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4年发布的《“三体”IP出海观察报告》对全球范围内“三体”相关话题的传播进行了深入调研，其数据表明：在2014—2023年间，“三体”海外互联网搜索热度持续增长。该系列作品不仅显著提升了中国科幻文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而且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科幻文学进入海外读者的阅读视野。一部作品在海外饱受读者青睐的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不同译者的译介策略和译介偏向不仅是吸引异域读者阅读兴趣的关键，更是助力文化海外交流和传播的重要环节。在此，多元译介主体对译文的整体建构，已成为影响作品获得国际读者关注的一个重要因素。众所周知，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分别由美籍华裔译者刘宇昆（Ken Liu）和美国译者周华（Joel Martinsen）译介，但研究者们更关注刘宇昆的个人译介策略，忽略了二人对整体译文意象的建构。 

　　 事实上，《三体》三部曲的英译与传统常见的翻译模式不同，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中教图”）抛弃了独译和二人搭配分工合译的翻译模式，与海外资本合作，分别挑选两位译者各自翻译《三体》的三部文本。在这种新模式下，译者们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建构了新型的译介路径，即互补协商路径，由多元互补和协商成长两种系统共同构成。但二者并非全然分离的两套体系，而是双方子系统的相互联动，并由此形成了多维、宏观的复杂译介传播模式。“多元系统理论”的概念最早运用于文学，由伊塔马·埃文佐哈尔提出：“任何符号（多元） 系统（例如语言、文学），都只不过是一个较大的（多元）系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从属于后者，并与后者同构”，而翻译的多元系统理论则是“关注翻译过程所面临的复杂与互动关系”，需要研究者“以异质、动态、开放为基本特征的多元系统来考察翻译行为、解释翻译现象”。“多元互补”突出了译者系统之间的互补特点，译者们利用多元文化主体的理解偏差和译本生成的持续性，在互补的基础上形成交错成长的译介体系，满足了多元读者的审美偏向，成为新型出版模式下的多元译介范式。 

　　另外，《三体》英译也是协商成长的译介实践。早期协商概念主要用于文体协商：“文体在跨越语言和文化边界之后，如何与当地的社会习俗、阅读风尚以及文学制度发生碰撞，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妥协，并产生形式的变异和创造。”但这种协商也可运用于当代翻译实践，翻译“是一个不断生成与成长的动态过程，而译本的诞生是在‘异的考验’与‘适者生存的考验’中获得新的生命力而不断地成长着”。协商成长是当今译者与海外文化思想碰撞后，动态性的文化妥协。译者在与目标文化的协商中调整翻译生成，跨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二元对立，产生灵活变异且补充发展的创造性译文，来增强源文化的海外可接受性。“互补”与“协商”是新型翻译模式下的译介传播属性，且互为叠加、持续成长，最终建构起中国科幻文学传播的复合性生成路径。 

　　刘慈欣的作品能够在海外展示出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美学意蕴，离不开翻译的文化传播力量。既有的研究主要关注《三体》的外译正文本，较少注意到外译副文本话语建构策略对《三体》海外传播的影响。副文本是由法国学者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的理论，他认为副文本是围绕在正文本周围的多种辅助性文本，它们扩展了原作内容并且表现形式各异，在正文与读者之间发挥着桥梁的作用。 

　　《三体》译文的副文本注释展示了译者面对文本时所坚持的主体性思想。一方面，两位译者均在采访中表示，他们选择在正文本部分忠实于原作的译介策略，因而从正文本方面比较二人译介主体性策略差异缺乏明显例证。另一方面，不同于以往学者认为注释话语是正文本的延伸空间，笔者通过研究《三体》译介注释发现，当前机制下的译文注释是译者本人或所属思想文化的主要表达空间。由于译者各自文化经历不同，二人的主观科幻阐释策略也各有差异。 

