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说成名的作家李修文，一度搁置小说创作而专攻散文，并于此成就斐然，散文集《山河袈裟》在2018年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此后出版的散文集《致江东父老》《诗来见我》等内容题材亦有所开拓，同样获得文坛广泛关注与好评，进一步奠定其当代散文名家地位。2024年，李修文在《花城》杂志开辟专栏，于第1至6期，先后推出长篇小说《猛虎下山》（2024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小说单行本）、短篇小说《木棉或鲇鱼》、中篇小说《南国之春》、短篇小说《灵骨塔》、中篇小说《夜雨寄北》和短篇小说《记一次春游》。此时，距离李修文出版于21世纪初的小说成名作《滴泪痣》和《捆绑上天堂》，已倏忽二十余年矣。时隔多年重新“回归”小说文体，较之早年间的青春“纯爱”之作，风格为之一变，想象奇崛、下笔老辣、力道刚猛、虎虎生风，仿佛蛰伏多年，一朝猛虎下山，或亦可视作年近五旬的作者之“中年变法”。 

　　01 

　　 “虎”是小说《猛虎下山》的题眼。小说中的“猛虎”既是实指，也是象喻，在人与虎之间的多重张力关系中，“虎”的意指不断变化。小说的主体故事发生在1999年春天，桃花正开，两个将人吓破了胆子的传言传出，其一是工厂背后的镇虎山上突然出现了老虎，据说还伤了人；其二则是有30年历史的镇虎山下的炼钢厂在被沿海特钢厂收购之后，即将压缩各条生产线，开始产业转型。这就意味着，从前生产线上的大量工人面临下岗。“要我说，还是暂且按下山上的老虎不表，先说厂子里的另外一只老虎吧，这只老虎的名字，就叫作‘下岗分流’。”在此，山下的老虎（下岗分流）与山上的老虎构成一对吊诡的关系——就“老虎”而言，山上的老虎是实的，山下的老虎是虚的；然而，就对人心造成的恐惧而言，山下的老虎是实的，而山上的老虎则是虚的——炉前工刘丰收（小说的叙事人“我”）一听到下岗分流的消息，感觉“整个炼钢厂，变成了火葬场”。他对这只“老虎”的恐惧更甚于山上的老虎。不只是他，对于很多面临下岗的工人来说，也是如此。比如刘丰收的徒弟马忠，甚至动心起念想制造工伤把手切了，以免于下岗的命运。而刘丰收的妻子林小莉在怂恿丈夫报名参加打虎队时，甚至不顾及丈夫可能会被老虎吃了的危险：“……真要是那样，我估计，你也能落下个因公牺牲，到那时候，咱儿子，能顶你的班。”并且还说了句极为“扎心”的话：“你要是下了岗，咱们这一家人，命就全丢了。”这些透着荒诞与黑色幽默的小说情节，极力表现出人们对下岗的恐惧。而山上之虎的威胁则远没有那么具体而急迫，在小说中，这只山上之虎亦真亦幻，仿佛存在，又仿佛并不存在，它只存在于人们的传说中，或是存在于刘丰收的幻觉与梦中。 

　　厂长宣布了一个命令：“从即刻起，面向全厂，成立打虎队，所有的职工，不管是谁，只要他敢报名去上山打虎，工资分文不少不说，而且，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用下岗了！”由此，山下之虎与山上之虎又形成了一种共谋互生的互动关系。山上之虎暂时地减缓了山下之虎为害的步伐（虎患使下岗分流暂停），同时，铲除山上之虎的威胁成为消除山下之虎威胁的先决条件（上山打虎者免于下岗）。小说便在这山下之虎与山上之虎的变奏中不断推进叙事。 

　　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只能活在这山下之虎与山上之虎的夹缝之中，刘丰收第一个来到厂长的办公室，报名参加了打虎队。用他回答山上之虎的话说：“……我也不想来，可上山是个死，不上山也是个死，我就来了。”在熬到天黑终于鼓足勇气上山后，这个胆量已所剩不多的男人在野兽四伏的山上度过了一个惊魂之夜。他拿酒灌醉了自己，并在山上的一大丛野葡萄藤底下睡了大半夜。在梦中他遇到了山上之虎。 

