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作为有代表性的“70后”作家，以独具特色的创作方式和丰硕的创作成果迅速在国内外的文学评论界获得关注。从2009年8月《文艺争鸣》发表王德威评论文章《归去未见朱雀航——葛亮的〈朱雀〉》算起，在近15年的葛亮“评论小史”中，学术界主要聚焦他小说文体中的城市形象、身份书写、历史观念和家国情怀等主题，其散文创作则鲜有人提及。事实上，葛亮的散文在创作观念、精神内核和艺术构架上已臻于成熟，是他表达自我情感和世界认知的重要方式，对之加以探究具有重要的文类意义和“互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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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亮的散文主要表达他的“微观史”理念，而这种历史观是以“人之常情”为载体，通过特殊的话语方式得以表达和呈现。葛亮散文涉及文学、历史、电影、戏剧、经济、城市、绘画以及旅行、美食等众多话题，但他并不在宏大的历史或时代语境下对之加以铺陈，反倒是举重若轻地将自身满腹的“经纶”投射到普通人及其情感上，通过他们的日常生活细节来言说自我思想。 

　　 葛亮散文钟情于书写平常人事，这不是为显现自身创作特质而有意为之的写作技巧，实则隐含着作者对黎民苍生的敬重。葛亮的文字记录的是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关注的是小民百姓的生计和命运，比如打印店和文具店的老板、贩卖海鲜大排档的老板娘、开小餐馆的云南人以及工作至凌晨的上班族等，他们时时牵动着作者敏锐的神经。《气味》中卖钵仔糕的“年迈的老人”，装置虽简陋，但他专业麻利的动作和干净有味的食物却成为一道街景，他在地铁口“已经卖了三年，而今终于每件涨了五角钱。一个台风天后，他没再出现。过了半个月，看到昏黄灯光里的人影，松了一口气。”葛亮对商贩老人的描述毫无偏见，反倒带着赞许的眼光，认为他乃心地善良而非唯利是图之人。以上引文勾勒出作者的仁爱之心：他担心老人在台风中的安危，直到半月后看到老人的身影才平复了心头的忐忑。除对普通人的尊重之外，葛亮的散文也透露出对自然万物的热爱。他在很多篇文章中都写到了猫，它们长相可爱又机警乖巧，全然没有令人生厌的神态。《春色》刻画过一只慵懒友好的猫：“墙头上是一只灰色的苏格兰折耳猫，阴沉着脸，趴在阳光里。见人来了，就抬一下眼皮，摇一摇尾巴，算是打了招呼。”《气味》把野猫的自保行为和家猫的退让举动展现得淋漓尽致：“黑色的是家猫，不认生，但始终是胆怯。有些试探，又有些躲避。野猫不明就里，不知道这是好奇的表示。以为它是要来争食，先是警戒，然后喉头发出很低沉的咕噜声，这是进攻的信号。”野猫和家猫之间的“误会”导致的结局令人啼笑皆非，可展现的却是猫顽皮淘气的形象。《拾岁》中的狗是有灵性的可爱动物，主人在运动场打球的时候，它如孩子般自由自在地兀自玩耍，有时会去追逐滚动的皮球。在葛亮笔下，狗是人们忠实友善的伙伴，即便是藏獒也“并不见凶狠”。 

　　 从普通人的遭遇中看出世事的艰辛和无奈，又从普通人的处事风格中见出人生的豁达与淡然，这是葛亮散文的重要品格。作者曾在越南偶遇来自浙江的通灵师，这位流落异国的手艺人用曲折的经历形象地诠释了什么是“命运多舛”：普通人的一生不过是在不断接受“不甘”和与自己“和解”的矛盾纠缠中度过，在经历了“年代变迁”“家庭的流离”“事业的离弃”以及“情感的曾经沧海”之后，才换来最终的“风轻云淡”和“尘埃落定”的生活。因此，看似平常的人生结局其实暗藏着普通人无法扭转时局和自身命运的无奈。如此感悟得益于作者用心去体验普通人不常被人提及的经历，再通过散文或小说担当起“为民请命”的责任感，恰如鲁迅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葛亮的创作是否在谱写或阐释正史已不重要，要紧的是他能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去表现他们的喜乐悲苦及人生真谛，并用自己的文字唤醒更多的人去关注。《一封信》看似在娓娓讲述祖父葛康俞先生的著述掌故，当读者还沉浸在家族故事中并感叹文人情谊时，葛亮却跳出“现实”叙事的维度，依靠寥寥数语又设置出“大我”的超凡境界：“祖父的时代，人大都纯粹，对人对己皆有责任感。这是时世大幸。投射至家庭的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深沉的君子之道。所谓家国，心脉相连。”葛亮的作品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强烈的“表里不一”的矛盾张力，在轻松的行文中透露出严峻的沉重感，实乃与他长时间的汗青阅读经验和生活经历有关，他总能从个人化的“小历史”叙述中切中问题的要害，在翰墨与现实文本的互文阅读中窥探到隐藏在“旧东西”里的新观念，这体现出的当然是葛亮的才气，表达的却是人文情怀，是家族“君子之道”精神的绵延赓续。 