　　基于此，本文将以近年来海内外对周华的访谈与相关背景资料信息为补充，比较两位译者之间的翻译策略之差异，探讨《三体》系列译文策略的整体生成机制及其背后传播因素，进而探讨当今时代语境下多元译者的复合性译介文本传播范式。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借鉴热奈特的内副文本注释理论深入描述和分析《三体》副文本注释的生成与实践路径，探索新型复合译介模式中隐含的文化传播动力，为今后中国文学作品更好走向世界提供借鉴。 

　　一、互补交错翻译机制的前期生成 

　　 译介之初，两位译者就通过副文本注释展示了明显的译介主体思想差异，在翻译活动发生前期，译者自身思想文化差异和商业运作机制的培养，是促成差异思想的主要推手。这种差异建构了《三体》译者彼此以及中西方多元文化思想之间的互补交错，奠定了译本在西方文化读者间的接受基础。同样利用译文注释介绍我国知名文学家，刘宇昆和周华在译本中采用的阐释策略却大不相同。在第一部，刘宇昆依照原作语境，介绍钱锺书时，特意将其与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相比，帮助读者理解钱锺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和特殊性。而周华在第二部对王小波的注释，却堪称简单平实，在面对原作王小波“弃理从文”的注解时，周华仅围绕王小波的生平成就进行了概述。需要注意的是，两位译者面对同一类型的文化负载词，却产生风格迥异的文学阐释，可能受到了原作语境表达的限制。但是我们也要明白，同一科幻文本对作家介绍之所以有差异，也有来自译者主体性文化意识生成的问题，正是双方译者文化经历培养的反差，让译本循序渐进。首先是刘宇昆在西方语境为读者寻找语文化共鸣，随后由周华用陌生化的注释呈现中国文化在英语世界的独特性，最终铸就了《三体》译介前期传播机制的文化多元互补属性。 

　　《三体》系列译文互补交错机制的前期生成，主要体现在译介前周华和刘宇昆相反的文化意识培养经历中，他们将这种文化意识注入译文内，并通过副文本表现出来，形成复杂的叠加译介机制，迎合了欧美读者阅读偏好，有效地帮助《三体》的科幻文化在世界文学语境中找到立足土壤。所谓的“交错互补”，是由“差异互补”和“关联交错”两种属性联合构筑的当代合作译文特性。这种多元译介特性，不仅有助于读者多角度地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内涵，也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宝贵经验。 

　　 刘宇昆与周华的文化培养经历具有差异性和互补性，二人合作前期就形成了文化译介思想多元补充的特性，并在译本中赋予译文更多海外解读和接受的空间。刘宇昆出生于中国兰州，年少迁居美国，自幼便对中外科幻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年后，进入哈佛大学主修文学，辅修计算机。近几年，刘宇昆将文学与计算机的学习经历融入译介中，特别是在深入研读了刘慈欣的作品后，他凭借对文学与科学的深刻理解完成了《三体》和《三体Ⅲ·死神永生》的译介。刘宇昆将文化思想投射于副文本空间，表现出融合双重文化和多元学科背景的主体译介倾向。在面对中国科技计算机名词“DJS130”时，刘宇昆在注释中一边介绍其中国计算机背景，清晰表述其中含义，一边用美国大型计算机“Data General Nova”进行类比，以减少读者的陌生感，从第一部开始积淀读者的兴趣。面对中国科技关键词时，刘宇昆能够敏锐捕捉到文化异质性，及时添加脚注弥合文化差异。在《三体Ⅲ·死神永生》中，刘慈欣描述银河仿佛牛奶在天上。刘宇昆察觉到中美语言理解偏差，利用脚注辨析“Milky Way”与“银河”，保留源语言的异质性，同时也避免了读者阅读累赘，使得文本更加靠近海外读者文化习惯。 

