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算旧作，单以2001年发表在《山花》上的短篇《村小》为起点，到2021年的长篇《大娄山》，王华就已经有了二十余年的创作积累。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她的作品接连见诸《山花》《当代》《民族文学》《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对她的作品也时有转载。长篇小说《桥溪庄》还获得了《当代》2005年文学拉力赛冠军。不久，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7年卷”又推出了她的中短篇小说集《天上没有云朵》，这时的王华在文坛已是站稳了脚跟。从2013年至2016年，《花河》《花村》《花城》三部长篇的女性修辞格，更是给王华的小说带来了鲜明的特色，标志着她叙事风格的成熟。而2016年后，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推进，王华的创作又有新的追求。长篇报告文学《海雀，海雀》和长篇小说《在路上》《大娄山》便是这期间的代表作。二十余年间的这三次阶段性推进，蕴含着王华小说审美意趣与价值追求的不断提升。

　　一、苦难、宿命或悖论

　　王华做过乡村代课教师，较早的《村小》就取材于这一经历。小说写的是一个乡村女教师面对20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冲击时的困惑，这是当时流行的题材。那时乡村青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进城、下海，毕竟城市意味着更多的机遇，到城里去自然会成为每一个乡村青年的梦想。《村小》中的乡村女教师就是这样。不过令人唏嘘的是，在放弃了工作、放弃了每月几十元的工资后，这位曾经的乡村女教师却只能在城市的菜场里给人杀鸡。

　　王华后来说，《村小》带有她自己的影子。但她很快明白，这样的写作还比较稚嫩和肤浅，是在跟着潮流走。她所要追求的，是更高的文学目标。从长篇小说《桥溪庄》《傩赐》开始，一种带有宿命色彩的悖论性思考就在她的作品中出场了。所谓宿命，包含有生来注定、难以逃脱的意思。而悖论则是两种对立的命运竟然都能自圆其说。在《桥溪庄》中，一个方圆不过一里的村庄，既边远又贫穷，像茫茫雪野上的一块癣疤。开在附近的工厂给它带来了生机和希望。桥溪庄上的壮劳力无论男女，都到厂里去干活了。尽管村民们干的都是粗活，并且整天被自己弄出来的粉尘包裹着，喘粗气、流大汗，但好歹解决了生计。然而村民们有所不知的是，自从有了工厂的这份收入，他们的命运也就此悄然地发生了改变：桥溪庄从此既不下雨，也不下雪了，连树都不发芽了，而男性也丧失了生育能力。工厂在给村民带来生机的同时，也带来了致命的环境污染。在摆脱贫穷和苦难的机会面前，他们又遇到了万劫不复的苦难。

　　无独有偶，在傩赐这地方，男人娶不上媳妇，一直沿用几个男人共娶一个女人的婚俗。这里一年四季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能见到阳光。平时最常见的，就是漫天大雾。很多时候傩赐的天空中能见到的就是一轮白太阳。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奇特的地方，一个残疾女子和她的三个贫穷丈夫的故事出场：残疾女子叫秋秋，为了给哥哥娶亲，秋秋被家里变相地卖到了山里。而她的丈夫，竟然是因为贫穷娶不上媳妇的三个男人。他们是三兄弟，大哥岩影、二哥雾冬、三弟蓝桐。为了娶秋秋，蓝桐读到高二就不能再上学了，所有的钱都要用来做聘礼，去给他们三兄弟娶亲。如果说因为贫穷，奇异的婚俗对大山深处的每一个人都还是一种宿命的话，那么，秋秋和她的三位丈夫之间的日常生活，则处处都难以两全、处处都是悖论了。不说岩影的残疾、雾冬的工伤，单说亲情、爱情、友情，道德、伦理、法律等，就都缠绕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即便最终蓝桐选择离去，而秋秋也决心要跟有残疾但心地善良的大哥岩影过下去，但两难的选择还是在即将离村的高中生蓝桐这里戛然而止：村长陈风水领着一群孩子站在了蓝桐面前，他说，你得留下来，做他们的老师。他跪下了，娃娃们也跪下了，黑压压的一片。

　　小说到这里便戛然而止。然而从结尾这样的处理中，真正的碰撞其实才刚刚开始。王华所要着力的，主要是理智和情感的纠缠，是叙事的推进与情节的展开，至于故事的内涵和余韵、情绪的压抑与释放、疑难的追问与解答、人物的臧否与好恶等，作家统统留给了读者，由他们去品味、思考、选择。并不需要去做什么结论或评价，精心结构的故事本身，已经关乎到人们绕不过去的悖论，给出任何一个答案、指示任何一个方向都是草率的，在荒僻、愚昧、贫穷、闭塞、落后的苦难面前尤其如此。