　　 葛亮散文表现的主要内容是日常生活中的人之常情，那究竟什么是人之常情呢？散文《声音》可视为葛亮“人之常情”的注解：第一，人之常情是卸下欲望后对生活的坚定信念与淡然执着。葛亮在四川嘉绒地区旅行时突遇雪崩，一群人和赶马托运行李的藏族女子英珠不得不在半山腰的牧人小屋中度过寒冷的夜晚，旅途中遭遇的天灾瓦解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英珠对小马驹的照顾和她唱出的歌谣却营造出安谧静和的氛围，大家终于平安地迎来了第二天清早温润的阳光，目睹了大海子墨蓝如镜的美貌。“乡下人”英珠的行为和歌声鞭挞着“都市人”的自私心理：“这样的声音，来自这世上的大多数人。它们堙没于日常，又在不经意间回响于侧畔，与我们不弃不离。这声音里，有着艰辛的内容，却也听得到祥和平静的基调。而主旋律，是对生活一种坚执的信念。因为时代的缘故，这世上少了传奇与神话。大约人生的悲喜，也不会有大开大阖的面目。生活的强大与薄弱处，皆有了人之常情作底，人于是学会不奢望，只保留了本能的执着。”普通人的“声音”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却不易被听见；他们生活艰辛，却拥有安静平和的心态，对生活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因此，比起那些传奇与神话，葛亮更愿意接受普通人的悲喜情感与人之常情背后淡然的心态。第二，人之常情是引发审美悲剧的形而下的生活点滴。作品的悲剧走向或悲剧色彩不是让人产生持久审美的原因，反倒是生活中那些普通人经历的曲折和痛苦感受“令人难过却相对持久”。也就是说，“令人难过的并不是悲剧本身，而是人之常情”。因而普通人成为葛亮散文和小说的主角，他们的“人之常情”成为其作品的主要表现内容。第三，人之常情是触手可感的人间温情。民间艺人给城市的生活增添了烟火气息，那些纯洁而又忧伤的真实表情框定了“一双少年的眼睛”，让作者得以用单纯美好的眼光去审视曾经游荡在城市而又居无定所的人群，比如“做小买卖的”“敲锣鼓耍猴卖艺的”“吹糖人的”“剪纸的”以及“捏泥人的”等，虽然他们最终“必然凋落，带着无奈与些许的黯淡离开”城市，但“就是这样一些人，在缭绕的人间烟火中渐渐清晰”，他们不但“见证了岁月的变迁”，而且让生活“带着温存的底色，是叫人安慰的”。游走在城市的“边缘人”无疑“是一些行走于边缘的英雄”，他们不能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发出震聋发聩的声音，但他们的所为是历史“零落的声响”，必将“凝聚为大的和声。在这和声深处，慢慢浮现出一抹时代的轮廓。这轮廓的根本，叫作民间”。很显然，“民间”是勾勒时代轮廓和增加历史色彩的力量，葛亮肯定了普通人的贡献和人之常情的重要价值。 

