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文学已经成为多种知识、经验和感受汇聚的广场。当下，科学发展与技术应用正在无限逼近“人”的边界，科幻文学以丰富的内容和新颖的视角提供了许多解答人类精神困境的契机。作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中国科幻文学表现出独特的主题思想、叙事特征和美学风格等。科幻美学是人们在理解科学技术、想象未知处境、反思存在价值等过程中传递出的艺术风格。但在相关研究中，一论及审美经验，科幻美学却会被简化为围绕着叙事特征伴生的美学风格，并被一些固定的词汇所覆盖，如陌生、惊奇、震撼、崇高、诡异、混沌等高频词。 

　　笔者认为，中国科幻的审美经验不应被单独指认，审美及其相关辐射问题存在更丰富的探讨空间，而且它一直在动态行进中积累经验，并产生结果。我们不仅需要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中挖掘属于中国科幻的特性，并且应在与西方科幻的对比中凝练出中国科幻的审美经验特质。本文结合中国科幻文学的历史和文化语境变迁，整体考量中国科幻美学话语中相互关联的四个问题，即认知陌生化的情感逻辑、技术美学发展的具身性、真实性原则和科普范式，以及审美判断导向的道德判断等问题，思考中国科幻文学以何种方式突破既有美学实践的瓶颈，以此洞察中国科幻审美经验的来源，深化对审美范式的认知，并实现对审美表达的突破。 

　　一、认知陌生化的情感逻辑 

　　与传统文学几千年来对于时空的表达相对恒定不同，科幻文学将更为广袤的地理发现和时间穿越带了进来，突破了人类想象定势，惊奇与震撼体验是科幻带来的首要审美冲击，但这并不是“认知陌生化”的核心含义。因为人所认知的不仅是客观之物，还有主观的情感。在急速的场景变化中，人的审美感受将随着情感逻辑的转移而发生震荡。 

　　科幻擅长想象宏阔的宇宙。比如刘慈欣如此书写太阳系遭遇二向箔降维打击后那瑰丽的落幕，“二维太阳继续扩大，很快在平面上形成了一片广阔的火海，三维太阳就在这血色火海的中央缓缓沉下去。”刘慈欣在《球状闪电》中创造了一系列“宏”观名词：宏电子、宏原子、宏聚变；提出“宏纪元”，并阐释了关于“宏细节”的书写理念。另外，《微纪元》呈现出精微的纳米世界。如太阳和质子的二维展开一样，刘洋的《井中之城》也从视觉上把电子延展成一座人造的井中城。他借用了物理学中的“阱”理论，“主人公们逃离井中之城的过程，又是物理学中电子逃离原子的映照。”两相对照，一边是超光速驰骋银河系，一边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宏大与微渺联动，刷新了人类想象的新奇感上限。 

　　达科·苏文提出的“认知陌生化”是科幻的核心理论，它要求“认知性”的出场，以区别于一般的刺激审美感官反应的“陌生化”。从理论的路径来看，科幻的新奇性、震撼感需要由“陌生化”和“认知”同时启动推论。事实上，人类通过文学阅读所获得的感受不是直接被神经元捕获的，而要经由复杂的经验转化和感官呈现。因此，要由理性与感性整合过的信息才不是单纯的叠加，而是有可能形成认知结构的变化，形成新的经验。正如王瑶所认为的，“空间收缩同时是时间反演。当新范式颠覆旧范式的时候，惊奇感便产生了。” 

　　自文艺复兴以来，文学高高张扬着“人”的旗帜。传统的文学意蕴依托于现实生活，审美感知亦建基于人类的主体感觉之上。但刘慈欣有另外的思考：“科幻小说更多地关注于这些世界的自然属性以及它对进入其中的人的作用，这时，世界形象往往像传统文学中的一个反派角色，与进入其中的人发生矛盾冲突。”如果以此思路取消人的核心位置，那么作为文学审美基础的情感压舱石将浮出水面成为无根的浮萍，尤其是爱情。生命体的生殖功能不再是演化的必经之路，无论是赛博格、基因编辑，还是意识上传，情感逻辑的生物学载体，如神经递质及激素都会被取消，芳心也就无枝可依。 