　　这一阶段王华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比如《女人花》《天上没有云朵》《老师彭人初》《挽留爱情》《逃走的萝卜》《母亲》《新媳妇》《曹赛是条狗》《旗》《在天上种玉米》《伍佰的鹅卵石》《回家》《香水》《后坡是片柏树林》等，也有这样的韵味。难得的是，这些小说故事各不相同，但都不缺少直面人生的勇气。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其中的沉重、困惑与两难。在这一点上，这些中短篇小说与《桥溪庄》《傩赐》是一致的，甚至人物形象的某些善良、执拗、自尊、狭隘等，也都有几分相似。比如《旗》《老师彭人初》中的两位乡村教师，比如《回家》中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农，包括《逃走的萝卜》中的小孩。在刻画这样的性格、表现这样的现实时，批判的锋芒并非无迹可寻，只不过它们都很隐蔽而已。

　　在这一阶段，王华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家园》（2008），虽然影响似乎不及《桥溪庄》和《傩赐》，但它却最早显示了王华小说审美意趣与价值追求的嬗变。这部小说描写真实与虚幻交织的两个世界，它们之间的对立、交叉与融合，饱含深意又别有韵味。首先是黑沙钢厂下岗工人的绝望和痛苦，那是确凿、真切的现实：工人们工作丢了，工资没了，连住了几十年的“房改房”也要收了，情急之下，只能去马路上静坐示威。在接下来发生的冲突中，工人不知怎的又弄死了一个公司保安。出事后，工人们只得四处奔逃。其中有个叫陈卫国的，儿子是公司的管理人员，且混得还不错。见父亲参与闹事惹了祸，儿子怕前途受影响，劝父亲出门去躲一躲，把陈卫国气得吐血。而就在救治过程中，又应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那句老话：陈卫国被查出了绝症，并且是晚期。万念俱灰之下，陈卫国再不愿连累任何人，他独自悄悄地离开医院，来到一个叫安沙的村庄，隐姓埋名准备在这里等待死亡的降临。而正是从这里开始，小说进入了另一个虚幻的世界。安沙与世隔绝，但山川秀丽，河水清澈。鱼儿在河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河滩上野牛成群，其他动物和家禽也都闲适自得。村民们则如同尧舜时代的击壤歌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知有汉，也无论魏晋。他们没有私有观念，人人互敬互爱，从不侵害他人利益，一切顺性而为。大家信奉神灵又礼尚往来。异性交往也顺其自然，一切均有圣明烛照，绝无争风吃醋、狗苟蝇营的污浊。更神奇的是，安沙人都长寿，没有死亡的概念，想活多久全由自己决定。老人觉得活够了，该回老家了，便遍访村中各户，顺带大吃大喝一顿，然后一一作别，安详地乘浮槎而去。这是真正的世外桃源，难怪孩子们整日里都在无忧无虑的歌唱：猫爱鱼呀，野猪爱菜，我们爱太阳天天晒。在这童话般纯净的村庄里，陈卫国改名依那，独自生活下来。在他和安沙人之间，语言甚至都已毫无用处。

　　然而安沙人平静的生活终于还是被打破了：黑沙公司因修水电站的缘故，将库区内的安沙村整体搬迁到了山外的冰河庄。当然，公司也尽力帮助让安沙人融入山外的社会。不过，搬迁之后，安沙人的生活竟然出现了种种不适，与山外的社会也无法和谐共处。此时陈卫国的儿子已担任了黑沙公司副总，为改变包括陈卫国在内的所有安沙人的生活，黑沙公司决定帮助他们发展旅游业。为此，陈副总他们先造舆论，说安沙藏着曹操的干尸，他们要在冰河庄造一座曹操的干尸陵墓供人观览。但关键时候，陈副总却出事了。为救儿子，陈卫国借助安沙人的偏方把自己变成了一具干尸。当别人把他的衣物和灵魂带回安沙时，那里已经被淹没在200米深的水下。而安沙人的那些竹楼也不知什么时候浮上了水面，形成了一个水上村庄。

