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南方写作”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一个炙手可热的存在。其概念最早来源于2018年末在广东潮州举办的“花城笔会暨第三届韩愈文学月活动”。会上，杨庆祥、王威廉、朱山坡、林森、陈崇正等学者对该概念展开了热烈讨论，认为“新南方写作”可以成为一种可资借鉴或推广的新的批评装置，在文学创作、批评及研究领域中发挥作用。随即，以《文艺报》《南方文坛》（后起的《当代作家评论》也加入战场）为代表的各大文学类报刊纷纷刊载了相关研究和专栏，研究生学位论文也开始就此选题，作品分析类文章也添加了“兼论‘新南方写作’”的字样，王德威的加入更为这个概念增加了热度；甚至有关专著也应运而生；而南北呼应、各地开花的“新东北”“新南方”的反思与联动更是显得声势逼人。这不得不让人正视并思考：这个新兴而日益壮大的学术概念究竟该何去何从。 

　　从地理的限定来看，“新南方写作”剔除了一般意义上代表“南方”的江南地区，范围涵盖到中国的广东、广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从复杂的多元指涉来看，其包括“海洋性”“临界性”“国际性”等层次。耐人寻味的是，“新南方写作”这一较新术语的建构到底有何价值与意义，究竟是转瞬即逝的新兴名词，或者新一轮学术界“圈地运动”的操演，还是指向深思熟虑的理论范式建构，抑或尚不完善但仍蕴藏巨大生机的潜力股？本文力图探索“新南方写作”术语建构中的逻辑合理性与利害得失，并对其进行建设性反思。 

　　一、概念建构与内涵阐发 

　　如果说从术语建构的影响力角度来看，无论是南北联动、多点开花，还是理论建构与文本分析相结合（包括作家与批评家的双重身份）的实践操作，“新南方写作”的话语生产都已经成为一种轰轰烈烈的文学现象。它不仅放眼中国的岭南、海南、台湾、粤港澳大湾区，还放眼华文创作风采斐然的东南亚地区，将以前相对刻板的文化边界变得动态十足，并具有开放性。这些都值得充分肯定。 

　　如前所论，“新南方写作”的发生发展自有其脉络。毋庸讳言，一个新的术语的生成如果只是亮出口号、招摇过市，即便是有心大力鼓吹也难以行之久远。它必须有纲领、有层次、有论证、有实践，才能稳扎稳打，从自己建立的根据地宕开一笔，诗意地大开大合，竭尽所能地创造历史。显而易见，“新南方写作”有其相对成熟的操作与赓续，其中之一就是立纲建制。 

　　 较早且有意对“新南方写作”进行系统性理论阐发的学者是杨庆祥。他对该概念的（理想）特质大致作出如下界定：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这种多重建构性和发展性的思路值得肯定。首先，其重视了相对边缘化的南方书写，并将相关领域拓展到海洋书写，如将热带雨林及其文化的有关对象延伸到了南海周边；其次，他还关注了多元历史文化的混杂性特征，拓宽了既有的历史、文化维度，将后殖民视域纳入其中。特别指出的是，杨庆祥认为“新南方应该指那些在地缘上更具有不确定和异质性的地理区域”，其重要向度是“要通过持续有效的书写来建构经典性，目前的创作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经典性已经完全建构起来，而新南方写作概念的提出，也是对这一经典性的召唤和塑形”。既大力涵容新的可能性，又发掘锤炼未来的经典性，杨庆祥的预设既有锐利的前瞻性视野，又有宏阔的文学史视野。 

　　需要指出的是，新的术语的发展壮大也需要两头开拓，一方面是必不可少的知识考古学视域——如果能够关联（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新”则有了厚重的支撑。“新南方写作”亦有类似的实践，如黄伟林巧妙而精准的重审了广东作家陈残云（1914—2002）的写作，并赋予其在“新南方写作”中的重要位次：“陈残云亦可被视为新南方写作发端期的代表人物。而这个华南作家群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游走，及其在桂林文化城的集结，恰恰成为一种文学写作现象成为气候的表征。”如此打通了“新”与“旧”的界限，使新术语走得更稳健。 

