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是一位创作勤奋、卓有成就的高产作家，著有《桥溪庄》《傩赐》《家园》《大娄山》和《花河》《花村》《花城》三部曲等长篇小说及多篇中短篇小说。作为一位仡佬族作家，她深深扎根于贵州山乡多民族的生活，致力于表现21世纪尤其是脱贫攻坚开展以来贵州大地的历史性变迁与百姓喜怒哀乐中透现的人性幽微。王华近年来发表的《大娄山》《在路上》《陈泊水的救赎之路》《生计以外》等长、中和短篇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手法观照、叙写时代生活，其思想性与艺术表达抵达了相当的高度与深度，体现了现实主义写作的新探求。

　　现实主义文学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主潮，呈现出愈来愈强劲的态势，是当下中国文学最亮眼、最浓重的色彩，具有最深刻、最沉厚的底蕴。现实主义之所以仍然是当代中国文学无可替代的选择，吴义勤认为：“首先，现实主义文学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所处时代的特殊视角和重要工具，是它让我们获得了对于现实身在其中又出乎其外的能力，是它提供了超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迷茫的可能。其次，现实主义是最能唤起我们审美共鸣与价值认同的文学形态。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兴盛既是中国特定的时代需要决定的，同时又是中国主流文学观念和审美心理主动选择的结果。”王华这些作品，显示了她对现实主义把握现实又给人以超越现实的可能性的深刻认识、对现实主义与读者的审美趣味和审美共鸣之间关系的切实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以现实主义视角与手法认识社会变迁的自觉意识。新的生活、新的矛盾、新的人物和新的情感，是当下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所必须面对并致力于发现与表现的客观对象。王华的上述小说，正是对此的体现。

　　一、多棱面地表现新现实生活

　　王华是一位敏锐地感应现实生活、积极地回应现实呼唤的作家。八万字的中篇小说《在路上》（《民族文学》2018年第1期）和长篇小说《大娄山》（《民族文学》2021年第7期），展陈的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脱贫、发展经济、加速迈向现代化的雄浑而悲壮的图卷。

　　《在路上》的主人公谢奋进当上了县委常委、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尽管在他还只是县委办主任的时候，老实巴交的农民父亲就说“可以了可以了”，但他总觉得凭着送走了三任书记的资历，才进了县委常委，仅管一块离县城十公里、厂房和客商还空空如也的“工业园区”，心头的失落和不满未免难以填补。但职责使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幽怨委屈，解决工业园区的拆迁户、钉子户，赴深圳招商引资等，需要他斗智斗勇、折冲樽俎、巧于周旋。为了争取企业到珍州工业园区落户，不能喝酒的他因为“一杯一百万”甚至差点丧命。在谢奋进和县委、县政府班子的努力下，三家吉他制造企业落户珍州工业园，并吸收了一部分精准扶贫对象进厂做工。谢奋进为了实现通过发展工业使全县脱贫的憧憬，及把珍州工业园区建成“中国第一吉他村”（县委书记曾为民加码提出建成“世界第一吉他生产基地”）的目标，一次次地将个人荣辱得失和家庭生活的苦恼置之脑后，拎着装有出差用品的环保袋匆匆上路，“在路上”成为他的生活常态。

