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散文叙事的历史化现象改变了有关散文的理解和认知，并在哲学与诗学之间建立起新的互动关系。相对于传统散文对于情感、故事、人物等文学性因素的强调，当代历史散文则普遍性出现“偏离”甚至“悖反”的现象。一方面，散文注重抒情、强调个性的传统被打破。在当代历史散文中，很难再精准地捕捉到个性化的情感性动机，很大程度上，散文由“小我”走向“大我”，继而走向“无我”的境界，即当代历史散文成为一种兼具文学性和哲思性的书写方式。另一方面，当代散文叙事的历史化现象，不仅仅体现在有关散文整体特性的变化上。同时也体现在思考、认知历史方式的变化上。这种认知往往体现为审视“历史”与“历史”共在的意味。这种对于历史的态度突破了以往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模式。“历史”不再仅仅作为一种文学题材或叙事方法得以呈现，而是作为一种意义体现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代散文家对于历史的认知和表述发生了某种本质性的变化，从历史当中发现了超越文学性的深层次意义，并由此构成当代散文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一、当代散文历史叙事与理论的“共谋”

　　从历史的观念考察当代散文，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当代散文建构起多样又统一的散文思路。其多样性体现在每一位散文家都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洞察历史的视角和方式。凭借这种自身的独特性，他们的作品往往呈现出专题性的书写和叙事。当代散文历史叙事的“专题化”在本质上不同于传统散文的历史题材叙事，“专题化”不仅意味着历史主题的聚焦，同时表现为有关历史的智性思考方式和叙事范式的建立。因此，历史叙事的“专题化”不仅成为考察当代历史散文叙事的重要线索，同时开拓出当代散文的“历史智性”特征。依据这样一种认知逻辑，可以将丁帆、南帆、王彬彬、李舫、王尧、陈思和、陈福民、李敬泽等当代散文家的散文创作纳入历史叙事的考察范畴，并生成当代散文历史叙事的全新谱系。这样一种有关历史叙事的理念显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主题叙事。

　　对于当代散文而言，“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维度和思想场域，“既成往事”成为新的意义空间。换言之，“历史”意味着一种新的现实，它弥补了现实所造成的缺憾，并试图在功能上予以替代。尽管采取的透视方法不同，但有关历史的立场确立和态度转变属于一种新的现象。历史作为一张纵横交错的抽象网络，在每一个结点上，都趴伏着一只知觉敏锐的“蜘蛛”。凭借敏锐的知觉力，这些“蜘蛛”在普遍而纷杂的历史往事当中捕捉到了某种特殊的成分。这种形象化的比喻或许可以勾勒出当代散文历史化叙事某种清晰的特征。事实上，不能将当代散文叙事的历史化现象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散文创作行为，在其背后，蕴含着有关历史与诗学关系认知的某种变革。历史学理论为这种变革提供了理论层面的阐释依据，这种创作行为与理论之间发生的“共谋”，是当代散文历史叙事变革带来的新现象。这一现象同时证明，当代散文叙事与理论之间存在一种天然性的密切关系，这种天然性的关系与当代散文家的群体特征以及思想认知深度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当代散文创作的某种整体性特征。在有关历史理论的视野中，历史与诗性构成了一种潜在的矛盾关系，尽管这一关系比较的初衷旨在阐释历史的性质和规律，但从中可见诗性对于历史的某种拒止和冲动。“在历史进程中保持和丰富的只是历史本身、精神性。……他们会述说的唯一历史是关于美好事物的痛苦和死亡的历史。这也是诗，是极其高妙的诗。”“人们因往昔不再而悲伤、痛苦、抱怨后……他们的想象富有哀歌动因但缺乏智慧。……那被认为临终的叹息是洗耳恭听的新生儿的哭泣，那哭声宣告新世界的诞生。”在克罗齐（Bendetto Croce）的历史理论当中，诗性与历史构成某种矛盾的关系，诗性的抒情与历史的智性成为一种彼此对照的关系结构。在这种关系结构的理解中，抒情的范畴被无形中扩大了，即抒情成为诗性的题中之义，从而与历史构成一种对等关系。但是，历史的观念显然无法接受诗性的理念内涵。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当代散文的历史叙事理解为历史对于诗性的批判和超越，历史代表的是一种更为恒久、更为广阔的智性思考。从历史中发现特殊的可再生、可持续的意义是当代散文最深刻的叙事动机。

