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诞生之初主要用于《圣经》文本的解释，是一种解释语法的技巧。至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阐释学从对不同文本的个别解释活动中分离出来，各种局部阐释学汇合成为一般阐释学。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阐释学成为存在论的工具，但语言与文本仍是其阐释视野中的基础领域。保罗·利科试图将阐释学拉回认识论领域以解决其方法论问题，其出发点依然是“文本”理论。可以看出，语言和文本一直是阐释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和重心所在。后现象学家唐·伊德（Don Ihde）称这些阐释学家为“文本主义者”（textists），将他们所赞成的阐释学称为“文本阐释学”（textual hermeneutics），而将自己所倡导的阐释学命名为“物质阐释学”（material hermeneutics）。本文试图揭示“文本阐释学”向“物质阐释学”转变的复杂过程，阐发中国传统的“文/物一体”观念和“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在协同多种阐释模态方面的理论潜能。

　　一、彰显语言文本的物质维度

　　在“文本阐释学”那里，语言和文本的物质性与“具身性”（embodiment）已然受到来自文学理论、阐释学理论以及认知语言学等领域的关注，其阐释对象与阐释模态也在发生微妙的转变。

　　20世纪以前的文学理论大多认为，文学文本是对外在世界的反映或作者精神世界的表现，而其自身的物质性并未得到彰显。“将文本的物质性还原为文本中的词汇和符号的结构系统，承认文学文本自身的物质性，这是经历漫长的理论探索过程才确认下来的，在此过程中，索绪尔的语言学、俄苏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发挥了重要作用。”索绪尔将语言看作一个符号系统，“系统中的每个符号之所以有意义仅仅是由于它与其他符号的区别”。他将语言提升到另一个层面，承认“语言是事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不仅可以反映事物，而且可以“构成”事物。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延伸到俄苏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文学文本自身的物质性受到关注和凸显。俄苏形式主义以一种实用的、科学的精神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学文本本身的“物质现实”(the material reality)，否认文学作品是思想的载体或现实的反映，认为文学文本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组织，应该关注其独特规律、结构和装置。英美新批评将“‘张力’‘悖论’和‘暧昧’看作是作品自身物质性机制的体现，是富有物质性的‘肌质’（texture）”。从文学文本的物质性角度进行的文学研究将文本看作自足实体，隔断了文本与社会历史的联系，这样的物质性随着“文本主义”的终结而走向终点。

　　通过强调语言的“述行性”，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开启了研究语言文本物质性的新维度。语言不仅具有记述功能，更具有“行事”能力。承认语言的“述行性”意味着在承认语言的物质属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承认其介入现实、塑造现实的潜能，从而使语言具有了社会历史物质性。语言文本不再只是历史的反映，而是汇入历史之流并变成历史的一部分，成为历史本身。语言文本一经产生就具有了自身的物质性，成为与社会历史紧密勾连的“事件”（event）。

　　阐释学也关注文本的物质性维度，在此方面，利科的阐释学具有代表性。利科看到文本向行动转换的可能，其中不乏奥斯汀“述行理论”的影响。他认为，文本理论与行动理论之间出现了奇特的汇合，但二者之间并不是类比，而是有深层理由证明文本内在地可以转换为行动。“一方面文本概念对人的行动而言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另一方面行动对于整个文本范畴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指涉对象。”人的行动从多方面来说都可以视为一个“准文本”，行动的外在化与文本通过语言文字而固定的功能相似；反过来，文本把行动本身作为指涉对象。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言，悲剧的情节（故事和剧情），是对人的行动的创造性模仿。诗歌“通过模仿功能，重新塑造了人类的行动世界”，使其所意指的世界得以展开。因而，文本阐释与行动阐释存在着内在关联。贝思·普雷斯顿（Beth Preston）认为，“由于物质文化涉及生产和使用活动，物质文化哲学必须以行动理论为基础。”当文本转化为一种行动，其物质性将得到进一步彰显。