　　梦醒后，他赶紧逃下山来，然而，空手而归、无法向厂长交待的恐惧却紧紧扼住了他的咽喉。颇有意味的是，在刘丰收的想象中，戴着红色安全帽的厂长，作为炼钢厂的权力绝对拥有者，作为能决定刘丰收是否下岗分流的人，在此处也变成了老虎。或者说，他成了“下岗分流”这只山下之虎的绝对替身，此时也同样位居相似于山上之虎的强势地位。在对山下之虎的巨大恐惧下，刘丰收不得不编造遇见老虎的谎言继续铤而走险。这一谎言使他在与虎谋皮的路上越走越远——厂长当即授命他担任打虎队队长，并负责组建打虎队。 

　　 因为山上老虎的“虚幻”——刘丰收用来向厂长证明自己确乎在山上碰到了老虎并和它打了一架的那撮“虎毛”，其实不过是他用醋浸泡过的白发。于是这场大张旗鼓的山上打虎之旅终究不免是一场荒诞虚妄之旅。小说中反复出现人物通过表演京剧《武松打虎》来模拟上山打虎，比如当虎患消息最先传出时，厂长便命令停演多年的厂业余剧团恢复演出京剧《武松打虎》，不上夜班的人都得去看；再如打虎队在山上活动时，突然收到通知，要下山为厂庆日表演节目，刘丰收便立马宣布暂停打虎，立即开始排练《武松打虎》。打虎队在山上活动时，张红旗和刘丰收也时常唱起京剧《武松打虎》的唱词来相互应答和较量。这种近似群众狂欢的仪式，实则暗示了上山打虎这一行为的表演性与虚幻性，所谓“扯大旗做虎皮”是也。可以说，小说中人物的打虎行为是对“武松打虎”的滑稽戏仿，而小说《猛虎下山》通过对“武松打虎”这一经典故事的戏仿，似乎又上接李修文早年创作的《大闹天宫》《金风玉露一相逢》等“戏仿小说”因子，不过这一回，“戏仿”更深刻地楔入了现实。 

　　 在炼钢厂的权力结构中基本处于最底层的刘丰收（40岁以上、没有担任班组长以上职务、在下岗分流之列），在打虎队中摇身一变成为最高领导者，享受班组长级待遇。而在这个十人组成的打虎队中，虽然他们的打虎工作是在远离集体社会的丛林中，然而还是复制了山下社会的权力逻辑和人际政治，且被演绎得更为简单直接。先看打虎队这个“草台班子”的人员构成，他们中有跟刘丰收一样的普通工人，也面临下岗分流，因此渴望加入打虎队，期待借此保住工作，甚至获得一步登天的荣耀。他们积极踊跃地报名，冯海洋甚至直接喊起了“领导”；有“领导夫人”林小莉直接安排的“关系户”。只有两人是刘丰收“钦点”的，一个是脱硫车间副组长张红旗，这个原本在炼钢厂地位高刘丰收一头，且与刘的老婆关系暧昧、令他作为男性的尊严尽失的潜在敌人，本无下岗之虞，也不必上山打虎，刘丰收之所以直接问厂长要人，将他吸纳进打虎队，是因为怕他在自己上山之后与自己的老婆勾搭在一起，而更隐秘深层的动机则是为了借机报复；另一个则是刘丰收的师弟马忠，这是绝对的亲信，正所谓“打虎还需亲兄弟，上阵还需父子兵”。 

　　刘丰收实现了从被领导者到领导者的转换，品尝到了权力的甜头，人们一遍一遍地为他鼓掌，在澡堂洗澡时能享受泡澡池子的特权，老婆百般献媚，让他在自己身上重振男性雄风……手下王义偷偷把蓝色安全帽漆成那象征独一无二权力的红色安全帽，给他戴上。作为重要的符号，“红色安全帽”在小说中数次出现，它既是集体内部绝对权力的象征，给被领导者带来了深入骨髓的恐惧；同时它也引起了权力体系里深入的自我异化。体现在刘丰收身上，他对这顶红色安全帽是又怕又爱，既害怕这种行为是对厂长的一种僭越，想埋掉它，又真的舍不得，一心想戴它。他对厂长的表白实则是为说服自己：“戴上它，我在山上就如同你御驾亲征，它不是别的，它就是你赐给我的尚方宝剑啊，厂长！” 

