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70后”作家葛亮的一支妙笔让粤港两地文学界注目，在全国范围内亦声名鹊起。其以岭南为背景的小说《燕食记》《飞发》均获得了不俗的成绩，长篇小说《燕食记》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中篇小说《飞发》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葛亮由此成为香港作家中首位鲁迅文学奖得主，也是港澳台作家中首位国家级文学奖得主。 

　　他成长于“文学之都”南京，深得江南文化之精髓，转而到香港求学求职，浸淫香港文化，又开另一眼界。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广东省珠三角九个城市，而粤港向来通达，粤语、粤剧、粤菜等文化习俗一脉相承，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同根同源，这个“根”和“源”说的就是岭南文化，往细了说是广府文化。这一文化特点在其小说中多有体现，尤其是《燕食记》和《飞发》，浓浓广府味道。从岭南文化视角，尤其是广府文化视角着眼看葛亮的小说，可揭其妙笔之源。 

　　一、岭南美食成就鲜活时代烟火 

　　岭南地区中，广府相对于客家与潮汕而言自然条件与地理位置都更优越，位于广东省中心位置，是“省城”，自古以来农业发达、交通便利、商贸繁荣，广府人倾向于追求稳定和安逸的生活，而“吃”，便是这种安逸最直观的表现。粤菜以其繁复精细的烹饪过程以及对食材“鲜”的严格要求而广为人知。 

　　所谓“吃在广州”，香港亦有“饮食男女”之说，港粤均“以食为天”。程式化印象中呈现的是历史渊源：岭南江南交汇，穗港沪空前紧密，香港更被置于枢纽。 

　　正名美食，民以食为天瞬间连接古今、贯通形而上与烟火气。“揾食揾食”，广府方言早就预言，一如宿命，却由江南人葛亮领悟并揭示。 

　　太守羹、考亭蔊、东坡豆腐、元修菜、待鹤鸣、瑶柱萝卜糕、蚬肉生菜包、柠檬叶蛇羹、礼云子蟛蜞、头茬雾水荔枝……读《燕食记》，如清风扑面。如此细致及物的写法，虽不及《红楼梦》百科全书式伟大，却也铸造了一部岭南背景下生动的日常生活史诗。回望美食历程，点点滴滴丝丝缕缕，那味道那气息却就在舌尖游动铺张，氤氲不去。虽黄粱一梦，虽若有若无，却是沉入记忆深处，挥之不去，历久弥新。好似一个饱经沧桑四面碰壁的人，由此放下世故以及种种成见，悄然回归那舌尖上的一点点滋味，冰释前嫌，忘却苦涩。小说中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一盅两件”虽小，却有人生世故其间，叹美食亦叹世界。《燕食记》魅力独特，恰从此道逸出：锦绣文字中的美食并非摆设，恰是构成人物刻画、情节推进、场面铺张、感怀抒情、记忆成就、时代写照的关键所在。 

　　《燕食记》紧紧盯住粤菜，先写一茶楼，转而写1922年广州“尼姑厅”，妙尼产男仔阿响，慧生抚养并携阿响入太史第——几番波折，枢纽却不离美食。妙尼手下有美食，让人意外；俗男俗女，渐渐又有了《红楼梦》之氛围与气场；慧生携少年进了太史第，红楼氛围越发浓郁，美食亦渐入佳境。红楼氛围营造与古典诗词意境，这是葛亮的看家本领。他能体会并渲染“民国风”之美，又能出人意表地传达一种时间的苍凉清远。 

　　传统的浸染，好似清水莲花一般的高雅，使葛亮过滤去“粗鄙化”而愈加出类拔萃。“一条好舌头，能辨出食材优劣”，花样翻新的粤菜名品佳点中竟有羊城岭南遗风余韵，且让人透过美食看到人世沧桑与时代消息。 