　　事实上，阐释学自其初始阶段就对文本的物质性有一定程度的关注，譬如在语文学研究之中。但随着浪漫主义的兴起，阐释学聚焦于文本“精神内容”方面的研究，其“物质形式”方面遭到忽视，造成了语文学研究方式在阐释学发展过程中逐渐被分离出去，成为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如文献学等。直到20世纪70年代，对文本的物质性维度的关注在文学阐释学领域再度复兴。马丁·库施（Martin Kusch）和哈特穆特·施罗德（Hartmut Schroder）提到了阐释学在这一时期的两个发展，其中一个就出现在文学阐释学领域。“现代阐释学的抽象性及其对解释的具体问题缺乏兴趣，导致了‘文本阐释学’（text hermeneutics）或‘物质阐释学’（material hermeneutics）的发展，文学批评学派试图重建与文本解释本身的联系。”他们将“文本阐释学”与“物质阐释学”等同起来，意指关注文本自身的一种文学阐释学。较早使用“物质阐释学”术语的彼德·斯丛狄（Peter Szondi）和蒂莫西·巴赫蒂（Timothy Bahti），认为阐释学一开始作为一种语法技巧而存在，自狄尔泰将其确立为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后，阐释学过分注重对作者精神的追寻而忽视了对文本本身的分析。过去一百年的文学研究同样没有意识到对于“物质阐释学”的需求。其所谓的“物质阐释学”，即是对文本自身的语言、文字、结构等要素的分析。文学阐释学关注文本的物质性，与文学理论领域对文本形式的重视相互呼应。

　　对于语言的具身性、物质性的重视也发生在认知语言学领域。认知语言学的成果持续影响文学研究，促生了“认知诗学”等新兴学科。梅洛庞蒂“具身性”理论的引入促进了认知科学的身体感知转向。认知科学摒弃了将认知过程隐喻为计算机符号处理过程的做法，强调心智的具身性，认为心智、认知、概念、语言等都是通过人类身体的感知而形成的，身体决定了心智的内容和认知的方式。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认为，我们能够将事物范畴化是我们的身体、大脑与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意识推理的结果。大部分范畴是在我们无意识中形成的，我们无法有意识地对已经形成的范畴系统做出大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不仅决定我们的范畴化，而且还决定范畴的类型及其结构。”我们身体的独特性质决定了我们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能力。

　　在西方传统中，隐喻（metaphor）与文学研究一直有着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将隐喻视为感官的点缀：诗意的意象只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艺术吸引力。柯勒律治则认为每一种表达都是独特的，隐喻构成了世界。然而，传统的隐喻理论大都将隐喻视为诗歌语言的夸张、想象等修辞手法，属于“非常规语言”。莱考夫和约翰逊挑战这种隐喻观，他们不认为隐喻仅仅与诗歌、文学作品相关而与日常生活无关。“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不仅遍布语言，也遍布在思维与行为中。我们用以思维和行为的日常概念系统，其本质基本上是隐喻性的。”人类的语言、思维、行为其本质都是隐喻的，都是基于“具身认知”。心理学的实验和神经科学、脑科学的实验，也都佐证了这一观点。隐喻不仅直接与身体相关，也与环境、文化相关，是在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中生成的。认知的具身性不仅体现在认知与身体的紧密关系，环境作为身体的延伸，也是具身性的一种体现。

　　文学研究领域同样受到了这一潮流的影响。从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分析中，文学研究者找寻语言符号与身体知觉的关联。其通常所谓的“隐喻”与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的“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有所不同，是一种“语言隐喻”。概念隐喻是语言隐喻的深层结构、基础和概括，后者是前者在语言中的具体表现。大多数对隐喻的定义都涉及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概念域的理解。在认知语言学中，大量的工作是关于隐喻的，它贯穿于日常的、非文学的语篇中。这些隐喻模式如此强大而广泛，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我们的人生观本身不是建立在一个客观世界，而是建立在一套隐喻的表象上。认知语言学家更愿意以这种方式将现实视为“体验神话”（experiential myth），而非“客观主义神话”（objectivism myth）。正是认知科学提供了一种基于人类“具身感知”的、对语言和思维的理解。通过对一系列“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诗歌文本中隐喻的分析，彼得·斯托克维尔（Peter Stockwell）试图说明，“超现实主义”中的隐喻“源域”来自我们所熟悉的真实世界，仅从字面上解读这些文本会导致人们以非理性方式看待其所建构的世界，“超现实主义”其实是“超级现实主义”（super-realism）。在阅读或解释文学文本过程中，“具身感知”一直存在，且比语言符号更为基础，语言、概念本质上是具身性的。