　　 在享受过权力的种种好处之后，对权力出于本能的捍卫、对权术运作近乎天生的敏感，使刘丰收很快熟练地主导了这场权力游戏。他借助马忠之手除掉能力强的“出头鸟”老杜。他到关闭了多年的新华书店里点灯熬油地自学《卡耐基领导学大典》《末位淘汰管理法则》，并在打虎队内实施末位淘汰制，这一制度很快为他树立了绝对的领导权威，队员们眼里最大的事儿变成了讨其欢心。于是，这支名为打虎队的队伍，其队员们主要的日常活动终于从打虎事业演变成了一场内部的权力游戏。“时间长了，我也习惯了：老虎的事儿是事儿，领导的事儿也是事儿嘛！再说了，领导要是饿坏了，冻感冒了，就凭这帮破烂玩意儿，也能抓得住老虎打得死老虎？”而刘丰收还在继续进阶学习《厚黑学》，最终的目标是要对付并除掉队伍中最大的心腹之患、威胁对手——张红旗。为此他深入把握并利用队员们的恐惧心理和利益诉求，对他们实施精神控制，引导大家反复确认，无论真相如何，这山上必须有老虎；从而也成功地使威胁要下山揭穿谎言的张红旗成为人民公敌，被逐出了打虎队。打虎队的残酷内斗让我们惊恐地看到，在特定的权力结构中，弱势者一朝手握权力后便转而不假思索地尽情享受，并在他人身上重演这种屈辱与不幸。 

　　 打虎队员在导演镜头下的“扮虎表演”恐怖又深刻地展示了权力如何令人异化而致癫狂。因导演的姐夫是收购了炼钢厂的那家特钢集团的董事长，权力迫使打虎队员们臣服，纷纷在镜头前穿虎皮扮虎吃生肉，却均告失败；唯有张红旗入戏最深、兽性最重，不仅成功吞下生肉，还仿佛被老虎附体，发疯发狂，咬伤了马忠的一只眼睛，掳走了导演。虽然发了“虎疯”的张红旗最终被队员们制服，导演却下落不明。愤怒的厂长拆穿了刘丰收的谎言，称镇虎山上压根就没有老虎，并宣布打虎队就此解散，所有队员即刻下岗。叙事在此完成了一个闭环，人物的遭际和命运又回到了原点。此时刘丰收的眼前再次出现了幻觉：“剧院里坐满了老虎，台下的人，是老虎，台上的人，也是老虎，尤其戴着红色安全帽的厂长。说话间，他便现出虎身，从台上蹿到台下，见一个，咬死一个了。”在权力的蛊惑之下，人们纷纷与老虎画上等号。刘丰收由想象戴着红色安全帽的厂长是一只老虎，因为恐惧而对其撒谎，从而被其授权组建打虎队上山打虎，到此时谎言拆穿，打虎队被厂长宣布解散后，他再度想象戴着红色安全帽的厂长是吃人的老虎。这些荒诞的情节重复，是人物精神世界的象喻，如论者所言，“在刘丰收身上我们多少读到了一些阿Q的影子”，“我们又再一次听到了狂人的响动，想到了‘吃人’的经典隐喻”。而李修文在向鲁迅致敬的同时，也将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导向了一种更具现代主义色彩的人性批判，将“礼教吃人”的寓言进一步抽象为“权力吃人”的寓言。下岗在小说中仍然指向特定时期一段真实的历史，然而，小说并没有对其展开正面强攻，而是通过虚化、特喻等方法，将其变成一种能指，从而实现更具普泛性的寓言化。小说中以一个看似荒诞的人虎寓言，解构了一个被权力所异化的现实世界。 