　　 而三部曲系列译本中较少被学术界关注的译者周华，能够通过副文本让读者窥见不同于刘宇昆的文化翻译思想。周华是美国本土译者，在完成本科教育后来到中国，后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现代文学硕士，期间萌生了翻译中国科幻作品的志向。周华的文学培养历程，促使他看重《三体Ⅱ·黑暗森林》中的文学内涵。面对《三国演义》和《孟子》等经典文学负载词，他尽可能地在副文本内保留个人的文学观念，呈现出中国经典文学文本的内在价值。以《三国演义》为例，周华在脚注中不仅阐释了作品背景，更点明了其独特的政治智慧。此外，周华的美国本土身份在注释话语的表述中也更为明显，尤其对于历史、民俗等负载词，常用“直译+注释”的方式。在对“敦煌壁画流落”等进行历史解释时，周华直接采用历史事件铺陈叙述的方法，中立性传递中国历史，以便读者从另一视角理解中国的人文智慧和科幻探索思想。差异互补的文化意识是对整体文本意识的有益补充，能够帮助读者从语言转换中捕捉个体主观文化意识的细微差异，并体会到多重视角的文化译介形象。 

　　 关联交错是译介各主体间形成的另一互补特性，译者们依靠共同具有的中美双重文化观搭建文本，补充思想的多向性关系。他们一边主动靠拢原作内涵，一边利用译介思想的差异来重构、创造科幻文本在异文化中的多样性。在《三体》翻译中，刘宇昆能够展现出原作的特定中国文化意象，是因为他同刘慈欣有相似的20世纪中国北方生活和学习的经历。所以，在面对文化负载词“二锅头”时，他在正文中直译“Er guo tou”，却在注释中将其类比为“中国的伏特加”，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酒文化。另外，他本人的华裔身份既能充分阐释小说中的中国历史文化内涵，又能借用西方文学表述其中的独特人文情怀。面对“伏羲”“墨子”等关键词，刘宇昆选择“直译+注释”的方式，用陌生化的正文和详细注释来申明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重要性。这也是他重视文化隐含信息的表现。周华的译介经历更适合翻译《三体Ⅱ·黑暗森林》，因为其中存在刘慈欣《球状闪电》的内容，而周华也是《球状闪电》的译者。这一背景使他能够深刻理解原作人物风貌和思想状况。另外，周华的学习背景是帮助他和原著情节相互匹配的深层因素。周华曾学习数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他的学习背景注重科学和人文思想的培养，使他的译介更加偏重《三体Ⅱ·黑暗森林》中世界科技融合后的人性道德反思。尤其是对大量自然科学注解，周华选择部分删减，因为他希望读者更多关注社会哲学的思辨张力，而非单纯的科技内容。周华的翻译忠实了原作的科技表达，但他的副文本注释策略赋予作品更丰富的人性探讨和社会思考，从而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从中感受到作品的深度和广度。译者们在原作内容的基础上倾注了主观理解，让读者从译介差异中体会源文化的丰富层次。 

　　事实上，《三体》译介的互补交错，是跨文化合作产物。据刘慈欣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输出到美国的长篇科幻小说。2012年，为顺利移植中国科幻文学扎根海外语境，中教图扩展出版视野，选择联合美国托尔图书（Tor Books）共同出版《三体》系列作品。刘慈欣系列科幻作品被中教图寄予着扩大文化纵深，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期望。最终，中教图打破固有译介框架，选择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兼译者刘宇昆和美国科幻译者周华，分别译介《三体》三部曲。这是中国科幻文学作品译介模式的重要突破，在正式翻译以前，便由译者们将互补共融的文化意识注入译介生成的起点，又把碎片化的文化理解重新整合，变成整体多元的文化移植话语表达，通过叠加海外资本的推广效应，建构中国科幻文学的国际话语权。 

　　《三体》系列以联合出版模式为外驱推动，以译者主体间的文化生成为内驱发展，各个系统之间联合作用，形成了小说译介前期各主体思想间的互补交错特性。这种机制弱化了译者分别译介文本导致的叙事碎片化，反而更多元真实地呈现了《三体》的科幻文化，奠定了中国科幻作品迈向世界文学的根基。正如刘宇昆所说：“每个译者在表演中都会以独特的方式过滤和诠释原作者的作品。正如不同的音乐家不会以相同的风格演奏同一位作曲家的作品一样，译者处理特定作品的方式也存在差异。通过比较这些差异，读者可以窥见作者原作风格的不同方面，或许还能深入了解翻译这门高难度的艺术。” 

