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所有人都有过变形的幻想。不过，如果有实现的可能，我们可以变成什么，又最想变成什么呢？我想或许是飞鸟与猛兽。飞鸟带来的是翱翔，驰骋天空的自由；猛兽意味着力量，也是一种自由，摆脱弱小的自由。余华的一次演讲，题目就叫“飞翔和变形——关于文学作品中的想象之一”。在这篇演讲里，余华历数了文学作品中的各种变形，以及变形体现出来的想象力和洞察力。想象力指的是文学作品中那些看似违反现实法则的部分，洞察力则是那些看似违反现实规则的想象力中包含的现实逻辑。 

　　说到现实逻辑，我们又会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变形毕竟只存在于想象中，甚至即便在想象中，也受到现实逻辑、现实伦理的制约。在我们的现实伦理中，人类是万物灵长，具有伦理与自我意识，或者说是带有神性的生物，即便从进化角度来说，人也是经过数千万年才从低等动物进化成为有意志有思虑的高等动物的。无论是飞鸟，还是猛兽，在人类眼里，皆可被视为“禽兽”。从这个角度来说，变形为动物、植物乃至石头一样的非生命体，又仿佛是一种堕落，足为羞耻之事。黑格尔就作如是想，如他在《美学》第2卷的“变形记”中所说： 

　　……这类作品当然具有象征的神话的性质，但是把精神界事物和自然界事物明确地对立起来，使一种现存的自然界事物，例如岩石、动物、花或泉水之类，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即精神界事物的堕落和所受的惩罚，例如斐罗米尔、庇耶里德九姊妹、纳西司和阿越杜莎之类都由于某一种错误、情欲或罪过，堕落到无穷的罪孽灾痛里，因而被剥夺去精神生活的自由，转变成为一种自然界事物。 

　　所以从一方面看，自然界事物不只是看作一种外在的散文式的东西，例如山、泉、树木之类，而是另外还给它一种与出自精神的行动或事迹相联系的内容。岩石并不只是一块顽石，而是尼奥柏本人在为她的儿女哀泣。从另一方面看，这里的人的行动代表着一种罪过，变形为一种自然现象则代表着精神界事物的堕落。 

　　黑格尔本着他的自然界和精神界对立的观点，认为人类变形，是被剥夺了精神生活的自由，沦为自然界事物。而其缘由，则往往出于对其“错误、情欲或罪过”的惩罚。这在中国传统神话传说传奇志异中，是很常见的。比如唐传奇中著名的板桥三娘子的故事。三娘子以带有巫术的麦面制烧饼飨客，令其化驴为役，却为人看破，设计使其自食恶饼，亦化为驴，为人役使四年之久，方才得以解脱。三娘子之化驴遭役，便是其自身不道德行为的惩罚。 

　　在富有想象力的变形故事中，充满自由、解放的一面，和作为惩罚的堕落的一面，是兼而有之的。不过无论从哪个方面，对于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说，都要包含着所谓“洞察力”即现实逻辑的一面，尤其是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自然界事物无故成精和人类忽然变形，都不再是不言自明，也不能天然地为读者接纳，这时候的变形故事就比古人创造同类故事时需要更准确也更有说服力的现实基础。 

　　那么，在现实主义创作成为主流的今天，人在怎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变形，尤其是变为老虎呢？我们不妨以李修文的《猛虎下山》为例，讨论这一问题。 

　　一、人怎样才能变成老虎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中说：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在这种“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的气氛里，作者与读者之间相当于有一个天然的“怪力乱神”契约，作者以记录“人间常事”的态度和笔法书写神异之事，读者也天然可以接受，而不以为需要特别交代。不过，即便如此，说到变形，尤其是化虎，还是需要一些类似于仪式的特定的程序。 