　　 人之常情是真实的历史感悟，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历史片段。葛亮的散文专注于在大历史背景下透视普通人的真实感受，比如《故事》中憎恨日本的“老婆婆”不谈南京大屠杀，反而对“糖纸”颇有兴趣；《暂借》中的张爱玲不谈香港沦陷，而愿在人生琐感上花费笔墨，等等。普通人虽很难在历史洪流中获得“局外”的客观视角，可他们处身事件现场所产生的情感直接与历史相关，是毫无夸饰和成见的历史认知，是还原历史场景和认识历史最珍贵的信息。有人评价葛亮在创作中“有意地去封闭一些严峻或幽微的历史经验，把历史转化为人心的某些感触、一些微妙的指涉，进而将其包藏在人物的生活情境中”。说葛亮有意去封闭“严峻或幽微的历史经验”，只是看到了叙事的结果；说他把历史转化为个人感触或微妙指涉，才是把握住了葛亮创作的根本。在专谈香港时期的张爱玲时，葛亮引用《烬余录》中香港沦陷后表露她心理的文字：“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现在呢，定下心来了，至少提到的时候不至于语无伦次。然而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张爱玲对战时香港发生的大事看似漠不关心，但这并不能否定她对这段历史的参与和感悟的真实，即便是她在“宏漠的政治大格局之下的人生琐感”也能反映出战时香港的现状和变迁。葛亮表面上是引用张爱玲的文字来谈她的香港印象，但分明是在阐明自己的历史观念，即“人之常情”能从某个侧面更真实地呈现历史的风云际会，任何作品最终打动读者的往往不是博大的历史和英雄人物，而是细微的常情。葛亮曾写道：“无论古今，再浓厚的小说说到最后，感动我们的，往往是极细微的东西”，这才是让我们“触动不已”的作品内容。他在《沧海》中再次重申了对“常情”的理解：“世上最动人处，皆是人之常情。”正因如此，葛亮才会不厌其烦地在他的散文中书写普通人甚或边缘人的日常生活，他要从“常情”中去窥探被忽视和被歪曲的历史真相，进而让历史充满温情和可触摸感。 

　　 散文的美感既来自审美层面的艺术架构和语言运思，也来自内容层面的表现对象和情感投射，后者是散文的灵魂。葛亮的散文给人春风拂面和暖阳照身的阅读感受，其在内容上的美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友爱善良的人物。葛亮散文中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但都仁慈和睦，比如博雅多识的“祖父”、浪漫自由的“姑祖父母”、行事果敢而又爱护年轻人的“出版总监”、热爱生活且待人真诚的“J哥”和“辉姐”夫妇，甚至那些素不相识的小人物都是“勤勉”“和善”的面貌。葛亮的散文作品涉及上百位文学名家，每个人在他的笔下都备受尊敬，他从不以“后来者”的身份去否定前辈的成就。即使在面对撰写出《影响的焦虑》（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A Theory of Poetry ）一书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时，葛亮也未曾离经叛道地使用“修正比”（包括误译前辈诗人、修改前辈诗人作品、重复前辈诗人创作、妖魔化前辈诗人、净化自我等）策略来获得进入历史的契机，反倒是让布鲁姆回到了尊重传统的轨道，引用其在《西方正典》（ The Western Cannon ）中的话来维护莎士比亚以来的英国文学传统：“如今有什么作品能媲美莎氏的四大悲剧？”从而显示出葛亮对文学传统和文学前辈必要的尊重。二是静谧和谐的世界。在逼仄又拥挤的香港，满眼高楼映衬出这座城市的浮华，但葛亮没有书写尖沙咀的维多利亚港和星光大道，也没有书写铜锣湾的购物广场，他喜欢的是有“底气”和清静的地方，比如他认为掩映在绿树丛中的香港大学有如“深山藏古寺”，是个让人心安和读书的好去处。葛亮关注“岛民”的心态和日常生活，“行山”的香港人、遛狗的“菲佣”、酷爱京剧的房东“叶先生”等，他们编织起平凡岁月中的人间网络。在此要提及的是，葛亮散文捕捉到很多富有香港地方文化色彩的神秘灵异故事，但他的讲述却免除了恐怖和玄妙的动机，显示出现实人生的模样。例如港大的鬼故事“格调多是凄美优雅的，又有些烟火气，所以并不怕人”，又比如东湾海滩上的小馆“东堤小筑”闹鬼的传说不过是“许多无奈情绪的集合”。即便在描述祖父生活之战乱年代的流徙奔波时，葛亮的散文也有一丝岁月静好之态，他是在用文人和知识分子之道抵抗外界的纷扰离析，文化人之间的惺惺相惜给烽火岁月平添了几分宁静祥和。 