　　另一方面则是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指向未来——锚定既有的新经典。如在论述当前正活跃着的马来西亚华人作家黎紫书、黄锦树等的过程中加入“新南方写作”的视域。“新南方写作”是对“南方”新的现实经验的想象和叙述，也是对旧的文学秩序的打破和重塑。在论者前赴后继有意或无意的推动下，“新南方写作”在理论建构与创作批评实践中日趋成熟，不断深化并持续推进。 

　　首先是书写领域或书写特质的扩张。“新南方”的提法，不只是地理上的指涉，更是对海洋性文化与国际化思维的侧重。这改变了以往以大陆性文化（含游牧文化）为中心的观察范式，对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及东南亚地区的汉语文学文化进行了聚焦，带来新的观察视域。诚如论者道：“向海、向粤港澳、向东南亚，构成了‘新南方写作’最为重要的面相，其中在汉语行旅中不断创生的南方新义，在‘海里岸上’的海洋写作中透露出来的南方伦理，以及经由地方性叙事而达致的精神构造与南方美学，形塑着‘新南方写作’以至于当下地方性文学书写中更为广阔的界域、更为新颖的经验以及更为开放的姿态。”这是超越常规的崭新美学思路。 

　　王德威对此概念进行了深化和拓展，针对那些易被忽略的连接点和新的创造空间进行强调，以“潮汐”“板块”“走廊”“风土”作为描述新南方写作的四个关键词。“以三种相互关联的书写和阅读立场——跨越、逾越与穿越——作为对未来的期待。”“这三种写作与阅读立场各有隐喻对应：界限、理法、幽灵。”这种扩展具有世界性的视野和格局，颇具指引意义，但因为涉及过广似亦难免抽刀断水之尴尬。 

　　其次，要始终保持革新意识，避免使其陷入另一种刻板化的陷阱。“新南方写作”必须永葆“新”质才可能获得合法性、实现充分性、成就经典性。如人所论，“‘新南方写作’更重要的并不是某个终将凝固并成为陈迹的‘南方’或各种形式的‘以南’‘更南’‘最南’，而是为写作设置一套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更新和自我创生的活力装置。‘新南方写作’也是 ‘“新”南方写作’！”一方面，这种观点在逻辑和理论上颇具开放性，具有反思意识，而另一方面，其开放性与笼统性导致概念空泛并具有标语化之嫌。空间的延展（“南”的界限）与意识的延续（“新”的实质）间的含混不清，使内在的缺憾依然存在。 

　　有论者立足风景美学指出，“当批评界提炼新南方美学的特征使之步入经典化之际，新南方写作其实也正面临着风景僵化的叙事困境。要使新南方写作的异风景美学始终保持活力和魅力，首先就需要保持开放性，防止地域标签对想象力的限制”。这种独特的美学视角结合个体或时代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展开提醒，活化、补充，乃至强化“异”的可能。从此角度看，不断更新的风景与想象力的契合才可以让“新南方写作”兼容并蓄，既有当下特色，又具有长久生命力。 

　　似乎为了扩大声势和展开尽可能深入的讨论，2024年开始，《当代作家评论》和《南方文坛》南北联动，强调“新东北作家群”与“新南方写作”的关联性与比照性，比如韩春燕指出：“‘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文学’都是位于地理边缘区域的文学，当关外与岭南这南北两个地域的文学成为被学界关注的对象，说明中国当代文学正在悄然发生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这是一场来自当代文学内部的渴望与召唤，也是一种无法遏止的打破与挣脱。”李志艳、唐晨曦甚至把“新南方写作”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世界文学模式的有力实践和论证。 