　　长篇小说《大娄山》是献给在扶贫一线上牺牲者的作品。有8万贫困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娄山县面临着本年度建党节前必须“摘帽”的严峻任务。身为新任县委书记、代县长、县脱贫攻坚指挥部总指挥，姜国良深感压力巨大。他走访深度贫困村，带领基层扶贫干部因地制宜、因人施策解决脱贫难题，包括解救落入传销团伙的智障少年，做通不符合条件却一门心思想当“贫困户”获取住房救助的村民工作，解决留守村里的阿妈们的就业问题并治疗她们的妇科病，将因非法开采金矿几乎被掏空、已不适宜人居的月亮山村整村搬迁到娄山县最大的移民新村——金山社区……姜国良更大的手笔，是倾注大量心血培育出来的优质肉羊产品“娄山羊”。“娄山羊”是经杂交改良的杂交羊，饲养杂交肉羊的农户，平均年收入达三万元以上；饲养胚胎移植纯种种羊的农户，最高年收入可达三十五万元。到当年底，娄山县的“肉羊加工厂”年销售额可达1.96个亿，利润可达2760万元。此外，运用新西兰先进的草地建植和管理技术种植适合南方草山薄土层的改良版皇竹草，当年即可形成地被覆盖，减少泥土冲刷量77%—90%，第二年即可基本杜绝水土流失，石漠化比较严重的大娄山，石漠化趋势将可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将明显改善……在这种与贫困的苦苦缠斗中，花河镇碧痕村风华正茂的第一书记娄娄、为追求娄娄而来当扶贫干部的周皓宇、原副县长陈晓波、花河镇镇长李春光、月亮山村第一书记王秀林先后牺牲了。而在“娄山羊”最大的一次出口贸易将要交接、养殖大户们正从四面八方赶着羊应约而来之时，姜国良被送进了医院。

　　《在路上》《大娄山》打开了当下社会生活波澜壮阔的景象，直面现实的“典型环境”，直笔呈现时代精神。两部作品体现了对“每一部小说都描写一个时代”这一现实主义文学的旨意与抱负的追求。

　　中篇小说《生计以外》（《民族文学》2015年第11期）是农民工题材作品。小说讲述主人公高经济及其父亲高社会这对农民工父子进城打工的经历。父子俩各有各的奇遇。高经济看不上父亲的建筑工工作，自己找到快递公司跑快递。城市生活、城里人的生活让他十分好奇并对他产生巨大的诱惑。遇到客户出差外地的情况，他即利用曾学过的开锁技术，偷偷进入客户住宅体验一把城里人的生活。他吃住在客户的家里，扮演想象中的客户角色在日常生活中的样子。即使曾被人发现报警进过派出所，他仍然无法彻底遏制内心这样的冲动。在给女客户鲁拉拉送包裹时，他故技重演。鲁拉拉是一个贪官的小三，贪官被查处，原配带娘家兄弟逼迫鲁拉拉交出钱和房产证，未果便要侮辱鲁拉拉，后者被高经济救下。鲁拉拉提出要与高经济结婚，两人第二天就办理了结婚证。接着鲁拉拉把房产证上的名字加上了高经济，而且放在她之前。高社会则在工地上与进城在家政公司谋事的刘小珍同居，而且工地上同类情形并不少。刘小珍要求高社会离婚娶她，高社会不愿离婚也不想刘小珍离开他。故事结局是鲁拉拉的贪官情人“很快就能出来”了，贪官指使其“影子”分别潜入鲁拉拉和他的另一个情人已卖掉的房子，取走藏在床垫里的大笔赃款。深受刺激的鲁拉拉对高经济不辞而别，并偷偷将房子卖了，交易时出示了丈夫高经济的“死亡证明”。房子的新主人报警将高经济送进派出所。高社会到派出所领出儿子。此时刘小珍亦离开了高社会，高社会幻想着还能遇上一个愿意跟他“搭伙”的女人，同时也觉得儿子好可怜。

　　《生计以外》在对农民工题材的处理上展现出新的开掘。小说不再是同类题材作品常见的苦难叙事或励志书写。这是一出怪诞喜剧包装的悲剧，或是一出悲剧套入的喜剧。令人啼笑皆非的情节揭示的是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衍生的现实生活的变异，其中有腐败之风对社会和人心的毒化污染，也有环境的改变对民众伦理道德观念的冲击与重塑。