　　当今时代，促进文化差异与翻译机制的融合，对增加文本的海外读者尤为关键。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多元文化系统之间的交错融合，它们由多元译者的主体文化经历共同构筑并融入传播过程中，形成多元互补的传播驱动路径。这种翻译模式，汇集了国内外出版机构和译者们的共同努力，以“对话”代替“竞争”，为今后中国文学海外译介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二、互补成长翻译机制的正式建构 

　　 在刘宇昆和周华共同译介的过程中，这种多元互补的译介特性并未随着译介工作的正式开展而消失。相反，随着文本的正式译介，两位译者赋予该特性更多演变和生成的空间。前期的多元互补交错，逐渐转化为一种更深层的文本整体译介特性，即互补成长性，这也是翻译机制在文本正式建构后产生的属性。本雅明曾将翻译作品看作文本“来世的生命”，而译文的成长性就是“文本生命诞生、延续、发展的根本方式之一”，译文生命的成长具有“灵活性、简洁性与创新性特征”。《三体》系列的互补成长跳脱出了翻译前期文化意识的互补，转而延伸为译文与原作、不同译本之间的互补与迭代成长，并形成了一种多元、动态、开放的译介特征。由于译者对作品的解读侧重不同，两人的文化互补差异与动态发展特性也随之显现。每一个新译本都可视为对前人翻译的补充和完善，不但丰富了译介生命的多元演化，也满足了不同读者对不同文化的多样期待。 

　　脚注之所以更能体现两位译者内部思想特征的变化，是因为译者在译介初期便直接打破了美国传统小说的译介习惯，融入个人的阐释偏向。以往的美国小说出版界通常不支持使用脚注，而刘宇昆坚持将脚注加入翻译中，用尽量简短的文字为读者描述陌生的中国文化图景，为中国文化在英美文化的传播注入活力。可以说，译本注释的出发点展示了译者强势的主体介入思想，他试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寻找文化解释的平衡点，让中国文化更好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激发读者的好奇心。探究两位译者对文本注释话语的差异互补及成长特性，可以了解译文背后的文化诉求，并挖掘出译文动态互补特性的传播驱动力，以及这种特性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对于二人在注释实践中的差异互补与成长特性，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如何处理文中的口语化昵称负载词。周华和刘宇昆利用各自对原作的理解和中美文化的熟悉，创造性地将原作的文化昵称转换成目标语言文化中的对应表达。这种转换过程是动态的，随着译者对两种文化理解的深入和目标语言环境的变化，他们把正式的译介建构与译介前期的翻译特性区分开来。在译介第一部时，遇到主角“叶文洁”被称为“小叶”时，刘宇昆直接忽略其昵称，称之为“文洁”（Wenjie）。在叶文杰称呼汪淼为“小汪”时，刘宇昆在正文直接加入解释：“She had slipped effortlessly into addressing him by an affectionate diminutive.”（她毫不费力地用亲切的昵称称呼他——笔者译）。刘宇昆倾向削减中文昵称带来的陌生化效果，用贴近目标语言样貌的文字，实现对原作深层意义的准确把握和有效传达，以此铺垫中国文化意象进入读者视域。而周华在第二部以海外译者视角进行人名译介时，他尽量保留原作文字风格，采取了“直译+注释”的方法，用中立注释来帮助目标语言读者直接理解中国文化。当主角罗辑被叶文洁称呼“小罗”时，周华直译成“Xiao Luo”，同时运用注释解释“小”：“在称呼孩子或表示亲昵时，用于姓氏之前。”这种方法有效地弥合了文化差异，使得目标语言读者能够更容易地接受和理解中国独特的昵称文化。对于《三体Ⅲ·死神永生》的主线人物名称“艾AA”等，刘宇昆在翻译时直接保留“中文＋英文”，并在注释中解释：艾AA是一个中英混合名。《三体》第二部的叙述整体框架已经脱离了第一部的叙述视角，作者站在未来宏观宇宙视角对世界人性进行批判。刘宇昆的注释也更加大胆开阔，人名加入了中文进入正文本，冲击了固有英译小说的形式。通过对不同阶段的人名译介策略演化与创新，两位译者展现出互补动态的成长机制，为中国文化的海外译介开辟了新的路径。 

