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对举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或者写作技巧，通常将两种看似对立但实际上相互关联的概念并列使用，以突出其共同点或者强调其差异性，从而增强表达的力度，达到强调、对比或概括的效果。中国古典文论中运用“概念对举”的方式进行理论批评可归为两大类：其一为近义对举，如文人的“并称”现象，更加强调彼此之间的相似性；其二为反义对举，往往是为了凸显差异性，如文人并称中的李杜，以及“正变”“真伪”“雅俗”“复古与新变”“豪放与婉约”“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一些抽象的文论概念，这种“反义对举”的文学批评方式，可以使我们对纯粹抽象的理论问题的探讨获得愈辨愈明的效果。 

　　这种理论批评方法在李杜研究中尤为突出且典型，“中国文学史上二人齐名的现象颇常见，——如屈宋、扬马、嵇阮、沈宋、王孟、元白等等，不胜枚举，——无不是由于风格相近或属同一流派。惟独李白和杜甫，风格截然不同，却连得比谁都紧；历代论家评李必及杜，评杜必及李，几无例外。”李杜批评中的“概念反义对举”现象是在李杜并称进行“捆绑式”“一体化”的文学理论批评时，惯常出现的一种固定的批评话语模式和特殊的文学批评现象，从“李杜优劣”到“并提并尊”，涵括了二人从心性、艺文到道德等各个层面，以反义概念成组对举的方式，对二人进行正反比较，以凸显各自的不同。 

　　 历代以来，在李杜研究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以概念“反义对举”的方式对二人进行比较研究者斗量筲计，不胜枚举。考察李杜全部诗文作品、诗话词话、轶事汇编、选本评点及近现代研究成果，其中出现过的“反义对举概念”有百余种。李杜“反义对举”所涉及的概念可归纳为显性的和隐性的两种，前者指类似“清/浊”“虚/实”“古体/近体”这类在语词表面上即具有明显对立特性的表述；后者指如“谪仙/诗圣”“豪放飘逸/沉郁顿挫”这类，表面上是对诗人或诗歌某方面特征的归纳总结，实则隐藏“天地”“阴阳”“内外”这类正反对立思维方式的表述。历代批评家从比较层面研究李杜具体问题时，举凡涉及李杜“优劣比较”“并称并尊”，概念的“反义对举”都是重要且必要的批评方法和表述方式——对于这种文学批评方式，学术界目前大多处于自然使用阶段，尚未对此批评现象本身进行理论层面的抽绎、归纳和总结。 

　　一、李杜“概念反义对举”的发生与分疏 

　　从心性、艺文、道德等不同方面入手，可以对李杜二人的家庭出身、性格特征、仕宦经历，诗歌的题材内容、体裁偏好、创作过程、风格理论，以及后世接受等的差异作一爬梳，以探究“概念反义对举”发生的起点和根源： 

　　1.关乎“心性”者。李杜的不同，首先是其人物秉性的天性使然，其次是后天人生经历的巨大差异，是先天与后天共同影响的结果，与个人性格、家庭背景、成长环境，以及人生经历都有密切的关系。而这正是后人在探讨其诗歌作品风格差异巨大的形成原因时，从传统的“知人论世”出发，所展示的惯常思维视角，如“李太白出语皆神仙，由轶尘拔俗之韵得之；杜子美一生寒饿，穷老忠义，由禁雪耐霜之操得之”。 

　　 人生经历的“贫/富”差异既是事实，也是后人常提到的，“丁谓参知政事，真宗尝问：唐酒价几何？谓对以每升三十。上曰：何以知？谓引杜诗云：‘速来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上喜其对……后余因看李太白诗有‘金樽美酒斗十千’之句，以为李杜同时，何故诗句所言酒价顿异？客有戏噱者曰：‘太白谓美酒耳。恐杜老不择饮而醉村店，压茅柴耳。’坐皆大笑，然亦近理也。”二人诗歌中对酒价的描写如此悬殊，宋人认为杜甫穷困，诗尚写实，所言更符合当时沽酒的实际价格；李白富有，且诗风多夸张，客人以戏谑的态度解释，认为李白所饮为“美酒”，而非老杜之“村酒”，虽被视为调笑之语，但对二者人生境遇、贫富悬殊的对比，是极为强烈的。同样是好游，葛立方认为李白是兴趣使然，而杜甫则是为生计所迫：“白之长作客，乃好游尔，非若杜子美为衣食所驱者也。”同样漂泊的人生足迹，在后人看来，却主要是由于不同的物质生活境况所导致的。 