　　另外，面对物种融合和外太空生存场景，个体生命的精微感知不得不悬置起来，如齐然笔下的小犬野星人就没有亲密的情感表达，因为他们的两只眼睛不向同一个方向运动，且手臂上全是毛刺，外星人的“表观遗传”决定了自身的情感状态，人类生活于其间，就要放弃自己种族关于情感的审美经验。而且，科幻故事常常因为人体冷冻和时间穿越等设定，而不得不粗糙地处理时间流速的突变，那么斗转星移、一日三秋、似水流年等通常意义上用来描述人类心理时间的词汇，也将成为“冗余”而彻底失去审美意蕴。 

　　刘慈欣认为，“科学的美感被禁锢在冷酷的方程式中，普通人需要经过巨大的努力，才能窥见她的一线光芒。”然而，科幻的美感并不完全被“冷酷的方程式”所禁锢，反而是由于脱离了传统文学的情感叙事，人们难以确定精神是否还能与微渺的世界产生有机关联，如何在遥远的时空里寻找到美的坐标轴？试以中国科幻文学提供的三种答案来归纳此问题。 

　　“直到神圣的方尖碑和金字塔形墓群首先在月球、火星、水星上大批出现时，反对者才不再说话了。这些精心制造的坟茔能承受剧烈的流星雨袭击。它们结构稳重，外观宏伟，经年不衰。人们发现，他们的同胞们飘移于星际间的尸骨重有了归宿。”韩松笔下的太空似乎更像是一块幕布，古老的墓与碑在无言的幕布上为人类重新书写不屈的尊严。 

　　柳文扬《一日囚》和凌晨《待我迟暮之年》可作对读。前者是被囚禁在一日的犯人，面对着时间立方体的坍缩而陷入永恒的孤独；后者是祈求长生的时间乞丐，他停留在中年而丧失了对迟暮的恐惧，无奈地目睹身边生命的自然凋落。这种想象超越了惯常认识的世界一维模式，但又与古老悲剧中的西绪福斯遥相呼应，即凝滞在被纵向压扁了的永恒牢笼里。这些作品书写的是独属于生命的精神困境。 

　　再回到《井中之城》中妹妹这一角色，她既不是情节中的关键存在，也不是经典小说的“契诃夫之枪”，没有来龙去脉，不足以被理性地把握其行为的展开逻辑，但她是自由与勇气的化身，是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粒子、被科学所承认的不必然性和不确定性，代表着偶然的人性。 

　　以上三类作品，恰好提供了三种有效的认知陌生化场景，但它们并没有缩窄情感范围，反而完善了情感逻辑的通路，以更为深刻的崇高、沉郁的痛苦、意外的灵动，清醒地辨认出了人之处境，丰富了审美经验，形成了有效的认知—感觉方式，镀化出千变万化的中国科幻美感色泽。 

　　二、“具身性”的技术美学 

　　科学发展是科学幻想合理性的大前提，技术描写是科幻作品的基本素材。在其他绝大多数的文学样式里，人是几乎不被技术所冲击的主体生命，因此主要叙事框架是从人性到人性，从欲望到欲望。但多数的科幻文学都直接面向技术或人与技术的关系，以及技术加诸身体和情感层面的诸多感觉。 

　　在古希腊神话里，爱比米修斯赋予每种动物以良好品质，却忘了给人类留下什么。普罗米修斯为弥补兄弟的过失，从奥林匹斯山为无助的人类盗取圣火。于是，火点燃了人类的文明进程。这意味着人不必回头循迹于动物，也不必再向无情的神祇祈助。他们可运用技术工具弥补缺陷，人依赖技术这一“起源”进行“后种系生成”。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和《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这两篇经典文献表达了一种错位的美学现象。人在机械时代的行为必须被纳入装置系统（如摄影机）中，“通过接受机械训练而变得合乎规范”，身体的感知模式在技术变革过程中亦发生革命。人体是技术史的一部分，审美经验也是被技术所寄生的身体产生的复杂体验。 