　　历史为当代散文叙事提供的一个理论基础是它对于思想性和精神性的依赖和重视，而二者又与人的主体性认知存在一种天然性的内在关系。凭借这一属性，历史产生了某种思考和批判的主动意识，并继而上升至哲学的高度。“历史是通过对它的判断才被思考的，这种判断不是情感反应（正如人们所见），而是对事实的内在认识。这里，历史同哲学的同一以越来越具体的方式呈现，因为哲学越深入研究其差异并精确化，就越深入研究特殊性并精确化；而它越能紧紧把握特殊性，它越能牢固地拥有自己的概念。哲学同历史齐头并进，它们不可分割地联合。”与诗性的体验不同，当代历史散文重申并确立了哲思对诗学的重要意义和功能作用，有关抒情的、感性的诗学传统，在历史的认知逻辑当中，成为被超越甚至被批判的对象。“只有通过思想，历史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形成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只有透过物质的遗迹步入精神生活的堂奥，才能产生真正的史学。”因此，从历史哲学的视角来理解当代散文的历史叙事变革，意味着一种诗学传统的颠覆和开拓。不论是旗帜鲜明的主张，还是悄无声息的探索实践，当代历史散文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显示出这种叙事变革的诗学主张。

　　从历史解释学的角度看，历史成为一种理解散文革命性的向度，甚至生成“散文”叙事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显然超越了散文文本的文学性范畴。面对过去的历史以及未来的未知性，历史的范畴日渐辽阔，依靠历史哲学的理解和思考，向后回望反而呈现出向前展望的某种特性。历史哲学理论有关历史认知的阐释和描述，在某种程度上，为当代散文的历史叙事提供了理论上的启发意义，这种启发意义本质上在于有关历史理解的抽象性和开放性特征上。这就意味着历史成为一种边界模糊的意义场域，无论其故事性还是思想性都显然超出了文学理解的范畴。“要理解历史及其对历史的书写，就必须抛弃科学的知识概念，必须承认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知识：这种知识一直被赋予了各种不同的名称——有时被称作‘洞见’，有时又被称作‘直觉’或‘情移’，有时被称作‘再造以往经验’或‘重新体验他人的思想’。”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当代散文创作，从根本上意味着一种整体性的逻辑变革。历史由一种文学题材和叙事手法演变成为一种思想的过程。这一特征使得历史获得了一种主动意识，由被动性变为积极性，在历史场域当中，作为主体性的个人反而更加明确自身的定位和角色。“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借助于历史学理论的启发，我们可以隐约触及更为深层次的关系，那就是文学与历史的辩证矛盾关系。这种关系某种意义上被理解为诗与散文的关系。诗代表着一种狂欢和想象，而散文则代表着一种理性和事实，这种诗与散文的关系，在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那里就作为一种关系结构被确定下来。然而，历史概念的当代复活，象征着对于诗学传统的重新思考，因为历史凭借其对思想的批判，颠覆了诗学传统的一贯认知。“历史学家不仅是重演过去的思想，而且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重演它；因此在重演它时，也就批判了它，并形成了他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纠正了他在其中所能识别的任何错误。”由此可见，历史克服了诗学传统过于倚重“假象”的弊端或错误，尽管在诗学的假象中情感得到了某种宣泄，但有关思想的理解和深化却并未有效地突破个人性的局限。从此种形态审视历史与诗学的辩证矛盾关系，在逻辑上，与散文和诗的辩证矛盾关系在本质上形同合一，故而，历史与散文在当代语境中合流的可能性从历史和诗学理论当中可以找到某种支持。

　　历史不仅赋予了当代散文某种理论认识的深度以及作者的思想主动性，同样也改变了当代散文对于诗学要素的功能理解。围绕思想性表达这一核心任务，无论是情节、人物、想象、细节、关系的功能理解和运用都在发生变化。这些常见的诗学要素不再充当一成不变的且不被质疑的成分，而是成为促进思想表达和批判的功能和路径。它们从文本的四面八方不约而同指向文本的核心区域，即基于历史主导的方向展开思考和批判。依据历史智性的逻辑，可以梳理并建构当代散文的诗学阐释之路。“历史”作为一种“往回看”的一致性行为成为当代散文的一种现象，但“往回看”的方式却又不尽相同。

