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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是近几年文学批评界的热词,影响广泛,且有生产性,曾经入选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持续至今热度不减,相关论文层出不穷。“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已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批评话语、批评装置,并引出一批以地方为视角的文学批评话语,例如“新北京”“新浙派”等。这些新词、新现象、新事件让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的区域化命名议题、文学与地方/区域之间的复杂多样的概念联系,以及划界文学、文学划界议题。
本文对“东北文学”“新东北文学/作家群”进行概念考察,兼及“东北文艺复兴”,从语言知识和事实知识两个维度综观这些语词带来的新的文学认知地图,考辨“区域文学”命名的多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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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方或区域延伸出的某种文学的概念模式,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兴起后有了特殊意义。民族国家观念兴起之后,文学以民族国家,而非以语言划界似乎具有了天然的合法性。现代文学是坐落在民族国家基架上的,国家文学史将文学充分地域化,乃至对世界文学的想象就是各个民族国家文学的集合。“世界文学,我们在学理的性质上可以想见,其必然是指涉由不同语言书写且集约各个国家、民族与区域的文学作品以构成的一个文学概念”。依照此概念模式,区域可以进一步泛化,比如东方文学、西方文学、非洲文学,抑或第三世界文学、亚非拉文学等;区域也可以在民族国家内部进一步细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以区域命名的有“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延安文学”“东北文学”等,当代文学中也有“西部文学”“中原文学”以及以行政区命名的“陕西文学”“北京文学”“辽宁文学”等。如果说以民族国家划界文学具有“合法性”,具有意义,那么其他以区域命名的文学是否也具有意义?此外,以区域命名文学对理解文学到底有何意义?以区域命名的文学是名称,还是认识理解文学的概念?“东北文学”抑或“新东北文学”若是名称,其与其他区域命名的文学相比有何特别之处?若是概念,这个概念带出何种意义?增加哪些理解和认知?它们各自的概念结构如何?在现当代文学中如何起作用?本文尝试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辨析名称和概念的关系,继而考察“东北文学”“新东北文学”,最后借助“东北文艺复兴”讨论“新东北文学”“新东北作家群”的意义。
名称与命名看似语言中的简单现象,却引起了很多哲学家的浓厚兴趣。从弗雷格的《论意义与指称》、罗素的《论指称》到维特根斯坦的《名理论》,从老子的“有名”“无名”、孔子的“名正”、墨子的“私名”、荀子的“大共名”到语言学家王力对“名”的译介,古今中外的很多哲学家都对“名”做出了特有的阐释。在这些哲学家的启发下,我们不从定义何为名称、何为概念开始,而从自然理解和语言起作用的方式进入议题,打开文学区域化命名中缠绕的问题。
名称或者命名,一般理解是这样的,一边是名称,另一边是它所指的东西,两者通过指称的方式联系起来,名称是所指东西的符号或者标签。尽管“指称论”在当代哲学往往被认为是粗浅思考方式的代表,但在讨论名称问题时似乎难以绕开。不过指称仅仅是个开始,名称的语法不仅仅是指称,还有其概念结构。民族国家有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后,才会以民族国家划界文学。其中每个民族国家都可以造出某国文学一词,形成“民族国家+文学”这一通用的概念格式。而且学会这个概念格式之后,就会说出其他名称。如人们无需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有哪些文学作品,甚至无需知道这个国家说什么语言,只要我们有名称/命名的语言知识,就会使用“巴布亚新几内亚文学”这个词。名称的语法还包括同一范畴的名称词并列平等,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这些名称,概念格式一模一样,每个民族国家文学的概念都如同联合国成员国间一样平等。然而在具体评论某些作家时,论者往往会说老舍作品有英国文学风格,李劼人作品有法国文学意味,萧军作品受俄国文学滋养,这里的“民族国家+文学”就不再仅仅是名称,而是理解作家、作品与文学的概念。