　　具身性（embodiment）是一种认知哲学概念，可以大致剖出两重内涵：其一，认知依赖于经验，经验来自行动着的身体。躯体与精神很难二分，即身体本身的感观决定了意识所能抵达的领域。其二，个体直觉和感受本身不能够被理性预先驯服，它是一种具有野性的经验结构。人创造出科技，科技改变人，这个过程如同莫比乌斯环，首尾难辨、互为主客，而且其中个体的感觉运动能力（包括对于科技的选择和科研方向）与社会心理及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就第一点而言，“赛博格”主题的科幻讨论得比较充分，比如被纳米体构造的工具或身体形态可以快速组装，甚至能够自由流动，这带给人一种身心自如的期待。哈拉维甚至据此类想象宣称：“我还是宁愿做一个赛博格，而不是一位女神。”更进一步的身心分离改造尝试是迟卉在《选择性末日》中设定的，一种可注入大脑的“选择性神经信息过滤系统”被发明和应用，以屏蔽人们迎面遭遇的痛苦感受。无论是真人李一凡对于自我感受的全面坚持，还是义体人素子（《攻壳机动队》）对恐惧感的主动寻找，都说明身体规定了处于深思中的心灵可以达到的“确定性”（certainties）的参数。若丢失具身的确定性参数，科幻文学就将讨论引向了这里：面对由技术加速及其扩张所催生的后人类语境，人类的感知模式正伴随着整体生存模式的改变而改变。对生存的伦理焦虑的根源，反思技术发展对人的感性生成的交互影响，审视人本思想发挥实践作用的边界，这是关涉生命尊严的美学问题。 

　　如果在具体的中国文化语境中探测科幻的指涉，会发现由于知觉性本身与社会文化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中国科幻所讨论的具身性认知有更复杂的面貌。对于这个问题的美学探讨也具有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和价值倾向。 

　　 首先，中国科幻对于技术改造“国民性”曾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碧荷馆主人在《新纪元》开头写道：“世界越发进化，科学越发发达。泰西科学家说得好：十九世纪的下半世纪是汽学世界；二十世纪的上半世纪是电学世界；二十世纪的下半世纪是光学世界。”这种社会发展—技术阶段一体化形态，在许指严自称为“理想小说”的《电世界》中也有呈现。电大王唤作黄震球者，利用一种叫做“鍟”的新能源启动了一系列产业。这种电能无所不攻，但无论是富可敌国或者制霸世界，都不是电大王的终极目标。他认为电气具备进化、积极、光明、永久、庄严、自由等美好性质。黄震球没有种族偏见，并且乐善好施，这种品质是他被小说家塑造为“电大王”的根本原因。他乘空气电球冲向宇宙，去寻找完全世界。所谓“完全”，在电大王看来指的是以电的性质要求人的品行境界，让电这项技术工具参与构建自我本质。 

　　在技术发展和应用的较长时段里，技术本身被认为是中性的，具有工业属性或者商品属性。但在科学被寄予厚望的特殊历史时段，还没有进入中国寻常百姓家的电力被视为完善人格的催化剂。科学的试剂若没有将思维和习性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浸泡，民族的转型即不可能完成。 

　　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中传播地质知识，唤醒民智开启，发展民族工业。他介绍镭元素时认为它可以“辉新世纪之曙光，破旧学者之迷梦……由是而思想界大革命之风潮，得日益磅礴”。科学作为刚刚从传统中国格致学说中独立出来的一脉思想资源，成为填补这一时期文化和政治价值真空的关键材料。在近代中国知识人眼中，科学就是民族的出路，科学信仰是人生观问题。因此，科学和有关科学的幻想本身就是善的。 