　　《三体》三部曲译本脚注最常见的作用就是向英美读者解释我国历史文化负载词。既然两位译者在正式的译介中生成了交错互补又具成长性的译介机制，那么这种机制是如何呈现中国文化内涵的呢？在第一部译介时刘宇昆就意识到了科幻译介的复杂性以及中美文化理解的不同，并投入大量说明在中国文化的注释中。为了帮助读者直观理解中国文化背景，他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通过补充历史信息来解释文本中的文化内容；二是利用定义性阐释来介绍中国的经典人物或典故，减轻读者的文化理解负担。他从第一部就试图为读者引入一个更全面的历史视角。 

　　周华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关键词进行注释时，采取了一种中立和陌生化的策略，避免对经典的主观误读。他强调对作品中科幻社会性叙事架构的重视， 希望向读者传达饱满忠实的人文情节。他习惯围绕文化本身进行简短的字面解释，淡化原作背景和内涵。例如在解释文中人物“西子”与“西湖”的联系时，周华仅强调两者的地理位置接近，未曾深入讨论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周华的描述仅停留在文化表层，可能是他对中国古典文化了解不足所致。类似的中立阐释还比较多，面对负面色彩的中国典故“中山狼”，周华仅简要介绍了中山狼的背景。相比刘宇昆弱化典故异质性的注释策略，周华则是信任读者直接还原文本，他时刻提醒读者面对疏离的他者文化。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周华的文化直译满足了深化和扩展海外文化理解的需求，有效地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客观的中国文化。 

　　 从文化负载词注释分析来看，译者们各自利用科幻文化图景描述策略，直接或隐晦地传播了中国文化意象，却无意识地形成了互补成长的文化传播策略。刘宇昆通过注释表现其独特的中美科幻视角，帮助读者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弱化读者对异文化的抵触感。为此，他在副文本中强势表明了个人文化译介的主导意识，一边对时代背景和文化元素进行详细解读，一边利用主观定语或形容词来引导读者理解并接受文化差异和《三体》的叙事背景。周华对《三体Ⅱ·黑暗森林》的中立型文化注释就建立在《三体》第一部的译介使读者对中国文化意象产生兴趣的前提下，他用浅表意义来阐释中国文化词汇和典故，以陌生化的注释提醒读者面对中国的文化底蕴。至此，译文的互补文化驱动路径正式显露，两位译者利用文字呈现互补的中国科幻文化传播立场，弱化读者对异文化的理解难度，又以差异化的阐释策略描述多元互补的文化意象，增加了文本中的中国文化存在感和独特性，促进中国文化语境的海外移植。《三体Ⅲ·死神永生》的译介，是刘宇昆的文化观念向中国本土文化观的深度倾斜，通过直观的方式激发读者对文化的兴趣，直接展露前两部被隐藏在正文本之下的文化内涵，以此提升读者的文化学习兴趣。《三体》系列的海外传播，不可忽略两位译者的调整型互补文化译介策略，他们发挥了文化接受与弥合作用，同时催发了文化多维还原的效果，推动译本文化在世界语境下的有效传播。 

　　在正式译介过程中，刘宇昆和周华相互配合、循序渐进，在挑战中及时把握文化传播的机遇。《三体》三部曲的译介话语建构不仅是一次翻译实践，也是中国科幻文学作品积累的海外文本交流经验。两位译者利用更为灵活和创造性的翻译策略来阐释“当代中国”，成为塑造中国当代文学与科技形象的重要手段。 