　　 在传统文学作品中，有一些化虎，纯是因生病导致身体虚弱，或因渎神、宿命而被天神惩罚或指定。因生病者如较早的公牛哀化虎故事里，公牛哀即是得了“转病”，化虎食兄。带有惩罚性质的化虎，可举“桓阐化虎”故事为例。鄱阳桓阐杀犬祭山神，因煮肉不熟，神怒，乃下教于巫：“桓阐以肉生贻我，当谪令自食也”。桓阐因此变虎。这一故事的逻辑比较简单，也颇有一点幽默——因桓阐祭祀的肉不熟，山神以为不敬，则以同类惩罚报之：你让我吃一次生肉，我让你终身吃生肉。当然，根据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的分类，则生食与熟食，本身就代表着自然范畴与文化范畴的分野，所以“生吞”，吃生食，也常是化虎的一个重要环节。带有宿命性质的如《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二“虎七”中的《南阳士人》。该南阳士人在生热病后，不知何故被授化虎文牒，随之化为老虎，亦随之而生伤人害物之心，但即便如此，也只能攫食上天指定之人，如伤害不当伤害之人，则失去化回人形的可能。 

　　 除去这些看似完全带有因果、宿命色彩的故事外，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化虎，往往要由主客两面因素结合而成，具有特定的流程和道具。从主观方面来说，化虎者一般要先有“虎”的念头（或是害人之心，或是贪婪之念，或是歆羡猛兽于自然中的自由自在），再有类似于虎的行为；从客观方面来说，化虎行为往往发生于山林草野，即老虎出没的环境里，关键道具常是一张虎皮。化虎之后，人的身体和心理与虎也常有一个适应过程。往往先是心悦不已，或在山野间奔走跳跃，或是攫兔食人，喜食生肉，心理、感官皆变得与人不同。（如《南阳士人》中，该士人化虎后，见一采桑妇人，又私度：“吾闻虎皆食人，试攫之。”果获焉。食之，果觉甘美。）有的故事里，还包含着虎变回人的逆反应，是前述化虎流程的倒转，如化虎之人天良未泯，忽然忆起人间之事，则有可能褪去虎皮，食熟食，重回人形。这里有时牵涉到化虎者在人性与虎性之间的犹疑与痛苦。在此姑以《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三“虎八”中的《僧虎》故事为例。 

　　从这一故事中，可以看出，该僧人化虎的主观原因，在精神层面是心生“虎”念，扮虎吓人以求财，生理层面是时常扮虎且“颇克肖之”（可见有化虎天分）；客观层面，则有虎皮为道具，披虎皮则为虎，而一旦心生善念（人念），虎皮脱落便为人。化虎之后，固有虎之自由，亦有虎之苦恼，尤其是短暂的新鲜期过后，常于人虎的身份认同之间饱受折磨，求化回人形而难得。 

　　在这类化虎故事中，虎皮是关键道具。也可以看出，在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人与虎之别，首要在心，心变则形变，而在心之外，万物皆可自然转化。在许多老虎化人的故事里，尤为如此：老虎在休息时往往脱去虎皮化为人形，而虎皮常为人所得，老虎无奈只好与之妥协，或原奉天命吞食某人却只好为其出谋划策以瞒“天”过海，使其躲过一劫，或是雌虎因虎皮被人类男性夺走，只好与其结为夫妻，而一旦重获虎皮，立刻化虎，抛夫弃子往山林草野而去。 

　　化虎故事中的这些特定流程与道具，凝缩着中国人对于人性、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在现代社会，读者与作者都在科学氛围中，这些认知如刻在石碑上的字迹，逐渐模糊，乃至脱落。现代人失去了关于鬼神怪异之谈的契合与信任，尤其是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人物要变形，化为老虎，需要比古人更繁复也更坚实的“现实逻辑”。 

　　在《猛虎下山》中，面临下岗的钢厂工人刘丰收化为老虎，更经历了一番艰辛。说起刘丰收其人，活得甚为窝囊。少年时，也未尝没有梦想，曾想过当作家，写的诗也曾在厂报副刊发表过，人到中年，则陷入多重困境：濒临下岗，时刻面临失去生计的危险；妻子林小莉出轨车间副组长张红旗，承受绿帽子的羞辱；作为男性，生理功能几近丧失……在诸多绝境中，刘丰收精神受到巨大压迫，因风传工厂附近山上有虎，遂冒死组建打虎队，以上山打虎为名，临时勉强保住工作。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刘丰收化虎，经过如下程序： 

