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2年11月20日19时30分，“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第八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中央歌剧院举办。颁奖晚会对公众进行了实时电视直播和网络转播，立刻“破圈”，相关视频和图片在新浪微博和微信朋友圈被转发与评论,引发热议。其中，韩东、路也与臧棣荣获诗歌奖，更是打破了20世纪末诗歌论争以来，当代诗歌界内部形成的固化认知。民间立场、知识分子话语、体制内文学等一系列我们熟悉的，负载了相应的立场与态度的概念，通过这场盛典，重释了原先的意涵，实现了话语的合流。当代诗歌语境悄然发生了巨变，它要求观察者与批评者调整视角，重新聚焦，提出新问题，并拓展思考的边界。

　　2023年5月22日，“澎湃新闻”网的“翻书党”栏刊出几位诗人、批评家座谈长文《当代诗歌的困境与危机》，该文为2023年4月由拾壹月诗社在河南郑州举办的“21世纪中国新诗的出路与未来”主题论坛的发言整理稿。“澎湃新闻”发布文稿后，“都市头条（APP）”转载并开辟了“未来诗学”专栏，陆续追踪发表由这次论坛引发的论争文章。截至2023年8月5日，在“未来诗学”专栏下，共发表相关文章33篇。继4月的郑州会议之后，先后在青岛（6月）、上海（8月）、威海（10月）和福州（11月）等城市的相关单位与高校，还举办过“未来诗学”研讨会。2023年底，由张光昕主编的诗歌民刊《横断面》（北京）出版了近五百页的2023年专辑《2023·横断面·未来诗学文论》。

　　以上这两则距今不远的“文学事件”让我们看到，一方面，曾经分裂的诗歌界正重新整合；另一方面，当代诗歌写作与批评中存在的问题，再度以预警和挑起论争的方式获得重申。表面来看，文学界内部的分裂与汇合此消彼长，文学空间中不同群体间的关系总是因文化资本的博弈而发生变化，这是文学社会学意义上的事实。而稍进一步，曾经喧嚷的诗歌话语中呈现的问题依旧“有效”，其中的一些尚未得到真正深入的辨析，以至于在新一阶段，它们需要重提。当然，在新语境中，提问题的角度、侧重点会有所偏移，也有新问题被提出来。

　　一、当代诗歌的发生场：环境、语境和场域

　　诗歌批评家、诗人陈超（1958—2014）在2013年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我看近年来的中国诗歌——在第二届亚洲诗歌节上的主题发言》。文中的“近年”指的是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陈超概括了那10年间诗歌的外部环境，着眼于诗歌的内部生长态势，围绕写者姿态的变化、去浪漫化、警觉泛诗歌话语、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用具体超越具体，以及注重本土情感经验的展现等问题，讨论当时诗歌的发展状况。陈超的论述颇具个人特点，体现了他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和追求谨慎的学术态度。比如他说的“外部环境”，如果结合其变化的特点以及诗人的选择，我们也可直接称之为“当代诗歌的发生场”。“写者姿态的变化”涉及诗人的身份、主体性等，陈超之所以这样提，可能是为了避免读者延续20世纪诗歌论争之中因诗人的知识分子身份而引发的负面联想。

　　从诗歌发生场的角度，需要辨析三个概念，即环境、语境和场域。通常在讨论文学发展时，人们首先会考察作为文学发生背景的外部环境，包括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总体状况，它们决定了文学工作者的生存条件和从事文学事业所需要的土壤，影响了广义的写作内容以及一个时代的文学理想。近年，对于中国诗人来说，需切换立足点来思考写作的外部环境，不再囿于地理意义上的中国，而是需要带着置身世界的感觉，体认写作的外部环境。换言之，一方面，比较一位生活在中国的诗人和一位生活在异国的诗人，二人所处的外部环境既相同，也有差异。相同的部分如，全球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我们共享互联网的便捷，信息传播距离的缩短，新闻事件的直观化，较之以往，写作、发布与交流变得日益顺畅；而差异的部分，是具体的生活处境带来的具体问题和生存的压力不同，虽然文学处理的主题有同有异，但根本上又是相通的，可交流的。另一方面，具体到个体写作者，她/他虽能选择写作的外部环境，而一旦置身于某个明确的环境中，直面它才是写作者唯一的责任。这种复杂的环境构成，让部分中国诗人在尝试以诗歌回应新闻事件和选择现实题材写作时，面临如何观照他人与远方经验的挑战。