　　物质条件的贫富会强化二人性格上“外放/内敛”的特质：“李谪仙，诗中龙也，矫矫焉不受约束。杜则麟游灵囿，凤鸣朝阳，自是人间瑞物。施诸工用，则力牛服箱，德骥驾辂，李亦不能为也。”李白就像天上的龙，时隐时现，是不受拘束的，是天生自由的；而杜甫则像鸟中凤凰、兽中麒麟，虽然也是人间瑞物，但是却能恪守道德规矩的约束，就像力大之牛可服箱，有德之马可驾车，能为社会规则所束缚，为道德责任所驾驭，这点是李白无法做到的。而若以圣人比拟的话，“世称李杜为一代诗人。吾观子美盖自比稷契，而太白独许尧舜之事，余嚣嚣不取也。”杜似稷契，以贤圣称，教人稼穑，掌管民治，更接地气；李像尧舜，以明达称，不理世务，垂衣而治，更有仙气。 

　　2.关乎“艺文”者。在题材内容方面，二人分别有所侧重，李白爱写“神仙世界”，杜甫则反映“人间百态”。宋代王安石就认为李白多言酒色妇人，“识见污下”，而诗歌格调也仅豪放飘逸，“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他认为杜甫诗歌所反映的是现实社会人生的牢笼百态，而李白诗歌中则多是对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的无限神往。 

　　 诗歌创作过程的差异是李杜二人在作诗上最显著的不同，既包括“天才/学力”之争，如“杜甫长于学，故以字见功；李白长于才，故以篇见功”，又涉及“神思/法度”之辨，如“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其实都是针对二人作诗速度的快慢而发，李白是援笔立就、信笔直书、一气呵成，而杜甫则偏向于惨淡经营、一丝不苟、刻苦锤炼。葛立方曰：“杜甫、李白以诗齐名，韩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似未易以优劣也。然杜诗思苦而语奇，李诗思疾而语豪。杜集中言李白诗处甚多，如‘李白一诗斗百篇’，如‘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之句，似讥其太俊快。李白论杜甫，则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为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前作诗苦。’似讥其太愁肝肾也。杜牧云：‘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天外凤凰谁得髓，何人解合续弦胶。’则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在这段话中，“似”字凡三见，首以肯定韩愈“未易优劣”的评价，然后即刻翻转开来，随后出现的“似讥”两字忖度对比之意甚为明显，李杜二人作诗时可能并无批评对方作诗迟速之意，然而我们要关注的则是隐藏在“似讥其太……”这样的价值判断话语背后的猜度之意，即葛立方对二人作诗过程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批评视角，“俊快”与“愁苦”，即诗思的敏捷与迟滞，是明显的正反相对之论。而后，罗大经更是明确对比二人“作文迟速”，曰：“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笔立成；杜子美改罢长吟，一字不苟。二公盖亦互相讥嘲。太白赠子美云：‘借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前作诗苦。’苦之一辞，讥其困雕镌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细之一字，讥其欠缜密也。”罗大经不仅确凿断定李杜二人作诗迟速的事实，予以正反对比，且从李杜互赠诗歌作品中寻找依据，甚至不惜过分引申发挥，屈从己意地去解读作品。相比于其观点本身值得争议之处，这种通过反义对举的方式，以强化各自不同的批评思维则更值得我们注意。 

　　 李杜各自的诗体偏好也不相同，李白擅长古体而杜甫长于律诗几为常识，自孟棨《本事诗》记载《宫中行乐词》的创作本事，言“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开始，后世多有渲染发挥，近人也对这一问题有深入探讨。而事实上，依据《宫中行乐词》的创作过程和工整程度而言，李白对待律诗，当是态度上的不喜欢多过能力上的不具备，自由的古体乐府诗是更加符合其性格喜好的；而杜甫的严谨琢磨、一丝不苟，也更加符合律诗需要反复打磨的特性。在诗体偏好上，两人分别倾向“古风/律诗”“古体/近体”“乐府歌行绝句/五七言律诗”“抒情/叙事”等，这种选择其实也是诗人性格的自然反映，但后人却对这一点进行不断强化，“李杜文章万丈高，就中诗律少陵豪”，在“杜律为绝”的概念固化过程中，李白的“薄声律”起到了反向的“参照”对比效果。即使是选择同样的诗体作比，也会存在明显的风格差异，“乐府自唐以来，杜甫则壮丽结约，如龙骧虎伏，容止有威；李白则飘扬振激，如游云转石，势不可遏。”反映在诗歌风格理论上，还有“真/伪”“清/浊”“虚/实”“浪漫/现实”“复古/新变”等不同的表述，二人主导风格类型化和固定化后，便被一语概括归纳为“豪放飘逸/沉郁顿挫”，“李白之逸，杜甫之工”，“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至此，严羽之论几成定评。 