　　清末民初的时间节点，正是广州中西交融古今同在的“高光时刻”。葛亮巧妙地介入这段历史，小切口进入，大背景渐次铺开。好似一扇门，被作家骤然推开。那门里门外，竟然立着那么多鲜活的民国人物，跃然纸上，令人心动。 

　　举小小月饼为例。莲蓉是广式月饼的起源与精髓所在，早在19世纪80年代由广州大厨无意间做出，大受欢迎。后传入香港，中西文化撞击下的香港在传统蛋黄莲蓉月饼的基础上开创新风，烘焙师傅们借鉴西点灵感，用西式材料制出牛油酥皮当作月饼皮，成就港式新月饼，反销内地。小说显然抓住了月饼演变这一精髓，借助荣师傅这个能把莲蓉做到出神入化无人能及的人物，并从情节演变中反向追溯历史，细说荣师傅的出身来历，荣师傅对食物的感觉与对待食物的观念实有出处，亦是佛山传统广府文化的延续。小小莲蓉，可窥见广式月饼从广州到香港随后在香港变异衍生港式月饼的流变过程，此过程中岭南文化多元务实开放兼容创新之特点在小小的月饼身上可见端倪。 

　　至于《飞发》，说的是头顶的事，落笔依旧离不开胃。小说开篇第一句便是“年初的一次春茗”，何谓春茗？就是在春节刚过春暖花开时与朋友相聚品茶吃点心的聚会，盛行于香港，也是地道广州人开年的重要仪式，主题可以多样，灵魂依旧是“吃喝”。“吃喝”在广府地区绝对是人生第一要事，20世纪60年代末香港股市神话留下的，竟然也全是“鱼翅捞饭”“鲍鱼煲粥”“老鼠斑制鱼蛋”等跟吃有关的记忆，即便是翻开报纸看书面上的事，也多是“置地饮牛奶”“过江龙饱食远扬”之类的事件，宗宗不离吃喝，显然“吃”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 

　　二、全方位呈现广府人精神特质 

　　广府文化以岭南文化为根基，融合了中原文化、海洋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因靠海，广府人富有海洋文化的特质：崇商重利、冒险进取、内外开拓、适应性强。同时广府人在历史上较早接触到外来文化和思想，视野开阔，形成了开放包容、乐天务实的文化特质。 

　　《燕食记》中食物不仅仅是食物，美食作为主角并非孤立，而是从岭南绘画书法、建筑园林、音乐戏曲、饮食民俗、语言宗教等全方位展现，从岭南美食的角度开启广府文化中的人文风俗，可悉数广府人精神特质。 

　　一是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注重实际效益和经验积累，往往通过实践和经验来解决问题。如茶楼后厨规矩严明，做年节礼饼的“大按”是茶楼的门面，想要进“大按”当学徒，必先到“小按”做“细路”历练，把基本功夯打扎实了必不会差。至于做月饼，得严格按照老祖宗的规矩来，“饼皮八钱，馅料四两二”，多了少了都不对。再如炸“芋虾”，要的是眼明手快，动作慢了，油温降下来无法炸脆，若油温太高，芋虾瞬间变硬变焦。这个度全凭经验，这是中华厨艺的精髓。 

　　二是传统和保守，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广府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承上。例如注重家庭传统和家庭礼仪，保留着传统的家庭习俗和文化传统。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凡事讲究“好意头”，这一点在食物上尤其体现得淋漓尽致。如《燕食记》中，太史第大年初七“人日”必定要吃蚝豉长寿粥，寓意“好事”将至。而广府年节必吃蚬，黄沙大蚬，只因与“大显”谐音。小说中细说了用蚬肉炒生菜包的做法，包成一大包，生菜寓意“生财”，加上大蚬“大显”，能吃上的必然是备受宠爱的孩子。向锡允无所顾忌吃生菜包这小小场景，便可窥见向锡允的特殊地位。而太史之所以欢喜他，也是因为他“自小有一条好舌头”，依旧离不开个“食”字。 