　　由于修水电站而难舍故土的情节，苏联作家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写过，然而这并不影响王华独到的构思和开掘。从选材立意、故事结构、人物形象，一直到小说的叙事风格，《家园》走的完全是自己的路子。山里山外两个世界从真实、虚幻再到对立与融合的过程，亦是对于命运的一种奇特阐释和演绎，包括造曹操干尸墓，其怪诞、荒唐、夸张的想象也都显得别有韵味。在王华第一阶段的写实风格中，《家园》真切地透露了一种创新和探索的信息。

　　二、花儿、家园与女性修辞格

　　跟其他小说家一样,王华也把自己当作“讲故事的人”，“讲故事是我的需要,是我内心的那个故乡的需要”,“我需要在内心建立一个故乡,一个我没有愧对过的故乡,一个和我满心亲切没有隔膜的故乡”。从《桥溪庄》《傩赐》开始，王华就是在把自己最擅长的故事，全都写给了这个“内心的故乡”。而到了《花河》《花村》《花城》，一种与故乡有关的、对女性和女性精神家园的集中关怀，则变得更为理性也更加自觉。毫无疑问，《花河》《花村》《花城》是王华这一阶段最重要也最成熟的作品。它们都跟花儿有关，犹如写在花瓣上的故事，从地名到人名，从艺术形象到性别修辞，都有意让人物去跟花儿、跟女性发生关联。不过这还仅是显明的方面。隐喻的方面，则在女性的命运。那更是与花儿、与家园相关的一种蕴含深厚、韵味悠长的女性修辞格，既包含女性的身体，也包括她们美丽、温柔、顺从、忍让、谦卑的性格特征，并且有明显的“男外女内”的社会文化定位。这样的女性修辞格，在王华前一段的创作中就时隐时现。《桥溪庄》《傩赐》便有迹可寻。只不过那时的女性主要体现服从，或由服从带来的忧郁和悲苦,并与她们对爱情婚姻、对生儿育女的温暖期盼形成强烈对比。真实与虚幻交织的《家园》虽然并不着力于女性形象塑造，但在荒诞的想象之中，处处都有对家园的眷恋。而到了这一阶段的《花河》《花村》《花城》,家园意识就更明确、更自觉、也更加周全了。用王华的话说,“必须为我内心的那个故乡正经起一个名字”,那就是“花河”。那一群女人也以花为名,“我的那一群乡亲也有了各种花树的名字”。而这样的小说，也就被她自己称作“花河三部曲”了。

　　此时的王华已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成熟的作家,她完全明白一棵树开不出两朵一样的花、一朵花不能有两片相同花瓣的道理，因此，她写在花瓣上的故事是各不相同的。《花河》讲述白芍与妹妹红杏的人生故事,时间从民国一直写到改革开放。王华是第一次在这么大的历史跨度里来描写女性命运与社会沧桑、人性善恶,总体驾驭是比较流畅的,结构也更为娴熟。尤其语言文字,充满智慧又充满灵性，出神入化、变幻莫测而又完全没有雕琢的痕迹。小说的叙述既可以是有限视角,也可以是全知全觉,且不断在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和第二人称的复数、单数间进进出出,人物的心理刻画除了动用内视角,也在外视角、自我、物我等方面不断地调整变化,且花样翻新。翻开任何一章,几乎都能看到这类生动的例子。也正是因为如此,《花河》的女性人物变得更加水灵和生动，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部长篇再获《当代》当年文学拉力赛第二站最佳作品（2005年的《桥溪庄》也获得过同样殊荣），不是没有原因的。

　　白芍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她功利、务实、精于算计，但除了身体之外，她几乎一无所有，因此只能以自己的身体做本钱，一步一步去赌前程、赌命运，赌完自己赌妹妹，赌完妹妹赌儿子，赌完儿子再赌红杏的女儿栀子。然而最终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命运一次次地与她开玩笑，终于让她变得麻木颓丧起来。白芍的这个追求过程虽然消极，但对人性的解剖何尝不深入呢？其中又何尝没有对女性的悲悯与对男权社会、对女性命运的反思呢？有研究者认为，《花河》是王华的扛鼎之作,也是2013年屈指可数的长篇佳作。尤其是其中的白芍，那是王华到《花河》为止写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进入当代文学女性艺术形象画廊当之无愧。王华曾不无遗憾地说，她对自己所描写的历史缺乏个人的认识，缺少独到见解，而仅仅是把人物的命运交给了那个时代。