　　归根结底，葛亮散文的美源于他对周遭人事和世间万物的无限爱意。西方新柏拉图主义代表普罗提诺（Plotinus，204-270）认为美来自神圣旨意的召唤，其“流溢”之处便有了灵韵和生命，世界是神意“流溢出来的，是流溢的过程”。这与清末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相应：“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作为极富心灵性的文体，散文世界中的人事和景物不止是作者对外在世界的“摹仿”，更是其情感和思想的投射。葛亮散文中那些身披霞光的人物和如画风景表明，只有作者内心情感足够丰盈和敦厚，他的作品方才可以流淌出情理兼达而又温婉有仪的韵致，在时间的涤荡下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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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侯将相和才子佳人参与建构的大历史之外，普通人的“常情”是激荡在岁月深处的真实声音，是推动历史发展进步的主要力量，是赋予生活以温情的民间烟火，甚至是构成中国文脉的主流因素。因此可以说，葛亮对微观史的理解及建构是基于个人经验之上，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出发去展现更为真实而开阔的历史场景。 

　　 葛亮所有文类创作观照的主体对象多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惯于在宏大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语境中去书写历史的做法不同，他对历史的洞明主要源自凡夫俗子的生活点滴。葛亮在散文《城池》中曾说：“一些郑重的话题，在我的同乡与前辈唇间，竟是十分轻盈与不着痛痒。他们带着玩笑与世故的口吻，臧否着发生于这城市的大事件与人物。偶然也会动情，却是因一些极小的事。这些事是无关于时代与变革的，隐然其中的，是人之常情。”这段话充满了多重悖论：“郑重的话题”显得“十分轻盈与不着痛痒”，“玩笑与世故”口吻下的“大事件与人物”，因“极小的事”而“动情”，“人之常情”折射出的“时代与变革”等。但这些悖论本质上是“大历史”与“小历史”、“口述史”与“经验史”的对立，是结构主义之后的历史观，是在所谓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连续性之外，祛除“权力”操控后的历史书写模式。该历史观注重普通人在非公共领域对历史事件的个人化经验认知，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正统历史学产生一种颠覆性的影响”转而关注“断裂”“共时性”和“差异化”。恰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说，人们观照对象的线性连续已被“一种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所取代”，从而导致今人“在人类思想长期的连续性中，在某一精神或某一集体心理充分的和同质的体现中，在某一竭力使自己存在下来，并且在一开始即至善至美的科学的顽强应变中，在某种类型、某种形式、某项学科、某项理论活动的持久性中，探测中断的偶然性”。如何才能探得事物的“偶然性”？葛亮在一次访谈中说：“历史叙事最终都是可以回归到人物个体生命的基底。……注重历史细节，不是为了搭建出一个最客观的历史场景供人观摩，而是通过这些细节去阐释历史，让历史自己来说话。”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经验出发，让历史通过偶然事件和细节实现自我敞亮，而不是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去塑造历史，这才是切入真实历史的合理路径。 

　　 历史往往通过边缘人的活动显露真容。以江南文学发展来看，葛亮认为江南文脉的昌盛和绵延不绝并非儒道释思想的嫡传，也不是正统文人墨客的缔造，实际上具有“旁逸斜出”的不同寻常之处。葛亮在《江南》中写道：“所谓修齐治平的大丈夫情结，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之道，于其中影影绰绰，若隐若现。然而求本溯源，或是梳理出一个群英谱，才晓得这文脉的好与丰厚，本就无关庙堂。”换句话说，支撑起所谓江南文脉的并非士大夫的入世情怀和家国之道，而是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落魄”子弟、科考不及或仕途失意的边缘人所展现出来的“异类”思想。比如古典名著《西游记》之作者吴承恩，乃是“老大功名未竟”的潦倒徒；有“明代第一散文家”美誉的归有光，虽为神童却“到了六十岁方中了进士”，可仕途始终不达；无意科举的沈复虽无鸿鹄伟志，其《浮生六记》却在海内外为其赚足了声誉；身为“鸳鸯蝴蝶派”代表的周瘦鹃虽被新文学阵营攻击，却是有风骨的园艺家；朱自清看似颇受欢迎的新文学主流作家，但有旧文人的自守气节。以上所列之人在今天看来是毋庸置疑的大作家，是构成江南文脉的主体，但也是“当时”非主流的边缘作家。所以，我们在热闹的文学现场极不容易辨清谁是文学历史的弄潮儿，最终穿透时间烟云而活在读者心目中的也许并非当时的主流作品，边缘作家的边缘作品兴许最富生命力。 