　　《飞发》中亦呈现许多广府传统观念，如对各种宴席的重视，要“飞个靓头发去饮宴”，穿着亦用心。所以广府人见一个人精心打扮了，第一反应是问：今日去饮啊（粤语，今天要去赴宴吗）？ 

　　三是有国际视野、和谐包容。这种思想在广府人的交往方式和文化交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在社交场合，广府人往往尊重不同文化和不同观点的差异，并寻求共识和合作。五小姐宛舒拒绝太史安排的亲事去了法国，又自作主张读了农科，是个“最不听话”的“细路女”。回来后跟太史和三娘说了许多“老一套行不通了”“要和西人接轨”的大道理，只因说法有理有据是考察和实践得来的经验，太史竟轻易就听了她的，还道自己轻看了孩子，既包容又有独到眼界，气度绝不一般。 

　　四是有商业眼光、注重盈利。在商业领域中，广府人注重机会和盈利，往往通过创新和创业来寻求成功以期发展。粗豪的李将军，虽不擅官场，却天然拥有生意人的触觉，变卖新加坡的甘蔗林，在河南置地开办农场、兵工厂，避走香港又购地建农场、开银号，留下丰厚资本。政坛上遭了排挤不要紧，失意于朝野也不影响他一向的“河南王”气势，谁敢说“商”不如“政”？太守与五小姐宛舒选农场址亦是如此，商业利益放在首位，什么悍匪，什么路途遥远条件艰苦，只要能赚钱就无所畏惧。 

　　香港也罢，佛山、广州也罢，小说中人都有着天然的广府气质，明明白白在身上都盖上了广府印章，被广府文化拱在了舞台的中心。 

　　 以《飞发》为例。《飞发》中人物性格的成长过程打上了广府、香港、上海的文化烙印，不同来源的文化光影交错，粤语沪语英语的更替呈现——闪烁出异样的光芒。历经香港繁华时代的父亲、迂腐而仁厚的长子——语言学博士、活脱融入当下具反叛气质的小儿子，以及坚执海派风范的庄师傅。父子代际之间、翟庄派别之间的冲突，以及一号男主角翟师傅与两位女性之间的纠缠，均活化出一幅香港城市的图景。以这个图景为背景的翟家父子三人、庄师傅都在各自的文化聚光灯下拖出一条长长的清晰的身影，身影上密密麻麻全是各种地域标签的痕迹。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待葛亮的《飞发》，他笔下的人物永远处在舞台的中心、聚光灯下。这聚光灯便是用文化发电的。文化间的冲突有如零线火线地线，在冲突中产生源源不断的能量。这也是现在我们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底气，九市二特区，都以“广府”二字兜底。 

　　 《飞发》的下半部呈现出另一波澜。如果说上半部“孔雀旧人”支撑了翟师傅成长，下半部的“上海理发”则直接挑战“香港飞发”。两种文化的冲突碰撞与融合，被葛亮用温婉文字以及生命体验的细致入微表达得曲折有致。来自广东落地香港，二者交汇的“香港时尚”，遇到了来自上海的“排场与尊严”的挑战。庄师傅与翟师傅之间的隔阂与对抗，以及内心中某种不谋而合的情绪，在不同的发屋之间达到了一种融会贯通：微妙混沌、错综复杂，却又乱中有序、有迹可循。当翟玉成看到隔壁铺卖烧腊的强仔从“温莎”中顶着一个精细的蛋挞头走出来，作者葛亮用了这样一句话：“强仔的移情，既不符合就近原则，也无关乎效率，这就足以令人警惕。”这是祖籍佛山的香港飞发铺师傅被上海佬的“温莎”抢了生意后细腻的内心刻画，每个字都散发着广府文化的味道——务实。“就近、效率”成为判断这件事情严重程度的关键因素，让广府人连“就近”和“效率”都不顾，问题那就严重了，可见翟玉成内心之波澜难定。 