　　三、协商生成的译介传播动力 

　　 《三体》三部曲能够受到海外读者青睐，除文化意识的差异互补，也离不开两位译者展现出的协商生成的译介特性。在这两种复合的译介特性作用下，二人打造了小说整体描述图景超越单部叠加的传播效果。三部曲的时间叙事跨越近千年，从第一部的中国视角，到第二部的世界人类整体视角，再到第三部的宇宙“零道德”社会，都是以当今科技发展为依托，利用时间发展将全人类命运和宇宙社会置于未来科技想象框架中的叙事，是“一种立足于当下且以将来为起点，从将来的角度对当下展开的反思”，将读者置身于文本的多维时空变迁中，观察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而《三体》系列的译介实践也带有复杂的成长协商属性，尤其是两位译者各自译介时，他们吸纳了出版编辑、译者想法和读者反馈等多种声音，最终影响了后续文本的翻译策略。三部曲的整体性就在于个体译者与外界多样化的思想观念相互协调，最终形成以原作为依托并不断丰富的文本文化内涵。了解作品传播背后的文本动态衍生机制、模式和实践路径，可以揭示译者文本塑造背后的思想发展过程，以此分析中国优秀科幻文本传播背后的内在动力。 

　　两位译者与多方思想观念协商后所打造的生成性文化译本，是推动中国科幻译本海外传播的内在驱动之一。首先是协商发展性。两位译者并未全然采取一种译法一贯而终，而是在生成中灵活调整，他们注重编辑和读者的建议，讲求与多方思想观念对话协商，再通过译介文本生成世界认同感和文本接受性。 

　　其次是多元译介视角的文化综合性。二人通过多元译介的视角，展示原作中中国的宇宙科幻世界观，最终促使文本文化样貌更为复杂丰满。这种多元动态的协商式译介机制，是两位译者共同把握的整体文本图景，也是在当代商业机制和发达的网络信息渠道下的新型译介策略。这种策略给读者带来了发展性与多层次性的异文化阅读体验，却也并非一味顺承读者，而是以译者为主体，综合多方意见后展示的最优文本文化。可以说，通过两位译者和目标读者的协商沟通，逐步展示了多元、复杂的异文化传播过程，这点可从两位译者交替译介的三部正文本变化中体现。 

　　根据周华的访谈，在译介前期两位译者就已同出版方、原作者共同商议关键词译介策略，随后多方机构以及译者之间始终存在沟通交流，以此奠定交互背景下的译介生成。译介中后期，第一部问世后发行良好，导致二、三部在译介阶段就已受到大量关注。刘宇昆曾在采访中表示，他浏览了读者通过电子邮箱等渠道发来的评论，也从出版商手中得到相关信息。两位译者注重出版机构和读者的及时反馈，是形成《三体》系列英译策略多元动态的原因。结合以上背景，更能深刻理解译者协商发展路径。即是说，该系列译本是在异域环境下受到多方思想观念影响的生成性文本，得益于译者们开放交流并灵活调整的译介策略，使读者更好窥见中国科幻文化面貌。 

　　 从正、副文本的译介思路转变来看，两位译者的译介协商过程，具象化地展现了《三体》三部曲在异域空间与各个思想要素形成的互动协商关系。刘宇昆的译介更多展示了主体对正文本的灵活译介思路，保留了原作注释异质性的策略。在正文部分刘宇昆进行了大幅改动，他在第一部翻译前决心将《三体》“文革”中的回忆片段置于开篇位置，以符合美国读者线性时间的传统阅读习惯，一边还原原作语境，一边让读者更顺利地接纳原作内容。在正文本中，他在原作基础上分为三个大章节并自行配题目，分别为：“寂静的春天”“三体”“人类黄昏”，其中“寂静的春天”既是在文中曾经出现的美国小说，也是中文原作的第8章标题，更是原作主角之一“叶文洁”经历的真实概括。而“人类黄昏”在章节名中不曾出现，是译者的自主性归纳式标题。此外，刘宇昆大幅修改原作一些段落，尤其面对刘慈欣较大篇幅的长段描写时，常用拆分段落的手段，方便目标语言读者理解。这些都是译者在译介初期主观介入的文本解释手段，以个人主观策略为主，辅以原著作者思想，意在帮助读者减少文化碰撞的同时展示原作精彩叙述，进而使作品被读者最大程度接受。 