　　不难看出，不同角度的思考提升了“新南方写作”的层次内涵，使它成为一个颇具影响的术语或概念。但同时也要看到，该术语的原生缺陷与后发弊端也值得深入反思。 

　　二、逻辑重审与问题反思 

　　从逻辑自洽的角度看，“新南方写作”的提法可谓问题重重。作为新生事物，“新南方写作”有着一些先天不足，如缺乏强有力的生发和积极的引导，其扩张也难免带有随意性和杂乱性。同时，由于大多数研究者并不能深谙“南方”这一宏阔地域内研究对象的特征及彼此间的差异，相关论述的针对性、准确度与涵盖力也值得商榷。甚至或许并非杞人忧天的是，对于新南方内部文学主体性不够熟悉和尊重的情况下，强行拼凑、好大喜功拉郎配也可能形成类似于强行创新的南方奇观。 

　　 首先是如何新、新多久的问题。所谓“新南方写作”的“新”是相对于“旧”而言，从地域上排除了“江南”，然后添加了中国台港澳与国外的东南亚地区。但从政治角度看，香港、澳门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华人人口比例较高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则是独立主权国家，它们当然不可混为一谈；从文化角度看，台港澳与大陆的广东、福建、海南、广西等地区既有共性又有差异，而东南亚则属于多族群、多文化交织的海外地区。如果在政治与历史的背景下考察中国“南方”地区与海外东南亚地区之间文学与文化的传承性、共融性与互通性，在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下探究中国文学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过程与本土化过程，在各地文学创作与理论的实践中聚焦变异的、发展的、多面目同时又具有最大公约数的中国性（Chineseness）议题，那么这恰恰是既有的华文文学研究的核心范畴之一，而非全新的“新南方写作”独有的议题。 

　　如果就此议题继续荡开去，对于“新南方”的重新思考与实践其实可以前置到21世纪初甚至是20世纪90年代，彼时的王安忆开始关注中国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的异同，而黄锦树也已经对中国大陆南方文学（包括海派文学）和中国台湾影响下的马华文学开始了差异性比较和总结。即便是从更贴切的南方命名角度来看，黄锦树2007年在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选集《死在南方》，2015年在马来西亚有人出版社出版了马华文学短论集《注释南方》，显而易见有一种对南方的独特钟爱与心得阐发。如果从此层次继续阐述，有关马华文学的经典性论述（如黄万华等人的跨域越界、文化转换、代际成长等）才是“新南方写作”更雄厚的基础推演与申论基石。 

　　 为了凸显“新南方写作”之“新”，有论述将其与旧有的“岭南文学”概念加以比较，认为二者的“实质差异不仅在于‘新南方’在空间涵盖性上比‘岭南’要更大一点，更在于它们的指向并不相同。”岭南文学“使岭南的文学现象和历史文脉得到全面的检视”“从根本上它并不创造增量”，而作为增量的“新南方写作”面向未来，更具有建设性意义。这种观点仿佛为刻意突出“新”而低估了“旧”的价值意义，未免略显偏颇。“新南方写作”与“岭南文学”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本质性的差异。“新南方写作”也并非凭空出现的文学摩天大厦，而是在既有创作积累、批评实践和理论研究基础上产生的新兴概念。从维护新兴概念的革命策略性角度来看，矫枉过正尚可理解，但如果从学理上的概念建构与阐释角度来看，其形成的理论渊源与文化传统不应当被抹杀。实际上，众所周知，如果没有底蕴深厚、历史悠久、空间宏阔的岭南文学打底，何谈今天生机勃勃、指向丰富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而“新南方写作”的雄厚增量和崭新问题意识又从何产生？没有历史感的未来如何彰显厚度对比之下的先进性？同时，从时间线上考量，“新南方写作”也缺乏指向未来的周全性、科学性思考，即多久以后还可以称作“新”，50年、100年、500年？由此而看，“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难免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具有一定权宜性、阶段性的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南方”本身也是一个被建构的概念，是相对于“北方”而言的存在。这恰恰反映了相关研究者的北方中心主义视角及倾向。不难发现，恰恰是由于部分论者对华南及台港澳地区的文学文化生产缺乏理性而全面的了解，对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的发展历史与当下趋势缺乏真切的认知与判断，便笼统地称之为“新南方写作”。这反映了研究者面对这片成绩斐然的新领域时，在震惊之余缺乏真切的把握能力。实际上，对研究对象的把握越精准，研究本身也就越为细致精确，比如我们可以细化为中国台湾文学、香港文学、马华文学等。不同地域出身、活动的作家间的差异不只是个体或时代背景造就的，也是不同文学传统、艺术流派与本土气质的融合造就的，而这些因素之间往往存在精神上的内在关联。 