概念不同于名称,它并不指称什么,只关乎意义和理解,帮助理解世界。名称和概念虽不截然对立,却仿佛处在两个极端,一端是所指事物的标签,而另一端则连接着事物的属性与意义。名称和概念之间还有着一系列的过渡。如上文提到的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虽然是名称,却可以帮助中国读者有效理解作家作品,把既有的文学经验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系统。而对于普通中国读者来说,如没有纳入到常识范围内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文学仅仅是个名称,尽管扩展了谈论文学的词汇,却并不增益对文学的理解,无法将其纳入到既有的文学概念中来,更无从以某人不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文学就断定此人不懂文学。同样是“民族国家+文学”概念格式,有些只是名称用法,而有些则具有概念的用法。如果一个名称的所指内容形成了认知理解事情的一种方法、一个维度,那么这个名称就有了概念用法。如果这个名称的概念用法固定在语义里了,那么这个名称同时也可以是一个概念。“拿破仑”是一个人名,但“诗坛拿破仑”中的“拿破仑”则是一个概念。相反,一个概念可能会意义流失,仅仅剩下名号。
由此,我们说名称到概念,至少有这样三个阶段。第一,名称是所指称东西的名字、标签,与同一范畴名称比肩并列,有时可以无关理解与意义,只是个语言事实。第二,一个名称有了概念用法或内容,即指涉了事物的属性与意义,形成了看待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或维度,可以借助这个名称理解或认识事物。不过这里还涉及概念内容多少的问题。概念是人类经验的汇集及组织,人借助概念理解周遭世界。而概念内容的丰富性影响着人们理解事物的深度与广度。第三,一个名称成为概念,意味着这个名称的语义固定在语言中了,且与其他概念构成一个网络、一个系统。“概念是一张网,一个概念和它相邻的概念从不是比肩并列的,而是互相涵盖互相交缠的。”概念词不单独具有意义,概念之间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概念词的形成和改变将伴随着一个系统的改变。“东北文学”概念的形成,让我们重新理解“左翼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乡土文学”等概念,同时更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景观。同样,误解一个概念词也会在不同程度上误解一批概念,我们不可能对“延安文学”理解得稀里糊涂却十分明确“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
明确了名称和概念之间的曲折复杂关系,我们来检阅“东北文学/作家群”“新东北文学/作家群”。“东北文学”与“东北作家群”、“新东北文学”和“新东北作家群”意义相通,有时可以相互替代,这里就不做“文学”和“作家群”的区分了。当然这不代表它们没有区别,区分它们别有意义,只是不在本论题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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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重要概念,已经进入文学史叙事。源于区域命名的“东北文学”是如何构成中国现代文学话语系统一维的?作为概念,其稳定的语义内容是什么?
“东北文学”的出现源于一个事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并炮制出伪满洲国。萧军、萧红、舒群、罗烽、白朗等东北作家流亡到上海,得到鲁迅等左翼作家的支持,发表了表现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系列作品,名动上海文坛,并带动了一批东北籍作家书写家乡被侵略及抗日的故事,形成了具有先锋性的左翼民族主义文学,成为抗日文学的先声。“东北文学”或“东北作家群”一登上文坛,就与“地域+文学”的名称有了分别。显然,这时文坛所描述的“东北作家群”/“东北文学”都是特指流亡在外、具有左翼倾向、书写反日抗日作品的作家及文学,而非泛指生活在东北这片土地上的作家及其作品。身陷东北沦陷区的作家如山丁等人并不属于“东北作家群”,其作品也不属于“东北文学”。作为《光明》第七卷另册附录的《东北作家近作集》不会收录他们的作品,也不会想到他们。可以说“东北文学”一出场就具有概念内容、概念用法。这里的东北不指向一个区域,而是中国之痛点,表现东北即表现中国之痛,表现东北的反日抗日之力即表现中华民族之精神;“东北文学”不是区域文学,而是中国抗日文学的先声,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文学带来了新形式、新内容。“东北”及“东北文学”形成了看待中国、看待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方法、一个重要维度,“东北”成为理解当时中国人情感及精神结构的关键词,“东北文学”成为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一环,与左翼文学、民族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一起,促成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文学的转向。