　　 葛亮散文创作体现出来的历史观念是一种建立在常情、普通人和日常生活基础上的微观史，蕴含着广阔的历史想象空间。葛亮的历史观受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43-）的影响，有人对后者关于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做过如下概论：“文学与历史的本质关系，即文学在对历史加以阐释的时候，并不要求去恢复历史的原貌，而是解释历史‘应该’和‘怎样’，揭示历史中最隐秘的矛盾，从而使其经济和政治的目的彰显出来。”此话道明文学是对历史的阐释，但目的并非书写或建构历史原貌，而是要对历史做一种情感价值的评判和引导，呈现出隐秘的矛盾，这也正好应了巴尔扎克所谓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一说。当然，作为全球知名的新历史主义学者，格林布拉特对葛亮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新历史主义观念上，即文学如何再现历史。葛亮的做法自然是从“民间与日常”出发，书写“隐秘”的人之常情，从小人物和“边缘人”的经验世界中去勾陈未经观念化的历史。葛亮的散文写作受新历史主义的影响，还可从他直接取证于另一位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2018）的案例中见出端倪，他采纳了怀特认为文学在反映历史的时候有“真实”和“虚幻”两种编码模式的观点，并将之用于阐释自己的文学观念，从而认为“真实”是一种“话语阐释和观念建构”。葛亮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历史通常压制着“真实”的个人经验，只有在“衣食住行”里才能发现时代的“真东西”。 

　　 历史的真实见于日常生活的细微处。“细节”和个人记忆的“琐细”不但决定着葛亮“观看时代的方式”，同时也使其“不断地溢出历史的缘起与结论”，让既有的历史观念和认知遭遇残酷的质疑，进而建构起与“大历史”有别的全新历史面貌。《生活》一文是在点评《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但主体内容却是表达葛亮的历史观念。书中的陈存仁通过个人的经历来展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迁，即以日常生活常情来观照时代的更迭和历史的发展。《银元时代生活史》之所以能吸引葛亮，自然是其中渗透出的历史观念与他产生了高度共鸣：第一，此书用日常生活和细节“勾勒出民国初年社会关系乃至历史格局的轮廓”，比如书中人物有“贩夫走卒”，书写内容有“民生”“理财观念”“个人经历”“日常生活”等，无论从人物还是内容来讲，都是葛亮文学创作中所推崇的“普通人”和“常情”一类，他当然能看到此书的价值。第二，此书吸引葛亮的还有作者的行文方式，即在史料的基础上融入常情，在书写常情中阐发历史。该书充斥的各种“民间”史料包括口述、调查、档案，作者在这些史料的基础上“以上海市民的柴米油盐、衣食等日常行为为切入点，探究其对人们观念的生成之作用，并指出其对中国社会与政治的折射方式。”在葛亮看来，史料的运用不是为了证实历史的真实，而是要建构历史情景，还原作家对历史的丰富感受。葛亮曾说：“我对历史资料的关注，更多并非是出于重建历史确凿性的考量，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我需要运用这些史料引领我进入我需要的历史情境。这个情境应该是丰满且细节化的。”第三，此书对细节的注重符合葛亮的写作方式。该作史料丰富，同时也闪现着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诸多细节，在对时代的描摹中，“作者并未将笔墨主要投注于进展与解决的政治性过程，而是试图由事件的缘起所引发的舆论效应与对个体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入手，以凸显其作为‘集体意志’的不可抗拒性与必然性。”葛亮认为细微之处才能体现人之性情的大格局，对人物或历史的全貌而言具有“管窥而见全豹”的功能。在这篇书评式的散文中，葛亮对历史观念做了精彩的评议：西方历史哲学的思想基础是“人类只有一种历史，历史的结局也面目相似”，但尼采之后的历史观却对此产生了怀疑，认为人类并非只有一种历史，提出“多元历史观，将世界上各种文明做等量其观的考察”，从而证明历史哲学视野下的“大叙事”之不足。在此基础上，葛亮结合当下历史书写重心的转移而谈到新历史观的具体举措：“历史学家在考察历史的变动时，不再聚焦于个人即英雄人物，转而着眼底层社会、妇女和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如‘新文化史’‘微观史’‘日常史’。”这段话足以见出葛亮历史观念的鲜明色彩和深刻内涵，这也是他的世界观和文学创作指导思想，决定了他创作中的人物和主题特色，以及他立意展现的历史书写方式。 