　　 众所周知，优秀的作家往往都会突破概念和标签的限制，如鲁迅显然不能只被视为绍兴作家；莫言不只是山东作家。“新南方写作”虽然范围宏阔，但亦有其限制。毕竟，几乎所有概念都有其辐射的局限性。部分论者并不认同“新南方写作”可以涵盖所涉地域内的大部分优秀作家。如林棹的书写就自有其主体性，“变形与招魂皆以‘南方’为底色，关涉新近提出的‘新南方写作’概念，但林棹一方面与这一后设理论保持距离，一方面有意识地呈示出一种超地域的全人类视角。”同样，在借助“新南方写作”去评判某些作家时，也尚未达到应有的效果，如林培源在论述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的《流俗地》时总结道：“《流俗地》 将‘世俗’寄托在细腻绵长的‘人心’变革之上的写法，为现代汉语小说立下了标杆，它警醒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对照、‘抵抗’中，‘新南方写作’才能永葆活力。”这种评价似乎有些牵强——把黎紫书纳入观察系统的确可以丰富、壮大“新南方写作”的业绩与声势，但论述本身却隔靴搔痒，简单化了黎紫书创作自身的丰富性、独特性及其不足——从某种程度上讲，无论是从作家自身的由短篇转为长篇的创作变换过程，还是从宏观的马华文学史或华文文学史意义而言，该论述既没有确切地评判出黎紫书写作的独特性，也没有指出该长篇小说的问题所在，反而更像是“新南方写作”向黎紫书的“致敬”。易言之，套上“新南方写作”的帽子并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或评判马华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语境中的黎紫书。 

　　 实际上，一个新兴概念的生成与发展应当“固本培元”，即在夯实基础理论、厘清基本阐释的前提下锐意进取、开拓扩张。但遗憾的是，“新南方写作”相关的不少论述并未真正关注到这一点。如前所述，“新南方写作”中的关键词“新”“南方”其实都是变动和发展中的概念：在大部分广东人眼中，韶关以北就是北方，但一般意义上的“北方”至少要划到长江以北乃至黄河流域，而所谓的“新”亦然。如果这个概念缺乏真正的限定性，那么它的整体指向难免会呈现浮泛化、泡沫化倾向。有论者指出：“如果说新南方写作能成立或有一点点意义，需要它先在文学上提供出独特的审美与价值。首先，它得是南方的……其次，它得是荡开的、不安的。”不难看出，上述略显宽泛和模糊的文学化的表述不能真正锁定“新南方写作”的合理身份。或有论者努力彰显其视野宏阔，却略显空洞：“在世界中写作，为世界而写，关心的是全人类，为全世界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和独特的个人体验。这才是新南方写作的意义和使命。”虽然义正词严，但同样也有继续填补和充实的巨大缝隙。类似的，把“新南方写作”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自觉实践，为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借鉴，显示出浓郁的地方风情与人类普世价值相统一的艺术精神与美学旨趣”貌似宏阔神武，却也有生搬硬套之嫌，让丰富的文学实践变成了理论的简单注脚，罔顾了“新南方写作”所包含区域内部的复杂张力，无论是多元文化、政治、历史，还是个体、集体的本土思维皆然。 