　　1.权力。成为打虎队长之后，刘丰收迅速异化，沉迷于权力的滋味。 

　　2.帽子。红色安全帽，作为权力的标志，不断出现在刘丰收头上。 

　　3.虎皮。作为关键性道具反复出现，与刘丰收的融合程度，预示着化虎的进程。 

　　4.春药。林小莉配制的壮阳药，类似于权力的作用，促使刘丰收进入“虎”的状态。 

　　5.歆羡。对虎的歆羡之情，寓示刘丰收厌弃人间烦恼，羡慕虎的清静自在。 

　　6.伦常。对妻、子的牵挂，使刘丰收从对虎的歆羡中跳出，却也不断驱使他渴望化虎，又使他化虎后留恋人间，想要变回人形。 

　　7.害物。师弟马忠来争虎皮，两人由兄弟怡怡转向争斗，产生害人害物之心。 

　　8.生食。吃生肉，也是化虎的关键步骤，意味着由吃熟食的人变为吃生食的畜。 

　　9.化虎。虎皮与刘丰收融为一体，化虎初步完成。 

　　10.认同。与虎皮彻底融合以后，刘丰收睡了一觉，做了两个梦，代表对虎身份的认同。 

　　11.挣扎。彻底化虎后，刘丰收感到恐惧，拒绝食生肉，试图变回人形。 

　　12.破戒。为救妻子破戒生食，彻底断绝了变回人形的可能。 

　　刘丰收化虎的这十二个步骤中，涵盖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化虎的所有重要节点，如主观上心的“虎”化，客观上作为关键道具的虎皮、生食等。但重复一遍传统流程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作者意识到说服今天的读者“人可以化虎”更为艰难，需要筑造更为牢固的化虎可能。 

　　从刘丰收的主观心理、精神变化来看。如前文所述，刘丰收面临多重困境，精神处于高度紧张之下，已远离常态，进入“变态”，且这种“变态”的程度随境遇变化逐渐加深，精神也越趋极端，可以说，每一次形势的恶化，都在迫使刘丰收的精神状态离化虎更近。最终直接导致刘丰收彻底进入“虎”的状态的，是林小莉上访被打，刘丰收心生悲怆，奋不顾身，再次上山扮虎寻虎，此时感到“我的味儿，是老虎味儿，不是刘丰收的味儿”，抓住狐狸在巨石上摔死，开始杀生（此前没有正面描写杀生，尤其是不借助工具，以最原始的方式打死动物），这是向化虎更近了一步，也可以说是被逼得离虎更近了一步。 

　　必须化虎才能解救妻子，这其实产生一个悖论。化虎本身，是要远离人间，背离正常人的精神状态，刘丰收却是因为牵挂妻子家人的正常情感，才被迫走向化虎之路。刘丰收是因为心系人间伦常（对妻、子的牵挂）而破坏了伦常，产生了兽念，与马忠因为争夺虎皮（也是争夺生存权），大打出手，最终马忠不知所终——小说暗示马忠后来化为兔子，为化虎的刘丰收生食。这是“道德的沦丧”，也是“人性的扭曲”，而“虎性”的生长，正是刘丰收化虎的关键节点之一。 

　　刘丰收精神脱离常态的另一驱动，是权力的异化。成为打虎队长之后，刘丰收迅速进入“领导”状态，享受权力的滋味，甚至主动加强学习，揣摩驭下之术，在打虎队实行末位淘汰制，分化队员，打压异己，使众人互相防范而又皆惧怕、讨好自己；单独居住一个山洞，与众人隔开，制造作为“领导”的神秘感，每晚安排队员站岗，这是已经有了“虎”的初步状态与心理；经常戴着只有厂长才有资格戴的象征权力的红色安全帽（普通工人戴的是蓝色安全帽），代表着刘丰收（以及张红旗等人）内心对权力的敬畏与渴望；在工厂里也因为打虎队长的身份，具有特权，耀武扬威，肆意品尝权力的快感。这些是作为权力的“虎性”的增长。 