　　在此意义上，近年的社会变化与世界震荡便值得重提：微信作为新媒介取代了微博、QQ，全面普及，成为中国最成功、应用最广的网络社交平台；2017—2021年中美关系的变化影响了近年国际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全球新冠疫情的暴发、传播和各国的应对过程，全面影响了地区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世界局部地区的冲突更是让爱好和平的人们对日常生活与政治环境产生了深重的危机感。以上因素不仅影响了诗人个体的写作，而且也使诗人群体发生分化；不仅让成熟的诗人调整写作方向，处理新变的诗学问题，而且也迫使青年诗人在迈向成熟的道路上，面对更多复杂不确定的状况，比如因缺少值得效仿的前辈大师的指引，而难以实现自我突破和健康地成长等。

　　如果说，外部环境往往指的是一种客观的社会与政治状况，那么，语境是由不同的话语交织而成的言语环境。在当代中国诗歌领域，有关新诗的传统、当下诗歌的实绩、优秀的诗人群体、有效的诗歌观念和诗学话题等的话语实践，构成了诗人赖以展开写作与交流的文学语境。自20世纪末当代中国诗歌界爆发了一系列论争以来，在诗歌批评和研究中，一直延续着论争中（或准确地说是“90年代诗歌”观念下）产出的一组组概念。在较长时间内，人们依旧在这些概念框架内讨论诗歌现象与问题。对照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当代诗歌语境呈现出缺少活力的凝滞状态。自然，更新与改善语境的责任是需要诗人和诗歌批评者共同承担的。

　　也正是在外部环境和语境的意义上，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引言”里提及的两个文学事件，以及其中透露的近年诗歌界内部融合与分化现象的合理性。而综合外部环境与语境的特征，引入“场域”观念，观察近年诗歌界，则能了解其系统内部的各种关系，从而爬梳出稳定的诗歌发生的背景条件，也可以回应陈超的文章中提到的“诗歌的‘硬件’展示场域的条件”，体察它于近十年间的变化。

　　新兴网络空间平台使诗歌在互联网中的存在形态进一步发生改变。诚如陈超文中所言，互联网兴起后涌现过众多的诗歌网站，诗人凭借互联网发表和传播诗作，讨论诗学问题，一时间使得当代诗歌界显得活跃而繁荣。但是，随着互联网科技的更新变革，以交流便利为目的而开发的软件，显示出技术集成和综合的趋势。2011年初微信推出，截至2016年第二季度已经覆盖中国94%的智能手机。其推出两年后，微信公众号吸引了部分头脑灵活的当代诗人，影响到当代诗歌的传播模式。公众号是一个类似网络杂志的平台，可以发表诗作、文章，插入图片、音频和视频，尤其因其可借助微信朋友圈传播，因此迅速成为当代诗歌杂志栖身的平台。最典型的例子，是2014年底2015年初诗人余秀华的走红事件。余秀华的诗最先在新浪微博上引发讨论，但发在“诗刊社”公众号里的诗作通过朋友圈转发而迅速“破圈”。同时，余秀华也巧妙地抓住时机，在微博上运营自己，最终成为读者大众关注的“文学博主”。另外，还有两个营销最成功的诗歌公众号，分别是“读首诗再睡觉”（2013年3月创办）和“为你读诗”（2013年6月创办），因为运营时间较早，不仅收获了大量的订阅户，而且一度成功变现，变身为近年备受瞩目的诗歌传播品牌。

　　随着智能手持终端（手机）的普及，门户网站相应衰落，之前出现的几百家诗歌网站迅速凋敝，博客和微博也人气骤降。创办于2000年2月28日的“诗生活”网，是中国第一家拥有自己的域名与空间，曾开设过多种论坛、专题的大型诗歌网站，于2023年8月12日宣布关闭。当代诗歌在互联网上的存在十分依赖科技软件的更迭以及舆论环境的变化，而这种外部环境极不稳定。在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注册微信公众号，发布诗作和诗歌言论，努力经营更新而获得一定的成效之后，体制内的诗歌和文学刊物也看中了公众号的传播功能，纷纷注册公众号，在纸媒出版之外，通过公众号选登内容，利用免费的网络平台，加大对渐趋没落的纸刊的宣传力度。