　　由于过度对技术能为身体和精神施加的改造寄寓厚望，即便是对同一类身体/精神科技的运用，中国科幻小说也有着完全不同的使用面向。比如，东海觉我的《新法螺先生谭》强调催眠术等新的技术将对未来中国起到积极作用，投射了19世纪初先进中国人运用科学知识对精神施展力量的愿望。1931年，赫胥黎《美丽新世界》描绘了贝塔种姓人睡觉时所受到的催眠是：我为自己是一名贝塔高兴。这里的西方催眠术展示了技术垄断的暴政，中国科幻却认为对精神投射力量的主体必然是某种良善的人格化身，其目的与民族进化方向相一致。 

　　其次，伴随中国社会的急速发展，对技术美学的态度在科幻想象中也一直在变化。在韩松《地铁》的《惊变》章节里，乘客们在无尽的时间隧道里“进化”为新的物种，“以蚁的形态，以虫的形态，以鱼的形态，以树的形态，以草的形态”。人类与技术的耦合向前之路被中断，而回归于技术附身之前的蛮荒状态。其实在韩松的想象里，技术并不占有核心地位，他更擅长以鬼蜮气氛来表达人类理性之外无法被认知和传达的暧昧不明，从而为中国科幻提供了独树一帜的审美体验。 

　　最后，中国科幻文学对精神和肉体的关系有着较为独特的理解方式。比如潘海天2003年发表的《饿塔》，讲述的是一群太空异客星舰坠毁于异星球，饥饿和食人兽狰的双重威胁，让这群幸存者不断拉低人的规则底线，结果吃人维生。太空加尔文教派神父在一处高塔遗迹中寻找食物，虽一无所获，但神父悟出陌生字迹“凡所有相，皆是虚幻”的意义，万相皆空的反面，空中有万物，因此只要控制意识，就能够让意识转化为实有。所谓“无中生有”，神父把一个类似点石成金的科学难题转化成了特殊的哲学问题。但这种超物质的想象没能被第二个人验证，神父就作为一种可食的物质而被一棍子打死，献祭给其他人的生命实体。 

　　人们最终摆脱了神父的引领，自发形成了一套吃人的祭祀仪式。遵奉仪式的人由此成为了狰的镜像，灵魂和肉体被彻底分开。在此，科幻文学借用古老的食人传说表达出对人将变成行尸走肉的焦虑和反思。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张冉《大饥之年》里所写的那样，无论是怎样的超物质技术都跨越不了人的生存本能和躯体欲望。 

　　三、真实性规约及科普范式 

　　古今中外对于文学属性的相关理论几乎都与文学内容的真实性相关。中国科幻文学在理论体系建构中亦没有脱离关于真实性规约问题的论争，而且这一问题一直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存在着，只不过看起来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更为凸显，如“十七年”和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的“科文之争”。总体来看，这些论争背后都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以来启蒙思想的影响，体现出对发展进步的期待以及乐观积极的态度，有明确的目的和对总体发展方向的设想。 

　　中国科幻文学与真实性原则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十七年”时期的科幻文学，现实规约想象的方向，想象本身有着理念先行的色彩，而文学的审美空间和审美经验探索则相对薄弱。这也是当时书写农业工厂、渔业加工等题材的科幻文学的通病。甚至可以说，当时的科学文艺“关注的并不是‘幻想’，而是‘现实’，‘幻想’常常是被拒绝的概念。” 