　　三、粤语应用呈现多样文学魅力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不同的方言代表不同的地域本土文化。方言的呈现让我们知晓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是从哪里生发出来的，他们带着那些城市的独特气息——蓬勃生动地来到我们面前。 

　　写作中方言的处理向来都是对写作者水平、认知、胆识的全方位考验。粤语与普通话体系截然不同，不像云、贵、川的方言亦属西南官话，算在“北方话”之内。这些地方的作家在方言应用方面面临的难度便小多了，可尽情用家乡话写作，并不妨碍意思上的理解。“粤语如何进入文学”在广东文学界讨论多年，没料到后来者葛亮却上手很快，而且相当娴熟，甚至不惜使用注释。总体上看，葛亮小说中粤语的使用能比较成功烘托出粤港本土地域氛围，粤语方言元素介入文学亦保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度”，非浅尝辄止，亦不至于有用力过猛之嫌。 

　　 沪语的运用及江南文化的功底，使得葛亮更加游刃有余，其中由上海话传达出的特殊情调与作家对上海文化的精粹把握已至境界。江南文化的精致与香港文化的效率在葛亮的粤语叙述中皆有迹可循，他强调的是氛围感，是把文字都浸泡在方言语境中再拎出来晒干、细细打磨，如他笔下的工匠打磨心爱的器物，读起来便宛若穿越般置身其中，任由情感带动情节，呈现出一种王家卫电影式的氛围与质感。这种氛围感的产生无疑为葛亮小说粤语表达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有些粤语小说刻意营造一个读者陌生的方言语境让读者去进入，不懂粤语的读者可能需要比较久的适应，或根本适应不过来。“陌生化”应用在题材上百试不爽，但应用在语境上未必讨巧。但读葛亮的小说不会有此担忧，你会感觉这个语境不是作者给的，而是在阅读过程中自然营造出的带着浓浓广府韵味的语境，读者根本不需要去适应，若一口气读下去，人不知不觉就沉浸其中，还不容易跳出，这是葛亮小说粤语方言元素应用最成功之处。 

　　一般来说，粤语方言元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古汉语词汇保留较好、受英语等外来影响的缘故，或是粤语声调韵母的复杂所带来的语言发音复杂，会存在许多粤语专有的字词，或是普通话虽有该字词但并非通常含义，如“畀”是“给”，“闹”实则是“骂”；二是粤语俚语、历史典故或长期使用中形成的特定含义词汇，如“孤寒”，实则是说人“小气”；三是粤语独特的句式表述，如“行快过你”，实际上是“比你走得快”，语序有了变化；四是粤语地区专有之物或非物质工艺、音乐、习俗等，如“饮早茶”，重点却在吃点心；五是语气助词，如肯定句多用 “喇”“噶”“啫”为语气助词结尾，疑问句多用“咩”“啩”等结尾。 

　　是否所有粤语方言元素都适合用入小说？阅读感受或为首要判断标准。顺畅无碍、无歧义、有韵律美感、有陌生化想象空间、有会心一笑的形象表达等均成为阅读感受之考量因素，再加上与作者本身语言风格的相容或相斥，决定了该文学作品中粤语方言的应用能否呈现文学魅力。 

　　取近年读到的两个粤语小说为例，林棹的长篇小说《潮汐图》与伍华星的中篇小说《入刀山》均在粤语写作方面进行了探索，与《燕食记》《飞发》相较，各有可取之处，又各有不足。 