　　不难发现，自媒体时代的特征之一，是一窝蜂地赶潮流，制造出一片热闹且混乱的景观。诗歌公众号现象就是如此，既有来自民间和官方的，又有来自诗人和读者的，人人都可以申请公众号，发表与传播诗歌，文化生产貌似热火朝天，产品则鱼龙混杂。当然，网络环境也需要一定的监管，限制泛滥无序的表达。目前来说，微信公众号已减少了最初对于普通读者的吸引力，成了半体制化的互联网小杂志集散地。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网络媒介技术中音频与视频技术的出现对诗歌传播的影响。在传统纸媒上刊发的自由体新诗，通过目读与心读，人们很难直观把握现代汉语诗歌悦耳和视觉想象的特点，也就无从深刻领会现代诗歌复杂的经验传达与审美愉悦。智能手机可以录音、拍照，配之以简单易操作的剪辑技术，可以编辑插入公众号，也可以直接发在朋友圈，还可以投放于各种新兴的播客和视频APP上。尽管音频与视频的普及在当代诗歌传播中的作用尚未真正体现出来，但现代汉语诗歌在声音和视觉上的潜力亟待打开，而当代诗歌音频和视频的呈现则是这一努力的起步。

　　近年来，一方面，当代诗人和读者充分利用免费的网络平台推广诗歌，互联网已然成为当代诗歌最主要的发生场；另一方面，在线下的图书出版行业，诗歌（文学）市场持续低迷，而诗歌出版却有所升温。如何理解这种看似矛盾的文化现象呢？我们看到，近年的文化生产并不是以市场、意识形态和媒介力量中的任何一方为单一的导向，而是各方势力交互作用、此消彼长的结果。这是当代文学或文化场域的基本特征。

　　二、诗歌写作者：姿态、身份与主体性

　　市场低迷而出版升温，一方面意味着诗歌（也是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整个文化环境中持续的“边缘化”，同时也说明在市场和消费浪潮中，出版界不再一味追随市场需求，而是努力重整文学园地，期待新季节和新收获。不少出版社和出版公司逐渐摆脱前些年为了销量而采取的割韭菜式的、只出成名诗人的代表选集的做法，开始推出新诗人，同时大力引进国外优秀诗人诗作。近年影响较大的当代诗系有：“蓝星诗库”（人民文学出版社）、“标准诗丛”（作家出版社）、“凤凰诗库”（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六点诗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大雅诗丛”（广西人民出版社）、“白鲸文丛”（上海教育出版社）、“新陆诗丛”“千高原诗系”（重庆大学出版社）、“70后印象诗系”、“后视镜诗系”（阳光出版社）、“中国好诗”第1—6季（中国青年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歌精选”“常春藤诗丛”（太白文艺出版社）、“巴别塔诗典”（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纪念碑”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重要的诗歌出版品牌有：楚尘文化、雅众文化、新行思、明室Lucida等。这里列举的只是诗歌出版系列，未包括个别出版的诗集以及各种诗选集，也没把民间出版物纳入考察范围。如果算上后面两项，则更显出诗歌出版的上升趋向。总体而言，近年的诗歌出版几乎将活跃的当代诗人网罗殆尽，相应地，出版的繁荣对诗歌阅读和诗歌批评构成了新的挑战。

　　面对诗歌出版、译介的繁荣局面，仅赞叹文化生产取得了丰硕成果是不够的。面对当代诗歌文本，如何读诗以及为什么要读诗反倒成了紧要问题。试问，当代诗歌的写作者到底承担了何种文化角色？难道诗人仅是一种叫做诗歌的美学产品的批量生产者吗？

　　诗人的身份、写作伦理、诗人何为、技艺的重要性等，这些自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10年间，曾被广泛讨论且有现实针对性与内在关联的诗学问题，近年却鲜少得到诗人与批评家的观照。而实际上，如果进一步思考诗歌（文学）的文化功能与美学价值，就必须厘清以上诗学命题。经由市场化和大众文化的冲击，也因20世纪末诗歌论争中的话语交锋，知识分子诗人已然陷入了堂吉诃德式的喜剧性处境：如果诗人持启蒙立场和精英态度，必然会被认为是高高在上的，以屈尊纡贵的方式言说，或者至少，从其文本的效果来说是不接地气的。百年新诗史进程中，诗人的身份被几度曲解。那么，要怎样反思呢？又如何清理思想史意义上的当代诗歌精神遗产？这些依然是比较迫切的问题。