　　 从外部条件来看，最关键的道具自然是虎皮。与古典小说中披上虎皮便成为老虎，脱下虎皮便重变回人不同，刘丰收与虎皮的关系颇为复杂，有一个从外而内、由假向真、日趋紧密的过程。刘丰收等人第一次身披虎皮，是打虎队刚上山时，扮虎以吸引真正的老虎。这时扮虎还如同演戏。第二次是拍打虎纪录片，要求众人穿虎皮配合，此时张红旗已经虎头虎脑，满身虎气，刘丰收等人却穿上虎皮也不像老虎，更做不到吞咽生食。此时他们只是纯粹为外力所迫扮虎，心知其假，故而不能成真虎。正式下岗后，无路可走，刘丰收身披虎皮才真正开始有“虎”气。最后林小莉上访被打，刘丰收为了救妻子只有化虎，已是身处绝境，虎皮与刘丰收的身体开始融合，并产生排异反应，身上出现大片疙瘩，而刘丰收与虎皮的彻底融合，则是因为与师弟马忠反目成仇，并使其不知所踪，最终生食疑似其所变的兔子。 

　　生食自然也是刘丰收化虎的关键流程。在配合导演拍摄纪录片时，众人中只有张红旗可以做到，刘丰收等人皆难以吞咽生肉。而在与虎皮彻底融合后，刘丰收自然生出“害物之心”。 

　　生吞兔子，感到“它的肉，是甜的，它的血，也是甜的，就连它的皮毛，也是甜的”，所谓“果觉甘美”是也。生食以后，与虎皮融合的排异反应消失，彻底化虎。随后对化虎心生恐惧而拒绝生食，却又为救因上访将被逮捕的妻子，而回山生食补充能量，遂越陷越深，失去变回人形的可能。 

　　二、重复与差异 

　　《猛虎下山》的繁复，除细节与情感上更坚实以外，也体现在诸多意象的参差对照与互现，常于相似之人与物之间体现出重复与差异，以增添人物与形象的丰富性与层次感，使其不至于沦为仅仅承担叙事功能的单一符号。如红色安全帽、壮阳药与虎皮之间，便存在这一关系。 

　　红色安全帽与壮阳药皆是古典小说里没有的道具。这两者都是刘丰收化虎的催化剂。壮阳药自然代表着性的驱动力，与林小莉相伴出现，这也可以看出林小莉的两重功能。一是作为刘丰收的妻子，时刻提醒着刘丰收对人间伦常的牵挂与羁绊，也促使他为保护家人而加速化虎。二是性的象征，预示着性与权力的紧密关系，在另一个层面将刘丰收推向老虎。 

　　权力在这篇小说里，最大的象征符号就是那顶厂长才真正有资格佩戴的红色安全帽。刘丰收常常偷戴安全帽，觊觎权力的快感，甚至与林小莉过夫妻生活时佩戴。壮阳药和红色安全帽一起，在林小莉的怂恿下，共同促使刘丰收加速虎化。 

　　红色安全帽与虎皮也有着平行而又参差的关系。二者的共通之处，即是权力。虎皮是自然界的红帽子，红帽子是人间的虎皮。所以刘丰收穿上虎皮，山中诸兽逃窜；戴着红帽子的厂长也让普通人如刘丰收之流不敢直视——在这部小说里，刘丰收多次见过两任厂长，却从没看到过他们长什么样子。 

　　在故事的起始，1999年的那个春天，桃花开的时候，这两虎其实是同时来到炼钢厂的。当时有两个传言，一是山上出现了老虎，一是炼钢厂被沿海特钢厂收购，收购方派来了戴着红帽子的厂长。关于山中虎的传言，众人尚且还只是各执一词，三人成虎；而红帽子厂长带来的“分流下岗”，却是实实在在开始了。而又正是山中虎的传言，暂缓了“下岗”的进程。 