　　二、包容自然科学的学科领域

　　从上述多个领域的研究进展看，语言和文本的物质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文本阐释学”向“物质阐释学”的转变已经开始，有的文学阐释学者已然提出了“物质阐释学”概念，只是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原因之一是文学阐释学仍然将阐释的对象限定在人文学科或精神科学领域。这主要是受到“狄尔泰鸿沟”（Diltheyan Divide）理论的影响。

　　狄尔泰认为，“说明”（explanation）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在说明性的科学中，某一现象被分解为一定数量的元素，然后人们再通过因果关联将这些元素规定起来，从而使这一现象得到认知。“理解”（understanding）和“解释”（interpretation）则是精神科学的通用方法，精神科学的一切功能和真理都集中于理解，理解在每一个点上都开启了一个世界。精神科学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科学，缘于狄尔泰对二者的不同经验方式的划分。在他看来，“精神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原因首先在于，后者被给定在意识中的客体事实（objects facts）是外在的、被孤立的现象，而前者则是在真实的、活的关联总体中被给定的。” 自然科学使用“外在经验”的方式，得到的是孤立的对象。尽管在外在经验中的关联总体已经被赋予自然，但是需要使用假说的方式来建构这种关联总体。而在“内在经验”中，“生命作为关联总体存在于那里”，这种关联总体已然是被给定的，可以被直接描述出来。认识论首要的对象是自然科学的系统，思维主体与感官对象彼此分离，只要自然科学仍然停留在这样的认识论范围中，它就永远无法克服它所面对的对象的现象性。由此，异己的自然便只能从基于现象给定的辅助性概念中获得说明。自然科学借助假说建立的自然使我们有了凌驾于自然并掌控自然的力量，但自然对我们来说仍是陌生的。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则完全不同，它从体验开始，从实在到实在，深入历史实在之中。

　　体验与理解具有“相互依赖关系”，“它是一种在两类真理的持续相互作用下逐渐变得清晰的关系”。对陌生事物的理解基于一种非理性的天才能力，但生命的短暂性要求人们将这种能力改造为一种普遍共同的技能，它的存在条件是我们可以不断返回存在者的体验表达，从而检验理解。这项技能正是在历史意识的发展中逐渐被建立起来的，狄尔泰将这种对生命表达的技术性理解称为“解释”，而关于对人类存在的文字记录的解释科学，就被称为阐释学。如他所言：“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精神。” 他以“说明”与“理解”“解释”的区分，在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划分出了一条巨大的理论鸿沟，将阐释学的研究对象限定在了精神科学内部。

　　“狄尔泰鸿沟”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模式、方法和结果区分开来，这在大部分哲学中都已经作为前提而存在。伊德明确提倡“物质阐释学”，正是试图消解这一鸿沟，以扩展阐释学的研究范围和边界。他认为，自然科学同样具有阐释学性质，且这种阐释学方法超出了传统以文本为中心的阐释学的范围，扩展到了技术、物质领域。在《物质阐释学：反转语言论转向》一书中，他强调，所有“科学”都有一个阐释学的维度，这在今天集中体现为一种物质中介形式；现象学—阐释学必须以“物质阐释学”的方式重新检视它的“自然—文化”(natural-cultural)二分对立的“生活世界”（lifeworld）概念。