　　中篇小说《陈泊水的救赎之路》（《民族文学》2017年第1期）则更为注重表现内在的、精神的现实。小说主人公陈泊水本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在72岁这年的秋天，由于内心的不安突然加剧，他不再普通了。他将自己存了15年的存折送给同村的女人黄秀容。在旁人看来，这是老年痴呆者才有的莫名其妙之举，但陈泊水为此而心安。原来陈泊水在年轻时曾揪斗黄秀容与她的母亲，甚而诱奸了黄秀容。在生命的黄昏即将深入黑夜之时，陈泊水想赎回他的罪过。然而，黄秀容不接受陈泊水的忏悔。而且陈泊水此举将两人的秘密公开了，是对她的二次伤害。因此她拒收存折，声称陈泊水所说并非事实。最后陈泊水认为唯一的赎罪办法是去派出所自首，但一个老年痴呆患者且无受害者指证的自首，不可能被受理。认了死理的陈泊水则天天去派出所“报到”，不让进办公室就呆在门外，等候他想要的“逮捕令”。秋尽冬来，步态在风雨中蹒跚，胡子被霜雪染得更白，但他仍然在等……

　　《陈泊水的救赎之路》所揭示的这种普通人的内心生活较有新意，他们的心理现实、精神现实，以往的文学创作多是或昧于发现，或不屑一顾。王华的目光能投注到陈泊水们这一人物群体的生活，进而以陈泊水这一人物为代表，描绘出了他们平静外表下备受熬煎的内心世界。

　　二、多视角地塑造新人物形象

　　当下的中国社会生活，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2018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8.52%，这意味着更频繁和更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流动。中国人的生活与活动空间大大拓展，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城镇居民。新的时空、新的生活，必然出现新的人物。而发现和表现新人物，必然是当代文学的新使命。王华近年来的小说，正是塑造了一系列新的人物形象。

　　《在路上》里的谢奋进与《大娄山》里的姜国良，虽然是当代文学常见的领导干部身份人物形象，但他们身上别具一种性格和气质。作为出身乡村的少数民族干部，职务的升迁对他们来说并无多少光宗耀祖的喜悦和虚荣，而是对改变家乡、改变民族地区贫困面貌的沉重责任感。谢奋进因提拔缓慢还有一种幽怨郁闷情绪。不擅长喝酒甚至使他显得有些拙木，他不长袖善舞、八面玲珑，而是以一种义无反顾、责无旁贷的“悲壮”心态投入工作，特殊的时刻，也敢于拼命。姜国良从土平县县长的位置到大娄县县委书记、代县长一肩挑，“原本是件春风得意的事情，可他更多的却是忧心忡忡”。他身材高大却不喜穿西装，到了村里，常常不被村民当作县领导。在土平县他被老百姓称作“羊县长”，因为一开始老百姓都以为他是畜牧局的兽医一类人。“他骨子里是个要强的人，平时会比别人暗下很多功夫，多学很多硬本事。他喜欢在人前不显山不露水地耍出真本事，让人不得不佩服一把。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虚荣，但这种虚荣其实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谦卑。”姜国良的这种“谦卑”性格，与强调领导干部权力与责任的高度统一也有密切的关联。王华在姜国良这一人物身上抓到了一种鲜明个性，更捕捉到了一种“时代性格”。从另一方面来说，谢奋进、姜国良也是理想主义者的形象。但他们怀抱的理想，更多的是实现承诺、让贫困群众脱贫和落后地区改变面貌的实实在在的心愿。但这种理想和心愿要变为现实，又很难很难。于是我们看到谢奋进无暇化解家庭生活的矛盾，总是在路上的风尘仆仆的身影；看到姜国良迟迟不宣布娄山县这个全市脱贫攻坚战落在最后的战场“脱贫摘帽”，让市委领导着急上火。姜国良不采纳新来的搭档刘县长的劝说：“实际上，有个别贫困户还没能脱贫，并不影响整个县出列。”姜国良本可以一边在市委书记面前宣布“娄山县已经出列”，一边解决个别贫困户的最后脱贫，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在路上”与“完美主义者”，十分恰切地勾画出一种新的人物形象与性格特征。