　　周华译介时已然受到协商思想的影响，他帮助读者通过多样的译介视角，还原来自异域的新鲜科幻文化。周华受到刘宇昆对文本注释影响的同时，又展示出个人忠实化的译介风格，此时译本的多元协商式译介特征逐步明显。《三体Ⅱ·黑暗森林》将视角转向人类共同体社会演变，时间跨度极大，并带有科幻推理色彩，相比刘宇昆大篇幅增译与删减，周华精细还原原作段落章节，直观展现刘慈欣作品的行文脉络。这种直译式写作可以让读者正视异域文化和原作特色，但不可避免地出现对中文的口语误译。周华让读者直面异域语境的差异，为读者打开了更新的接受模式。读者不再“不知不觉”式地接受中国文化，而是通过《三体Ⅱ·黑暗森林》深刻意识到文化的差异性，在正视刘慈欣原作叙述形式的同时，加深对源语言国家的文化认知。 

　　刘宇昆在译介《三体Ⅲ·死神永生》时，已有明显受到外界思想观念影响的痕迹，这是《三体》系列译介协商的最终发展。在译文中，他对正文本内容不再进行大范围的章节调整，译文回归原作顺序，分为六大部分，并不再自主命名各个部分。刘宇昆对《三体Ⅲ·死神永生》的改动，更加接近周华对原作内容的保留译介模式。可以推测，刘宇昆收到读者反馈，更加信任读者的阅读能力，于是忠实保留原作叙述框架，让读者认识到原作文本的魅力。 

　　此外，得益于译者们与多方外界思想观念的协调，协商生成特性的另一个传播动力随之出现，这就是在动态协商机制下的异域文化表述策略。这种策略并非一味地“异化”或“归化”，而是随着两位译者不断接受外界建议，包容多元思想观念，灵活调整译介文化注释，达成译介实践和读者接受度的动态平衡。刘慈欣的原作注释不仅包含文化典故解释，还有相当丰富的科技关键词解释，最直观地代表了作者想要阐释的文本内涵。而两位译者对原作注释的诠释策略也随着时间逐渐变化，他们将中国文化内涵置于译介传播的重点位置，从文化接受策略向文化显性策略迈进，让读者逐渐接受异域文化的显现。读者可以在从原作到译文的注释转化中观察到文化异质性逐渐增强的趋势。 

　　《三体》原作注释向译文注释的转化过程主要采用了文化接受性策略，刘宇昆选择保留部分原作注释并增加译文文化关键词注释，让读者直视原作的中式“硬科幻”文化。对于第一部的原作注释，刘宇昆选择性地保留了其中近半数有关中国文化与科技的关键词进行英文注释。刘宇昆的第一部译文是依托原作的灵活改写，他在译文注释中强势显身，一边延续中国文化视野，一边使部分译文注释脱离了原作注释，表达译者自我文化意识的内涵。这样的阐释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适度的异文化接受范围，而且成功地保留了原作内部中国文化元素和“末日硬科幻”这一主要特征。刘宇昆有效地衔接了原作与目标语言读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并为后续文化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在译介中期，周华面对原作注释向译文注释转变时，仅保留了少量注释，甚至对其中一部分进行了修改。与刘宇昆相比，周华对原作注释的转化凸显更多自主性，他甚至忽略了原作部分技术难点词汇的注释，如“次声波氢弹”和“隐形导弹”之间的关联和区别未曾在译文中表明。刘慈欣提到，美方编辑曾经就译本同周华提出近千处问题，且删减了原书剧情。在商业协商的影响下，《三体Ⅱ·黑暗森林》已经成为多元译者和商业出版社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复杂译介实践。 