　　当代散文叙事的“历史化”趋势并非源于单纯的散文创作行为，而是源于一种哲理层面的主动性思考，因此带有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丁帆散文有关“风景”的叙事和思考显然受到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哈得逊河画派”等美国自然生态主义的深刻影响，并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散文叙事的浪漫主义姿态以及“春秋笔法”的叙事手法。这种从理念到实践的逻辑是丁帆散文的突出特征。丁帆散文的历史叙事态度使其对“风景”的描述专注于“非主体或非主题的东西”，这种“非主流”的姿态既是对于历史浪漫主义的理解，也是一种“反抗”意识，并深刻影响其对于散文叙事以及思想表达的理解。因此，丁帆有关“风景”的散文叙事可被视为当代散文叙事哲思化的一种标志。这种关于“风景”的描述带有形而上的精神体验特征。某种意义上，可以将“把世界留给黑暗和我”视为丁帆历史散文的一种精神宣言，其一开始就确立了哲学性的意义价值坐标。如果说丁帆的散文叙事是从诗学理念上实现了当代散文叙事的突破，可以将之视为从哲学到诗学进行转变和深化的当代散文典型，那么南帆散文则从“现代性”建构的角度实现了新的突破。整体而言，南帆的散文从向西方现代理论需求突破的文化叙事，“由外向内”转向本土历史叙事，继而主张中国文化的创新活力。“中国文化必须介入与回应这些历史巨变，展示民族的精神向度和中国智慧”。南帆散文的历史智性叙事标志着中国当代散文的理念以及本土诗学建构意识的觉醒。

　　王彬彬的历史散文是当代散文历史化的一种典型，体现出鲜明的历史化意识。他在《费城的钟声》《往事何堪哀》《大道与歧途》等作品中，将有关历史（政治）的理解真正内化为一种叙事态度和叙事策略，且围绕历史作用于个人的偶然性及其带来的复杂性后果展开叙事；“我有一个十分深切的体验，那就是‘偶然’在人生中往往起着主导作用”。这种历史化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文学性色彩，但同时亦强化了散文叙事的表现力。“在中国现代，有许多事件和人物，既是政治性的，又是文学性的。政治性和文学性在这些事件中，在这些人物身上，往往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王彬彬的散文叙事与他有关“以史入文”“文史互证”的理解密不可分，历史（政治）与文学构成了王彬彬散文叙事的两种基本维度，这两种维度同样代表着他对于散文叙事的本质理解。

　　二、当代散文叙事的范式生成：以人格范式为例

　　历史哲学对于当代散文的启蒙并非仅仅表现在有关理论认识的层面。同样深刻地影响到当代散文的具体创作。这种由哲学到诗学的内在逻辑从根本上改变了有关散文叙事的理解，最显著的影响在于当代散文历史叙事“范式”的生成，即对于散文叙事的理解和最终策略不再起因于作者个人的叙事爱好或者文体的规约，而是起因于历史哲学对于叙事现象的重新理解和归纳。无论是休谟（David Hume）强调的人性体系的概念，还是穆勒（J.S.Mill）所强调的人性科学的概念，以及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对于“超历史”的人性理解，都为这一种情况的发生提供了整体性理论背景：那就是将人的精神意识理解为某种历史演变的过程，无论这一过程是否具有普遍性或差异性。“人性，即作为思想的心灵的自然状态，具有历史性的本质而且完全包括在历史的演变与发展的过程中。”当柯林伍德从哲学的角度将人的“心灵”分为“思想”和“知觉”时，这种一分为二的“差异”性或许可以理解为生成当代散文历史叙事“范式”的模具。某种意义上，当代散文历史叙事“范式”的生成，从根本上打破了现代散文文体所设立的种种界限，其中包括作者与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借助于历史叙事的“范式”，作者参与到了历史的再思考过程当中，从而达到重新思考以及在历史当中思考历史的目的。“我们已经确立的是，再思考是重演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再思考在行为中表达的思想，研究者在想像中‘完成’行动。”