　　这当然是自谦。对一个尊重现实、尊重心灵的作家来说，只要通过艺术形象，把内心的一种感受、一种感觉描写出来、传达出来就可以了，更何况这部小说属于从历史落笔，而旨趣却在现实的那一类。在《花河》中，历史仅是一种镜像,过往之事仅是现实乃至未来的规约、借鉴和暗喻。而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本书都具有浓郁的西南地域文化氛围，作家用现代性的烛照，去透视这地方人性的幽暗和吊诡，从而对现实、历史、地域，包括对现代性本身，形成有力的反思。这就已经非常好了，没有什么可遗憾的。至于其中蕴含的深意，作家不需要，也大可不必去作什么明确判断。如果说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话，那恰恰是某种太过清晰的理性。这一点，在《花河》几个人物命运的结局上，就体现为“历史化”的影响。已经鲜活起来的人物，最终未能按自身逻辑去对历史形成不同的阐释。王虫死了，王禾回来了，红杏认命了，巫香桂不傻了，等等，都只是匆匆交待，怎样让他们在走向暮年的过程中留下更多回味，那才是真正的“情节”处理所要面对的难题，而不是仅仅回到“故事”。在福斯特那里，“故事”与“情节”是有等级的，故事是低级形态，情节才是高级的。

　　《花河》之后是《花村》。这部小说发表在《当代》2015年第2期，并在《桥溪庄》之后，又一次获得当年“《当代》文学拉力赛”第二站冠军。责任编辑周昌义说：“这部《花村》，依然是中国乡村疼痛，也更当下了，真心期待能如《花河》一般‘切肤’。”事实上，《花村》也的确再度震荡了读者的心灵。《花村》中一些人物的父母，在《花河》中曾经是主角，如栀子与王果的母亲红杏，等开发的父辈等二观等。也就是说，《花村》写的是《花河》中主要人物后代的故事，聚焦点同样是女性。这一代女性虽然不再需要经受革命的考验，但男人进城之后，栀子、百合、映山红、李子她们所面临的留守、空巢问题，却把女人们推向了另一种与家庭、性、婚姻有关的精神困局。男人们都已离开花村，留守在村里的公公和媳妇们不得不接过耕作的担子。但体力的透支仅是其次，更严重的困扰来自乡村女性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危机。男人离村进城且未有归期，女人们始而心冷，继而怀疑。李四爷酒后对百合失德失礼的事情发生后，又引发出“儿媳引诱公公”“婆媳争公”“婆婆骂街”等一系列闹剧和悲剧。以张大河为首的公公和以吉利大娘为首的婆婆早就觉察到了媳妇们身上的躁动，但他们想到的办法是要借助佛菩萨来拯救这群女人，结果自然是无济于事。

　　《花村》这部小说，选择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最敏感的题材。随着城市化的推进，空巢、留守问题日益突出，随之而来的，是乡村的衰败，是乡村人性的陷落、乡村伦理的危机。在《花村》中，乡村秩序的解体可谓处处触目惊心，如同《花河》中革命带来的震荡一样严峻。这是“家园”的又一种沦陷，以致读者不得不为乡村的某种珍贵失落而扼腕叹息。

　　《花村》之后是《花城》。《花城》中的主人公依然是女人，她们也依然是花河、花村女人们的后代。反讽的是，苕花、金钱草的名字虽然都跟花有关，但在拥挤着700万打工女的花城，她们的命却并不能像花那么金贵。恰恰相反，她们只能在城市的最底层打拼。干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当打工妹、做传销、卖保健品和化妆品，甚至连难以启齿的活都干过。有一阵子，因为苕花跟龙门阵是同学关系，又都在花城的同一间工厂里打工，所以双双都认为这就是缘分。而他们有所不知的是，在花城，光有缘分可不行，他们还得各自去跟命运抗争。苕花甚至还出卖自己的身子，后来又颇费心思地嫁给城里的男人，哪怕对方身体不行，或是年纪偏大。正因为如此，金钱草、龙门阵回到故乡花村之后，曾起过不再去花城的念头。但那又怎么样呢？在花村，一眼就能把自己的一生看穿，在花城呢，日子毕竟还有点奔头、有点盼头。不过，直到故事结束，苕花、金钱草依旧前途茫茫，而龙门阵也死在一次意外之中。

　　“花河三部曲”是王华艺术上趋于成熟的作品，颇能体现王华的实力 。它们2013—2015年在《当代》相继推出后，社会反响极好，不仅单行本很快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且《花河》还被完整地译到了海外。王华认为，从《花河》《花村》到《花城》，那群以花为名的女人们的故事，是一个又一个希望幻灭的过程，是一个又一个宿命轮回的过程。那同时也是她在自己种下的宿命中拼命奔跑的过程。这三部作品最能表达她的创作感情，也是真正体现了她的创作理想。