　　“物质阐释学”兴起的原因之一在于自然科学对自身知识客观性的怀疑。托马斯·库恩以及他的同道在科学实践的观念中加入了历史和“革命”，认为科学的发展历史不是线性积累，而是充满了“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s）和间断性；“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则从科学的社会、政治和建构角度来研究科学，视科学研究的结果为通过协商建构起来的；新的技术哲学从设备、实验室来研究科学结果的建构过程，科学本身是从技术上体现的，技术没有中立性可言。在伊德看来，这表明用阐释学的方式来解释科学知识已经是一种公认的趋势。他将这些科学研究的转向称为“经验转向”或者“实践转向”。研究者不再像海德格尔那样关注总体的技术对生活世界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并不持守一种技术的“乌托邦”思想，而是关注具体的技术对人参与生活世界的行动的影响。在“实践转向”之后，他们重新阐释了科学，改变了它的形象，从将科学视为“理论产生的现象”转变为更加强调实验室实践、仪表仪器的作用。性别和多元文化等维度被添加到阐释科学的“实践阐释”需求之中。当代科学，或者说后现代科学，大部分都是这样一种实践，其技能是阐释性的。

　　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是科学中的阐释学将解释对象从“文本”转向“物质”的典型著作。他对科学知识的追问不是从对“自然”的追问开始，“而是从科学文本（科学文章）开始，然后从科学文本前后移动到嵌入在社会实践中的参考层”。在拉图尔看来，仅仅使用文本（一些科学文章）来确定科学知识的“真实性”似乎不够，任何一种经典阐释学理论也无法彻底解释文本的“真相”，我们必须将目光移向文本之外，即生产科学文章的“实验室”。“科学文本的背后是什么：铭文（inscriptions）；这些铭文是怎么得来的：通过设置仪器。只要没有争议，文本下面的另一个世界是看不见的。一幅月光山谷和山脉的图片呈现在我们面前，仿佛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它们，而使它们可见的望远镜其实是看不见的。几个世纪前，伽利略为绘制月球图像而引发的激烈争论也是看不见的。”伊德认为，拉图尔所说的仪器已经是一个阐释学装置了，实验室、仪器生产了科学文章，从这个意义上说，阐释是物质性的。伊德在这里没有表明阐释学的另一个物质性维度在于：拉图尔所作的研究本身也是一种物质阐释学实践，是对产生科学文章的实验室的阐释，是一种“阐释的阐释”。

　　从拉图尔对科学实验室的研究中，伊德看到，技术哲学是一项解释学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对阐释学进行“扩展”（expanding）。他试图超越哲学中的经典立场，即“阐释学—实证主义”（hermeneutics and positivism）二元对立体系。这个二元体系认为，自然科学需要使用实证主义的分析方式，即假说—演绎、经验—分析，也就是“说明”的方法；而人文学科需要使用“理解”和“解释”的方式。前者理应被现实主义所支配，后者则被相对主义所支配。自然科学揭示现实的“真实”，人文学科则发展解释。这种二元论在伊德看来已经不够，其“扩展”阐释学的目的之一，就在于表明自然科学也是一种深刻的阐释学活动，阐释学不应该局限于人文学科。

　　在伊德看来，技术科学与现象学阐释学本身就有相同的理论传统。自20世纪以来，阐释学与现象学传统紧密相连，其中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在这一潮流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他们广泛而深入地扩展了阐释学。在他们那里，阐释学成了存在论的工具，默认的语言优先性占据了主导。伊德揭示了现象学阐释学与语言哲学的深层关系，但认为阐释学不应该仅仅是针对语言的解释，还需要关注感性知觉层面，因为知觉同样具有阐释学的维度。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看到，伊德的阐释学是对解释的哲学分析，关注现实如何呈现在人们面前，而知觉则构成了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现实以特定的方式呈现，解释“具身化”于对人的感知之中。这种对感知的关注将现象学阐释学与技术科学联系在了一起。

　　科学需要感知，而感知在伊德看来是通过技术调节的。这种情况允许两种可能的解释，即所谓“弱纲领”（weak program）和“强纲领”（strong program）。在“弱纲领”中，技术工具仅仅作为科学家与现实的中介，只是提供了科学家观察现实的途径；而在“强纲领”中，技术工具不只是对现实的简单描绘，而是与科学家的感知一起决定了现实的呈现方式，并由科学家做出解释。他抽取了现象学中的“变更理论”（variational theory）、“具身性”（embodiment）和“生活世界”（lifeworld）等重要概念，采用具体的经验分析方法对它们进行了重新考察，以阐明“强纲领”中技术对感知的调节作用。