　　历史哲学同样为理解当代散文叙事的范式提供了若干重要的关键词，比如“直觉主义”“移情”“重构”“实践慎思”等。这些关键词成为理解当代散文叙事历史化的重要基石。“移情作用的慎思则提供了叙事性成分。……历史学的理想是提供一种叙事性的联系事实。”与此同时，历史哲学在为当代散文提供理论启蒙的同时，暗含了它与诗学之间存在的特殊而微妙的区别。这种区别同样可以在以上若干关键词当中寻找到某种解释。举例而言，当代散文有关历史的理解和处理方式与现代散文最大的不同在于，历史不再只是一种简单的视角或者主题，而是一种整体性的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带有哲学的意味，但又与之有所区别，因为它终究是诗学的表现。因此，从散文创作的角度而言，它注重的是有关历史的体验和感受，而非历史的纯粹哲学的理解。但是，不可忽略的一个现象是，历史哲学提供的若干关键词为理解当代散文的历史叙事给予了十分重要的启发。其中之一就是，历史哲学所提供的“研究者”与“行动者”的关系可以同样移植到散文的理解范畴中，将之类比于历史叙事当中的创作者与文本人物的关系。借助于“重演”概念演绎，在当代散文的历史叙事当中，无论创作者还是文本人物，都统统被纳入“行动者”的角色意识中，即创作者与文本的历史语境发生了重影。在历史哲学的理论范畴中，剥离这种重影成为重要的矛盾和焦点，这同样是理解“重演”理论的关键。

　　借助于“范式”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将当代散文的历史叙事进行重新归整，其依据的逻辑不再局限于现代散文所包含的某种要素或者散文诗学的固有属性，而是包括了有关历史重演的具体策略。概而言之，所谓的“范式”可以大致归纳为主题的范式、人格的范式、文化的范式等。正是依据这些“范式”，散文家在叙事的历史空间中展开意义的追逐。这些不同类别的范式构成理解当代散文的内在维度，它们从历史哲学中获取不同的历史“线索”以及“素材”，并构成当代散文历史叙事的内在结构和维度。

　　历史人格的发现是当代散文表现出的一种叙事共性，在一部分作品中体现出这种共性，继而形成有关人格的范式表达。南帆、李舫、丁帆、王尧等散文家，都不约而同地从历史出发寻求亘古弥新的人格模型。

　　南帆在一系列历史散文中不仅召唤出“游侠”的人格形象，且赋予了人格形象丰富的精神面向。“南帆在有关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论述当中，提出了‘性情中人’的散文人格概念，‘性情中人’连同‘游侠’成为当代历史散文有关‘人物’的标志性概念。”正是通过对于“人格”形象的召唤与确认，南帆实现了散文叙事的主题和意义深化，从而改变了文化智性散文取道西方文化的策略，并开始着眼于本土化诗学意义的探索。其中贯穿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就是历史“人格”。某种意义上，人格的范式在当代散文中被重新唤醒，是对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某种呼应。在弘扬民族精神的近代化历程中，对于理想人格的塑造以及现实治理能力的培养成为重要命题，即注重对民族新人格的培养。以《礼记·儒行》为标榜的“任侠”精神为民族新人格的精神特征。“人人敦任侠之行，庶几朋友团体，均可保全。此今日之要务也。”对于“儒行”的提倡恰恰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乃至近代中国国民理想“人格”的诉求。

　　李舫的《大春秋》是一部“内容稠密”的巨作。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重现或重塑历史人格，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从诗文入手。由文品到人品的逻辑不同于由人到文的逻辑，李舫从传统文学作品中窥探到了历史人格的巨大秘密。她的历史散文不仅仅满足于历史的现代想象，更体现出独特的历史逻辑。她的历史散文逻辑与中国传统文论“以意逆志”的逻辑不谋而合。在价值和标准上，她以历史叙事的角度重申了诗文、人格的复杂关系，以及“文如其人”的中国传统审美逻辑。“陈子昂之文，论文体，已变俪偶之习，纯真自然。论内容，则都是有物有则、利国利民之言，超越八代，直追先秦、西汉。但是，陈子昂文章，又不是一切复古之论，而是针对当时混沌之世的客观现实，匡谬治弊，篇篇皆有为而发。”李舫对于陈子昂诗文风格细致入微的解读，本质上正是“以意逆志”的生动写照，正所谓不懂其文，何知其人？李舫的历史散文具有某种剖析式的精微与深刻，相比于历史的古远与虚幻，她紧紧抓住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残篇断简”，继而发现其中蕴含的带有真实性的人格意义。

　　丁帆的散文叙事不仅将哲学的意义思考置于更为显要的位置，还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新的范式。他的《江南悲歌》成为当代散文历史叙事的代表作。这表现在一是建构了“知识分子人格史”这一散文叙事主题的谱系，二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一种当代散文的精神主张。这种精神主张同样围绕“人格”这一主题，即人格的当代招魂，在本质上带有哲学性的认知结构和鲜明立场。“作为现代文人，我们不仅不能被物化了的世界所征服，也不能被异化了的人格所压倒”，丁帆无疑为当代散文的历史化现象提供了某种明晰的精神方法论以及立场性主张。