　　先说《潮汐图》。年轻作者个性张扬，极为大胆，除了语气助词省略去外，几乎所有其他元素均可在文本中找到。且切入粤语方言元素角度精奇，融合了浓浓的西方异域风情及疍家风情，让本来就陌生化的粤语语境又平添一种中西交汇的神秘语境和一种水上民族的独特韵味，“三合一”的尝试别有风味，只因小说恰好描述的是广州十三行时期中西贸易背景下的事，巨大的蛙由水路从广州向全球，与三者均气质契合，同时作者本身语言特点干脆利落、语言驾驭能力强，亦是这“三合一”融合的润滑剂，读来节奏喜人且有许多新奇陌生化想象。然过于大胆也有个毛病，部分表述对非粤语地区的读者来说还是稍有障碍，且不加注释。 

　　《入刀山》与《潮汐图》相比较，语言同样干净利落不加语气助词，但在粤语方言元素应用上更是彻底和大胆，叠加的是人物“疯言絮语”的设定，也就有了一定让大量“看不懂”的语言充斥文本的逻辑空间。结果就是大量专有词汇、俚语谚语、粤语语序从头到尾遍布整个文本，叙述部分亦是如此。作者自知读者难懂大段大段粤语对话，他的解决方法是大量使用注释，把大段的粤语对话内容在注释中又用普通话翻译了一遍，这点与吝用注释的《潮汐图》恰恰相反。总体阅读感受来讲，缺点是多有阻碍，但沉浸式“入山”“出山”的体验感也分外足，评论家陈培浩称之“通篇弥散着舒缓筋道的粤方言元素”实不为过，原因就在于“出山”带有特殊意味，不仅仅是方言本身，更为文本引申出更深层含义与思考。 

　　 与前两者相较，葛亮小说的粤语方言元素应用方面无疑有自己的一把尺子，他用这把尺子度量粤语方言的使用尺度，帮助他精准实现了小说文本的审美再造。写《飞发》的时候，作者显然把这把尺子调到较为轻微甚至可以说保守的位置，就连“甜品铺”都不写为更口语化的“糖水铺”，对于标题中粤语专用的“飞发”二字更在开篇楔子中做了十分详细的“小考”，生怕这个陌生的粤语词汇给阅读者带来误导或是疑惑。通篇小说读下来，除了比前两者多了些许语气助词更显口语化外，只有零星出现的几个粤语专用词，几乎没有阻断阅读的方言表达。这零星出现的几个，虽少却精，每一个背后几乎都带着广阔的想象空间，以及跟某些特定粤派文化的联想空间。这属于是额外的赋予，能读懂就会心一笑，读不懂也无伤大雅。比如男性的发鬓，称为“滴水”，顾名思义，十分形象，广府人更是心知肚明；还有变电箱上贴财神，脖子上扑爽身粉，吃东西消暑到冰室，都很广府。 

　　四、文化碰撞下的艺术传达路径 

　　葛亮的文化眼光宽敞而深邃：善于将上海、广州、香港三地文化交叉互动。上海——十里洋场、广州——千年古城、香港——现代崛起，三地互为羽翼，此起彼伏，暗流涌动。读者在此看到了“老香港”的沉浮跌宕和人世间的世故变化。这一人物群像的背后，有来自十里洋场的江南文化。岭南文化与江南文化的汇合，这是小说给予我们的启示，也是作家葛亮在他不同寻常的艺术表达中寻找的都市轨迹。作者将香港、广州、上海三地构成一个时代背景，三地本土文化的联系及其源流梳理，成为一种富有意义且饶有趣味的艺术传达路径。 

　　此路径并非偶得，而是贯彻了岭南文化学术底色中的一个重要理念：互为补充，各取所长，彰显的正是“兼容创新”的岭南文化气韵：清代广州形成了以陈澧为代表的“东塾学派”，陈澧以9年时间著述最具经学思想的《汉儒通义》，提出不能以训话（即汉学） 和义理（即宋学）来衡量学术上的分野，发扬了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所开创的朴实、严谨的学风，主张打破门户之见，互为补充，各取所长。葛亮小说中所体现的粤沪港文化之交融与冲突，正是对这种岭南治学气韵的呈现与探索。 