　　02 

　　 《猛虎下山》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聚焦刘丰收带领打虎队上山打虎，最后无功而返，在一场闹剧之后，打虎队被解散，队员全部下岗；后半部分写刘丰收下岗后继续上山寻找老虎，直至幻象丛生变成老虎，又反过来被打虎队追捕。在失去打虎队队长身份后，刘丰收再次变回人见人欺的弱者。林小莉却为了保住自己“领导夫人”的身份及儿子的前程，给刘丰收灌下超量的性药，让他振作精神再次上山寻虎。刘丰收穿上假虎皮，在性药的刺激下，奔走于山林之间，在山间与野兽为伍。而此时，山下已经“换了人间”——收购了炼钢厂的那家特钢集团又把厂子卖给了别人，戴红色安全帽的厂长已经走人，新厂长按照新定位和新规划，抓生产、促增效。上山打虎已恍如隔世之梦，已经没有人关心老虎了，然而已陷入疯狂的林小莉却愈发加紧了对丈夫的逼迫。感到迷惘的刘丰收遇到了已瞎了一只眼睛、境遇更加悲惨了的马忠。两人交流着内心的惶惑，这时马忠说了一番话：“别人都可以把老虎忘了，唯独咱们不能忘”，“一句话，找到老虎，咱们就是人，找不到老虎，咱们就不是人。”打虎对他们来说已经变成了毫无意义却不得不进行的“西西弗斯之旅”。马忠选择与刘丰收分道扬镳，分头寻虎，后来更与刘丰收争抢虎皮。在争抢打斗过程中，刘丰收被砸晕过去，醒来却突然发现假虎皮长在了身上，撕扯不掉。他吃掉幻化作兔子的马忠，变成了一只真的老虎。 

　　如果说，《猛虎下山》的前半部分是对《武松打虎》的戏仿，那么小说后半部分的“人变虎”的故事则是叠加了古今中外诸多文艺作品中的变形故事，而其中最直接的灵感来源，可能是日本作家中岛敦发表于1942年的短篇小说《山月记》。不仅人变虎的基本情节相似，在细节上也有重合之处，“《山月记》中李征变虎后吃掉的第一个猎物就是兔子，《猛虎下山》中刘丰收变成老虎后，第一个杀死的也是马忠变成的独眼兔子”。 

　　《山月记》描述生性倨傲的诗人李征在自尊心与自卑心不断交相冲突的矛盾下，终于化身为虎的过程及其因果。李征在该走仕途的岁月里矜持诗才、退隐山林，在该好好打磨诗才的时候又因为生活困窘出仕，内心的分裂、怨愤、悔恨把他变成老虎。他在山野中捕猎活人，遇到飞黄腾达的昔日同侪，才道出这段心路历程： 

　　当初为人，我竭力避免交游。众人皆道我倨傲不恭、妄自尊大。众人却不知，此实为近乎羞耻之心理。昔日我既被奉为一方鬼才，又岂能全无自尊。只是此乃自卑怯懦之自尊。妄想以诗成名，却不愿求师访友，切磋琢磨；又不愿违背心意，与世俗之人为伍。此皆因自卑怯懦之自尊心与妄自尊大之羞耻心所致。深怕自己非明珠而不敢刻苦琢磨，又自信有几分才华，不甘与瓦砾为伍。日渐避世离俗，心中自卑怯懦之自尊终在愤懑与羞怒中愈发张狂。世人皆为驯兽师，猛兽即各人性情。于在下而言，猛兽即是妄自尊大之羞耻心。 

　　可以说，《山月记》以人虎寓言深刻反省文人士大夫的心理和人格结构上的分裂与纠结，堪称警世之言。然而，这与作为工人的刘丰收有何干系呢？小说在接近结尾的地方突然交代刘丰收曾是个诗人。结合《山月记》所提供的文人视角，刘诗宇分析道：“当他还是人的时候，小说只字不提他的文学岁月，变成老虎之后”，才在家里看到当年那本诗集。这说明在小说中，老虎和诗人的身份之间有着隐秘的关联。而当刘丰收成了臣服在厂长面前的炉前工，曾经奔腾在他心中的情怀和理想可不正成为一种“妄自尊大的羞耻心”？ 

　　不过在笔者看来，李修文的“人变虎”叙事中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与其说，是曾经作为诗人的“前史”和“妄自尊大的羞耻心”使他变成虎，毋宁说，变成虎是他对“本我”的回归，形体的异化成为解救心灵异化的美学方式与途径。在此，仍然引用《山月记》中的话：“归根结底，人也好兽也罢，真身本是别种生物也未可知。莫不是起初都曾记得本我，后逐渐忘却，只道如今模样便是与生俱来？” 