　　在当代文化理论中，有关身份的定义联系着哲学意义上的“我性”和“主体性”。“身份”是比喻，“指代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包括个人和非个人的历史、文本、话语、信仰、文化前提和意识形态的召唤”，反之，身份又是一种建构，一个人的身份是通过其行为而存在，利用众多话语工具的实践来建构的。无论身份理论如何强调身份的不稳定，身份建构是一个过程，并且身份从来也不自洽完整等。我们思考诗人或写作者的身份时，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写作者的主体性问题，而需要从诗人群体的总体角度去理解。因为面对的现实问题、困境和写作理想的相近，写作者群体的姿态也有共同性，所以，我们要能够既立足又反思身处的中国的历史语境与现场，谈论当代诗人身份相关的独立性、写作中如何获得连带感以及寻求美学的自觉等问题。

　　从朦胧诗人们寻求一种对抗宏大叙事、张扬个性的写作，到“90年代诗歌”视域下，先锋诗人提倡疏离大众文化时代的“个人写作”，再到进入21世纪，陈超发现，“以往支撑着写作的形形色色的二元抗辩结构已经发生复杂变异，长久依赖于这种结构，会使我们的诗歌缺乏紧张摩擦的历史视野，和真切有效的语言推进力”。当对抗模式不再适用，诗人作为言说者如何在文化建构中寻求准确适切的位置，敏识的当代诗人需要在诗歌写作中边思考边实践。诚如陈超所归纳的，21世纪以来，许多诗人尝试了扩大“诗歌言说的包容力”，而有效的诗歌写作体现为如下特征：“由单纯的抒情性转入对当代复杂的深层经验的揭示；由居高临下的精英独白式的‘启蒙’，变为平等真切的对话、沟通、磋商；由‘独与天地精神相往还’，转为对世俗生命的涵容和吟述；由对语言幻象境界的生成性展示，转为对现实‘场景’的精敏的寓言化处理；由单向度的审美‘升华’转入怀疑、反讽乃至滑稽模仿。还有一些成熟的诗人，尝试着有力地融汇处理被既往的狭隘理念看作是‘非诗’的材料，‘非诗’的体裁，其诗歌语型，也由单纯的隐喻或口语，发展为各种不同语型的异质扭结”。以上概述的这些特征在“90年代诗歌”中就有了呈现，因而，陈超观察的21世纪第一个10年更像当代诗歌的过渡阶段。变动的现实总是牵动着写作者的心境和思考，“诗歌言说的包容力”要求诗人不断调整写作姿态，走到更广大的社会与人群中间，并与结交的每一个具体的人，参与的每一项事件，希图达成的每一个理想目标，进行深度的合作、融入与磨炼。同时，又需要打开自己的表达空间，通过写作扩展诗歌的功能。

　　当诗人面对重大社会事件和复杂历史主题时，深度思考与成熟书写的需要，再度将诗人身份的问题凸显出来。

　　突发的社会事件制造了震惊体验，充满紧迫感的生存处境消耗着日常生活，受限的表达空间使各种负面情绪无从宣泄，所有这些都令当代诗人迫切意识到：如何把握“复杂的深层经验”，如何调试言说的口吻，使之继续成为“平等真切的对话、沟通、磋商”，又如何继续“对世俗生命”进行“涵容与吟述”呢？近年来，当代诗人惊觉到题材、主题对于诗歌写作从技巧到风格方面的挑战。在5·12大地震后爆发的“地震诗”热潮中，部分当代诗人与批评家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为仅仅作为情感与情绪宣泄的诗作尽管能博得同情，却艺术生命短暂，美学品质匮乏。而在突发事件过后很快写出优秀的诗篇，虽不是不可能，但肯定不是每个诗人都做得到。但也如白居易所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抒写时事，不平则鸣，是中国文学深远的传统之一。地震诗热潮引发大众的关注，也引起了相关的诗学讨论。近年每发生一起重大社会文化事件，涉及灾难、战争与不公等话题，当代诗人都自觉地以诗歌表达所感所思，体现了他们的现实关怀与忧患意识。互联网成了传播这类作品迅疾而有效的渠道。诗人在文本中的姿态突破了21世纪前10年所确立的原则和方式，而更多地接续文学传统，或试图将传统运用于已经明确起来的写作姿态中。

