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六岁那年认真种过一回地。那块地就跟普通的电脑键盘差不多大小。因为它处于一棵巨大的皂角树下，不属于任何人家，所以我选择了它。小孩子不能去倒腾大人们的地，那会被认为是在捣蛋，轻则挨骂，重则挨打。

　　我从家里找到一把香菜的种子，播种在这块属于我的田地里。我天天守着那块地，看着香菜冒芽出头，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有一天，我采了一把香菜，将它们送到正在做饭的母亲面前。母亲很惊讶，因为这当口不是种香菜的季节。可想而知，当她看到我种的那一小块地收获了香菜的时候，她有多高兴。她高兴，我就心花怒放。

　　多年后，我的故事得到故乡的父老乡亲们的称赞和喜爱的时候，我也心花怒放。

　　他们说，你写得真像那么回事。他们说，你这些年都不在家，咋就晓得这些事儿呢？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满脸惊讶，因为他们确定身边发生那些事儿的时候，置身其中的是他们，而不是我。

　　十几岁的时候，我便离开了那个偏僻的小镇，这些年来，一直都只是偶尔回去看看，逗留时间最长也没能超过三天。在他们看来，我离开他们已经很远，很久。他们不知道，十几年，已经足够使乡间的记忆扎根。他们也不知道，这一辈子，我始终把讨他们开心当成了一个事业。

　　初学写作的时候，我也写身边的人。那时候我是一名小学教师，自认为是能够写教师的。但很快就发现，我并不见得真了解身边的这群人。倒是写起老家那些人来，反而顺畅得多。

　　在我幼时的记忆中，有一只缺口的青花瓷碗，它属于一位有着一张长脸和一口龅牙的寡妇。她有一个儿子跟我同龄，所以我常跑她家去蹭饭吃。因为怕我摔了碗，所以她每次都给我那只破碗。那是一只无法盛汤的碗，而且吃饭的时候，我得十分小心才不至于割了嘴。她每次给我饭的时候，都得谨慎地将好的那一面正对着我，同时还要认真叮嘱一回，要我别用嘴去碰那个缺口。我虽然年纪小，也觉得有些受气，但因为她这份认真，我又是那么喜欢她。在长大的过程中，我甚至希望自己也有一张长脸，有一口龅牙。当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其实也有一颗虎牙的时候，我竟是那般惊喜，那之后我天天照镜子，希望有一天突然看到我已经有了一口她那样的龅牙，直到后来有了新的审美。

　　我们那地方是稻米之乡，不怎么种小麦，面条便成了奢侈品。镇上有家面坊，两个中年男人每天要在一只巨大的面盆里和面，面盆上永远留有一层面锅巴，我每天都会跑到面坊里待上一会儿，为的是能抠上两块面锅巴。我会一边跟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拉话，一边漫不经心地抠下一块面锅巴在手上捏着玩。那东西软软的，糯糯的，捏起来本身就很享受。俩大人也很温和，一边揉面一边逗着个孩子玩，也很开心。等我捏够了手上那块面疙瘩，我就在他们面前把它吃下去。

　　那东西吃起来有股碱味儿，又有股麦香，很好吃。

　　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其中一位又进了新华书店，他在那里卖书，我去那里看书，看上一本书想偷走，被他抓了个正着。他在我父亲那里告了我一状，结果让我挨了父亲一顿暴打。那之后，我曾恨过他一阵子，但后来再跟人谈起那件事情，我竟然又好开心。

　　早些年回老家，偶尔还能遇上这些人，他们都很老了，见了我，得半眯着眼睛才能认出我来。他们叫我乳名。乳名这个东西，你离开故乡的时候，就留在故乡了。事实上当你有了正经的学名，乳名就渐渐地被闲置起来了。在你一天天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你的乳名也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最后只剩下一少部分人还记得它，还用它来称呼你。这些人，是你的家人，和那些看着你出生，又看着你长大的长辈。而就我而言，后来家里人也都不这样叫我了。老父亲叫儿女的时候，从来不需要名字，直接说要说的话就是了，兄妹之间，也都是大姐、二姐、三哥、四妹地叫，带上名字，就不亲了。

　　只有这些人，这些习惯了叫你乳名的邻居长辈，他们不管你后来有个什么样的学名，都只用乳名称呼你。离开故乡远了，久了，有一天你猛然间听到那个土得掉渣的名字，就会像无意间翻到被你遗忘在箱子底的一个宝贝那样惊喜。