　　另外，此时《三体》已在海外出版成功，周华有可能同刘宇昆一样，受到读者的影响。第二部文本更重视译文整体故事性的叙事，向异域读者直观表露文本的中国本土语言形式，减少了细节性的文化观照，却也是至关重要的承接译本。周华的译介相较前本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协商动态，并在多元化机制下逐渐展露中国文化特征和科幻思想。 

　　 刘宇昆对最后一部的注释内容处理更加精细，这也是文本生成后期译者开放思想后的融合演变。此时最大的变化在于他将原作注释融入正文本中，以便正文本既贴合原作科幻文化设定又兼具原作作者语言风格。刘宇昆在面对第三部原作注释时，既吸收了前两部注释的转换策略，又创造了与前两部不同的注释解释模式。对于原作近半数的复杂科技或文化注释，他直接放入主文本进行概括性解释，而直接忽略其他关于西方文化或科技的内容，这或许是受到周华译介第二部策略的影响。译者将科幻文化注释内容超脱于副文本空间，一边回归到正文本机制内，一边采用《三体Ⅱ·黑暗森林》的注释模式，删减复杂科技注释。例如对“凌日干扰”等科技名词，并未多作解答，以此增加译文阅读流畅度。《三体Ⅲ·死神永生》的解释性处理基于原作未来式科技框架叙事背景，同时更加注重科技文化和中西多元文化的视角。刘宇昆利用全新的译介策略显露原作独特的中式科幻美学特征，为读者提供阅读新鲜感。 

　　《三体》系列的语境异化无疑是成功的，三部曲在海外不仅屡获世界级奖项，而且译本在海外亚马逊图书评分网站均位于4分以上（5分制，除了首部评分4.4分，第二部和第三部在海外均达到4.6分），作品好评率可见一斑。大部分读者认为译本整体译介情况较好，尤其对刘宇昆的译本进行了高度赞扬，认为他的译文流畅，翻译转化更为灵活。刘慈欣也曾称赞《三体》译介的成功之处，“在中文与英文这两个遥远的文化星球之间，有一艘飞船将它们连接在了一起。”这也恰恰体现出多元译者主体模式下译介协商与文化互补共同建构的翻译特性，使原作在异域语境移植中不断自我发展、丰富，展示出文化的多样性与成长性，给读者带来更多维的阅读体验。 

　　《三体》系列能够走入世界科幻殿堂，不仅在于两位译者差异互补的译介意识，还与他们共建的当代译介协商生成策略息息相关。刘宇昆和周华一边建构《三体》科幻文化图景，一边与多元思想观念协商译介，打破了固有的译介主体主导模式，利用多元视角和灵活的文化协商策略进一步延续优秀科幻文化的吸引力，甚至在原作的基础上推动了译本在英语世界的突破创新，最终实现了一种异域适应性创造，使《三体》系列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协商性的文化译介模式，将传播的使命纳入译介话语建构，成为文化传播海外驱动的重要一环，并在世界科幻的多元交流与互动中，创造性、生成性地展示了中国科技文明。 

　　结语 

　　英译本《三体》是我国海外出版小说的典范，其译介实践为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两位译者合力打造了《三体》系列译文的多维图景，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复合型译介策略，对于当代科幻文化的海外传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副文本注释角度切入，既可探查两位译者在《三体》译介时的主观思想变化，也能揭示中国科幻文学在海外获得欢迎的深层原因。 

　　以《三体》为代表的中国科幻文学作品，正在利用开放的翻译语言描述中国的文化脉络，它们动态性、系统性地把握目标读者的阅读期待，向世界呈现出既能满足审美价值又独具中国文化意蕴的翻译文本。互补协商的英译路径是一次大胆尝试，有可能成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海外传播的重要方式。 

　　《三体》系列的翻译实践展示了当今中国文学翻译文本的功能转向，翻译不再是平面的转写，而成为具备开放交互功能的传播性表达，由此增强了文本的跨文化生命力，并为我国文学海外传播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路径。在信息时代，借助多元、动态的翻译视角，建构多维立体的文化语言景观，寻求更加多元平等的文化交流空间，有助于推进中国文学更好进入海外大众视野，促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互鉴。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