　　诗人身份不是天然的，即使是从大学创意写作专业毕业，一个人也不可能靠一张文凭来证明自己是诗人或作家。以下几个现象让人体认到诗人身份的建构性：首先，诗人不只是一种单一的身份状态，不一定非得接受过文学训练，或者专门从事文学工作，当代文学史上的打工诗歌（人）就是一个例证。打工者的工人身份甚至比诗人身份更加稳固和重要。其次，从职业看，诗歌写作者可以是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各种类型的素人诗人相当多。所谓素人诗人，是指写作者的职业与文学无关，甚至没有写作训练与积累的经验。更极端的情形是，这位素人诗人是个人工智能（AI）。2017年5月，微软联合图书出版商“湛庐文化”在北京发布了一本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作者是微软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其身份被设定为少女）。据称小冰自2017年2月起，便在天涯、豆瓣、贴吧、简书等4个平台上使用了27个化名发表作品，获得大量跟帖评论的同时，几乎没有被觉察出非人为所作。再也没有AI成为一名诗人能对传统的诗人身份构成挑战的了。诚如李静所言，这是对人文领域里有关人类心灵独有的、至高无上的“创造力”的袪魅，同时，它也提示我们重启有关“创造力”的现实感与政治性的思考。

　　无论是强调写作者的姿态，还是拓宽诗人身份的边界，拥有多元身份意识，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回到对写作者主体性的理解。体认诗歌（人）的独立性，在反思性的写作实践中获得连带感，并确立起美学的自觉，这样，关于写作的伦理、诗歌的功能、诗人的创造力等，才能够在相互关切的层面展开讨论。

　　三、诗歌的“当代性”：民生关切、传统重塑、跨界行动与文体实践

　　1.民生关切

　　进入21世纪，一度在民间活跃的“打工诗歌”，通过汇入批评所建构的“底层写作”和“草根写作”思潮，逐步获得主流批评界的关注。打工诗歌概念联系着诗人打工者的身份，其诗歌内容也呈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方方面面。2015年，秦晓宇主编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出版，撕去了“打工诗人”的身份标签，将打工诗歌纳入当代文学史上按题材分类的“工人诗歌”传统中，而王光明则将21世纪以来，包括打工诗人在内的书写了中国基层社会现状的诗人的作品，称之为“面向下层民生的写作倾向”。当代诗人响应着屈原、杜甫“哀民生之多艰”的赤子情怀，其民生关怀的诗歌写作也接通了20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学传统。

　　近年来涌现的素人诗人及其写作实践，正是这种民生关切的诗歌思潮的体现。宽泛地讲，民生关切不仅指代诗歌写什么，而且也联系着谁在写、为什么写和为谁写的问题。首先是不同身份的作者对于写诗的积极参与。近两年，在抖音、快手和小红书等APP上聚集的写诗的年轻人涵盖各行各业，其中包括身为外卖员的诗人王计兵。他们用鲜活的口语诗歌书写鲜活的日常生活，探索以诗打开生活与生命空间的可能。2023年，王计兵出版了诗集《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和《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由快手旗下人间后视镜工作室和单读编辑部合作推出“快手用户诗集”《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收录了来自52位快手用户、40多个行业的诗人，作者包括外卖员、农民、盲人按摩师、牧羊人、菜农、电台主播、空调焊接工、摆摊个体户、油漆工人、高中老师、超市员工、泵房工、全职主妇、留守老人等。其次，是聚焦当下生存处境，将现实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写成诗歌的 “时事诗”写作现象。一些大事件或许离诗人的具体生活相隔遥远（比如战争），另一些发生在身边或自己的生活中（如疫情封控期间的个人遭遇），无论是哪种情形，诗人发而为诗，或作为一个因子被写进诗中，成为反映民生的现实之作。“时事诗”也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小传统，激发着当代诗人，使他们的诗更具现实感与当代性。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书写当代女性生存处境的诗歌，联系着国内外的女性热点事件，诗人们以之为题材，用诗歌探讨相关的社会问题。2023年底，“都市头条”下的南方诗歌网刊还以“现实主义题材诗歌”为主题征稿，呼吁诗人接续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积极书写与当下现实社会状况有关的诗歌。

　　民生关切中的当代诗歌不仅证明了诗歌来源于民生，是具体的、日常的、普通的、幽微的人间现实，而且也证明了：是表达的迫切与真诚造就了诗人，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诗人，诗歌距我们很近。

　　2.传统重塑

　　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是当代诗人与研究者持久关注的问题。20世纪末，郑敏曾撰文反思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实践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极端态度，从而引发了论争。现在回看，郑敏的立场与相关观点值得重视。因为，一方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诗人在写作中清晰地体现着对传统的重视，另一方面，随着当代先锋诗人进入中年，写作的自我突破要求使他们转向了古典诗歌，希求从伟大的传统中寻找新的生长点。

