哲学底蕴和审美特质，认为应激活古典通感理论，推动这一独特思想的现代转化与再生。黑龙江大学韩伟教授指出，乐论中的“以类相动，万物之理”体现了象思维中万物互联的观点，运用通感机制将听觉转化为视觉等其他感官体验，推动建构了意象概念。安庆师范大学江飞教授认为，要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存在论美学，需要在吸纳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中国美学传统的参与，将其转化为能够与全球美学语境对话的思想资源。上海交通大学汪云霞教授认为，“情境”作为一个现代诗学概念，可融中国古典的“意境”和西方的“戏剧性处境”等观念于一体，它可指现代诗吸收小说、戏剧等文类要素而呈现出的文体混合倾向及其包容性品质，还可指现代诗采用的客观化、非个性化的知性抒情策略。四川大学何光顺教授认为，“物色”是中国美学思维的一大转变，只有在“形、声、闻、味、触”五层感官的运用和实践维度下，才会激发出不同的意义。 

　　在建构中国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对域外思想资源也应进行批判性吸收和借鉴。上海交通大学韩振江教授认为，当代激进左翼理论表现出了一系列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迥然不同的理论特征，其目的是让人能够言说、参与政治和审美，继承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命题，重新激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上海大学曹谦教授提出，中国当代文论所借鉴和援引的外国理论资源主要来自俄国经典文论，托尔斯泰艺术论、普列汉诺夫美学、别林斯基文论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论情感转型的主要理论依据。广州大学吴长青研究员指出，后现代历史诗学主导的多元文化变异既是它自身的存在方式，也是自我解放的必由路径，具有极高的跨文化互释的价值。 

　　四、历史反思、科技发展与中国文学批评的新视野 

　　与会学者不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反思和重新认识上努力拓展，而且还对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及其可能引发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反思和重新认识上，上海交通大学吴俊教授指出，中国新文学由翻译参与和建造，林琴南“不信”的翻译书写了中国翻译史，但周氏兄弟“信”的翻译则消失在文学史中，应以“生产性”“增值性”概念重新认识翻译文学。苏州大学王尧教授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具有“后见之明”，批评对文学史的影响正在减弱，要继续理论创新，激发活力。上海交通大学张全之教授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鲁迅文章的引用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对鲁迅的介绍或完全契合鲁迅原意，二是进行了新的阐释。厦门大学徐勇教授认为，长篇小说的结构与结尾问题要放置在现代性逻辑及其视野下才能得到有效考察。西北大学谷鹏飞教授借助鲁迅的思想讨论了个体人、大众人和民族人的建设，立民族人是立个体人、立大众人之上的最高标准。广州华商学院、河北师范大学郭宝亮教授认为，王蒙的批评是作家批评，具有审美眼光，既理解作家又保持距离。上海交通大学张先飞教授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始终存在两种“对话交往模式”的碰撞，发现这一历史事实，对于反思现代中国文艺有着启发意义。上海大学张永禄教授强调，创意写作与创意批评是交织的“双螺旋”结构，它们以文学为母体，聚焦“文学的生成性”实践，以人的创造力发展为旨归，实现文学的发展与人的进步的同一性。山东师范大学张宗刚教授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期，朱自清的《背影》正是传统社会远去的象征，也是朱自清在父权神像坍塌之后，对亲情脉络的隐喻性书写。 

　　 在科学技术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方面，首都师范大学王德胜教授认为，人的文化体验不断受到媒介操作的制约，媒介发展改变了我们的身体感知和认知方式，应关注媒介再造与文艺作品的互动。华南师范大学凌逾教授提出，元宇宙文艺会导致后人类与元身美学的主题融合，时间可以编辑和回溯，虚实共融，形成“三网合一”的媒介技术融合。首都师范大学胡疆锋教授认为，从20世纪后期开始学术界出现了“事件论”转向的趋势，通过事件理论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后人类的文化语境，推动中国文艺批评的创造性生成。《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编审指出，作家以自我景观化的方式重新回到历史舞台，在作家数智时代的表达与宅一代的经验投射和社会想象之中，“讲故事的人”转向为了“有故事的人”。华中师范大学黎杨全教授讨论了东浩纪的游戏现实主义理论并进行了反思，提出存在一种“跨次元批评”，并详细阐述了“跨次元批评”的特征与基本内容。河北师范大学王亚芹教授认为，“反身性”应当成为文艺理论知识生产的主要范式，以提供应对“不确定性”的自我救赎方式。复旦大学王曦副教授指出，数字时代下主体正经历文化身份危机，需要从生产系统、生产空间、生产主体等方面重建感性共同体。山东理工大学翟羽佳教授谈到，次生口语受语言演变和媒介技术共同影响，在多媒体环境中带来更多可能性。 

　　经过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文学批评话语创新的视域与路径”学术研讨会总结和审视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经验，明确了中国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的文化资源和建设路径，提出了新媒介时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可能发展方向。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