　　 3.关乎“道德”者。我们从后世接受角度看，李杜“正反对比”的价值判断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伴随着“贬李扬杜”的名家评点与道德褒贬，被动建构起来的。李杜并提大概始于大历、元和年间，是二人皆离世之后的事，杨凭的“直用天才众却瞋，应欺李杜久为尘”，已经是韩愈“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的前奏，窦牟“翠羽雕虫日日新，翰林工部欲何神”，更是毫无偏私的称扬溢美之词，在韩愈《调张籍》以及《醉留东野》“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之后，李杜并称并尊的现象基本确定并固定下来。而李杜之间成就高低的论争始于元稹，他一面说“李杜诗篇敌，苏张笔力匀”，另一面又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极力推扬杜甫，“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这已经是“正反”相对的极端价值判断了。然而我们不得不考虑墓志铭这种文体的特殊性，这种一反常态的过度称扬，不仅是受到元白“新乐府运动”所倡导的诗歌要写时事的创作理念的影响而偏爱杜诗，或许更是墓志铭文体使然，隐含了元稹对墓主人的私誉。遍观唐人李杜并提的评价，这种对李杜进行极端价值判断的“反义对举”，似乎仅此一例，即使是在元稹之后的李杜并提，比如晚唐杜牧“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李商隐“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释贯休评杜甫“命薄相如命，名齐李白名”等，几乎都是并称并尊，基本没有价值上的高低判断。可见，在整个唐代，虽然有“群儿愚”对李杜二人的谤伤诋毁，但如元稹这般“贬一扬一”的论调却也几成个案，且并没有影响到后来唐人对二人成就不分伯仲的判断评价。 

　　 唐人这种持中的价值评判，随着宋人对杜甫的偏爱发生了急转，下一个从“道德批判”视角出发，把李杜放在对立面作比的是王安石。他认为李白多言酒色妇人，已经从诗歌批评上升到了人格批判的高度，且因其论调影响颇大，客观上误导了后人把李杜放在对立面进行简单价值判断的意气之争。王安石选“四家诗”，以杜甫为首，次以欧阳修、韩愈，李白为末，更是把这种价值判断以“排序”的形式直观地呈现在了人们面前。除了王安石本人对杜甫的格外偏爱之外，当时宋人还猜度王安石的排序标准：“子美之诗，非无文也，而质胜文；永叔之诗，非无质也，而文胜质。退之之诗，质而无文；太白之诗，文而无质。介甫选四家之诗而次第之，其序如此。”这种对王安石排序标准的揣测，同样是从“文”“质”之辨的对立视角出发的。作为其反面，“贬杜扬李”亦是如此，“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乡人有强大年者，续杜句曰‘江汉思归客’，杨亦属对，乡人徐举‘乾坤一腐儒’，杨默然若少屈。欧公亦不甚喜杜诗，谓韩吏部绝伦。吏部于唐世文章，未尝屈下，独称道李杜不已。欧贵韩而不悦子美，所不可晓。然于李白而甚赏爱，将由李白超趠飞扬为感动也。”不管是杨亿（字大年）还是欧阳修，虽然从主观个人感情上不喜杜诗，但在客观层面均不能否认其成就之高。 

　　以上种种，家庭出身、物质条件和仕宦经历等，导致了二人在人生道路选择上的巨大差异。李白的身世笼罩了异族色彩和商贾因素，受道家思想影响较大，而杜甫受传统儒家影响更深；年龄差距决定了李杜二人所经历时代的不同；个人性格的外放与内敛，体现在李白大多时候明亮自信、乐观昂扬，杜甫愈趋中晚年，便愈内敛沉郁、潜气低回；李白富贵纵乐，杜甫困顿乖蹇；李白不屑科举，学道求仙，向往一朝成名，而杜甫宗儒，唯愿踏实地走科举仕途，杜甫的入仕之途更符合传统文人士大夫的选择。 