　　2017年是新诗百年的纪念之年，“界面新闻”连续推出四期“纪念新诗百年”专题，邀请当代诗人、批评家共同讨论百年新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其中在关于新诗与旧诗关系的专访话题中，两位学者给出的回答迥然不同：谢冕强调新诗是古诗的发展：“一个是汉语写作没有改变，那时候用古汉语写作，现在用现代汉语来写作，而这个汉语的发展当中，古汉语其实就有现代汉语的因素。而现代汉语，我们白话里头也有古代汉语的因素，这就说明语言上并没有断裂。另一个，诗歌理想，诗歌信念一贯”。洪子诚则认为，古诗（旧体诗）和新诗之间“不是自然的，顺理成章的延续”，古诗和新诗的性质不同，在当代是可以并存的。“在现代中国，新诗必然处于主流位置，但旧体诗词写作也可以作为一种补充。它们各有自己的写作者、读者，语言、艺术形式、取材和承担的‘功能’也各不相同，难以取代”。这两种理解其实关联着一种相通的传统观念：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神与美学传统需要通过转化而呈现在现代诗这种新的形式中。

　　更自觉的行动来自诗人的诗歌实践。当代诗歌界的“杜甫热”和“江南诗歌”思潮是广义上“向传统致敬”的诗歌行动。当代实力诗人如西川、欧阳江河、翟永明、肖开愚、柏桦、陈先发等，都写下了与传统息息相关的重要诗作。对于这些实力诗人而言，传统似乎是他们身体里携带的基因，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或有了一个契机之后，传统之力便开始发挥作用。他们的诗歌也证明了，传统与现代、中国元素与西方元素之间并非对立的，而是可以并存互渗的。

　　当代文学中的传统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传统并非自明的概念，而是现代的建构。换言之，“传统”是被发明出来的，“它们紧密相关于‘民族’这一相当晚近的历史创新以及与民族相连的现象：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民族象征、历史等。所有这些都依赖于常常是深思熟虑的，且始终是创新性的（如果历史中的新奇事物就意味着创新的话）社会建设中的活动”。传统之被理解为与“创新”对立，原因也出于此。同时，实践证明，当文学和文化寻求创新时，又可从传统内部汲取养分。在这循环的过程中，传统也被不断地找寻、发明与锻造，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力量。

　　3.跨界行动

　　当代诗歌的跨界主要是指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将诗歌与其他艺术样式，借助新的媒介，进行融合对话的一种实践。广义而言，诗朗诵也属于诗歌交流与推广的传播实践。而在新媒介时代，朗诵诗被制作成音频、视频，或以直播的方式进行，不仅可配以背景音乐，还和视觉艺术如图像，戏剧艺术如舞蹈等配合，变成多媒体读诗活动。近年这种多媒体读诗会成为日益普及的文化娱乐节目，遍布各类文艺活动与网络。不过，能够经由诗歌与其他艺术媒介的互动而实现诗歌自身的拓展，并因此打开当代诗歌内部问题的跨界实践，才是本文所关注的文学现象。

　　只有不沦为一种文化消费，诗歌与其他艺术之间的互动才是真正有效的跨界。因为文化消费行为总是单向的，当代的文化产品是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供给品”，只对消费者起到“药品”的作用。而诗歌跨界应是诗歌文体的自我突破，对理解诗歌有促进作用。

　　考察当代诗歌的跨界有两个路向，一个是诗歌与音乐的关联；另一个是诗歌来到剧场，成为实验戏剧之一种。诗与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曾经是一体，进入现代，新诗的格律和音乐性也得到了诗人与批评家们的积极探讨。不过，新诗的歌唱性还有待全面探索，因为新诗是自由体的，批评家和诗人尝试用“诗的声音”代替“诗的音乐性”，并加以阐释。从诗歌实践看，诗人和音乐人可以是一个人，又或者，音乐人会为中意的诗歌谱曲，把诗歌唱出来。2016年，美国著名的音乐人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似乎是西方经典文学圈的一次自我突破，把文学奖颁给了一位音乐人与诗人。其实，从鲍勃·迪伦身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他歌词的独特诗意，是口语化的、充满了现实感与批判性力量的诗歌文本。为了拓展文学语言，诗歌与音乐的结合是可靠的路径之一。崔健就是这样一种类型的歌手，他的歌词带有口语诗歌的特点。《崔健诗歌集》于2022年出版，这是他35年创作的歌词的首度结集。当代著名的民谣歌手如周云篷、莫西子诗、钟立风等，既在创作中将当代诗歌（如海子、蓝蓝等人的诗）谱曲演唱，他们本人也写诗（歌词）、随笔和小说。