　　当然有些论述也可能过于强调气势恢宏的未来性而未立足坚实的基础，好比在沙滩上建高楼，“更为重要的，应该是新南方写作的超越性，它不能仅仅局限于地理、植物、食物、风俗与语言，而应该是在一种多元文化形态环境中所形成的观察世界的视角与表达方式，代表着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无穷探索。”作为论述在观念升华时固然可以高屋建瓴，在理念上力图超前，但如果不采取针对性的实践策略，尤其是找到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支撑，逐步加以具化、丰富化和纵深化，这样的论述就会显得空泛，而有关话语生产也很可能只是泡沫化的文字制造，甚至最终昙花一现。 

　　三、未来期许与超越可能 

　　 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新的术语必须产生双重效果（既关注当下与具体，又指向未来与超越）才可能细水长流——从超越性视角来看，它必须意识到并强化自己的特质。好比一种新兴理论之于文本实践，如果理论的运用不能进一步照亮文本诠释，那么这个理论在结合实践使用时可能是可有可无甚至可以被摒弃的。正如林棹审慎地表示：“‘南方意味着什么’是无法用几句话说清的，否则就不需要生活或文学了。‘南方’也是一个太大的集合，它正在不断细化、具体化、感性化。我最先、最直接经历的是这个地方（不管它被称为‘南方’‘新南方’‘深圳’还是别的什么）的具体细节，而不是关于它的概念。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情感、经验、发现、创造，是如何处理真实的地方和虚构的地方之间无法咬合的部分。”从作家的角度和立场阐发这样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作家创作的自由是无法被学术的严谨性（有时也是刻板性）、边界性与科学性所完全涵盖的，文学创制的复杂层次也是难以被准确清晰地条理化的；当然，学理性概念的精炼与深邃也未必是文学体裁一时之间可以传神说明的，“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道理同样也适用于文学创造，但作者和论者关注的视角、使用的策略和产生的效果也各有差别，但无论何种流派、何种理论、何种出处，如果不能给创作带来质的改变，则依然是银样镴枪头。 

　　同时，必须明确的是，真正的经典往往是可以印证并丰富相关理论（含术语）的，如杨庆祥就在论述朱山坡时发现了此理，“朱山坡作品中的‘荒谬’和‘反讽’不是惯常意义上的黑色幽默——虽然在阅读的时刻我们会被这种幽默感打动——它更是一种重塑新南方历史和主体的行为：既反讽那些因为过于宏大而具有压迫感的历史，也嘲笑那些因为过于遥远而不切实际的历史，新南方的根部和历史只能从普通人民生活的实感之中生长且枝繁叶茂。”这恰恰是术语炮制者所要深刻反省的地方：理论创新既要自身的深刻性与精神关怀，也需要有连绵不绝的经典文本对其说明论证、不断阐发其深度，拓展其广度，使理论和文本之间相互成就。 

　　 如果升华“新南方写作”的问题意识，我们不难发现它可以简化为三条互相关联的方向：一是粤港澳、福建、海南等地与东南亚文学的新指向（张燕玲等），此方面可以理解为相对基础的立足于地域文化方面的多元推动与增长，尤其是各个学术期刊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二是世界文学视域下的中国性发展及其纠缠（王德威等），此方面更多是从多元文化比较、新质开拓（比如海洋性等）以及压抑的其他可能性角度展开，是对基础操作的一个有意开拓和有力补充；三是丰富汉语文学的可能性（杨庆祥等），此方面更多是从中华文化的语境里进行拓展、比照和反观，借此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华文化与文学。上述三条方向虽有内在关联和交叉，但也明显有各自为政的缺憾，目前的文学实践与理论指涉并未产生高端化学反应，导致二者显得相对脱节，有两张皮之嫌；同时理论内部的整合度不够，各自为政的现象显而易见。对此，如何进行有效的应对与建构性的提升呢？ 