　　综合“心性”与“艺文”两大方面看，前者主要关乎“人”，而后者主要关乎“诗”。继之，在李杜批评接受史上，“谪仙/诗圣”就成为两人最突出的标签化的特定称谓。这些反义对举概念，经历了一个从发现、凸显、沉淀，到归纳、总结、概括的过程，由隐而显，积少成多，最终凝定为李杜身上一个个固化的标签和符号。在这个过程中，唐代的贺知章、韩愈、元稹、孟棨，宋人王安石、葛立方、朱熹、罗大经、严羽等人，因其论点鲜明且影响极大，成为重要的节点式人物。李杜身上众多“反义概念”中的最主要几种，基本上由唐发轫，至宋定型，后世种种细分，亦皆源出于此。 

　　不同于“心性”和“艺文”属于先天因素，是可以由李、杜本人操控或改变的，关乎“道德”的评价，却属于后人建构的范畴，是文学批评接受史上不由作者所把控的，与后世批评者的审美偏好、文学素养，甚至时代风尚均紧密相关。从心性、艺文到道德评判，几乎囊括了先天与后天、主观与客观、生前与身后等各个维度，这些因素决定了在后世文学批评接受过程中，“概念反义对举”几乎是李杜批评中的自然结果和必然方向。在这个对主导风格的动态聚焦和不断强化的过程中，李杜的“相通”之处被逐渐消减、淡化，与此同时，“差异”之处则被无限凸显、放大。 

　　二、近现代李杜批评对“概念反义对举”的运用 

　　历代李杜批评中的“概念反义对举”现象，涵括了二人从性格、诗歌创作理论和实践，到后世阐释解读、批评接受等各个层面，并与“互通互补互释”论相互调和，成为李杜批评中的“一体两面”。“优劣比较”强调二人的不同，着重凸显各自鲜明的差异性特征，甚至试图强分高下；“并提并尊”则钦服于二人的成就贡献和诗坛地位，致力于调和矛盾对立，协调平衡二人的地位和影响。我们所言的“概念反义对举”与这两大主导方向相比，既有关联，又有区别。 

　　 首先，“概念反义对举”是李杜比较中惯常使用的批评方式。近现代李杜比较研究方面最早有论著问世的是傅东华和汪静之，傅东华《李白与杜甫》认为：“诗人不外以个人为本位和以外物为本位两种：前者，批评家谓之主观的诗人，后者，谓之客观的诗人”，首次尝试以“主观诗人/客观诗人”的线索贯穿全书，解读比较李杜二人的诗歌作品，希望读者了解他们的性质和异同，但同时也认为“这种派别的区分，并不就是品行优劣的标准，主观的诗人，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客观的诗人，也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古今中外的不朽文坛上，这两派的诗人各有代表，我们不能说那一派的价值在那一派之上”。这是比较客观中肯的论调。汪静之《李杜研究》则更加细致地从思想、作品、性格、境遇、行为、嗜好、身体7个方面，寻绎二人成为“贵族的”和“平民的”诗人的原因，用“概念反义对举”的批评方式分列35个小点做了“李杜比较表”，这35个小点又归类为7个大的方面，顺序先李后杜，分别是：（1）思想方面（9点）：悲观/乐观；个人主义/利他主义；为肉所霸占，但未到极端/为灵所统治，亦未到极端；要求无限的超越的发展/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离经叛道/拘守礼教；社稷苍生从未系其心/时以民生疾苦为念；战事不闻不问/非战，忧世忧时；不反对贵族/憎恶贵族；出世的/入世的。（2）作品方面（13点）：贵族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以贵族生活为背景/以平民的生活为背景；浪漫派、唯美派/写实派、人生派；富于想象/善于刻画；诗中无事物可寻，全是情感/诗中处处有事有物，全是经历；多抒发个人颓废的心情/常描写社会实际状况；可说没有一首关于时事的诗/痛哭时事之诗极多，可作历史读；主观的诗极多/客观的诗不少；诗中女酒二字甚多/诗中饥饿饭肉饱五字极多；缠绵委婉之恋歌甚多/绝对没有一首恋歌；赖天授，故以才胜/赖人力，故以工胜；写诗时信笔直书，一气呵成/写诗时惨淡经营，一字不苟；诗极豪爽轻快，悲哀颓丧，自然缥渺/诗极工整劲健，沉郁严肃，慷慨激烈。（3）性格方面（2点）：浪漫/敦厚；似知（智）者所爱的海/似仁者所爱的山。（4）境遇方面（4点）：虽亦常在穷困中，然实际上未受十分苦痛/屡遭兵难饥馑，备尝艰苦；没有饿过肚皮/屡绝食；常往来吴、楚安富之地/常奔走陇、蜀僻远之区；所到的地方，常受官府礼遇/除严武外，虽亦有接济者，但不如李之受优待。（5）行为方面（3点）：不拘常调，不修小节/比较拘礼；有钱时便奢侈纵乐/克己、俭约；曾手刃数人/鱼鸡虫鸟亦不忍杀。（6）嗜好方面（3点）：喜与豪侠贵族交游/喜与田夫野老为伍；喜衣华丽服装/不讲究衣服；好色，喜携妓/不好色，不携妓。（7）身体方面（1点）：无久病，集中言病处极少见/有痼疾，如肺病，脚与手亦有病。并认为“由这个表看来，他俩处处相异相反，可知他俩的个性是很强的。各方面的比较都是有连带关系的，有那样的天性、境遇、体质，自然有那样的嗜好、行为、思想、作品。”这就已经走向过度强调二人不同的道路了。但受制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以阶级对立的观点批评文学的做法虽然在现在看来似乎略显陈旧，却为我们深入理解李杜的个性特质划出了明确的路径，而“概念反义对举”正是两者共同运用到的主要批评方式。除此之外，如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傅庚生《评李杜诗》《李杜诗论》、罗宗强《李杜论略》、袁行霈《论李杜诗歌的风格与意象》、王辉斌《李杜关系新探》等研究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反义对举概念”，并自然而然地运用这一批评方式进行李杜对比研究。 