　　三、乡村、现实与脱贫攻坚战

　　当“花河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花城》被《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16年第6期隆重推出时，王华的长篇报告文学《海雀，海雀》差不多也同时面世。这部作品讲述贵州赫章县海雀村支书文朝荣带领乡亲植树造林，变海雀村“苦甲天下”为“林茂粮丰”的脱贫故事。按理说，文朝荣是受中宣部表彰的“时代楷模”，《海雀，海雀》是记述文朝荣先进事迹的纪实之作，不应这里讨论。但我之所以仍要提到这部作品，主要是因为从《海雀，海雀》开始，王华的创作已被脱贫攻坚战场的轰轰烈烈所吸引，无论纪实还是虚构，无论主题提炼还是艺术追求，其创作明显都出现了新的追求，这也正是我们要将王华2016年以后的创作看作第三个阶段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海雀，海雀》通篇都是在用小说的笔法和技巧来塑造人物，剪裁极富匠心，描写也极富感染力。包括文朝荣和他的家人在内，几个人物个性鲜明、形象生动。前两章的“贫困”“不适合人居”“苦甲天下”“惊动中南海”，为人物出场做了极好的铺垫，然后围绕“辞官”“造林”“计划生育”“兴办学校”“退耕还林”等几个重要情节，本书用小说的笔法，从文朝荣与乡邻、干部、妻子、儿子、媳妇的交往以及矛盾冲突中，对人物的性格、心理、精神境界等做了鲜活和细致的描写，成功地塑造了文朝荣感人至深的形象。其中的写法，既有正面也有侧面。比如写文朝荣爱面子，自尊心强，明明家里已经缺粮了，却朝家里人瞪眼睛、发脾气，硬是不让他们去领政府发的救济；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号召时，文朝荣又嗫嚅着要四十多岁的媳妇儿去结扎。用小说的笔法像这样去描写文朝荣这个“时代楷模”，在过去是很少见的。然而这样的情节，不仅无损人物形象，反而让这个人物变得鲜活起来，更亲切，也更接地气。其他人物，如文朝荣的妻子、儿子等，也因为类似的处理，给读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而那些更具纪实作品特征的背景性交待和叙述性概括，王华都在每一章适当的地方做了集中处理，以避免在对故事展开叙述以及对人物进行集中的艺术描绘时出现累赘，这就给作家在“文学性”方面的发挥留下了足够的用武之地，既为读者阅读故事、进入人物的心灵提供了视角，也有利于作家想象力与表现力的拓展（比如人物表情、心理活动之类）。这些写法得益于小说创作的艺术经验，是比较老到的处理。可以说，《海雀,海雀》能够再次斩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跟王华熟练地运用小说的方法来处理人物是分不开的。

　　除了《海雀,海雀》，这一阶段王华还有重新结集出版的中篇小说旧作《向日葵》，中篇小说《橡皮擦》(《人民文学》2016年第4期)，中篇小说《陈泊水的救赎之路》(《民族文学》2017年第1期)，等等。而反响较大的，则是她反映脱贫攻坚战役的长篇《在路上》（《民族文学》2018年第1期）和《大娄山》（《民族文学》2021年第7期）。其中又尤以《大娄山》最能代表王华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成就。这部小说在《民族文学》2021年第7期刊出后，迅即被《长篇小说选刊》2021年第5期转载。

　　按照通常的说法，《大娄山》属于农村题材小说。但21世纪的农村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合作化或人民公社时代的农村已完全不同，与改革开放后承包户、专业户、万元户所经历的无限风光相比也早已今非昔比。随着经济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不断地经受着城市化进程的冲击。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随处可见的是乡村的空心化，空巢、留守、人口的外流，许多地方连村庄都出现了凋落和消失之势。这样的场景，王华在《花村》和《花城》中有过非常有质感的描写。而2016年以后吸引王华的，是国家对极度贫困地区农村发起的最具规模的帮扶行动，通常称之为脱贫攻坚战役。《大娄山》所反映的，是这场战役最为关键的决战决胜阶段。这部小说不少人物都有原型，他们的故事自然也都是真实的，大娄山、贵阳、遵义这些地名，更不是凭空杜撰。