　　《大娄山》里的其他人物如娄娄、周皓宇、陈晓波、李春光、第一书记王秀林等，是牺牲在扶贫一线的人物群像，作品对此也不乏生动的刻画。如李春光作为花河镇镇长，面对刘山坡老汉为易地搬迁安置房无理取闹，他一方面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另一方面对刘山坡老两口到他办公室和家里吃住纠缠竟无计可施。一硬一软，见出了人物的正直品格与人民情怀。陈晓波原是副县长、“易地扶贫搬迁攻坚队”队长，在无法按期完成易地扶贫搬迁入住任务情况下，要求职能部门按住房主体建设完成率百分之百上报，结果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免去副县长、生态移民局局长职务。但在事故爆发的紧急关头，他挺身而出救人不幸牺牲……脱贫攻坚是一场硬战，脱贫攻坚一线的扶贫干部是集中涌现的新人物，王华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浓墨重彩地体现于对这一新的人物群像的塑造和书写。

　　当下的现实社会也是丰富而庞杂的。观照和把握现实生活，是经典现实主义作家的态度，也应是当下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精神，当下现实主义作家应做现实社会的书记官，“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写出许多历史学家易忽视的历史——风俗史。王华不忘把目光和笔触投向社会小人物。《生计以外》对主人公高经济与其父亲高社会同时寄予同情和批判，作品揭示了农民工性压抑和性苦闷的现实，也批判了拜金主义和腐败之风对特殊人群伦理观、道德观造成的恶劣影响。个别人甚至在罪恶中生存却毫无罪感与耻感，犹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不知不觉中被罪恶所同化，并产生罪恶的思想与情感。高经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却在心中原谅自己“不过是想提高一下生活质量”,“向往美好生活是不应该受到指责的，相反它更应该被看成是一种优秀品质，那毕竟是人进步的原动力”。他更为自己和鲁拉拉的婚姻而得意，从中找到了“幸福的感觉”。为了“不用那么辛苦跑快递也能一辈子过得很好”，他听从鲁拉拉的指使，潜入贪官另一个房子搜寻赃款；鲁拉拉提出离婚，他因为“得不到什么”而不同意离。高经济是一个在罪恶中随波逐流的落水者形象。高社会与刘小珍的畸形关系使他在高经济面前失去了一个父亲的权威，毫无反思的态度也使他从一个令人同情的弱者形象转化为批判对象。鲁拉拉更是一个自甘堕落与沉沦的女子，将据有贪官情人的房子并谋取被藏匿的金钱（实为赃物赃款）视为理所当然，这是一个丧失了灵魂的人物。这几个人物涂抹着批判的色彩，却也是不无新意的人物形象。

　　《陈泊水的救赎之路》也为当下现实主义文学人物画廊提供了一个饶有意味的新形象。陈泊水昔日的错误是历史的轨迹与“遗存”，只要记忆犹在，往事貌似远去其实长留心中。罪恶感如一粒种子，在他心头生根；似一个肿瘤，在他体内潜伏；像一个神秘的声音，在他脑中不时震荡。这是一具被内心的恐惧一点点吞噬的身躯，是精神在慢慢蜕变的人物。但在人物精神演变的处理上，作者仍是细心地坚持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与手法。在王华的笔下，陈泊水并不会变成神话人物般羽化而飞升，他的心理逻辑和精神冥想仍是很现实的——他恐惧的是死后的归宿。陈泊水救赎的动机并没有多么高尚，他和当地人一样，迷信人死后到阎王那里要接受审判，有罪过的人要受锯刑和油锅刑，因此死前要想方设法将罪过删除干净或减轻。他想到的赎罪办法就是给受害者黄秀容送存折。在送存折被拒后，他又选择了去派出所举报自己。这也是他所能想到并有能力付诸行动的赎罪之举。