　　技术与身体的密切结合被伊德称为“具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s）。这种关系是我们参与环境或世界的方式，我们的很多生产实践活动都包含了对人工物或技术的应用。“具身关系”作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包括了物质化的技术或人工物，这些技术或人工物融入我们的身体经验之中。这种关系直接参与了我们的知觉能力：在视觉上，我们的视野是由眼镜或目镜为中介的；我们的听觉是由移动电话为中介的；在触觉上，我们用探头来感觉远处事物的表面结构。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我们都无法改变技术的具身性，它融入我们的身体、知觉当中，共同构筑了我们对外部环境的经验，是人的“身体的延伸”。因此，技术的具身性与世界的关系可以表示为“（人—人造物）—世界”。人与技术的“具身关系”可以进一步走向“阐释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s）。借鉴阐释学对文本的解释，他认为物质技术也具有类似的阐释功能。以对设备的解读为例——如借用体温计可以测量人体的体温——物质技术同样具有指示意义的作用，但仍然需要借助身体知觉，最终读到的东西仍是身体知觉上的意义。因此，“阐释关系”可表示为“人—（技术—世界）。”

　　如前文所述，感知同样具有阐释学的维度，而技术又调节着人对世界的感知。不管是人与技术的“具身关系”还是“阐释关系”，最终都指向了自然科学中的阐释学维度。伊德广泛讨论了以天文学为主的各学科内的“成像技术”，提出“视觉阐释学”（visual hermeneutics），以反对阐释学中的语言优先性。望远镜和显微镜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学，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感知世界、阐释世界的方式。在医疗领域，CT、FMRI和PET能提供身体各个部位的3D图像，不仅更适用于手术，也增进了我们对人体的认知和阐释；在考古学和文学艺术研究领域，显微成像技术可以提供物质材料的具体分析，发掘更多被历史掩埋的“真相”。视觉阐释学保持了阐释学所具备的批判性、解释性特征，与其说它是语言的解释，不如说是知觉的解释。成像技术现在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随着量子计算和许多其他量子现象的实验，我们即将迎来另一场成像技术革命。“视觉阐释学”最终指向了“物质阐释学”。“物质性在双重意义上充溢着自然科学：一种是在所研究对象的形式上，另一种是在研究得以进行的工具模式上。”他以“奥茨”冰人为例，表明在完全没有语言文本的情况下，依旧可以从中分析出有关它的知识，让它“说话”。而一旦“让事物说话”，这种“物质性”阐释学就不仅可以彰显其与文字记载的龃龉，甚至可以揭示文字记录的片面性。

　　三、转向具身感知的阐释模态

　　“物质阐释学”的提出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他们大多认为对阐释学的扩展具有必要性。梅迪纳（Leandro Rodriguez Medina）将物质阐释学引入政治科学领域，用以分析被政治文章遮蔽的现实；进而论述了物质阐释学与文本阐释学的关系，认为物质阐释学并不寻求取代“传统的”文本阐释学，而是要增强社会科学家解释社会实践的能力。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物质阐释学是对传统文本阐释学的补充与扩展。伊德将批判的目标对准了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作为存在论工具的阐释学，认为其中默认的语言的优先性是他要“扩展”阐释学的主要原因。那么，“物质阐释学”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扩展了“文本阐释学”？其实质到底是什么？

　　根据帕尔默和利科的划分，阐释学可分为局部阐释学、一般阐释学、哲学阐释学或存在论阐释学。局部阐释学是指“任何原文注释或翻译的规则和方法的阐释学。解释对象是法律、《圣经》、文学、梦境和其他形式的原文，其规则包括古代隐喻的解释体系、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说明以及文本翻译的规则体系”。一些德国哲学家并不把这种从亚里士多德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解释理论称为阐释学，因为它们仅仅指一些阐释的“技术”。在这一过程中，阐释学着手开发的第一块地域是语言，尤其是文字语言。