　　王尧散文的历史叙事则体现为对于文体功能跨界的尝试。他的历史散文叙事无论情节、人物、氛围都表现出散文对于小说文体的突破。他在《民谣》《时代与肖像》等作品中对历史人物以及故事进行了漫长而琐细的想象与虚构。在他的散文历史叙事当中，情节、人物、氛围等始终成为一种有待突破的“迷局”。直至《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出现，散文中的人物才被赋予了某种鲜明的人格精神，从而使得人物由一种文学元素蜕变为一种人格范式。而在之前作品中所重视的情节、氛围等文体功能的实验，则最终“返璞归真”为绵密简洁的散文叙事。王尧散文的风格变化不仅真正释放了自身的散文表现力，同时也确立了人格范式的散文叙事范畴。

　　三、当代散文叙事对“重演”的悖反实践

　　当代散文历史叙事的创作与理论“共谋”赋予了创作行为某种自觉意识。具体表现为，通过历史叙事的具体实践，有关历史理论的某些重要理念被付诸创作实践。理论不仅从学理上阐释了创作现象，与此同时，创作行为同样检验并深化了理念的合法性及其深刻性。“柯林伍德的论证没有走捷径；他决不回避把思想的归纳重构，或者把思想和行为之间的‘连贯’慎思考虑作为重演中解释联系的原则。”雷克斯·马丁（Rex Martin）在为柯林伍德的“非直觉主义”的观念进行辩护时，特别强调对于思想重构的深刻理解和高度重视。“解释的根据是在研究者的思想重构和存在于行动者行为‘背后’的思想之间的一种‘实际同一性’”。从其整个的理论阐释当中不难发现：其一，有关历史的还原和理解关键在于思想性的揭示，对于思想的重视超过了有关历史的其他一切因素。这种有关思想的厚此薄彼的态度，一定意义上在当代散文的历史叙事当中得以继承和发挥，从根本上推动当代散文从“小我”走向“大我”甚至“无我”的境界。其二，重演、重构的精致辨析对当代散文的叙事揭示了方法论层面的意义，即在历史叙事的场域当中，依托于历史事实、历史人物等种种原因。虚构则意味着某种盲目性，从而缺乏有效的历史意义生成，取而代之的则是重演与重构的诗学探索与实践。雷克斯·马丁在对重演进行解释时，建构了“动机”“意象”“行为”三者之间的固定结构关系，企图建立起历史“重演”的适当性和同一性。历史哲学有关重演的理论阐释与当代散文的历史叙事之间形成某种深刻的比较关系。

　　然而，与历史哲学理论视域对于行动者思想表现出的强烈探索欲不同，当代散文则表现出某种“貌合神离”的历史叙事生态。尽管同样在努力建构有关行动者思想的表达图景，当代散文显然采取悖反的姿态来实现思想的表达。它不仅试图颠覆历史的处境动机、相关意向，同时也颠覆了行为的历史真相和历史意义。当代散文追逐的诗学意义尽管始终建立在历史的场域当中，但实际上却采取了悖反历史的个人理解的逻辑。因此，在此意义上而言，当代散文的历史叙事是以超越理论的方式深化并检验了理论的真实效应。

　　陈思和的历史散文集中体现为一种历史环境中个人精神状态的形容与表达，并塑造出“零余者”的人物精神面向。这种“零余者”人物与历史视野中恺撒式的人物显然迥异，不仅丧失了行动者的人格特征，同时也丧失了行动者的思想魅力。“零余者”以独立的个体性精神呈现在当代散文叙事当中，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陈思和的散文叙事。在陈思和的历史叙事当中，个人与历史的悬殊所造成的生命体验后果，被他定义为心理和精神的“隐忧”。这种“隐忧”成为一种恒久的情感和生命状态，而他的散文历史叙事正起源于这种“隐忧”，本质上也在于阐释这种“隐忧”。“我一生的道路都与这种隐忧保持密切的关系。当现实社会的主流思潮和世俗习惯难以束缚我顺从就范的时候，我内心深处的隐忧就会出现。它也许是一种无意识，总是会让我身处人群之中突然被一阵孤独感所袭倒，仿佛一下子我与人群之间隔得很远很远。它会转化为内心的自我警戒，与人性的快乐本能构成一种紧张关系。”陈思和的历史散文深化了对于历史内涵的解读，这种解读不同于历史的丰富性，而在于历史的不可抗性。围绕“抑郁”这一核心，陈思和将历史解构成对于有关人物、事件的具体描述，从而实现历史的精确聚焦。但在这些略显平凡的描述对象背后，历史的巨大能量始终伴随左右，压抑着作者的内心情绪。作者的散文书写本身就意味着纾解这种压抑，但也无法彻底挣脱。陈思和的历史叙事和历史理解体现出罕见的自我节制，这种克制如同他笔下的物理空间以及平凡人事一样，都保持着一种不敢轻易冒犯的姿态。陈思和的历史散文将历史塑造成了一种背景，他所理解以及衡量人和事的维度均建立在一种历史的感受和体验之上。这种感受和体验同样是跨越类别和时空的，从物理空间到历史事件再到世间人情等，某种意义上是对历史理解的无限延续。