　　读《陈泊水的救赎之路》，令人不由得想到托尔斯泰的《复活》。大学毕业后从军的贵族涅赫柳多夫公爵诱奸了十八岁的农奴女儿马斯洛娃，第二天即抛弃了她。马斯洛娃怀孕生下的孩子被送到育婴堂后即死去。马斯洛娃在生活中几经辗转，沦落为妓女。十年后作为陪审员的涅赫柳多夫在法庭上见到被牵连进一桩下毒杀人案的马斯洛娃，良心受到谴责。为了赎罪，涅赫柳多夫想方设法帮助马斯洛娃洗刷冤情，并准备和她结婚。马斯洛娃被判处四年苦役，流放西伯利亚，涅赫柳多夫陪同前往。马斯洛娃为涅赫柳多夫的真诚忏悔所感，往日的爱情重新唤起，但为了不破坏涅赫柳多夫的生活，她没有答应与他结婚，而要与她心爱的犯人西蒙松在一起，得到新的幸福。涅赫柳多夫的内心也获得了新生，他决心践行《圣经》中“马太福音”的教义，并以此为终生的事业。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力作。《陈泊水的救赎之路》与《复活》的主题有一定的相似。但与涅赫柳多夫这样的贵族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农民陈泊水对罪恶的忏悔意识不是从各种“高大上”的思想、主义出发，而是单纯地出于对死后归宿的恐惧，他的忏悔被民间的传统迷信所主宰。“现实主义的作家有意挑选他的素材，较喜欢普通、平凡和日常的事物，而不喜欢当时社会里罕见的方面。因此，他笔下的人物通常属于中产阶级，或劳动阶级——那些缺乏出众的才能和天赋的人们。”忏悔意识觉醒之前的陈泊水，或许只是一个普通、平凡和日常的人物，然而，为涤除心中的罪恶感而决然地将忏悔付诸行动的陈泊水，气质已在开始变化，已在开始超越普通、平凡和日常，成为“社会里罕见”的人。

　　三、敏锐发现与深入探索新人物情感

　　文学创造的艺术世界是形象的世界，也是情感的世界。情感是生命的要素，是人的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对于文艺而言，情感是比形象更为本质的东西。没有情感力的形象只是些死的形象”；“文学家心理因素中最为活跃的就是情感。作家作为一个审美的主体，始终是带着强烈爱憎态度去感受世界、体验生活，这是作家大异于科学家（认识主体）的地方。”王华的小说还给人以这样的启示：当代的现实主义作家，不仅要有感受世界、感受生活的丰沛的情感力，要有与对象情感交融、物我合一的结合力和将情感形式化、使之成为审美情感的表现力，还要具备这一切的前提，即对现实生活中新的情感的敏锐发现力与强烈感受力。

　　新的生活与新的人物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新的生活必然孕育和诞生新的人物，而新的人物必然创造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与新的情感亦是同样的因果与逻辑关系。在小说《大娄山》中，姜国良等系列扶贫干部形象作为时代的新人物，他们的情感在相当程度上是打着时代烙印、有着时代属性的新的情感。姜国良被任命为娄山县委书记、代县长时，市委领导找他谈话，说决战决胜期间，最后几百米冲刺，不容人闪腰，所以重担子一定要找腰板硬的人扛。“可再强壮的人，内心都有个‘小孩儿’。姜国良这里因为被委以重任而自豪，‘小孩儿’却在为他叫屈：你几年来鞍不离马,甲不离身，战不旋踵，好不容易拿下了阵地，可这时候你拿到手上的却不是胜利的红旗，而是一纸调令。你原本已经可以松口气，可以戴着军功章荣归故里，可这下好了，你还得去打仗，而且是恶仗。‘小孩儿’用了一个很时尚的词汇：悲催。姜国良很欣赏这个词汇的到位，但同时又不能不把它当耳旁风。”姜国良老母亲突发急性胰腺炎住院手术。“姜国良真是无名火烧，这种时候，老母亲怎么又闹起这出来呢？可火归火，更多的还是心痛，是内疚。儿子不管多大，不管离母亲有多远，都有一根无形的脐带，在他和母亲之间牵绊着。”老母亲手术很顺利，没有发生风险。赶到医院，“姜国良想哭——老母亲真是太让人省心了。”可这时候，他请的草专家到了县里，专家想当晚就跟他聊一聊。姜国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然后转身就去跟老母亲请假：