　　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徘徊于“语法的”解释和“技术的”解释之间，既想寻求对历史文化建构起来的共同语言的解释，又想同时兼顾对作者意图的理解。阐释学的对象在此徘徊于书面文本与作者意图之间，这一问题延续到了狄尔泰。狄尔泰将阐释学的“理解”“解释”从自然科学的“说明”中分离出来，其阐释学所追求的是对作者“体验”（lived experience）的“再体验”（reexperience）。他致力于对精神科学客观性的建立，但人的精神作为一种心理过程具有主观性，这使得客观性难以达到。狄尔泰追溯了阐释学的历史，探索语文学技巧如何为了形成普遍有效的理解而产生，在历史变迁中如何形成合乎一般规律的解释，以此来找寻普遍有效的解释的根本立足点。他发现，“只有在书面文件中，理解才有可能达到普遍有效（universal validity）的解释”。也就是说，阐释学所要解释的对象在这里仍然是书面文本。

　　至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理解变成本体论意义上的。“理解”作为海德格尔阐释学现象学中的重要概念，是一切解释活动的基础。与狄尔泰所意指的意义不同，它不是深入他者语境或通过书面文献对他者的生命体验进行把握的天才能力、一般技能，不能被认为是一种占有的能力，而是“此在在世”的构成因素之一。此在的现象学就是理解的现象学。而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与语言、文本有着密切联系。他认为，在存在论阐释学所要求的普遍性之下，传统的文本概念无法承受这样一个普遍的扩展，但文本与语言的关系依然紧密。只是他所谓的语言与传统阐释学中的语言和语法分析不同。“不仅是流传物这种优越的理解对象是具有语言性的——就是理解本身也同语言性有着根本的联系。”语言的存在论意义不仅在于能被理解的东西是语言，而且理解行为本身也是一种语言过程。此处的语言不仅作为工具存在，而是承载着理解本身。而此处所意指的“文本”也与传统阐释学中的“文本”不同。文本与语言的联系意味着一切历史流传物都是“文本”，同时它不可与其产生的语境相脱离，甚至它只是一个半成品，在与读者的“视域融合”中进一步被生产出来。文本总是被当作某物，当作真实的东西被理解。

　　如果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在伊德看来仍然是一种“文本阐释学”，那么“文本阐释学”到底意指什么呢？伊德并未对自己所使用的“文本”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我们只能从他对“文本”概念的运用来探寻它的意义。他说，“我所感兴趣的是从文本（科学文章）到实验室的转变。”在这一论述中，他将“文本”与“科学文章”等同，也就是说，文本在这里指以文字符号形式呈现的书面文献。这一用法与梅迪纳所指的文本基本相同。可以明确的是，伊德所意指的“文本阐释学”在范围上囊括了局部阐释学和一般阐释学解释对象的书面“文本”。但他认为这样的“文本”在科学方面是第二或第三层面的，而第一层面的文本“指的是那些渗透在科学中的文本类比：图表、图型、模态，以及所有‘可读’的铭文，它们仍然是可视的，但不再与所指对象或‘事物本身’同型”。伊德将所有“像”一个阅读过程的功能视为一种“视觉阐释学”，认为它保留了视觉化，但采取了文本一样的方向。他将视觉阐释学的研究内容仍然称为一种“文本”，其实这里他所使用的“文本”是一个类比概念。“尽管我自觉地使用了‘阐释学’和‘阅读’这两个术语，但后者是比喻性的，不是文本阐释学，而是一种物质阐释学。” 也就是说，通过将可视化的图型、模态喻为一种文本，认为它们是可读的，实则是为了说明视觉图像同样在阐释学的研究视野之内。而他所真正意指的“文本阐释学”属于“以语言为基础的文本过程的范畴，而这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后现代主义的标志。后现代俱乐部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文本主义者’……地方语言的‘文本的不确定性’、事物如何被‘表征’（represented）、这些‘阅读材料’‘铭文’‘摹写’甚至‘文本的世界’都表明了一种语言阐释学模态（linguistic hermeneutic mode）”。也就是说，他所谓的“文本”实则是指一种以“语言符号”为模态的任何事物，其试图扩展的阐释学的努力所针对的并非仅仅是书写文本，而是其中的语言符号模态。尽管伽达默尔阐释学体系中的“文本”不仅意指一般的书面文本，而且还包含了历史流传物与它们的生产语境，甚至包括了读者的再生产过程，但是，可以确认的一点是，它们都基于一种语言符号模态。