　　如其长篇小说《燕食记》中太史之“开通”，允许儿女后辈唱戏或是当兵，也支持当厨师或是经商，全然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偏执，亦无“三教九流”之偏见。更明显的例子：小说以荣贻生固守粤菜传统手艺偏偏选中的继承人五举竟选择了上海本帮菜而放弃粤菜厨艺为最大的矛盾冲突，最终却又体贴地安排一个厨艺大赛，让荣师傅放下内心的门户之见与五举“师徒和解”共同做成“鸳鸯月饼”，小小一片豆腐，在月饼中间让两种馅儿各自安好，岂不就是两种菜系在坚守与碰撞中和谐共处的直观体现？ 

　　《飞发》亦是如此。《飞发》讲述香港理发师故事，将一个不起眼的理发业写得风生水起，令人眼花缭乱，却又有所领悟。尤其是广府与沪上不同理发文化之间的冲突，颇有“远看草青近看无”的微妙隐约，几乎不可言状。翟玉成两个儿子与自己的职业理想产生了交集，都钟情理发，偏偏翟康然钟情的是跟外江人庄师傅学沪派理发，冲突在所难免。与《燕食记》相似，小说最后也贴心安排了一个庄师傅帮临终的翟师傅理发的情节，提出的灵魂拷问是：我们这行，医者难自医，到时我的头发，又是谁来剪？回答这一问题，唯放下门户之见走大融合道路为上策，至此，这一轮“太极”又实现了其艺术传达路径的闭环。 

　　葛亮超越一般之处在于：举重若轻、行云流水般地推演出流动轨迹，细腻生动的感性与自然生成的理性——交相辉映地成功接近了“老香港”的秘密，让你在审美体验中获取一种豁然开朗的快乐。《飞发》中的城市滑头、瓦伦蒂诺式、披头士乐队、花花公子、卡萨布兰卡——让弥漫西风的香港城市氛围瞬间凸显，但转场到翟父发屋，朗朗上口的粤语，又让人迅速地回到了本土传统。有如香港一种驰名饮品“鸳鸯”，实则咖啡、红茶与淡奶的混合，如彼时的香港文化，来者不拒却也能“混”出自己的名堂来。 

　　五、从现实回归历史完成时代叙述 

　　葛亮的作品向来具有怀旧的色彩。叙述时常以旧物或旧手艺为切入点从现实返回历史，聚焦旧日时光场景——常常是他作品中最动人之处。 

　　这让笔者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大潮中的拔萃之作：苏州陆文夫的《美食家》、天津冯骥才的《神鞭》以及北京邓咏梅的《烟壶》、阿城的《棋王》，等等。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善于从现实回述历史，在文学中完成一个时代的叙述，并奇妙地点石成金、熠熠生辉。这种历史叙述的能力，葛亮得以承继并发扬光大。 

　　葛亮的历史叙述中有“知识考古学”的影子。毫无疑问，葛亮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他的艺术表达总是衬托着深厚的知识背景，以及与他年龄不甚相称的古文功底。《飞发》一文中，理发行业在他的叙述下，呈现出一个全景式的历史过程。小说的人物刻画充满生活情趣，人物性格的成长与命运奇妙呼应。三个发屋三种文化场景呈现，以及“飞发”与“理发”之间的冲突与和解，无不见出葛亮的文学功力与文化视野。 

　　有趣处在于：理发行业发展与广府、香港、上海这三个天然联系的城市血脉相通，而且构成一种古今交汇、中西融合的流动光影。出入于这些场景中的人物，毫无例外地拖着长长的时代影子。他们性格的冲突与时代的延展息息相关，让我们在表层故事中，读到深邃内容，听到弦外之音，引人回味并沉入历史的河床。 

　　以粤港澳大湾区的视角观察，葛亮生于南京，在香港工作生活，两地教育与生活背景，让他有可能对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沟通、交流、融合进行个人化的探讨，为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开辟具有创新意义的有效路径。我们对中国文学呈现多种地域文化交流的盛大图景，又多了一份信心与期待。 