　　 其次，李杜“优劣之争”中的“概念反义对举”现象更加突出。“优劣/抑扬”执着于强分高下，本身就是价值判断层面的正反对立之论。最具争议的就是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郭沫若从个人学术爱好、情感偏向和阶级政治需要出发“扬李抑杜”，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广泛的论争：高建中《评李白与杜甫》支持其观点，萧涤非《关于〈李白与杜甫〉》对郭文作了尖锐批评，李保均又发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就对〈李白与杜甫〉的批评同萧涤非等同志商榷》，反对萧说。傅庚生则极力抬高杜甫，刘世南《对〈李白与杜甫〉的几点意见》从阶级出身角度声同气应。关于李杜优劣之争，其背后原因及所反映的诗学观念虽然极为复杂，但强分优劣，实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正反之论，是在肯定一方的同时否定另一方的极端化个人价值判断，往往与时代因素密切相关。在论争的热潮退却，开始以理性的态度去分析“优劣论”的产生原因时，论者大多都能够以反思的视角保持中立的立场，给予二人以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最后，即使是“并提并尊”的折中之论，也会运用到“概念反义对举”。韩愈提出“李杜并尊”，成为和“优劣比较”相抗衡的另一主流观点，现代学者基于此从正反两方面展开比较，如罗时进《“前李杜”时代与“后李杜”时代——唐代诗歌发展的转关与演进》，以李杜划分唐诗“前后”分期，认为后人多学杜并不意味着中晚唐以至近古文学史上李白影响力的弱化；陈才智《风流与日常——重斟李杜之争及其垂范意义》则从李白之侧重感发情兴、杜甫之侧重描绘家常入手加以区别。“并称并尊”致力于调和矛盾冲突，看似避开了“强分优劣”的偏颇，却并不能从实质上弥合李杜从人生到诗歌所显示的巨大差异。 

　　三、“概念反义对举”与“互通互补互释”论 

　　“概念反义对举”和与之相对立的“互通互补互释”论也并不矛盾，其实质是李杜批评中一体两面的“对立观”和融通互补的“辩证观”的具体体现。薛天纬《李杜互通互补论》首次跳出“并称并尊”和“优劣比较”两个固有主流阵营，提出新说，而李杜的“互通互补”则正是“概念反义对举”发展到极致之后，自然地走向涵容转化的体现。这证明了“反义对举”的概念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一体两面、相反相成的，正反概念之间有着内在的更深层次的逻辑关联。 

　　“概念反义对举”现象的对立面是“互通互补互释”论，正如何恭所言“李杜藩墙不甚牢”，从深层逻辑上说，这些反义对举的概念之间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存在“互通互补互释”的内部阐释接受机制。 