　　“老娘，我又要走了，你听医生的话，好好养着哈。”

　　老母亲脸上露出失望，问道：“你到底做哪样，那样忙啊？”

　　他说：“你儿在打仗哩。”

　　老母亲问：“打仗啊？打的是哪个？”

　　他说：“贫穷，你儿打的是贫穷。”

　　老婆原本也不高兴，听他这么诌，忍不住“哧哧”笑起来，说行了行了，要走就快走吧，老娘有我守着呢。那他还等什么呢，飞身就往外走。

　　姜国良的这些家事和他无奈之中的决绝处理，无疑披覆着时代的投影，是当代领导干部一种典型的工作与情感状态。

　　王华在关于《大娄山》的创作谈中谈到对牺牲的扶贫干部家属的采访时说：“我的采访进行得非常艰难，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为那些情不自禁的眼泪。那些年轻的妻子，并不想在我的面前痛哭，她们像拉家常一样说着她们的丈夫，说他们是怎么相识、怎么相爱，说他们的某一次吵架，说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那些趣事。说的时候，她们始终都在微笑，但伴随着微笑的，是她们那总也无法止住的泪流。那泪水抹了又有，抹了又有，就好像她们的眼睛，是两眼泉。她们从来没有说她们的丈夫是英雄，从来没有。”王华也颇为认可“她们的丈夫不是英雄”的说法，她这篇创作谈标题即为《他们不是英雄》。她一再写道：“我要去写一部英雄谱。可是我要说，他们真不是英雄，他们就是一群普通人，跟我们一样普通的普通人，跟我们一样在日常生活中寻找着那点日常的意义。只是因为分工不同，他们被推向了这场战役的前线。”“所以，《大娄山》里也没有英雄，有的只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基层干部。他们是你身边那张口就是粗话、特爱开玩笑的小伙子，是你身边那一说话就脸红的害羞的小姑娘，是紧挨着你家的那位脾气极差的父亲，是你那不会穿搭衣服、略显得有点土气的母亲。他们，不是英雄。”然而，作家未必是自己作品的最佳阐释者，《大娄山》所描写的牺牲的扶贫干部，是当之无愧的时代英雄。作者之所以觉得他们不是英雄，乃因他们平时就是普普通通的人。但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英雄并不是长着一副英雄样，而是看似普通的人，或在关键时刻紧要关头挺身而出，或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奉献和牺牲。