　　 第一，要相对确定“新南方写作”的包括地理边界在内的概念界限。既要强化其内在的文化关联、适当赋予其弹性边界，又要体现国内南方地区的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区隔。目前的“新南方写作”在概念上似乎在不断变化、不断探索，其中包括地理边界。然而实际上，其概念不应该贪多求大。如果考虑到与东南亚地区文化层面的关联，应该只囊括对东南亚华人社区产生最主要影响的地区，而并非中国所有的南方地区。更何况21世纪以来，中国北方移民的比重不断加大，“新南方”的边界不可能无限扩充，成为无据可查、无法可依的概念。所以，新南方的地理界限，中国部分除了粤港澳大湾区，台湾、福建、海南、广西地区外，不宜再无序扩大。同时，在处理新南方视域下的华文文学经典作品时，要密切关注多元文化中的“异”和文化的在地性，探求“文化中国”的丰富性与延展性，以此才能对症下药。 

　　 第二，要更准确地探勘“新南方写作”中的文化张力与可能贯穿的主线。从国际角度来看，中国的台港澳地区与东南亚国家地区都有着被殖民的历史，但由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有所不同，其产生的文学也有各自差异和特点。在这异同之中，“南方”语境内部便容纳了丰富的交流空间与对话可能。从国内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发展史从空间角度来看是一个南移北进、融汇混合的复杂过程。南北方之间的文学和文化既有着差异性，也有着互动性，因此应充分挖掘“南方”的概念内涵及其内部构成的复杂性、繁复性。一方面，从传统角度来看，“南方”包含了文化上的差异性、独特性、滞后性等特征，而另一方面，南方文化却具有着开放性、创新性、革命性特征，具有由“边缘”切入“中心”的冲击力，值得深入探勘。而从国内外互动的角度来看，中国本土的闽粤文化（如潮剧、酬神戏等）在域外既可以很好地发扬、传承，又在异国环境下融入了在地化特征。这种中国文化在异域环境下挪移和杂交后产生的本土中国性（native Chineseness）反过来可以积极地滋养、丰富中华文化母体。 

　　第三，要认真思考“新南方写作”的跨越性、混杂性、异质性，不要以一把尺子去度量复杂的文本生产与经典生成。在理论概念上作为新生事物，在创作实践中占据重要比例的“新南方写作”在未来将会产生与以往作品有所不同的新作。这些新作可能既超越固有的本土性，又兼具流动性，甚至主动追求自我放逐（离散性），在与多元文化融合后形成较强的异质性。这些新作将超越我们固有的认知、观念和诠释框架，需要更为包容、开放、长远的眼光。惟其如此，假以时日新的美好独特性才会应运而生，否则新生事物容易被扼杀，文学与思想的发展也将裹足不前。从此角度来看，“新”是永远的，无论是创制、批评还是理论引领和总结。 

　　结语 

　　“新南方写作”从实际效果看，召唤出了一定区域文学写作的特质与可能性，强调了其呈现的复数性和坐标移动性，强化了从“南方”为中心的虹吸效应，具有形构多元文化的敞开性与包容度，丰富了有关文学版图及文学史叙述，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是理论与实践双管齐下的前瞻性操作。但同时由于该概念建构为时尚短，各种阐释间又缺乏统一性，出现了未能坚守阵地、概念模糊、论证空泛等问题，也必将经过大浪淘沙、潮退人空和去芜存菁的发展过程。 

　　“新南方写作”的外延、内涵仍然必须面对一个“度”的辩证问题：它不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地域指涉，哪怕是滑动的界限展延，但是它又不能丧失了主线或边界的秩序设定，否则要么故步自封，要么无法辨识。金理指出，“地方性写作不应该成为新一轮的话语圈地运动，如果将其敞开为一个建构的过程，那么更进一步，不应只是立足边缘反叛中心，或‘压抑者复归’，而是应当从整体上突破宰制性的格局、结构与分配秩序。”这自然还是把“新南方写作”更多视为中国版图内地方性写作的忠告，但实际上涵容广阔的“新南方写作”远超“新东北作家群”似的指涉，它应该可以有更美好的未来。更进一步说，我们需要跨学科实践卓有成效地展开：研究者应进一步规范其概念内涵，深入挖掘其内在要素间的精神关联性，使之照焕出令人眼前一亮的、别具特色的“文学共同体”。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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