　　 1.“互通”关系。反义对举概念发展到极致后，必然会走向涵容转化，走向各自的反面，宋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诗至李杜，古今尽废。退之每叙《诗》《书》以来作者，必曰李白、杜甫。又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至杨大年亿，国朝儒宗，目少陵村夫子。欧阳文忠公每教学者，先李不必杜。又曰：‘甫于白得二节耳。天才高放，非甫所能到也。’王文公晚择四家诗以贻法，少陵居第一，欧阳公第二，韩文公次之，李太白又次之。然欧阳公祖述韩文而说异退之，王文公返先欧公，后退之，下李白，何哉？后东坡每述作，崇李、杜尊甚，独未尝优劣之。论说殊纷纠，不同满世。呜呼！李、杜著矣，一时之杰，立见如此，况屑屑余子乎！余谓：譬之百川九河，源流经营，所出虽殊，卒归于海也。”韩愈虽然李杜并尊，但却仅限于称扬，并未深入说明缘由。蔡绦从当时不同人批评李杜时的观点差异和矛盾现象出发再次思考同一问题，当时的文坛巨擘杨亿和欧阳修皆崇李，王安石则极力称扬杜甫，但他在对四家诗排位的时候，却把欧阳修排在李白之先，这自然便产生了矛盾，使人疑惑。而文学地位明显更高的苏轼和韩愈在李杜的问题上，态度则是一致的。由此，他得出结论：李杜是互通的，就像百川九河，源头虽然不同，但最终都要归于大海。蔡绦已经不满足于表象上简单地“抹平”二者，并尊了事，而是试图从文坛矛盾出发探究争论产生的更深层次原因。 

　　 2.“互补”关系。首先是于李杜各自而言，即存在不同类型诗歌风格上的互补，如李白《蜀道难》等豪放飘逸的主导诗风和被朱熹评价为雍容和缓的《古风五十九首》是互补的；杜甫沉郁顿挫的《登高》《秋兴八首》，以及清新自然的《江畔独步寻花》《春夜喜雨》，情思缠绵的《月夜》，也是互补的，这些作品对其自身完整形象的塑造而言都是互相补益的；另外还存在写作手法上的互补：“老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类如此。皆拙固无取，使其皆工，则峭急而无古气。”“工拙皆相半”的说法固然有所夸张，但两种风格互补，在诗歌中的作用同样重要，不可过度偏向其中任何一方。其次是对于两人而言，所谓“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老杜诗以后二句续前二句处甚多……李太白诗亦时有此格”，其实不论从题材内容到写作手法，两人也都是互补的。 

　　3.“互释”关系。“互文见义”，即参互成文，合而见义。正反概念一定是成对成组出现的，是“相反相成”的，李杜是不同的，却又是“互释”的，彼此互相成就。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对诗歌“真”与“非真”的甄别，和杜甫《戏为六绝句》对“伪体”的别裁，“真/伪”作为最典型的一组“反义对举”概念，看似是对立的，但其本质内涵却又是一致的，都是李杜二人对“什么才是真正的诗歌”这一问题的回答。这组概念是中国诗歌史上由“体分正变”向“别裁真伪”判断标准过渡的肇端，以此为分水岭，我国古典诗歌源头倡导“正变”，至李杜首辨“真伪”，其诗论内核悄然发生了质的转变。 

　　四、“概念反义对举”的文化思维模式与李杜诗歌经典化问题 

　　作为“批评之批评”和“研究之研究”，李杜批评中“概念反义对举”现象的产生，从根本上讲，是李杜的巨大差异造成的。从人生经历、创作方式到审美特征、艺术风格，从文化思想到思维方式，李杜分别代表了中国文学中对立互补的“一体”和“两面”。相比于其他文人并称，二人因为成就足够卓越、特征足够突出、对比足够鲜明、后世影响足够广泛，接受者对二人诗文的喜爱程度之深，极易产生两极化偏向，将二者放在一起论述极易引起论争，这是文学批评中产生这种两极对立现象的根源所在。 

　　“概念反义对举”现象的发生，既是李杜本身不同造成的，也是后人根据个人兴趣偏好，在推崇自身所喜好的主导风格的同时，过分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观凸显李杜二人各自不同形象的必然结果。在论争的过程中，先天的才气和后天的努力，哪个对于诗人成就的影响更大？属于诗歌文体本位的恣肆表意抒情，和偏重政治实用导向的忠君爱国情怀，哪个应该成为评判诗人及诗歌作品高下的更为重要的标准？这些自然地成为“偏李”和“爱杜”两派成员对李杜进行攻击或赞扬的逻辑出发点。 