　　中国科幻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奇幻故事不同，它本身建立在科学原理“求真”的价值基础上，尤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于生产力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极度渴望，导致了幻想中的火热场景不仅要鼓舞当下的劳动生产，还要争取对这一技术或者制度的实现。而科幻所具备的想象力是需要推演过程来抵达的，“在可靠的前提下去预先把握那些现实中尚未存在的经验。”这种写作原则在刘兴诗的科幻作品中有较好的实现，又因为生态问题的延展性，为科学幻想和真实性规约的相对距离留下了合理的空间。例如，刘兴诗1962年发表的《北方的云》，为了给北方的浑善达克沙漠输送雨水，科学家调动了热核蒸发器，把渤海湾等水域上方的蒸汽云雾引入旱地，浇灌作物，扭转气候本身变幻莫测的自然属性。小说表达人定胜天的乐观情怀，在当时有着很现实的考量。 

　　还有一个默默影响着中国科幻的关键因素，即对于科普传统的自觉选择，这一类作者往往同时是科研工作者、科普作家和科幻小说家。以刘兴诗为例，自1952年开始科普创作，他的科普和幻想一直围绕着科研工作的主线并行铺展并互有回响。他从启发中学生的地理问题出发——“如果喜马拉雅山脉和康藏高原不在西南边陲上，而在东南沿海，中国情形将有何改变？”后于80岁高龄写下关于此问题的回答《喜马拉雅狂想》，想象文明和其所处的地理和生态的关系。这部集中了复杂的穿越时间线和缜密的考古学方法以及历史知识的小说，既是经典的科幻时间叙述，又是对生态和地理的思考。一种消亡在戈壁深处的神秘文明，与气候有着唇亡齿寒的关联，小说借古寓今，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科普意义。 

　　科学一词自从脱离格致，以现代含义出现于近代中国以来，它就许诺了一种真实原则、客观原则。现代中国文学遵循“进化”一途，从自然写实、问题文学、为人生的文学出发，发展为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文学范式。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烽烟四起，科学与和平就是一些科幻文学作家想要解答的现实问题。顾均正《和平的梦》里有大量的知识板块甚至是科学示意图，叶永烈认为这些叙事的杂质破坏了文本的和谐统一。但如苏湛所指出的：“殊不知这段‘知识硬块’才是顾均正想要卖给读者的‘珠’，而叶永烈高度评价的‘曲折离奇、构思巧妙的’故事只是从他山借来之‘椟’。而正是这些作品，奠定了中国科普型科幻的基本写作范式。” 

　　这种以普及知识、呼唤社会对于科学认同的，塑造科学共同体的科普文学本身就是科幻文学自身包含的一种特征。比如同刘兴诗一样，郑文光、叶永烈、童恩正等人，都是科普科幻创作的作者。只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他们较为自觉地体察和认可了自己的某些写作演化，并且在讨论中旗帜鲜明地承认了在“科”和“文”之间的范式转型。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科文之争“实际上提供了中国科幻寄身其间的参数坐标，表明了当代中国科幻是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具体规定性下生长的，进而探寻自身的突破之道。” 

　　在当下，科普型的科幻作品多有佳作，尤其在少儿科幻领域。以刘慈欣发表于2004年的《圆圆的肥皂泡》为例，其中描写了一对为改善西部气候生态而殚精竭虑的科学家夫妻，但他们为之奋斗几十年的城市，依然像那座消失在历史风沙中的楼兰一样将要被恶劣的气候彻底驱逐。女儿圆圆虽成为纳米专家，但只想实现对于童年梦想的追求——吹泡泡。最终她在父亲的帮助下，以泡泡为媒介解决了水汽由东向西送入内陆的难题。在这个特殊的故事里，解决气候的技术路径是设想出来的，但与之相关的科学原理却是存在的。这些技术内容并不一定能够很好地承担科普的功能，可能作者本意也并非如此。但从文本独特的风格来看，圆圆的父女深情和科学家夫妻的理想是真的。此外，小说以幻想与变形的方式让我们想起当时获批的南水北调工程，映照真实的社会背景。 