可以这样表述,“东北文学”有两个用法。一是概念用法,即抗日文学的先声,具有先锋性的左翼民族主义文学,是理解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文学的方法之一,与20世纪30年代诸多文学概念——诸如“民族主义文学”“乡土文学”“左翼文学”等——相互涵盖相互关联,成为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概念。二是名称用法,就是东北那片土地上文学的代称,这样萧军、萧红和山丁同属于东北作家,他们创作的作品都属于东北文学的一部分。当然这两种用法也并非截然分开,从概念到名称都有着一系列的过渡及相互纠缠。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东北文学”具有丰富的概念内涵,可以作为概念词使用,但仍然要注意到“东北文学”概念源于地域化命名,在谈论“东北文学”时,指向的是流亡的东北籍作家创作的东北抗日反日作品,而如果把当时其他地区作家创作的具有抗日倾向的作品——诸如张恨水的作品——称为“东北文学”,也是不能接受的。也就是说,“东北文学”中的地域描述性成分是这个词语语义的一部分,不可或缺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东北文学”作为概念词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东北文学”提供了理解当时中国精神及中国新文学的一种方法、一个维度,我们甚至无法离开“东北文学”概念理解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东北文学”的概念性内容逐渐减弱,东北作为一种抗日先锋的文化符号的重要地位逐渐让位给抗战前线叙事和“大后方”生活故事。此时东北籍作家更积极地、有组织地实践“东北文学”,如他们聚合在一起创办被称为“东北人旗帜”的《反攻》杂志,提出“勿忘东北”“开路先锋”等口号。尽管作为概念的“东北文学”仍然具有号召力,但原有的概念内容正在流失,其概念用法逐渐让渡给名称用法。即此时的“东北文学”不再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对于理解同时代文学不可或缺。虽然20世纪40年代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东北籍作家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但这些作品不再作为概念的“东北文学”提供一种观察中国及中国文学的方式。当然他们的作品可以与同时代作品聚在“抒情性”等概念下,以此理解中国文学的另外一些面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北的工业生产在全国备受瞩目,反映东北工业题材的小说,如草明的《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等,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篇章。但是这些东北工业题材小说的“东北”不再具有鲜明的概念意义。这些作品与其说是东北工业题材小说,毋宁说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业题材小说。因为作品要表现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工业建设,作品中的“东北”不再作为概念而是地方名称,与其他工业城市比肩并立。新时期文学中的知青文学有以黑龙江农垦农场为题材的作品,影响广泛,但“东北”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不是作品要表现的内容,更不是透视中国的方法。这些作品当然都是“东北文学”,即东北区域文学,但此“东北文学”非彼“东北文学”,一个是作为名称的“东北文学”,另一个是作为概念的“东北文学”。
可见“东北文学”作为概念,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事件,但不独属于该年代。其作为概念词具有稳定的语义内容与阐释力,成为一种认识论,与其他概念构成一个系统,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学批评装置,用以找到理解并分析作家作品的一个环节与着力点。而作为名称的“东北文学”,即以地域划界的文学,既包括20世纪30年代萧军萧红这些“东北流亡作家”的文学作品,也包括当下正在发生的文学。东北是个有故事、盛产文学的地方,出色的作家作品一直绵延不绝。
厘清“东北文学”的意义,我们再讨论“新东北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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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概念的“东北文学”不但具有阐释力,还有一种聚合力,源源不断地输送能量到作为名称的“东北文学”。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超越行政区划的区域文学,唯有“东北文学”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曾经的“延安文学”只剩下概念用法,而包含文学、音乐、电影在内的“西北风”这样的命名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而“东北文学”不但有丰富的创作实绩,还有众多的研究成果:从红色经典到工业小说,从知青文学到先锋文学,从乡土小说到后工业小说,每一波都冲击着中国当代文坛。东北文学一直有着丰富的研究内容。除了有数种“东北文学史”著作、“东北现代文学大系”外,一旦出现文学高峰,评论者都会自然地对标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文学”“东北作家群”。
“新东北文学”“新东北作家群”时有出现,但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新东北文学”“新东北作家群”的提出和讨论是在21世纪。“新东北文学”“新东北作家群”是名称,还是概念?是名称,其指称什么?有哪些实绩?是概念,其是否形成了看待今日文学的一种方法、一个维度?能否重现20世纪30年代“东北文学”概念的能量?