　　二者也有不同，人间虎的威力远超过山中虎。刘丰收常常偷戴着红帽子上山打虎，其动机固然有歆羡权力之意，又何尝不是以此恫吓山中虎呢？小说中，红帽子与虎的每次交锋，都是山中虎落于下风。第一次两虎相遇，是作为打虎队长的刘丰收逼迫小腿骨折的张红旗排“武松打虎”剧，张红旗悲愤之中，如武松附体，浑身虎气，扮演的虽是武松，却更像是老虎，刘丰收慌乱之中，戴上了红帽子，立刻目露精光，张红旗则步步后退，不敢直视，“就连我的影子，影子里的那顶红色安全帽，印在地上，差点盖住他的脸，他也吓得一哆嗦”。如果说这一次的两虎相遇，还带有象征性，后两次则完全是写实，说明两虎相遇，人间虎胜。 

　　刘丰收彻底化虎后，下山救被保卫科扣押的林小莉，看到新厂长戴着红色安全帽，“黑洞洞的阴影里，我蜷缩着，提醒自己，你他娘的，是一只老虎，再不用那么怕他了。但是，当他无意中一回头，红色安全帽一闪，我照样被他吓得赶紧低下了头”。随后刘丰收被成为新打虎队长的儿子设计捉住，逃窜中远远看见厂长的人影，“便吓得突然停下了步子”，虽然继续做心理建设，“你他娘的，现在是一只老虎了，再也用不着这么怕他了”，但是“那只红色安全帽，就越像一只长了脚的红灯笼，忽高忽低地，长了眼睛一般，高悬在半人高的芒草顶上，直直奔向了我”，山中虎刘丰收也迅速萎靡。两虎正面相遇，狭路相逢时，山中虎则更不堪： 

　　我的身体，便轻轻发了一下颤。这一颤，我就知道了，这场短暂的对峙，只能以我的失败而告终了。 

　　厂长啊厂长，现在，我就看看你到底能把我怎么样吧，还有，你的脸，到底长着一副什么模样，我今天，非要认清了不可！话虽这么说，我的身体，却在继续出卖我：刚抬了一下眼睛，红色安全帽才入眼，我就又了，慌忙低头，左看看，右看看，偏偏就是不敢抬头看。我的四肢，忍不住地，也在一点点往后退。再退，就只有退到火海里去了。即便如此，厂长仍然不肯放过我。我在害怕什么，他像是已然了如指掌，腰更硬了，身板更直了，我往后退一点，他便往前进一点。奇怪的是，在如此要命的时候，我的脑子，走了神。明明是厂长在逼近我，我却觉得，是那顶红色安全帽，突然开始生长，变得越来越大，大得盖过了厂长，又自己长了眼睛和手脚，活似一口行走的红钟，朝我挤压了过来。 

　　厂长识破刘丰收所化之虎的弱点以后，遂使工人人手一顶红色安全帽，作为法宝，专克刘丰收这只山中虎。 

　　 若论虎气，其实最像老虎的人，并不是刘丰收，而是他的对头张红旗。这里也有一组平行参差的对照，依性格强硬程度与虎气的浓郁程度递减，分别是张红旗、刘丰收、马忠。张红旗身上最有英雄气，也最像老虎。他的虎气是天生的，自带且外露的，他在人间也有着一个微小然而并非不重要的职位，脱硫车间的副组长。他一直侮辱刘丰收，占有刘丰收的妻子林小莉，这样的人，是有几分“恶”的。尤其是在山上寻虎期间，一次被刘丰收利用职权报复，小腿骨折仍被迫排剧，扮武松，一次为导演所迫扮虎，吃生肉，都可以看出他身上的“狠”，也就是“虎”。这是刘丰收即便有着队长身份与权力的加持，也难以压制的。在打虎队中，虽然一开始颇为讨好队长刘丰收，张红旗骨子里其实鄙视刘丰收的懦弱，所以发现队长的身份并未真正改变刘丰收骨子里的“”时，予以嘲笑：“我本来以为，你已经不是刘丰收了，差一点就怕上了你了——”“我认得你，你变不了，你他娘的，还是那个货刘丰收!” 