　　乳名，就是你和故乡之间的那根脐带。

　　这些年，我一直在写故乡、写故人。因为我根本写不了别的地方，也写不了别的人。甚至可以说，我写作的初衷，就是为了亲近那块生养我的地方，和那些陪着我长大的人。我爱着那块地方，爱着那些人，于是我选择了这个事业——讲他们的故事。

　　就像一个留守在家的农民，我在地里播下种子，故事就在地里发芽生长，长成了庄稼。这或许就是老家人感觉到我的故事亲切的主要原因，他们凡能读到我的故事，都喜爱读。我大姐上学才上到六年级，来到我家，也会抱着我那些长篇小说来读。她的眼睛已经老花，要戴两百度的老花镜，读久了，颈椎发硬，头还发昏。我说别读了，读那玩意儿干嘛，她说，好看呢。

　　二姐因为曾读到高中，就还能玩抖音，在家时拍拍种地的事。来我这里，拍她读我的书。但又因为她整日热衷于抖音表演，我知道她是在作秀。但她告诉我，她儿子媳妇有时间也读。因为每出一本新书，我都会带几本回去，或放在家里，或送给儿时最要好的朋友，因此老家是有我的书的。就前不久，她出嫁到了湖南的姑娘，还在微信里跟我要书。

　　我回到老家，读过我书的人，就会跟我谈起那些故事，他们把故事中的人物拿到现实中去跟人对号，不知道为什么，总都能对上号。他们说，你写的那个谁谁谁，就是谁谁谁嘛。不过他们有时候会争吵，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看法有分歧，这个认为谁谁谁应该像谁谁，那个又认为其实更像谁谁谁。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理由，“那酒精鼻子哪个有，还有水牯儿呢，不就他家养了？”“你光看鼻子，没看德性，那恨不得鼻子屎都抠来下饭的德性，你再看他说话儿那个样子儿……”

　　老家人说话喜欢带个儿话音，裤子叫裤儿，多大的裤子也叫裤儿，猫叫猫儿，猪叫猪儿，狗叫狗儿，不管它们是不是已经很大了，已经很老了。所以水牯那样的庞然大物，他们也叫水牯儿。

　　我那些儿时的伙伴，最热衷于到我故事里去找他们自己的影子，只要找到一个可以往上靠的人物，他们就使劲往上靠，说那写的是他们。就这样还不满足，逮住我，就还要郑重其事地要求我写他们，说他们很希望我在哪一部书里写到他，或她。遇上这种时候，我就开玩笑说，好啊，我把你们通通写成反面人物。他们就都开怀大笑，说反面人物也行。

　　就像城里人并不一定亲近农民，却一定会亲近他们种出来的庄稼一样，也有城市人喜欢我的故事。正因为这一点，我才能连续在《当代》发表5部长篇，又连续在《人民文学》发5个中篇。编辑们说，我的故事很有生活气息，他们能从我的故事中看到真农民。

　　如果这种多半带着鼓励性质的客气话不能太当真，那么曾经有过的一个读者来电却一直是我的骄傲，虽然我每一次谈及它，都是那么小心翼翼，生怕暴露出得意。那是《傩赐》在《当代》发表后不久，一个读者费尽周折找到了我们单位的电话打了过来，说要找王华，一听说接电话的正是王华，他便语无伦次地告诉我，他想给秋秋买头牛。秋秋是我那个故事里的主角，但我知道书里的人并不需要现实中的牛。他说那就买给原型人物。这人大概是知道怎么讲故事的，因为他知道故事中的人物大多都有原型。但我遗憾地告诉他，这个主角没有原型。后来我想了想，又告诉他，即便有原型的话，那也不止一个人。我开玩笑说，那样的话，你就得买好几头牛。

　　后来我曾在那些写作课上讲到过这件事情，我用这件事情来告诉文学爱好者们，对于故事来说，思想重要，生活气韵也很重要。但另一半心思，却又是想告诉他们，我的故事曾经深深感动过别人。

　　有段时间，我曾十分抵触谁说我有天赋，我觉得他们没看到我背后的刻苦和勤奋。但后来我认同了这一点。因为我突然想到了农民。他们因为有自己的地，只需精心选种，只需把握时令把种子种进地里，至于种子发芽生长开花结果需要的阳光啊雨露等，都是上天赋予它们，风调雨顺，那一年就丰收，旱了涝了，收成就少点儿。

　　我其实就像他们。我把故事种进那片故土，便盼着风调雨顺。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