　　 正是从新历史主义出发，葛亮试图打破长久以来西方对东方形象的想象性塑造和贬损，重构真实的东方历史。葛亮以《蝴蝶君》的演绎和分析为突破口来阐明自己的新历史主义观念，以及对“东方形象”的正名。1904年创作的意大利经典歌剧《蝴蝶夫人》首塑东方人的形象：“逆来顺受，沉默，甘愿被抛弃”；而港版的《麻雀变凤凰》则将整个东方塑造成“风姿绰约的东方女人，让人爱怜无尽”，从而形成了东方具有“女性化”气质的刻板印象。1919年出品的电影《残花》中的黄种人被塑造成“一个极为阴柔、驯良的中国男人”，是一位“谦卑、被动而无能”的形象；后来出品的《阎将军的苦茶》塑造了凶残野蛮的军阀形象，《上海列车》塑造的是杀人不眨眼的冷血首领形象。自此以后，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男性具有两种极端的形象：一是“善良但女性化”的中国男人，另一种是“阴险野蛮的恶魔”。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民族自尊的文化人“在作品中建构华人英雄传统，要白种男人承认并尊重其男子气概”为己任，其中如黄哲伦在1986年推出的《蝴蝶君》成为《蝴蝶夫人》的“解构版”，部分改变了西方对东方男性的“想象”。《蝴蝶君》中的“宋丽玲”作为一位男扮女装的东方男性，是“殖民者幻想中的被殖民者”形象，“不仅扰乱了殖民层次的权利结构，也颠覆了传统性别权力的关系”，从而打破了西方人对东方男性的成见，让西方男性见识了不一样的足智多谋的东方男性形象。葛亮之所以能写出《伶人》一文，不仅是对《蝴蝶君》这部剧作及其“互文性”文本的深刻洞见，而且还与他在新历史主义观念下打破西方人撰写东方史的意图有关，进而解构西方人对东方男性的偏见，是其历史观念的又一次充分阐发。 

　　 虽然文学创作是在阐释历史，但在葛亮看来文学比历史更具生命力。文学蕴含着强大的救赎能力，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给普通人提供了表达自我的自由，预示着“英雄主义”的退场和大众话语的登场，新的话语模式应运而生。在这样的语境下，民间立场及其价值观念呈现出另一幅历史的面孔，那便是“血肉丰盈的历史”。与此同时，民间立场和价值“带着温度”，是这个时代“最真实与砥实的声音，因为它关乎内心，也关乎稍纵即逝的城市表情”，从而使“个人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与尊贵”。葛亮在散文《文学》中举了一个关于伦敦的例子：文艺复兴时期的伦敦在大火中化为灰烬，有人以伦敦交易所为中心设计出了新伦敦的城市构图。然而，“这以物质为导向的新设计施行举步维艰。因为人们所熟悉的伦敦，并未因大火而覆灭。因为这城市曾经的根基，如此顽固地在英国人记忆深处扎下了根。因为莎士比亚、乔叟、威廉·布莱克，以及更多的名字。”人们关于城市和历史的记忆实际上与人相关，作家的文字可以越过历史的风尘和物质的有限生命，铸造一段永远活在人们记忆中的真实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通过他的文字塑造了历史的不朽和记忆的永恒，证明文学比历史更具影响力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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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亮散文的价值不仅与观照对象和表达的微观史有关，也与他“如何表达”的艺术追求密不可分。葛亮散文的话语方式具有多重特点，在语言选择、运思方式、话语组合和方言使用上均别具一格，充分彰显出现代汉语的诗性审美特征和表现力。 