　　马忠则比刘丰收更为懦弱，面临下岗的可能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办法是制造工伤使自己残疾，而他最后也如愿以偿，在打虎过程中瞎了一只眼（却并不能算工伤）。即便濒临绝境，变形也只能变成瞎了一只眼的兔子，为刘丰收所食。 

　　刘丰收最像普通人，他性格软弱，也有着因软弱带来的善良和种种人间情感的羁绊。活得窝囊，有牵挂，有不满，却不会因牵挂而成为英雄，也不会因不满就轻易反抗。 

　　当然，面对真正的人间虎，这三人都只是平凡的人。即便浑身虎气，又在厂业余剧团演“武松”的狠人张红旗，身上体现出来的，也不是山君的王者之气与打虎英雄的神性。小说中反复出现“武松打虎”的唱段，武松附体者，少数时是演“武松”的演员张红旗，多数时倒是那个窝囊的刘丰收。两人的唱词略有区别。张红旗常表达英雄末路的悲凉与不甘——“道崎岖，路不平，只觉得站立不稳，嘿！酒家言道，这景阳冈上出了猛虎，分明是大话欺人，俺武松，岂能受他的摆布！”——刘丰收感到更多的是无路可走的心酸与委屈： 

　　老天何苦困英雄，叹豪杰不如蒿蓬。不承望奋云程九万里，只落得沸尘海数千重。俺武松呵，好一似浪迹浮踪，也曾遭鱼虾弄—— 

　　这三人共通的感受与情绪则是面对绝望现实的郁结与无奈，这是他们的异中之同。小说选择让刘丰收化虎，从现实逻辑来看，比张红旗更艰难，但是由此过程，却也更为充分地呈现出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一切苦厄，怎样欲妥协而不能，如何一步步被逼化虎，逼上镇虎山。刘丰收这样的普通人常使人意识不到其身内的“虎性”，作者偏设置种种现实绝境，封住其所有退路，逐渐逼出他隐藏在张红旗一眼可以看穿的“怂”之下的“虎”，而又看到他“虎”下仍有着“怂”。这是对人性的洞察，也是对刘丰收这样的普通人（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感慨与悲悯。 

　　刘丰收不得不化虎，是现实绝境使然；允许刘丰收化虎，是承认凡人也可以在绝境中激发出神性。刘丰收正是这个时代无数普通人中的英雄。这样的人物，在其他文学作品中，或许会自然地被称为“小人物”，但《猛虎下山》不然。刘丰收是普通人，也是英雄；是英雄，却仍无法摆脱普通人的命运。这部小说虽然充满悲凉绝望之气，却看到普通人内心的强大，承认他们在绝境中可以获得天启，纵身一跃，成为英雄，给予他们绝处逢生的可能性，在没有活路之中留出一条不是路的路。这是对普通人具有神性的肯定，对凡人超越性可能的赞歌。 

　　在《猛虎下山》里，这样的平行参差还有不少。比如刘丰收与刘丰收。前一个刘丰收是化虎的下岗工人刘丰收，后一个刘丰收是林小莉离开工厂，到南方去再嫁的丈夫。林小莉前后两个丈夫都叫刘丰收，这似乎是在说明，刘丰收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有着妻子和儿子的濒临下岗的普通工人；后一个丈夫也叫刘丰收，则似乎代表着刘丰收在这个世界上的另一种可能性——倘若没有逢此绝境，倘若没有化虎，此刘丰收是否也会像彼刘丰收一样在南方与妻子家人过着平常的烦恼人生？ 

　　厂长与厂长也是如此。小说中出现过两任厂长，但是他们没有区分，没有姓名，没有面目，没有表情，说话没有声调。他们的存在，只是一顶红色安全帽。他们不过是权力的化身，与红色安全帽、与壮阳药、与“分流下岗”一起，构成刘丰收们生存处境的一部分，他们甚至连“刘丰收”这样的名字都没有。他们不需要名字。他们只是厂长，是人间的虎。这样就够了。 