2011年《渤海大学学报》第3期“渤海论坛”栏目聚焦“辽宁作家”研究,栏目主持人林嵒提出“辽宁‘新东北作家群’”,在文学继承的意义上对标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东北作家群”的作品“写出了东北的风俗民情,显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展现了强烈的奋起的民族精神进而形成了粗犷宏大的文学风格。今天,在辽宁这片黑土地上依然活跃着一支优秀的文学创作队伍……对辽宁‘新东北作家群’的研究是对辽宁文学研究的基本判断,也是当下辽宁文学研究的关键。”2015年,林喦再次撰文《“新东北作家群”的提出及“新东北作家群”研究的可能性》,确定了“新东北作家群”的研究范围、目标及纲领。“新东北作家群”的提出对提振东北文学有积极意义。显然这里的“新东北作家群”是一个名称词,但分享了“东北作家群”的概念意义,有一种褒奖的意味,其范围是要涵盖从“辽宁”到“东北”的所有优秀作家,其目标是要打造优秀的地方文学,而不是20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特定指向及意义。林喦明确把“新东北作家群”定义为区域文学:“当代中国文学的总体是由一个个区域性文学发展、形成而构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地域文学的发展与形成至关重要。……‘新东北作家群’已逐渐形成,并以其独特的地域风格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部分。”此时辽宁籍写作者赵松、双雪涛、郑执等已经发表作品,但还没有得到关注。在区域文学的视野下,东北尚有更多成熟的、优秀的作家需要研究,这些年轻的写作者需要在另外的视域下才能被看到。而这另外的视域也借用了“东北文学”“东北作家群”的概念能量,同样使用了“新东北文学”“新东北作家群”。
2019年,黄平等在《“向内”的写作与“向外”的写作》中用“新东北作家群”指称双雪涛、班宇、郑执这些作家。黄平于次年发表《“新东北作家群”论纲》一文,对“新东北作家群”的出场方式、主题与风格及未来进行论述。2021年又出版了《出东北记:从东北书写到算法时代的文学》一书,从个案到总论系统地阐释了“新东北作家群”。在此之前,他已经完成了有关双雪涛、班宇和郑执的专题论文。黄平不是从区域文学视角进入这些作家研究的,而是使用了“青春文学”“80后文学转向”“新美学原则”“寓言结构”“精神分析”这些当代文学批评术语,关注的话题有下岗、工人、新穷人、共同体等,几年后才用“新东北作家群”称谓这些作家。这里的“新东北作家群”不是从继承的意义上顺接20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而是对标作为概念的“东北作家群”,并从中汲取概念能量,激发出“新东北作家群”的概念意义。他明确表示,“‘新东北作家群’所体现的东北文艺不是地方文艺,而是隐藏在地方性怀旧中的普遍的工人阶级的乡愁。”“‘新东北作家群’最终不是指一群东北籍的作家,而是指一群吸取现代主义文学资源的‘新现实主义作家群’。在这个意义上,‘新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将不仅仅是‘东北文学’的变化,而是从东北开始的文学的变化。”这里的“新东北作家群”虽是源于对几位东北籍作家的称谓,但却向着概念方向发展,“新东北作家群”抑或“新东北文学”有希望成为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方式。“新东北文学”不是指向东北三省的文学,而是作为一个概念,希望为理解作家、作品、文学打开新的窗口,与其他概念一起构成认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工业、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一种方法、一个维度。黄平在《出东北记:从东北书写到算法时代的文学》的后记中再一次强调,“尽管对于这批作家的讨论绕不开‘东北’,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地域文学,这不是一场地方性的文学潮流”——就如同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文学”“东北作家群”不是一场地方性的文学潮流一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出东北记:从东北书写到算法时代的文学》还收入了与东北无关的两篇文章作为附录,一篇是出生于嘉兴的作家王占黑的作品研究,另一篇是对微软小冰写作的讨论。这里当然不是说王占黑和微软小冰属于“新东北作家群”,而是说作为概念的“新东北文学”“新东北作家群”可以为理解王占黑、微软小冰的写作提供有效方法。就像作为概念的“东北文学”“东北作家群”一样,“新东北文学”“新东北作家群”源于双雪涛、班宇、郑执等当下东北作家,但不独属于他们,而是作为概念成为一种认识论,与其他概念相配合,构成一种理解文学与世界的方法。