　　甚至，我们在分疏中国诗歌发展史的时候，也会自然地整理出来两条线索：一个是以李白为代表的“道家范式”，肇端于屈原的《楚辞》，精神风骨则从庄子流脉到魏晋风度，后由苏轼接续；另外一条线索是以杜甫为代表的“儒家范式”，以《诗经》为源，庾信、鲍照踵武，再到宋世“千家注杜”，江西诗派学杜者，这是中国诗歌史的两条主要发展脉络，前者追求自然天成，后者讲究穷极精工，这也是中国文化特质的直接反映。李杜的超高成就恰足以成为这种“正反对立”又“互相转化”的观念的典型，甚至能与西方的类似文学理论观念相连接，成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模式。 

　　 首先，概念的“反义对举”是源自《易经》中的“天地”“阴阳”“内外”这种二元对立结构。传统观念中的“三才”包含天、地、人，所谓“工部声华穷委地，翰林风骨醉看天”，“太白要是天上人，少陵屡作诸侯客”，“太白之诗，神鹰瞥汉。少陵之诗，骏马绝尘”等，都是“天/地”的直接隐喻，而间接隐喻又突出表现在“谪仙”（“天而仙者”）与“诗圣”（“地而圣者”）这两个确定又不可互易的称谓上，与二人“飘逸/沉郁”“清/浊”“虚/实”的气度和诗风也是相一致的。而“天/地”中所蕴含的“阴/阳”，在李杜身上表现为更加抽象的精神层面的象征，与之相匹配的表现形式则是“内/外”，即“外放”与“内敛”，李诗由内而外的喷薄抒情，杜诗由外而内的涵容潜涌。其次，“互通互补互释”论是《老子》“反者道之动”这种抽象观念的直接呈现。物极则反是深植于我们对万事万物运行法则深入体认的传统思维方式中的，这种“一体两面”的二元结构，最终必然会走向相反相成，涵容转化，“反义对举的概念”只是表象上的“对立”，其内里实质是“互通/互补/互释”的。最后，“概念反义对举”与黑格尔的“正反合理论”亦相契合。“正”“反”是必经阶段，“合”是必然结果。汪涌豪在《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中即论述了文学批评范畴是一个正反相合的过程。在李杜而言，宋、明两代对二者某一方过度失衡的推崇属于“正反”，清代以后的调和平衡则属“相合”。这个过程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不仅加深了我们对李杜在不同时代人们心中地位差异的理解，也塑造并成就了各自的经典化历程。 

　　“概念反义对举”现象与李杜诗歌经典化问题始终相伴随。反义概念的相抗与对冲、调和与平衡，始终伴随着李杜诗歌经典化的整个过程。基于李杜在人生和诗歌创作不同层面所达到的极致成就，“概念反义对举”这一批评方法的运用，更能凸显各自的独特风格。因“圣”而更能比照出李白的“谪仙”气度，因“仙”而更能观照出杜甫的“圣人”情怀。但是过度强调主导风格，伴随而来的负面效果便是“遮蔽”，即反义对举概念经过历代的过度强调和层层堆叠，必然会对主流风格之外的小众作品产生遮蔽效应，形成“灯下黑”现象。伴随着这一现象的极端化，也会导致李杜诗歌经典化过程中的“平衡与失衡”“凸显与遮蔽”等问题出现。 

　　首先，是失衡与平衡。从实质上说，不管是“优劣比较”还是“并提并尊”，都是一种平衡李杜诗歌创作功绩和文学史地位的艺术。在这个过程中，“概念反义对举”由微至显、积少成多，与李杜比较研究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是双向互动的。其次，是凸显与遮蔽。“概念反义对举”虽然是一种必然的李杜比较方式，是为了呈现其不同于其他文人并称之“一体两面”的独特性，但若过分强调“差异对立”，就会遮蔽主导诗风之外的有价值的小众诗歌，形成“灯下黑”现象。凸显闪耀之处，是为了堆叠各自的高度，完成经典化历程；承认共通之处，是为了全面认知各自不同的风格类型，使二人互相补益。在“失衡”与“平衡”，“凸显”与“遮蔽”之间，需要把握合理界限。 

　　五、“概念反义对举”的文学批评史意义 

　　在目前的传统李杜研究走向模式化、固化甚至僵化的情况下，亟须转换批评视角。关于李杜的“同”与“不同”，我们需要跳出“优劣比较”和“并提并尊”两种传统话语评价体系的窠臼，以“概念反义对举”和“互通互补互释”相结合的更加客观的方式，对一些被凸显和遮蔽的问题重新进行审慎思考和反思观照。对于“熟视”的文学批评现象，我们更不能“无睹”，需要从具体实践走向理论方法的归纳总结。纵观李杜生前身后的批评接受和种种论争，前人虽然在各个层面惯常使用“概念反义对举”这一批评模式，但却并未对该现象本身进行理论层面的提炼总结和概括提升。从这个角度进行思考研究，或能为我们重新认识李杜（包括李杜研究）拓宽思路并规划出一条新的研究路径。 