　　这种平行参差的结构，使人物、意象相互映照发明，发现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或重复以深化对权力的揭示，或区分以识别每一人物的独特个性和命运，阐幽抉微，拓展着可以看到的现实与人性的广度与深度。尤其是张红旗、刘丰收、马忠三个人物平行写来，于镜像参照中看出人性的层次性与丰富性，测验人在绝境中的各种不同可能性，并由此使人看到更为丰富的人间景象与人间命运。现实绝境的普遍性与深入程度，不仅仅施于窝囊的刘丰收，而是无远弗届，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绝望的处境只是冷漠而平行地施诸所有人之身。也使读者的同情心与同理心，不仅仅因叙事视角的特别观照而只赋予主人公刘丰收，也同样照及“狠人”张红旗和更懦弱的马忠。化虎的刘丰收，不仅仅是刘丰收，也是张红旗，也是马忠，是一切生逢绝境而心有不甘的普通人。 

　　三、化虎以后：在绝望处发现生机 

　　虽然变形并非皆如黑格尔所说，“代表着精神界事物的堕落”，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除去部分因个人过失而遭遇惩罚或因宿命被指定变形外，多数体现的反倒正是主体精神的张扬，对自由、正义等美好价值的强烈渴望。 

　　不过变形终究是一种“变态”，是人在脱离常态后的极端思想情感导致的极端行为，这并不符合浸润于儒家文化“中正”“和谐”的中国人的思想与情感。所以“变”是对常规的短暂地脱离，却终究要回归“常”态。在此不妨举一《聊斋志异》中的故事为例。 

　　在《聊斋志异·向杲》中，向杲庶兄为人所害，向杲无力复仇，此时有道士赠予衣袍，向杲穿上后，便化为老虎，杀死仇人，随后又变回人形，返回家中。汪曾祺曾对此小说做过重写。在汪曾祺的重写里，向杲因无力复仇而绝望，乃大呼三声“我要是能变成老虎就好了！”便成为了老虎，杀死仇人后，向杲一度“觉得非常痛快，在山里蹦蹦跳跳，倒也自在逍遥”，但忽然忆起人间事，“想起家中还有老婆孩子，我成了老虎，他们咋过呀？而且他非常想喝一碗醋，他心想：不行，我还得变回去，我还得变回去，我还得变回去。想着想着，他觉得身上的毛一根一根全都掉了。再一看，他已经变成一个人了，他还是向杲”。 

　　在汪曾祺的改写里，并没有原文的神异色彩与变形故事常有的道具（在蒲松龄的《向杲》里，道士赠予的衣袍，相当于虎皮），而直接诉诸人的情感欲望。当向杲处于“变态”的极端复仇情绪中，自然化为了老虎；而当他复仇的极端情绪得到缓释，心理回归到常态的情感，思念亲人（老婆孩子）与日常生活（那碗醋）的时候，就自然成为人。看似不合理，实则恰恰契合中国人思想情感中对于人情物理的认知：“变”态只可偶一为之，不宜长久，人生终究是要回归常态。 

　　刘丰收没有向杲这么好的运气。他面临的处境也比向杲更为复杂。他化虎之后，便被封死了变回人形的可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死亡（妻子林小莉和儿子为他挖了衣冠冢）。但是，刘丰收的肉身不能变回人形，这是对现实困境的直面；他的心理与情感状态却因为化虎而回到了常态，这是对现实有限性的努力超越。就此而言，化虎是身处绝境的情绪爆发，也是一次情绪的释放与心理治疗。 

　　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刘丰收化虎十年以后，林小莉从南方回来，报告三件事：一是“喜事”，儿子给刘丰收生了一对双胞胎孙子；二是自己改嫁，又嫁了个叫刘丰收的老头；三是自己得了癌症，要做五次化疗，目前刚做了一次，疼得受不了，在跟人学着念《楞严经》，“什么无有是处，什么住在身外，什么在堂不见如来”云云。 

　　林小莉报告的三件事，有新生之喜，改嫁之哀，老、死之悲，几乎涵盖生老病死。而新生与老死相伴而来，正是人生常态。这与人总是要与艰难的处境狭路相逢一样，避无可避。世界便是如此，生命便是如此，无论你直面与否，接纳与否，它并不因人的态度而变。“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可是，必须还是要有个态度。这个态度，在这头猛虎的尾巴里。 