　　把诗歌带到剧场进行舞台呈现，这类实践曾由先锋艺术家（主要为戏剧导演）践行。如1994年先锋戏剧导演牟森把于坚的长诗《零档案》改编成戏剧；2005年，导演李六乙将徐伟的长诗《口供》改编成肢体剧；2006年，导演孟京辉将西川的诗搬上舞台，排演了一出名为《镜花水月》的舞台剧在北京公演；2009年，导演邵泽辉将海子的长诗《太阳·弑》排成舞台剧在北京青年戏剧节公演。对于诗的声音与视觉传达，以及如何通过戏剧性的行动理解诗的意象和修辞效果等，这些零星的实验带给观众新鲜刺激的观感，也启发了有探索意识的先锋诗人。近年，出自诗人的诗歌剧场的实践值得关注。诗人从容的本职工作是戏剧编剧，1999年，以一项工作任务的契机，她尝试将当代诗歌搬上戏剧舞台，开始了她的诗歌与戏剧的跨界探索。进入21世纪，从容先后在深圳创办了“中国诗剧场”和“第一朗读者”等文化品牌，系统地将诗歌朗诵、现代舞、实验音乐、舞台装置等艺术元素互动，给深圳这个新兴的城市带来了文化上的异质多元融合。

　　2008年7月，诗人周瓒与戏剧导演曹克非、诗人多多共同创办了“瓢虫剧社”。2010年，瓢虫剧社推出第一部诗歌剧场作品《企图破坏仪式的女人》，第二年又推出第二部作品《乘坐过山车飞向未来》。两部剧作均以当代女性诗歌为素材，不同的女诗人的诗作经过选裁与编排，运用不同的演绎手段，呈现为一部全新完整的戏剧作品。2014年，翟永明正在创作中的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被诗人周瓒、导演陈思安搬上了戏剧舞台，2015年，翟永明把该诗在剧场的演出与观剧经历写进了诗本身，并完成了这首长诗的写作。2016年，剧场作品《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参加了“城市戏剧节”和“两岸小剧场戏剧节”，在北京、深圳、重庆、台北、高雄等城市公演。《随黄公望游富春山》的戏剧改编是一次典型的诗人与剧场的碰撞行动，对诗人正在写作中的诗构成了影响，同时，也激发了当代剧场的创造活力。

　　4.文体自觉

　　文体意识的增强是当代诗歌自我突破最重要的方面，这是多重因素和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上提到诗歌的民生关切、诗人身份的多元化、诗人积极向其他艺术领域跨界等，其背后都指向当代诗的本体论，即诗的功能和特质之思。长诗、系列组诗、散文诗、诗剧的大量涌现，是当代诗人文体自觉的成果。其中，长诗成果包括：柏桦《水绘仙侣》（2008，2019）、《史记：1950—1976》（2013）、海男《忧伤的黑麋鹿》（完成于2010年，结集出版于2013年）、萧开愚《内地研究》（2014）、欧阳江河《凤凰》（2014）、翟永明《随黄公望游富春山》（2015）等系列组诗；另一种类型的长诗，通常为在一个主题下的短诗结集，例如：王小妮《月光》（2016）、陈先发《九章》（2017）、孙文波《长途汽车上的笔记》（2020）等；散文诗类的写作，指的是那些自觉打破诗的分行，但在语段内节奏统一、语调清晰的诗歌。西川是坚持探索散文诗这一文体的诗人，他在20世纪90年代写下的《致敬》《厄运》《芳名》《鹰的话语》等已是风格纯熟的散文诗。进入21世纪，他保持这一写作路向，诗集《够一梦》（2013）里大部分的作品是散文诗，或者即便是分行作品，也多长句。西川是自觉的文体实验者，也著有诗剧《我的天》（2003）。诗剧是新诗开掘戏剧性的重要尝试，自20世纪40年代就得到过现代诗人的积极探索。21世纪以来，诗剧也成为部分诗人实践的文体，如王炜《诗剧三种》（2016）、蓝蓝《阿基琉斯的花冠》（2020）、王东东《铸剑》（2021）等。