　　在陈福民的历史叙事当中，对于重演的悖反性体现在他将叙事锁定在“北纬四十度”的空间当中。作为跨越时空的概念，“北纬四十度”显然打破或改变了历史重演的神圣功能，这种悖反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地理空间对于历史意义的彻底超越。陈福民在《北纬四十度》的叙事表现当中，体现出庞大的历史视野和敏锐的文化感知能力。“我们通过阅读历史知道很多故事，也认识了很多人，这是我们的观念养成并据以理解世界的主要知识来源。但无法想象也无法深究的是，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其实并不牢靠，甚至可能一直生活在由各种谬误构成的通说中。”陈福民打破历史谬误的方式不同于其他散文家，他摒弃了想象的诱惑以及主观的不确切性，而从大地的角度发现了可以捕捉历史的机巧所在。在他的历史叙事中，同样衍生出一种稳定的结构，就是民族与个人的纠葛关系。与其他散文家突出或强调个人对于历史的超脱或压抑不同，陈福民无意于剥离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反而视二者为无法剥离的一个整体。且在阐释二者的关系当中，陈福民既看到了亘古不变的大地属性，又看到了跨越遥远时空的个人意义，而大地与个人共同激发了历史叙事的动机。这种充分肯定两者属性和意义、并向而论的叙事方式是陈福民历史叙事的趣味使然。他在解读王昭君的历史意义时谈道：“她，让世界历史乃至人类交往史出现了新的模式，让塞北的凄厉、寒冷和杀戮有了些许温度，让女性的定义及其历史作用被重新审视，更让人对一个城市一个地点感到无比亲切并且难以忘怀。”《北纬四十度》的文本中始终盘踞着一种深沉而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被赋予了一种可触可感的概念。这种转变如同抽象的历史获得了某种可以感知的形象，这一概念就是“北纬四十度”的地理标识。在书写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时，陈福民显然意识到文学性的处理手段所导致的巨大缺陷。“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在过度修辞与迷恋辞藻之后，有很多更重要的内容被忽略了，并因此一直沉默着”，继而强调理解和处理历史地理问题的重要意义。《北纬四十度》无论对于历史的理解还是文学性的理解都超越了一般性的范畴，从而发现“非文学性”的地理概念范畴所具有的深刻意义。

　　当代散文叙事对于重演的悖反性还体现在它的创新性方面，具体表现为对于过去的重演演变成为对于过去的未来性意义的探索。这就意味着，历史不仅意味着一种过往的时空概念，同样意味着一种具有伸张性的意义空间。这一空间不仅包含着历史的意味，也包含着现在和未来的意味。概而言之，历史与人的关系发生了横向的空间错位，这种错位造成的落差感在当代散文的历史叙事当中被大规模消解，继而将基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差异性转变为一种新的契合。这是当代散文的历史叙事在散文诗学的理解认知上取得的新突破。一种基于历史认知的世界性诗学视野逐渐显露出雏形。

