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立了《循环日报》，并设副刊，“增幅为庄﹑谐两部”。“谐部”即对应今日之副刊。王韬以他独特的文笔﹐在《循环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不少诗词、散文、小说并粤讴。这些对促进香港文坛和报界的活跃作用甚大。刘以鬯先生由此称其为香港文学的起点。有意味的是，王韬亦自编有论文集《弢园文录内编》，“多言性理学术”。 

　　 此渊源开启了一个话题，即创作者如何议论创作。初看来，似有槛外与槛内之分。首先，有关文本的自我阐述可能带来写者与读者/解读者的双重焦虑。罗兰·巴特提出“作者已死”，提供了某种厘定两者关系的路径，似乎也在缓解这种焦虑所带来的对阐释空间的限定。巴特在其名篇《埃菲尔铁塔》( The Eiffel Tower )中以19世纪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经历，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视觉盲点”：“莫泊桑时常在埃菲尔铁塔内午餐，但他的注意力并没放在菜肴上：这是巴黎唯一的让我身处其中而无法看到它的地方，他常常这样说道。”“你必须得像莫泊桑一样走进它的内部，成为它的一部分。就像人类自身一样，唯一一个不了解自己的人就是他自身，而这个铁塔自身就是以它为中心的整个巴黎视觉系统中唯一的一个盲点。”这似乎构成了某种警示，创作者的自我阐释，也因此为埃菲尔铁塔规限；同时间，也构成独一无二的谛视周遭的视野。香港的纯文学创作者，多出自学院。“象牙塔”的隐喻，似与埃菲尔铁塔遥相呼应。但另一方面，学术见解建构的过程，似乎于创作者来说，亦构成某种程度的托物言志。以两位代表性的香港文学家为例。一为卢玮銮教授，我们更为熟悉的是她的笔名小思，以散文创作见著。同时，其更大的贡献体现于对香港文学的钩沉，最具代表性的是有关战时南来作家的追迹，如《香港文学散步》，几乎成为在香港大中学校文学教育迭代流传的图谱；而另一面，则体现为她对于香港文学本土性的灼见。至今记得她对侣伦的论述，言及其早期创作特点，体现为“某层面的城市气氛, 尤其是特指香港这个中西文化交错的城市”。当是时，香港文学研究系统尚未臻于成熟，卢先生的论述为此后观照“南来”与“本土”两大创作谱系的碰撞与交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其本人作为创作者亦有相当清晰的学者自省理路，在《一生承教》等著作中可见一斑。而生前在岭南大学长期执教的梁秉钧教授，其早期学术创见尤在新诗理论范畴，对南来作家/诗人作品的研究亦构成其透视自我文学审美的因由。如在《焚琴的浪子》一书的序言中，谈及香港现代主义的执旗者马朗（马博良）的代表作《北角之夜》。该作品体现一种形式与内容的落差﹐以古典气韵浓郁的辞句描绘现代的都市情境。梁秉钧敏锐地指出，出身上海的马朗，“过去中国大陆春野上的经验，与香港现实的经验是互相重迭的”，文本透过记忆与现实的融合﹐造成两种气息截然的矛盾影像的交迭。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这种双重经验间的矛盾与碰撞，赋予了北角作为地景以陌生化的审美质地。而也斯本人，亦择同题，创作了《北角汽车渡海码头》，对在地城市空间采取更为 “入世” 的态度﹐萃取都市本质。景与境等层面可见与《北角之夜》构成有机的互文。或言之，作为论者的梁秉钧，在剖析他作地域空间乃至美学经验的砥砺时，无形间也在建筑也斯作为诗人的叙事美学、书写形态乃至身份标识。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是社会时代发展最为敏感的脉动。完整的文学生态，必然是文学创作与评论共同有力的塑造。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亦是创作者和评论者、阐发者之间的惺惺相惜。而二者在个体上的合辙，亦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属性。先祖父为艺术史研究学者，长年从事艺术评论工作和绘画创作。或因潜移默化，笔者早年深刻体会到创作实践与评论之间如鉴如镜、水乳交融的关系。此后笔者本人进入学院，投身文学研究，亦感触我国文学批评知人论世的传统，已包含于人于世的温度。所以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了某种动力，希望以更为直观的方式体认写作的甘苦与冷暖，也就此开启了文学创作之途。近年笔者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书写，走出学院深入田野考察。从《书匠》《瓦猫》《飞发》至《燕食记》，均试图将学者视野放置在民间场域，去界定其发自于“广场”的内蕴，并着意考察特定历史时期学院空间与外部空间的互涉。如《瓦猫》作出相应的尝试，“民间”经由“话语空间” 向“文化立场” 实现概念的转换、重构西南联大的成立代表着知识分子广场思想传统的一次大型迁徙。其以空间流转为标志。龙泉古镇作为世代瓦猫匠人的聚居之所成就这次流转的终点，进而为巨大的精神容器。 

　　近作《灵隐》亦以现实空间实现对学者自我拷问的拟态。其创作大约追溯至处女作《无岸之河》，有关青年知识分子的“浮生六记”。其后二十年间的写作，极少涉及这个群体。但因契机塑造了连粤名这个人物。写作的过程，构成了某种还乡之旅。故事以他的学院生活为圆心，扩张至他的日常生活圆周。中年人的阅历和过往，知识分子的经验，成为他人生的一体两面。必然将他的人生节点嵌合于现实和茫茫的时代。香港由此也成为很重要与时间相连的空间。因此每一处有关这个城市的历史，都链接着他的生命节点。那些关隘与转折，起伏与荣耀，与此休戚与共。他个人的放逐和回归，也是时代的回响。即使学院赋予他社会的位置，他与周遭世界的镜像关系，此消彼长。仿佛一道水银，横亘在此地和原乡之间。 

　　在《小说的艺术》中，戴维·洛奇说: “由于我将小说创作与学术生涯相结合近三十年了，毫不奇怪，我的小说越来越间涉其他文本。”职是之故，出身学院的作者，似乎天然地具有了建构自身创作体系的自觉。这种自觉不仅相关文学文本的呼应与互涉，亦包括由此而延伸的意义阐释系统。这两者间的互补、砥砺甚至自我博弈，都在激发创作个体的文学想象力与活力。“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是古时诗家的感喟，亦是对当下写者的醒省。无论是言未尽而意已达，抑或意化于忘言，皆自文学空间留白与抵达的辩证，亦将是值得一生求索的课题。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