　　另有几位文体意识鲜明的诗人如臧棣，创造性地在诗题中加一个名词后缀，有意识地将一段时期的诗歌统摄在相近的主题下，体现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诗歌野心。臧棣用来作为诗歌标题后缀的词汇有：协会、简史、丛书、入门等，这些词汇本身也体现了诗人对诗歌写作包罗万象的信念。臧棣写作量惊人，2019年起，他把以这些后缀为题的作品出版为“臧棣诗系”四种，包括《尖锐的信任丛书》《精灵学简史》《沸腾协会》《情感教育入门》等。另外，诗人王敖也实验性地写作了大量的当代“绝句诗”，2022年出版有诗集《十二束绝句》。

　　近年来，长诗、系列组诗、散文诗、诗剧等的写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有待批评的阐释和总结。概括而言，不断开拓的诗歌文体显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总体生长性，这种生长性联系着中国文化的更新能力与文学的当代性。而当代诗歌的“当代性”，不仅体现在当代诗歌具有延伸探往现实议题的触须，获得现实的觉知力，同时，又能拓展艺术疆界，包容媒介、科技与当代艺术，获得一种诗歌的身体性与能动感，而且还体现在总体上，它将成为当代思想的资源库与哲学思考的出发点。

　　结语：当前诗歌面临的挑战

　　再次回看“引言”中的两起文学事件，当代诗歌中不同的群体间正处于合流与分野的变奏之中。现阶段，按代际划分诗人群体，按学院诗人和口语诗人划分群体，都已不再适用。正如2022年创办网络刊物《合流》诗刊显示的，新的方向感正由活跃的青年诗人开启，当代诗歌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也由此呈现。青年诗人一方面从前辈创作中汲取经验和技法，同时自觉地选择了启发前辈诗人的创作，在相互激发中形成新的写作共同体。另一方面，又以他们的青春活力，拥抱生活变化与科技发展带来的未知可能性。在诗歌群体重组的趋势中，那些固守着既有程式，或无力敞开自己，朝向不确定的未来的写作者们，将成为分化局面中的不同支脉，继续着或保守、或缓慢的艰巨摸索。

　　从写作者的角度，当代诗歌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活力。这也是陈超10年前提出的问题。他认为，21世纪的前10年，诗歌界有一种“泛诗歌气质覆盖真正的现代诗精神创造力的情势”，媒介话语使得甜软、细腻的“诗性美文”大行其道。换言之，就是看上去写得挺美、内容和艺术都合格的诗歌十分普遍，但它们却是对“求真意志”体现的诗歌的遮蔽。这类写作是缺乏活力与无效的写作。的确，在媒介与刊物上亮相的，是趋同的题材、相似的技法与同质化的美学元素配制成的诗，这种现象迫使我们反思诗歌的本质。而陈超所说的“求真意志”不仅是诗歌也是文艺的总体功能，但如何理解这个短语中的“真”，是哲学层面的真理性的真，还是文学层面的真实性和体现创作主体真诚的真呢？而创造的活力到底可触及什么层面？

　　借助互联网新媒介，当代诗歌的传播度看上去非常高，但诗歌得到真正阅读、批评与接受的状况，却不容乐观。一个吊诡的现象是，随着互联网科技的迅猛发展，交流工具越来越先进与方便，人与人的沟通反而更困难了。在自媒体平台上发表诗作，吸引的是粉丝而非真正的读者，发布者更像在自说自话，表达大于倾听。这似乎应归咎于现代社会人的“原子化”生存状态，但也需从诗歌批评的滞后甚至失能的角度加以反思。

　　AI时代，诗人还需要应对学习能力非凡的机器的挑战。科技突飞猛进，常带给人类猝不及防的冲击，比如近年的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的创造力构成了挑战。2022年，ChatGPT的研发与更新发布，让人惊叹其学习能力。据称，人文领域的一部分工作有被ChatGPT替代的风险。这让所有关心未来的人们喜忧参半，但也更加激发了人类对科技与文明关系的思考。或许，文学教育、写作技术，所有可以通过习得完成的内容，人工智能已经在与人类竞争。但是，人类也拥有将其转化为服务于文明与进步力量的信念。由此，写诗、读诗、将诗歌理解为人类独特创造力体现的我们，需要面对的另一重挑战，则是如何在人工智能将知识摄取变得简易的前提下，不断更新与重塑生活、经验和诗意的涵义。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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