　　在李敬泽的散文叙事当中，历史的视角建立在更广阔的世界性文化场域当中，这是他对当代散文的历史叙事进行的某种新开拓。在他的散文中，历史充分发挥了能指的功能，其具体所指的内容则淡化了文化类别的边界属性。这种世界性的历史视野自《青鸟故事集》开始即得以充分体现。在这本散文集中，李敬泽别开生面地将历史叙事的视角聚焦于中国与域外文明间发生的“朝贡”式的具体故事：“欧洲通过注视遥远的中国看清了自己，或者说更准确地说，他们觉醒的自我意识在中国的形象中得到了参照和验证”。与此同时，李敬泽创造性地从历史中的“他者”着手叙事，这一叙事视角打破了传统散文固有的叙事模式。在他的历史叙事场域当中，“中国”成为被追逐和描述的客体对象，而世界范围的各种“他者”成为散文叙事的主体。在特定的历史场域当中，与一贯擅长的自我观照和剖析不同，李敬泽将历史的视野进一步扩大至世界的边界范畴，继而发现被忽视的“他者”真实细微的体验，而建构这种跨域文化的历史叙事媒介则是具体的历史之“物”。李敬泽散文的历史叙事显示出一种悖反而开阔的姿态。他将历史理解为一种从遥远到及物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恰恰以“物”的发现以及类似“物”的体验为特征。某种意义上，他发现了“物”也就意味着发现了历史。“驱使人类中的一部分去结识另一部分的原初力量既不是亲善的意愿，也不是求知的好奇，而是对‘物’的想象，是在‘物’的交换中产生出来的巨大的价值剩余。”在《青鸟故事集》中，一条基本的情节主线就是域外的他者不约而同地出逃至“中国”，而随身携带的物成为富有隐喻的某种介质。这种出逃被描述为一种具体的行动，从而取代传统诗学所主张的情感和叙事表现。与此同时，李敬泽基于世界范畴的历史视角，将“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描述为一种历史的对等关系。这种对等关系同样是世界性历史视野的体现。借助于“物”“奔逃”等叙事概念，李敬泽的散文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叙事概念，即“视觉政治”。“文明”的对话与差异在其散文中往往是通过视觉被看到和发现的。“看与被看的斗争在西方和中国之间持久地进行着”。

　　如果将《青鸟故事集》《咏而归》理解为一种具体向度的历史叙事模式，《会饮记》则代表着李敬泽历史叙事的某种精神合流。在这部散文集中，有关历史的感受和体验由一种叙事的方式升华为一种个人综合性的历史体验。凭借这种体验，李敬泽的历史叙事视野再次实现突破，从具体的对象和范畴进一步扩大为包容一切的文化时空概念。历史的世界性表达成为一种逻辑意识，原始的本土与世界、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已经被忽略、清除甚至重建，并呈现为一种人类共同体的特征。丝绸之路“这个词让我们以另外一种全球视野看待我们的历史，重新发现和整理我们的记忆和经验”。李敬泽正是从人类历史文化的整体性观照中确立散文叙事的基本立场和逻辑。他将文学、艺术、哲学、科学、思想等一系列人类文明纳入“历史”的框架里进行重新捡拾，从中发现本土与世界互为彼此的真实关系。因此，可以将李敬泽的散文叙事视为世界性“历史观”建构的典型。

　　结语：“史心”与“文心”

　　当代散文叙事的“历史化”现象，本质上具有双重性隐喻，显示出当代散文出现的新趋势新变化。这一趋势变化不是像诗歌、小说那样，曾一度热衷于变革的诗学追求，反而以“历史”为回望、为旨趣、为路径。这不能不说是当代散文所呈现出的较为特殊的一面。因此，对于其中所蕴含的多重意义需要予以重视并阐发。同样，当代散文历史叙事的创作实践与理论话语的“共谋”现象，无疑关涉当代散文创作的作家群体特征、审美旨趣、思想内涵以及范式建构等多重面向。这也就意味着，当代散文叙事的历史化趋势，其目的和意义不止在于过去，同样在于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历史意味着新的介入现实的方式。“历史还有一件应做而未切实去做的事，就是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和同胞以及人类的问题同希望，这就是历史的最大效用，也就是普通所最不注意的一件事。”“我们应该大大地发展我们的‘史心’。因为它可以在我们知识上增加一个重要的原质，而且可以提倡我们合理地进步。”散文作为中国传统文类的大宗和正宗，它所独有的文化包容性以及文体的开放性为这种“历史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借助于“历史化”，当代散文传达出了新的有关文学功能和意义的思考。当代散文叙事的“历史化”趋势既是文体自由发展探索的表现，亦是一个时期文学介入现实、叩问意义的生动实践，其中包含天然性与主动性的双重寓意。从文学创作和诗学理念的实践性和开拓性而言，当代散文叙事的“历史化”趋势恰恰体现出中国当代文学追求进步与创新的精神面向。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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