　　在此意义上，利科的阐释学理论同样基于这样的语言符号模态。他认为弄清阐释学与语言问题的特殊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言明自己的研究是设法通过文本的概念来为阐释学重新划定领域。在他看来，文本是“所有通过文字固定下来的话语（discourse）”。在阅读解释中，文本被悬置了，除了文本本身指涉的世界之外没有其他世界。然而，正如前文所言，利科已经看到了“文本”向“行动”的转化，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文本阐释学”向“物质阐释学”的模态转换。

　　“文本阐释学”是基于“语言符号”模态，而“物质阐释学”则是基于“具身感知”模态。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变，实质上是一种阐释模态的转换。伊德发现，在后者的视野下，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急剧的改变，其阐释对象可以是“非语言或非文本的”。“如果我们更多地关注‘事物的特殊性’，我们所有的‘历史’都会改变并变得丰富，且需要一种专业的身体—感知（bodily-perceptual）方式的阐释”。哈佛大学历史和科学哲学教授彼得·加利森（Peter Galison）的研究表明，如同数学和模型文化一样，物理学有两种文化，一种是逻辑计算文化，另一种是图像文化。图像模型也是阐释科学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后现象学并非局限于可视化的图像，而是倾向于感知的整体概念，因为图像也可以是声学或者其他。伊德主张一种多感官（multisensory）的阐释方法，强调全身经验和身体参与（whole-body experience and bodily engagement）。伊德从“视觉阐释学”出发最终指向了“物质阐释学”，一方面试图消解“狄尔泰鸿沟”，另一方面则尝试发掘自然科学的阐释技巧，以具身感知模态“替代”文本阐释学的语言符号模态。在他看来，从自然科学中发展出来的“物质阐释学”的独特阐释技巧，对于人文和社会科学同样具有深远意义，它强调物质条件对理解社会历史事件的重要作用，可以将那些被科学文章遮蔽的政治、历史现实展现出来，是一种面对阐释的再阐释。

　　结语

　　“物质阐释学”通过“反转语言论转向”，克服了“文本阐释学”及其“语言符号模态”的某些弊端，为唯物论阐释学开拓出巨大的理论空间，极大地增强了阐释学对于当代生产生活实践的解释效力。然而，阐释学的多模态协同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尽管其“具身感知模态”一定程度上更具综合性和包容性，但如果像伊德那样试图以之“替代”语言符号模态，这或许是物质阐释学在单一的西方语境中发生发展而形成的新的“盲视”。其缘由之一，抑或是中国的阐释学“洞见”未能充分融入其理论方法之中。事实上，中国阐释学传统及其独特的理论方法对西方物质阐释学的更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当代阐释内容和阐释实践的多模态性（multimodality），“物质阐释学”意识到，“文本阐释学”援用“语言文本模态”来阐释物质文化和物质实践，将其“挪用”到非语言文本领域，这是一种隐形的“场外征用”，因而需要建构专门的“物质阐释学”和“具身感知模态”以“替代”之。但它未能意识到的是，这种“替代”可能是一种更为典型的“场外征用”，同样有“强制阐释”之嫌。西方语境中的“物质阐释学”，试图通过“区分—划界原则”，将“文（文本）”与“物（物质）”截然分开，突显其间的“非此即彼”(either/or)关系。而在中国传统中，“物相杂”之“文”与“文之为物”的“物”相互依存水乳交融，“文”与“物”之间“交汇—关联”，“亦此亦彼”（both/and），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这种“文”“物”一体思想，对于解决“语言符号模态”与“具身感知模态”之间的协同问题，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因此，“物质阐释学”不可止步于“反转语言论转向”而独尊“具身感知模态”，或可通过吸纳中国“和谐辩证法”的阐释智慧，寻求与文本阐释学和事件阐释学之间的多模态协同与“共轭”。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