　　从现实回溯历史，亦有助于读者探寻文化根源。当年香港《古惑仔》电影风靡，让多少青春期的男生心潮澎湃甚至竞相模仿，其核心无非两个字：义气。《飞发》中不难看出男女壮志柔情与兄弟义气。翟玉成命运坎坷，但遇到的都是重情义之人。这里边有一个情节把这种港式情义表现得淋漓尽致：翟玉成暗自转移了霞姐的部分资产投入股市，恰逢股灾一败涂地。霞姐没有起诉他，甚至没有追讨，权当做了分手的礼物。而因道上的规矩，邓姓大哥要为“契妹”讨个公道，便叫手下人斩了他的一根手指。斩断后即刻派人送去医院，给他接上了，也算是顾念交情，留足面子。情是情，义是义，江湖规矩是江湖规矩，均不可违背。这样的情节设置看似难以置信，又全在江湖道义的情理之中。 

　　 其实“重情重义”也是居海洋之滨的岭南儿女“英勇无畏、轻生重义”的高贵精神在香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转化。近代学者邓之诚对岭南人的精神气质有此评价：“岭南滨海之人，狎波涛，轻死生，嗜忠义若性命。”自古以来岭南就忠臣义士辈出，轻生重义、忠烈无畏的精神气质在每一个岭南人的骨子里深深烙印。香港陷入殖民地期间，原本对朝廷而言的忠义无从报起，而在中西两股文化较量的动荡中，民间相互帮扶之风鼎盛，广府文化中的包容并蓄、敢为人先等气脉再次起了作用，在这种融合中一种独具地域特色的港式“义气”应运而生。这种“义气”盛行于一个虚构的江湖或者是拜把子兄弟姐妹之间，不关乎君臣，说到底就是一种民间的义气。这种港式义气借着快意恩仇的武侠电影、轻生重义的古惑仔或警匪电影、生死相随的华语歌曲与爱情影片又反过来流回广东，与传统的广东文化产生新一轮撞击。整个广府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一直都是开放的、包容的，处于不断变化中，但核心精神一直都在。 

　　美食在岭南，向来都是带治愈属性的。没有什么问题是吃解决不了的，失败难过了要吃，焦虑心烦要吃，悲痛愤怒更要“化悲愤为食欲”。当美食与带有极大包容性的岭南文化底色相碰撞时，更增添几分治愈功能。“双蓉月饼”治愈了各有所坚持的五举与贻生，一碗“熔金煮玉”白粥治愈了厌倦浮华的陈赫明，李云子治愈了陷入窘迫的老太守，半碗咸鱼饭治愈了被罚的七少爷锡堃……读《燕食记》，是否也有一种食物治愈了你？这也是这部以“食”为主要叙述对象的小说在当下的意义所在，美食可以治愈人，文字可以治愈一个时代，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容易心焦浮躁的时代。从现实回归历史，又最终从历史回到当下，一来一回，岭南人对生活、对食物的温情与记忆便驻扎心底。 

　　结语 

　　影视几分钟需要一个变化的强烈效果已然影响到文学，尤其短视频时代，读者的阅读耐心在下降，无法忍受作家平铺直叙、视点单一、缺少波澜起伏的节奏。单线叙述、传统时空、小说技术上的陈旧将无法满足经过蒙太奇与元宇宙淘洗的读者的更高要求。今天文学作品对广大读者的召唤力与魅惑力，亦成挑战。是什么力量让一个读者一页一页、十页百页读下去？ 在传统框架中力求挣脱是一个突破口。葛亮小说以广州、佛山、香港广府文化为底，糅合江南文化，极致及物中以别具一格的审美态势把控着历史文化民俗语言等诸多方面，无论视野、技巧、理解等诸多方面均可圈可点。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