　　科幻文学在面对真实性规约时可以根据主题灵活处理，主动遵守科学原理真实性本身是内在于科幻文学传统的价值判断之中的。虽然这类作品没有开拓广阔的美学探索空间，但因为它们贴紧时代，在作品里留下的真实性支点，成为了漫游未来的起点，或者未来思想实验的必要前提。 

　　四、道德判断和审美判断 

　　科幻描写的是异时空和异生命。科幻作品建构出了极端宏大乃至于无情的规则，让处在规则之下的生命群体内部探索出一种合理的道德秩序。在生存的危机之中，一些生命的伦理被不断地反思和修正。比如刘慈欣“恐龙三部曲”里按照科技发展等级划分的几种文明，就代表了不同生存境遇之下的选择。大牙代表着绝对的理性，它切中肯綮地表达了围绕着目的的规则就是道德，从而撕破了道德可能导致的虚伪；神级文明却像个充分感性的好奇者，浪费恒星级能量寻找诗歌美感来源的答案。被放置在食物等级中的渺小人类，却具有更充分的复杂性可供讨论，他们既能够偷偷谋划反击策略，还喊出“怎么吃人啊”的道德审判，甚至在末日也保留着几乎无用的审美判断能力。 

　　科幻文学几乎是讨论道德问题最好的样本，因为它能够在合理范围内尽情更改参数，并且以幻想故事的方式来摸索道德来源的不同解释，如神启的、本能论、先验理性的、经济关系决定论的、情感的需求等。不同文明中的道德叙事之所以如此多样，也是社会多元化的结果。 

　　 康德将道德情感和审美都放置在经验层面，同属于“情”的范畴。他认为审美判断没有功利性，审美判断会导向道德兴趣，道德兴趣在趋向道德律以后，更加激发对美的追求。可以说，审美是通往道德的阶梯。如刘慈欣作品的美学风格，即便是在灰暗和沉默的场景下，也掩盖不住磅礴的生命之力。《乡村教师》里高维的碳基文明经过地球时，采用随机抽取的样本判断地球的知识等级，乡村中学的孩子们死记硬背下来的牛顿力学定律拯救了地球。事实上宇宙高等碳基文明必然存在着革新性的物理学认识。但低等的人类文明之所以有理由敝帚自珍，是因为人类一直在道德领域有着走向完善的无意识冲动。灰头土脸的乡村孩子们，用两盒粉笔和一套已翻烂的小学课本为敬爱的老师下葬。在小说《吞食者》的结尾处，战败的人类被恐龙飞船带走，元首和军人们主动选择留下，成为一块小小绿地的养料，帮助命悬一线的地球文明重新演化。 

　　于是，人的历史之阔大不仅仅在于人的身体之力、智慧之力，而是心灵在无限的范畴里伸展，蔓延和增补我们力求构建的文明。在这些崇高感降临的微末场景，那被一场雨水冲走的稚嫩字迹，那一方无人问津的栖息之地，都蕴含着深刻的道德及美学内容。 

　　 《三体》无疑勾画出了中国科幻高水准的理性和感性的纠缠。在突破了“霍布斯极限”的黑暗宇宙里，“自然选择”号执行舰长章北海的牺牲是关键的事件。他剥夺他人的性命以及最后被人剥夺，从事实判断出发，其行为及结果是非正义的。但从章北海的主观目的来说不可称之为不正义，因为在黑暗森林生存的底层逻辑面前，尚无绝对的“法”能够保护遵守它的人免遭伤害。章北海的生命就处在这个夹缝之中，无法确立绝对的理性，也不能回避存在的感性的矛盾，因此造就了让人久久意难平的道德震动。正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提出的，“由于内心不只是被对象所吸引，而且也交替地一再被对象所拒斥，对崇高的愉悦就与其说包含着积极的愉快，毋宁说包含着惊叹或敬重，就是说，它应该称之为消极的愉快。”而且“真正的崇高”所针对的理念是“被激发起来、并召唤到内心中来的”。 