从林嵒的作为区域文学命名的“新东北文学”到黄平的作为概念的“新东北文学”,可以看作“新东北文学”出场的两个阶段,也可以看作两种研究方向,二者各有所长。作为区域文学的“新东北文学”会持续存在,汇入东北文学的历史,不断产生更“新”的东北文学。作为概念的“新东北文学”需要不断地聚集能量,融汇其他概念,由此及彼、相互呼应,用新的方式建构一个新的文学世界。
“新东北文学”如“东北文学”一样,也有两个用法。区分作为名称的和作为概念的“新东北文学”,可以理清“新东北文学”讨论中的一些混淆。比如“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人就能代表‘新东北文学’吗”这样的问题显然是基于作为区域文学的“新东北文学”提出的。“新东北文学”的概念用法当然和东北作家的创作实绩有关,也源于东北作家的创作实绩,但概念不是划出疆界给予命名,而是通达理解。例如说王占黑的小说有“新东北文学”的意味,这是该词的概念用法,此用法十年前并不成立。若“新东北文学”能焕发出20世纪30年代“东北文学”的概念能量,就能像“东北文学”那样成为理解中国当代文学不可缺少的一个通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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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新东北文学”“新东北作家群”“东北文艺复兴”作为一套词汇描述今日文坛现象,并不断地被讨论。本文最后提及对“东北文艺复兴”的理解。
“东北文艺复兴”是“东北”+“文艺复兴”,不是“东北”+“文艺”+“复兴”,也不是“东北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一个词,是意大利语Rinascimento(由ri-“重新”和nascere“出生”构成)的翻译。14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其实质并非复兴古代希腊罗马的艺术,而是指向艺术创造力的聚集和爆发,让艺术在社会生活中显耀。“文艺复兴”作为描述从意大利开始的西欧文艺繁荣、荣耀的词语,沉淀成一个概念,成为认识、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东北文艺复兴”一词,是对近几年东北文学、音乐、影视、短视频和脱口秀等艺术的聚集与爆发的描述。这里不存在“复兴”了什么的问题,要问的是,“东北文艺复兴”说的是东北文艺很热闹,还是东北文艺很繁荣?更重要的是“东北文艺复兴”能带来新艺术的开创吗?能带来东北文艺的显耀吗?作为概念的“新东北文学”“新东北作家群”在这个意义上给出了回答的方向之一。
以区域命名的文学是划界文学的一种方式,想象中有一个区域就该有一种区域文学,就像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文学一样,在民族国家内部也是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区域文学,就像我们各级“作协”组织一样。不过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作为比肩并列的区域文学比比皆是,还可以无限延展,而形成概念的区域文学却为数寥寥。一部世界文学史,不会是所有民族国家文学的集合;一部中国文学史,也不会是国内所有区域文学的集合。文学史是一个系统,不仅需要作家作品,更需要概念之间的关联。区域文学通过文学实绩形成概念,才能把所名之文学带入各种联系之中,并使我们的文学经验得以有效地组织起来,构成一个系统。
我们在“新东北文学”“新东北作家群”这里看到了一种可能,它们激发出一种概念能量,把所名之物带入系统、带入意义,并使之得以显现、显耀。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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