　　 《猛虎下山》中，老虎多次出现在刘丰收的梦境中、幻觉中，而在以刘丰收为第一人称“我”的叙事中，其他人都是第三人称（他者），而唯有老虎是以第二人称“你”来指代。从心理距离来说，“我与你”比“我与他（们）”要亲近。当刘丰收第一次在梦中与老虎遭遇时，他便认定此虎正是1969年的那只幼虎——当年为了建炼钢厂，山底下人们成立了打虎队，短短两个月，就打死了36只老虎，最后一只带着幼虎的母虎也被打虎队员们击毙，只逃脱了这只幼虎。于是，刘丰收对山上之虎说：“咱俩都是可怜人。”他将山上之虎归为同类——“可怜人”，未必只是自我壮胆或者权宜和策略，更带着一种物伤其类的移情——都是身不由己、被驱逐的弱者。每次发生在刘丰收与老虎之间的对话，其实都是刘丰收自我心理层面的自言自语。在小说第十四章“人变虎”的关键情节中写了两个梦，“我梦见了一九六九年的我，那个我，不是刘丰收，而是侥幸逃命的那只幼虎”，在梦中，母亲反复对“我”说：“别忘了，你是一只老虎。”而梦醒后，“我哭着对自己说：‘打今天起，你就是一只真正的老虎了。’”这两场近似“庄生梦蝶”的梦，不知道是刘丰收梦到了1969年的老虎，还是1969年的老虎梦见了刘丰收，恍恍惚惚，似我非我。从这以后，刘丰收便从自我意识上接受了自己已是老虎了。从“咱俩都是可怜人”的移情，到最终人变成虎的换形，到“你就是一只真正的老虎了”的自我认同，刘丰收的社会性死亡，其实可视为一个“社会人”朝向“自然人”的回归。 

　　其实，在刘丰收变虎的前夕，他在山林中就仿佛听到了来自本我内心的召唤，小说以极富诗意的文字写道： 

　　是的，身着老虎皮，把自己当成一只真老虎，多好啊……当我告诉自己，我就是一只真的老虎，我的五官，尤其是我的鼻子，没来由地，变得比刘丰收的鼻子要灵敏得多，它甚至可以闻见河水的香气，那河水，常年流经栀子树和野樱树，流经桂花树和合欢树，自然是有香气的，只不过，从前，它们都被我错过了；还有，怎么说呢，身为一只真老虎，我一直想哭，只因为，再看这山中，简直无一处不好…… 

　　这是一片自然世界与野性之地，相对于山下的现代文明世界，更让刘丰收感到安全和舒适，而对比刘丰收第一次无奈上山时度过的那个惊魂之夜，他向满山的松树榉树苦楝树哭诉，向满山的狐狸野猪猫头鹰讨饶，连滚带爬、狼狈不堪，此时他对山林这片“野地”的感受已大不相同。所以当他又不得不脱下老虎皮要回到山下社会时，他的心疼得要命。而当他终于变形为一只真正的老虎后下得山来时，又不得不重新被套上社会性枷锁，要拼力营救将身陷囹圄的妻儿。此时，历史以吊诡的方式重现：新的打虎队成员都戴着象征厂长的红色安全帽，刘丰收即便身为猛虎仍然卑微弱小。危急之时，拯救他的是密林中突然传来的此起彼伏的虎啸声：“这啸声，一声稍停，一声又起，合在一起之后，再去听，它们好似洪水即将泛滥。”被拯救的“我”也长啸一声，向着一只只猛虎们狂奔而去。 

　　让我们再回到小说的开头。开头为倒叙，此时，变形为老虎的刘丰收已年老体衰，在山林间漫游。而山下的世界早已历经沧海桑田：山底下的炼钢厂已全部停产，迁往南方，并入另外一家特钢厂。炼钢厂遗址在荒废多年后，在改造成蓄电池厂、游乐园和温泉度假酒店全部宣告失败之后，修建如旧，变成了工业遗产文创园。此时，人们正在举行热热闹闹的开园仪式，而老虎“刘丰收”站在红石岩顶上看着山下这一场人间的大热闹。《猛虎下山》以虎观人，以自然世界观照人类社会，以人变虎的传奇故事，喻示了人心向自然本真的回归，则构成了小说的第二重寓言性。人事有代谢，而自然生生不息，一如小说的结尾： 