　　关于这部小说的结尾，我们其实可以设想各种可能，比如真如书名字面所示，猛虎下山，以猛兽的决绝酷烈，向生活的病痛予以同归于尽的致命一击；或者索性是被击毙，寓示化虎也仍然挣脱不了被压迫的命运。这样是不是会显得更深刻，能更有力地击中生活的艰难与沉痛？但这似乎更轻松，更简单，而且这不是李修文。李修文总要从超现实的角度使常人获得天启，从绝望里发现一丝生机。 

　　《猛虎下山》的结尾，是一个很中国式的结尾。无论经历多少矛盾、斗争、冲突、苦痛，结尾则是以佛、道理论，消灭一切差别，泯除一切纷争，由此进入通明达观之境，比如《红楼梦》《金瓶梅》《桃花扇》，甚至英雄传奇故事《水浒传》，正文无论是情爱纠葛，还是政治斗争，结尾总要冠以宗教道理。这些道理又恰与中国人精神最深层结构，亦即庄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式的相对主义契合，教人失去分别心、差异心、争斗心。 

　　面对人生与世界，不同人有着不同的态度。有的人迎面而上，有的人避而不见，有的人得过且过，有的人如林小莉一样，在万般无奈之际，选择去看在堂如来，去身内身外寻找自己的心之所在，性之所在。人生遇到苦难，躲向宗教去，这是常见的心态，固然情有可悯，却也有可能流于敷衍。是否敷衍，自然不取决于是否援引了现成的教条，而在于这个教条有没有经过与繁复的现实、与新鲜的经验赤手相搏，有没有在搏斗中生发出新的意义与可能，有没有唤起新的情感和打开世界的方式。在生活的洪流中，往往（甚至总是）潜藏着可以修正、刷新教条的生动力量，只有经历经验的冲洗，猛虎才是活泼泼的猛虎。 

　　所以在林小莉诉说《楞严经》之后，作为猛虎的刘丰收，给予了最后的临别赠言： 

　　……天色不早了，太阳也快落山了，笑完了，哭完了，你也早早下山，回你的南方去吧。回到南方，你要好好化疗，一次不行，就再来一次，说不定，不到五次，你也就不吐不疼了；回到南方，你还得好好念经，听我的，只要念下去，总会有人对你说明白，什么是无有是处和住在身外，什么是在堂不见如来。这个人，不是这个刘丰收，就是那个刘丰收；就像我，此一去，哪怕还是找不到老虎们。不要紧，今天找不到，明天我再接着找；今年找不到，明年我再接着找。就像这镇虎山上，每一年，春天一到，满山里就会开花。最先开的，是梅花；梅花开完了，杏花接着开；杏花还没开完，野山桃花又开了；再往下，海棠花和野樱花，杜鹃花和山茶花，全都会接着开。 

　　这不是一种解决，而是一种态度，一种似新实旧、以旧翻新的人生态度。佛道经典，是中国人寻求精神解脱的文化密码，怎样在今天重新激活这一密码，是一个问题。春天每年都来，繁花次第开，这与《楞严经》求心在哪里相照应。心在虎处，便无往不是虎，心在桃花杏花处，便处处有生机。这样的态度是文学的，是审美的，也是伦理的。在这里，美即是善。 

　　这样的态度，属于古代文人士大夫们，也属于所有如刘丰收一般的升斗小民。它不否认经验，也不试图改变现实，只是先把这个不断溃败的生活承认下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好，“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也罢，是残酷，是有情，我们只有承认它，把它作为我们认知现实、与之相处的前提，才有发现生机的可能。称之为达观也好，苟且也罢，正是这种有几分近乎溃败的态度，其中有着庄严与庄重，使我们于老死中看到新生，于秋肃里感受到春温，虽然不曾改变任何的现实困境，却使我们于哭告无门时，在无路可走处，暂作躲避，当再度与生活的猛虎狭路相逢时，可以多一些力量。这是《猛虎下山》的力量，也是我们传统的思想与情感在今天可能重新唤起的力量。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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