　　作家只要依循现实主义精神的指引观照与描写生活，就会对生活、对生活中的人物和情感有新的发现。新的人物情感，不只是存在于领导干部这类身份特殊的人身上，也存在于普通人身上。《大娄山》里深度贫困的月亮山村之所以成为易地扶贫移民搬迁的钉子户，关键在于迷拉这个人物。迷拉即巫师，在贫困闭塞的月亮山村，村民们遇到难题包括治病都要依靠迷拉解决，迷拉的手段虽然有些荒唐，但他也不是没有一点真本事，如仅凭一人之力就能将袭击村庄的几百条蛇赶进荒野。他一直抵触搬迁，他不说搬，村民就没人会搬。迷拉之所以反对易地搬迁，有其种种考虑。原来月亮山人不光以人的形式活在这个世上，同时还以树的形式活着——每个人落地后，父母就会为他（她）栽下一棵“生命树”，死后，家人也会在其葬身的地方为他（她）栽下一棵“常青树”。月亮山村民和这些树相依相伴，也相亲相融，他们是这座山的一部分，是山体无法割离的一块肉，是这片自然的一滴血，他们的脚扎在这块地方，扎进了地里……这就是迷拉不想、村民们也一直不答应搬迁的一大原因。但迷拉还有说不出口的心思，如同他起初不同意驻村第一书记王秀林带他的侄女丙妹到省人民医院治哑病时所想：“作为一位迷拉，他身上背负着那么多戒条，活动半径当然是越小越好。你想一想啊，到了山外，到了一个那么多房子那么多陌生人的地方，你怎么敢保证你走过的那些地方没有一间房子是一位寡妇的呢？你在一个只有饭馆才有饭吃的地方，又怎么敢保证，你吃到嘴里的不是病死的动物？而对于一位迷拉来说，最大的恐惧还不是寡妇的门和病死的动物，而是犯了戒条后法术不灵了。没有了法术，你还叫什么迷拉呢？”正如村主任大歹颇为诛心认为的：“你让他（迷拉)到一个充满现代文明的社会环境里去生活，他就等于失业。”一场暴雨导致山洪和泥石流暴发，月亮山人畜大逃亡，村民得乐的母亲被泥石流压死，驻村第一书记王秀林为抢救得乐的母亲受伤昏迷，最终在医院不治去世。在王秀林被抬上救护车远去时，“迷拉的声音突然像霹雳一般划破了夜空：‘搬吧——’”。迷拉这一人物形象即使在当下文学创作中也是十分独特的。诚然，巫师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但在脱贫攻坚的时代语境中巫师一类人物如何应对与被应对，《大娄山》可能是第一部触及的小说作品。迷拉这一人物的发现及其情感转变，显现了王华捕捉新人物情感的敏锐性，也体现了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的深厚功力。

　　王华的现实主义写作，不仅仅蕴涵着文学在面对时代生活、人物与情感方面的新发现，而且是作家调动自己的生活阅历、思想观念与创作手法表现人与生活、人与人乃至人与文化传统之间关系的新探索及其达到的美学深度。

　　这里再度探讨《陈泊水的救赎之路》这部作品。小说以一个被往事折磨的普通农民为主人公，描写主人公在老年痴呆症悄然袭来之际为灵魂的救赎而在秋霜冬雪中奔走、等待。表现这样的题材与主题在当下需要一定的勇气，即使在新时期文学中也是十分独特而难得一见。小人物的心灵救赎在王华的创作中获得了关注。巴赫金在谈到托尔斯泰《复活》的创作时指出，托尔斯泰在创作这部小说之前十年间，经历了生活与世界观的转折，“这一转折不应视作是列夫·托尔斯泰个人生活的事件，因为这种转变是由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过程所积累、所促成的”。《陈泊水的救赎之路》其实应该是一部大作品的题材与主题，当然，它作为中篇小说出现，也还是王华的一种敏锐感应。陈泊水对死后归宿本能的恐惧，是他忏悔意识觉醒的直接原因。而从更深的层次来说，这是一个人对生命及其意义的完整性的执着求索。“在对生活意义的探索中，在按着一种愈来愈崇高的法则创造生活的意愿中，这种对完整性的要求使我们与我们将成为的、即我们还没有的、我们自己必然还不知道的东西进行搏斗，与我们既不能想又不能说的、然而又不放弃想它和说它的东西进行搏斗。”为求得对自己的“逮捕令”，72岁的陈泊水在村庄与派出所的路上踽踽独行，风雨无阻、秋冬不碍。内心在进行搏斗的陈泊水孤独、倔强的身影，一天比一天老态，然而也一天比一天高大。“崇高是那种哪怕只能思维地、表明内心有一种超出任何感官尺度的能力的东西。”获得了忏悔意识，也获得了“超出任何感官尺度的能力”的陈泊水，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崇高感的人物形象。现实主义文学的时代变迁及其魅力，假王华之手在此淋漓展现。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