　　就像这镇虎山上，每一年，春天一到，满山里就会开花。最先开的，是梅花；梅花开完了，杏花接着开；杏花还没开完，野山桃花又开了；再往下，海棠花和野樱花，杜鹃花和山茶花，全都会接着开。 

　　03 

　　中岛敦的《山月记》取材自唐传奇《人虎传》，唐传奇上承六朝志怪小说，内容多传述奇闻异事。李修文自陈在创作《猛虎下山》的过程中重读了《水浒传》《聊斋志异》、唐传奇等经典。多来年，《聊斋志异》一直是他的手边书，他称“这是我心目中杰出的短篇小说写作指南”。《聊斋志异》中《赵城虎》篇，讲述通人性的“义虎”故事，也可视作《猛虎下山》的灵感来源之一。而《聊斋志异》更为内在的影响，应是虚实相生、亦真亦幻的手法，以传奇观照现实的匠心。 

　　周志强指出，在今天，生活绝不等同现实，“生活易得，一个作家有眼睛有耳朵，就可以有生活；现实却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因为他需要作家戴上观察当下中国的理论眼镜，甚至要在特殊的时代里用不正常的生活景象才能呈现现实的荒诞的真实”。因此，他提出了“寓言现实主义”的命题。在杨毅看来，《猛虎下山》“通过人物的变形，在意义敞开中达成对形式和理念的塑造”，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不妨称之为寓言现实主义”。 

　　 以此观照李修文近期的其他小说创作，中篇小说《夜雨寄北》则演绎了一部“兽变人”的传奇。小说讲述了一只叫作“小丹东”的猴子与饲养员姑娘之间的故事。“我”在动物园倒闭之后决意收养“小丹东”，带着它艰难谋生。却因抵挡不住成为影视明星的巨大诱惑，而将“小丹东”作为礼物，由经纪人献给了一个爱猴的当红明星。从此，两人分道扬镳，而“小丹东”开始了它的“黑化”之路，后学会了说流利人话，并成为当地帮会的“带头大哥”。此后，在“我”经历为儿子治病被人诈骗、纠集受骗人一起索债、上门大闹医院等一系列闹剧中，已经皈依佛门、法号“不尘”的“小丹东”下山陪伴“我”左右，给“我”行动的勇气，却也在劝止“我”的发疯，劝阻无效后无奈黯然离去。在“我”追逐掳走“我”儿子的人贩子至仙童寺时，“不尘”仿佛再度出现，令人贩子和“我”皆放下屠刀。然而，“不尘”和仙童寺都消失不见，化作一片空无。此时，如电影镜头闪回，“我”看着镜中的自己，一步步地退回到当初，而身边其实并没有任何一只猴子。这只亦人亦猴、亦真亦幻的“小丹东”可以视为“我”之初心，在尘世间扭曲变形，几度迷失，它如“一股巨大的罪孽”在“我”的体内涌动，“并且时刻都想从我的体内冲出去，被清理，被洗刷，直至片甲不留”。萦绕全篇的李商隐诗句“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便是对人之初心、世间情义的隔空召唤与应答。 

　　而短篇小说《木棉或鲇鱼》在一个服药的抑郁症患者的幻觉中，演绎了一个惊悚的“复仇历险”，那场名为“木棉”或“鲇鱼”的台风过后，一场残酷的现实故事显影：当年企业改制期间，为了让几位将莅临工厂的“大人物”吃到稀有的白甲鱼，厂长命令工厂的厨师小田连夜到水库捞甲鱼，否则便要就地下岗。小田不幸葬身水库，而小田的遗孀于慧则在多年后嫁给了当年的厂长，计划实施一场疯狂的复仇。作为一场风暴的遗痕，作为一段特殊时期的见证，那满地的狼藉与小人物的生命创痛互见，历史与现实以一种荒诞又传奇的方式显影，在某种程度上则又呼应了《猛虎下山》。 

　　李修文近期的小说创作，融合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与先锋文学意识，通过故事的传奇性、叙事的荒诞感、艺术形象的夸张与变形、语言的恣肆汪洋，以寓言拥抱现实，形成了新的美学风格。而这种“狂欢化”的诗学形态实则寄托了作者对历史重负下小人物命运的哀矜与悲悯。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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