　　如果说克拉克、莱姆等西方科幻大师的想象中也不乏深刻的崇高美学，那么，中国科幻作品，如王晋康“活着”三部曲因打上深深的民族文化烙印而表现出苍凉浑厚的美学质感。中国文化传统里，道德有着具体的指向——“仁”，仁者爱人是基本的道德判断，而漫长的民族文化审美为山、水、鱼等意象添加了余韵悠长的历史感。因此，关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被纳入了审美选择范畴，这直接暗示读者，人格特质其实是直接的审美对象，受到传统文化道德的和美学的规约。但被这样的教化孕育的美好生命却几乎被赶尽杀绝，最后一个地球人褚文姬本已决定复仇赴死，却因仁爱和宽厚最终成为仇人的地母。“活着”系列作品有着中国式美学肌理，重新书写了科技发展与文明化育的复杂关系。 

　　 在当代的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里，被借用最多的科幻元素是一种美学元素、一种视觉风格，即赛博朋克。但从《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到《全面回忆》，菲利普·迪克开创的赛博朋克（Cyberpunk）从来不只是美学风景而已，而是在资本关系下，思考高科技和低生活的矛盾状态。但近年来这种题材无论是在国外科幻还是中国科幻中的表达都似乎变得更为同质化了。比如克莱恩的《玩家一号》，本意是对资本异化的批判，但轻飘飘地落脚于青年追寻纯粹的游戏快乐的“趣味”（模糊不清地横跨在道德和审美领域之间），就能够弥合虚拟与现实。这种所谓的趣味判断脱离了具体的生产关系来分析是无力的，“西方科幻小说往往忽视或排斥马克思提供的分析和方案，这使得这些作品看不到好的解决路径。”同为赛博朋克，陈楸帆的《荒潮》在美学层面有着更深刻的探索。如果说王晋康对中国文化有着整体化的把握，那么陈楸帆的科幻就更多糅合了本土传统和风俗信仰。王晋康写的是最后之人，但保留了原初之人的道德和审美品性，陈楸帆的后人类则是通过反思资本异化的血腥景观，企图对未来进行一种预警式的重塑。刘慈欣《诗云》中的唐诗，由于激发了主体飘逸雄浑的审美感受，而让地球人类生存的必然性和正当性变得坚固，即便人是那么弱小。文学因为美感经验的丰沛，而让道德完善的目的值得被期待。在诸多具有独特中国式审美原型的科幻作品中，蕴含了对民族文明的确定性意义。 

　　结语 

　　科幻小说提供的是突破旧经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科幻诞生在现代文化以降的转折时代，因而这种文类“是在重构一种全新的现代审美体系，而这一体系又以启蒙现代性——特别是科学——作为主要的对象和立足点。”中国科幻分享了人们对于美的文学和艺术的感觉经验，但科幻创制了新的审美结构，扩展了文学的创造与感受的范畴。中国科幻虽然同样分享了世界科幻的基本议题，但其处理方式有着很现实的历史发展依据，如对真实性原则的把握；又如对道德文明的探索，也有着丰富的中国本土文化的特色。总体而言，作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中国科幻贡献了独特的审美经验。 

　　技术发展和社会组织形态的变化令身处其中的人们需要经历一轮一轮思想和观念的“乱纪元”。社会剧变导致的文化范式变更频仍，认知方式倾覆和感觉经验的扭转，对现有学术体系和知识生产都提出了要求。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海量的计算能力、深入的语言模型，都可能导致它终将要来夺取人类的审美能力。人的主体性地位并不是理所应当的。拆解旧的话语模式，打开新的阐释空间，是科幻文学带来的启示。它让我们触摸意识有限性的基底，通过审美经验和感觉结构激活想象力。目前科幻文学的诸多议题主要还是基于人文主义知识提出的，但这些知识互相激荡，在超前的想象中“生产”出人的复杂感性及丰富理性，这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自己，充分地掌握审美自主能力和人之为人的能力。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若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