　　“李杜”并称在中国文学史和批评史上均是现象级的和无法超越的，这与时代、个人才能和文学规律均有密切关系。概念反义对举作为客观存在的批评模式，成果早已汗牛充栋，然而方法论层面的总结提升却稍显滞后。从这个角度来讲，归纳总结李杜研究中这一独特的批评现象，不仅在李杜研究中，甚至在整个古典文学批评史上，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1.建构李杜研究独特的批评话语体系。李杜批评中的概念反义对举现象，与其说是一种诗歌水平高低的价值判断，不如把它当作一种批评方法。这种方法运用最重要的前提，便是批评者在观念里首先要摒弃一切试图对二人及作品作价值高低判断的观念。如果能尽力做到这一点，那么“概念反义对举”的提法确实是更切合李杜生平创作和接受实际的，且更具有客观针对性。以往的研究也证明，“优劣比较”就是一种典型的价值判断，它易使人陷入强分高下的逻辑怪圈，“并提并尊”则显得含混持中，有抹平李杜之嫌。相较之下，“概念反义对举”不仅是历代李杜接受中的客观事实，且每一组反义对举的概念皆基于二人的性格、人生经历、诗歌理念、诗歌创作、审美风格等，更有客观针对性。 

　　2.摒弃价值判断，并不意味着不可以有对两人及诗歌作品的偏爱。这种个人偏爱的发生基础，便是中国文化传统和理论思维方式中的“一体两面”“相反相成”“对立转化”等精神特质，如《易经》中的“二元结构”，《老子》中的“反者道之动”等。通过对这一文学批评现象的探讨，有助于揭示文学批评理论与思维方式之间的内在关系。有阴阳，就有内外；有李杜，就自然会有“喜李”或者“爱杜”之人。然而个人感情的偏爱，不应该成为判断二人价值高下的标准，“是否关心民瘼疾苦”“是否醉于花酒女色”等，任何一个单一的标准都不应该成为判定二人及其诗歌作品价值高下的唯一固定标准。全面地看待二人诗歌成就，他们的高度已经远远凌驾于众人之上，也不应该被我们以简单的思维逻辑来强分高下。 

　　 3.“概念反义对举”的当代价值和意义。这一批评方法还可以运用到当下的其他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当中。我们可以以“李杜”为起源和基点，拓展考察整个古代文论批评话语体系中的“概念反义对举”现象。“李杜”以外，文人并称中也会存在同类现象，如宋代辛弃疾和李清照“二安”并称，在“豪放词”“婉约词”的对举中又出现了类似现象，且因易安的女性身份，加入了世俗中对立特征更加明显的男女性别和“阴阳”义素，与婉约的女性特质和豪放的男性特质分别相呼应。“概念反义对举”现象更是广泛影响到宋元明清各类文体的创作者、编选者和批评家的价值评判标准和选评态度，历代以来的“雅/俗”之辨，明人“复古”与“新变”的拉锯和摇摆，清代钱谦益、沈德潜选评诗歌时以“真/伪”作为价值评判的重要标准之一，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提出，以及近人缪钺在《论宋诗》中针对“唐宋差异”的经典比较，等等，无一不是这种批评思维方式的直接或间接反映。 

　　综上，未可轻言李杜之“优劣”，在历代的论争中已经成为诗歌批评家和现当代研究者的共识。宋人提醒后人要传承李杜的文学之道，而不可强分高低，“李杜文章宗，继者宜重黎。伯禽视熊骥，未可分高低。”其实在种种表象的“不同”之外，我们更应该透过外在的不同，看到二人内在的胸襟气度和人生格局上的阔大相通之处，“吟诗莫学李太白，千首万言皆酒色。吟诗莫学杜拾遗，一生抱恨长嗟咨。二豪胸中有佳趣，诗酒聊以发其悟。世人有眼谁识真，第见诗篇不见人。借令置之庙堂上，事业肯道风骚将。睥睨连帅奴将军，英风义气高薄云……”当下，我们更应该以客观持中之态度去看待二者的“同与不同”，也应该意识到“概念反义对举”的批评方式在李杜研究中的“习以为常”和“不同寻常”。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