　　 葛亮散文饶有兴味且意涵厚重，其语言的个性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用词考究而不着雕饰痕迹，在文白夹杂中透露出坚定的中国话语立场和“固执”的古风遗韵，充分彰显出中国文人的气节与汉字修为。比如葛亮谈美食时，却是在阐明人生至理：“好而美之物，得其味，齿颊留香，已为至境。切忌饕餮，浓烈挟裹，过犹不及。”如此文字，多以四字句为主，运思方式与文气均与当下写作相左，若非刻意论及出处，又有多少人会肯定其出自时人之手呢？又比如在谈及老年人的情感时，葛亮有文字记录如下：“近几年间，看着祖父的几位老友王世襄、范用先后陆续凋零。有时想，祖父早逝，未及体会迟暮的沧桑，或许也是一种错过。老人的情感，比年轻人练达、通透，但或许临近彼岸，也有自己的一份脆弱。”这是一则现代汉语写作的实例，但“凋零”“迟暮”“沧桑”“早逝”等词汇的使用，又拉开了它与现代汉语写作的距离，尤其是“错过”一词的使用更是有别于现代汉语的常规意义。造成葛亮散文语言具有如此特点的原因，我们不能仅从作者遣词造句或追求藻饰等写作技巧上寻找答案，而应从他文学观念上去探得本源。葛亮的阅读史始于学前，而他阅读的多为父母为培养他文学兴趣而选择的经典作品，由此便提高了他“对文学理解的门槛”，同时也引发了他对文学创作的“敬畏”。言下之意就是葛亮的经典阅读使他对“文学”的理解异于也高于常人，他心目中的“文学”必然是“文质彬彬”的面孔，而他对文学的敬畏之心也杜绝了创作的随意性和粗制滥造，文字表达当然考究典雅。 

　　 其次是句式上以短句为主，几乎不使用欧化的句法和长句子，言简意赅而又气韵绵长，最大化地还原了汉语表达的兼容性和优雅风度。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伴随着外国文学的翻译浪潮，外国语言表达方式和随之而来的“译文腔”不可避免地给中文的“外化”造成了双重影响，甚至有人极端地提议废除中文而采用拉丁化的拼音文字。胡适、鲁迅等人均对吸纳外语以丰富完善汉语表达持肯定态度，于是现代汉语的“欧化”现象似乎不再是外来影响的表征，而成为其之所以称为现代汉语的本质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适等人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不仅是帮助更多的人实现“我手写我口”的夙愿，而且扫除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语言障碍，为中文翻译外国书籍带来了方便。故而有学者认为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运动”的真正目的不是要人们按照日常说话的方式去书写文章，而是要“使汉语彻底地成为一种可以翻译和被翻译的语言，直到我们能准确无误地听清来自世界的声音和意义。”尽管现代汉语从某种程度上讲使中文与外语之间的对话交流变得更加便捷，可以视为汉语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形态，但在回望历史和打量中文所受外来影响时，仍有人会发出感叹：“我不得不承认，我之所谓中文，已经不是我祖父的，甚至不是我父亲一辈的中文。我写不出海禁未开以前的中文。”当我们平日的阅读充斥着欧化句法影响下的长句、外来词汇以及思维时，如果碰巧读到葛亮的散文，顿时便能感受到汉语本身的情致和诗性，也能发现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东方思维和认知方式，没有长句和从句的汉语依然可以表达复杂的情思。且看《春色》一文中关于小镇“石澳”街景的描述：“外墙都刷了明亮跳脱的颜色。海蓝，赭红，橘黄。白色的木栅上，垂挂着常青藤和茑萝，是浓绿的。”这些简洁干净的语言，在葛亮的散文中俯首即拾，句式短小却如诗一般，勾勒出充满生机而又祥和的小镇形象，文字内外无不渗透出幽静闲适的意境，让久居都市的读者在喧嚣中找到了久违的宁静。 

　　 最后是方言的活用。葛亮的散文语言给人以文采华丽但又沉稳的直观印象，用语讲究而洗炼，其中的方言口语有如碧蓝如洗的天空点缀着几朵白云，抑或如华贵的服装上跳脱出的几件平常饰物，难得的亲切感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情感。这就是葛亮散文的魅力所在，它兼具了严肃文学的审美功能和艺术感染力，又满足了“地方”读者的某种阅读期待。葛亮在写香港时，常常会使用香港人熟悉的地方话，比如说香港人有爬山或转路的习惯时，他使用的是“行山”；在写加拿大旅居生活时，说到随处可听到中国话的场景，便是白人司机口中说出的礼貌粤语“唔该”；在写一群人用粤语交流时，谈到年轻人会使用粤语“后生仔”。在葛亮的散文中，与乡音和方言相联系的是城市的“气味”，它们串连着浓得化不开的乡愁或乡情。城市的声音和气味对我们感官的刺激永远如影相随，那是关于故城和家的痕迹：“说起南京的味儿，大约总会想起湖南路上，有一间‘金春锅贴饺’。或是西桥一间店铺的梅花糕，多半与我童年时的奖励相关。在我离开这座城市的数年里，氤氲不去，很是奇怪。”方言充满了烟火气息，消融了彼此的心灵隔阂，营造出轻松自在的氛围。葛亮在香港西区运动场认识了一群朋友，“他们和我交谈，用或好或坏的普通话，间或教我几句广东话。有人突然揭露其中某句俗语是粗口，是要教坏后生仔。被谴责的人便激烈地笑，掩饰自己的不过意。”这是葛亮与人交往中的细节描写，教人粗口的人显然并非恶意，而是友好关系和生活谐趣的体现，方言在此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润滑剂和催化剂，融洽了一群人的关系。葛亮曾经的房东叶先生是上海人，因距离南京很近而引为老乡，他少小离家闯荡香港，几十年后说粤语“还带着浓浓的乡音”，让作者感觉多了几分亲近。 

　　 葛亮散文中的方言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他对方言口语的使用深得要义和精髓。葛亮对南京话的认识可谓鞭辟入里，他对这种方言的理解带着知识考古的意味，不仅梳理了南京话的历史变迁，还辨析了南京话的构成元素，即在吴地方言的基础上，融合了北方汉人带来的“雅言”，逐渐成就了“金陵雅言”和南京话的“国语”名望，在几百年的风雨历程和海内外华语圈中享有“国音”的不二地位，只是清末以后才逐渐退出统领中国话的历史舞台。贵州的“京族”一直在使用明代的南京话，它维系着一脉相承的六百年历史和江南风物。实际上，葛亮此文的落笔处仍然是宏大历史下的个人情感，从浓浓的思乡之情中方能触摸到历史的经络：在贵州一处四合院的厢房里，“我面前坐着一位身着天青蓝的老太太。阳光透过镂空格窗在她身上投下光影。她的神态安详宁静，和我用一新一旧的南京话交谈着，竟没有障碍。临走的时候，她对我说，她七十二岁了，从未出过天龙屯堡。她知道南京很远，但她很想去南京看一看，和与她一样的老人说说话，或许这辈子，就心满意足了。”葛亮的散文总是在不经意间让人动容，这段话也不例外，除作者高超的构图技巧和长镜头视角外，老太太回到南京用南京话与人交流的心愿成了我们心头无法抹去的伤痛。葛亮笔下的“老太太”是一个隐喻，她身着的“天青蓝”是历史深处古老服装的颜色；她讲的旧南京话承载的是当年戍边将士和家眷对永远无法回归的故乡“应天府”的无尽眷念；从未踏出过天龙屯堡的她，却梦想回南京与当地同龄老人聊天，她终归难以实现的心愿寄寓的是历史与现实始终无法沟通融合的无奈。 

　　 葛亮的散文是其小说的注脚，二者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互文方式，建立起不同体裁作品之间的交流，一方面可加深对散文中某人某物某景的理解，另一方面又可揭开小说“虚构”的面纱，而与真实的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使作品成为非虚构叙事的产物。葛亮游历圣彼得堡的时候，被格里博耶多夫运河两岸古老的建筑及其散发出的浓厚艺术气息所折服，于是他的小说《北鸢》中就出现了这条河；当他在越南河内的街头徜徉闲逛时，了解到中国通灵师的曲折人生和现实生活的艰难时，长吁不已而又若有所思，于是创作了小说《问米》；因为了解到香港很多岛屿的闹鬼故事，以及这些故事背后的无奈情绪，于是创作了小说《龙舟》；因为出生地的缘故，葛亮笃定地忽视了很多在外地人看来大有来历的南京文化，而又因为要创作《朱雀》这部小说，他又深入地了解和体会了南京的城市文化；因为对悲剧和喜剧关系的认识，于是创作了《谜鸦》这篇小说。我们还能从葛亮散文《声音》中讲到的民间艺人“马师傅”，联想到小说《泥人尹》中的“尹师傅”。葛亮散文和小说的“互文”体现的是作者思维的重叠，是对另一文本内容的批判或肯定，增强了散文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葛亮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是丰富的存在，仅从关注对象、历史观念和语言特色等方面去对之加以解读难免会造成遗珠之憾。作为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作品，葛亮的散文势必会吸引更多读者和评论者的注意，在时间的流逝中显示出持久不衰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