　　当然，小说是可以虚构的。在《大娄山》中，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虽然都有原型，并且王华也对他们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和调研，但她同时在人物的选择上也有取舍，也会有综合，她需要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与艺术想象来重新塑造人物。在小说中，姜国良最先出场并贯穿始终。他是娄山县本地干部，上有老下有小。作为贫困县的县委书记，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白天黑夜连轴转。连老母亲去世都只能在深夜匆匆赶回去磕个头就走。为帮助群众脱贫，他培育“娄山羊”已到了痴迷的程度。同时他也有不少性格侧面：作为一条有血有肉的汉子，他急起来会发脾气，会打官腔训人，批评下属也有调侃和挖苦。对群众他当然要耐心很多，为动员月亮山愚顽的少数民族群众整体搬迁，他甚至可以当众给他们下跪。姜国良对干部当然也有细致、细腻的一面，被他错怪过的村干部李春光去世后，他会自责，静下来时会给他发条微信。明知对方已经永远看不到、听不见了，姜国良也要称他一声“兄弟”，然后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

　　从结构到语言，从情节到细节，《大娄山》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花河镇、马鞭沟镇、碧痕村、月亮山的故事，在叙述的起承转合之间如同行云流水，了无痕迹，而且时代性、地方性、民族性鲜明。其中最吸引人的，当属鲜活、生动的人物。周以昭的鲁莽和直率，龙莉莉的活泼和认真，丙妹的顺从和胆怯，刘山坡的狡黠和固执，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月亮山巫师迷拉最后的转变过程，也可谓是水到渠成，令人信服。

　　不过，这些人物在小说中着力还不算多，或者说，他们还都不能算是《大娄山》的主角。真正的主角，是那些为脱贫攻坚献出了自己生命的基层干部、返乡大学生、驻村书记或志愿者。2020年1月14日，贵州省政协、贵州省人大十三届三次会议在贵阳开幕时，当时的贵州省省长谌贻琴提议：向党的十八大以来牺牲在脱贫攻坚一线的142位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142位啊，这还不叫战场吗？《大娄山》最感人的，就是这样一群牺牲者的故事。他们是：娄娄、周皓宇、王秀林、陈晓波、李春光。娄娄原是碧痕村的第一书记，为挽救陷入传销组织的贫困青年，在小说中差不多是一出场就因车祸失去了年轻的生命。但她却仿佛从未离开，她的苗绣作坊亦从未停止运作，连她的故事，也是后继者们的一种精神维系。周皓宇就是冲着娄娄来到碧痕村的，作为志愿者，他最终又是因为和娄娄同样的意外，把青春和生命永远留在了娄山。从北京来到月亮山的王秀林，开始并不被少数民族群众接纳，但他坚持用自己家乡陕北最笨拙也最朴实的方式与大家接近。无论神通广大的巫师迷拉怎样对他层层设防，他也始终把迷拉和他的养女丙妹当亲人一样对待，不仅把丙妹带到北京去寻医问药，还动员妻子和女儿来到月亮山，协助他一起去攻破迷拉这个顽固堡垒。令人痛惜的是，在泥石流到来之际，王秀林为救迷拉而失去自己的生命。在空前的灾难与王秀林的死亡面前，迷拉终于认识到了月亮山整体搬迁的必要，并为王秀林流下了痛悔的眼泪。而一直不能开口说话的丙妹也在最悲痛的那一刻，脱口喊出了王秀林的名字，恢复了发声的能力。而所有这一切，正是王秀林生前最希望看到的。

　　在娄山县脱贫攻坚的牺牲者中，陈晓波原是副县长，李春光原是镇长。陈晓波因为工作上的失误被降职后，开始难免有些情绪，但在突如其来的灾难中仍然奋勇争先，最终以身殉职。李春光生性胆小，但对待工作他一直兢兢业业、谨小慎微，被县委书记误解后，面对批评、挖苦也不敢辩驳，只想把工作做得更好，最终因身体原因倒下。

　　《大娄山》所描写的这些牺牲，或许都不能算是英雄壮举，离惊天动地、轰轰烈烈或许也相差甚远。所以，在谈到这些牺牲者时，王华说：“他们真不是英雄，他们就是一群普通人，跟我们一样普通的普通人，也像我们一样在日常工作中寻找着那点日常的意义。只是因为分工不同，他们被推向了这场战役的前线，他们每天干的也都是一个基层干部最日常的工作，走访、检查、建档、立卡，为贫困户送床、送衣柜、送电饭煲，送一切作为一个脱贫户所缺少的那些东西。”即便是那些牺牲者的家属，一提起逝去的亲人就泪流不止，但“她们没有说自己的丈夫是英雄，从来没有”。然而，《大娄山》所描写的那种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牺牲，又特别地让人难以释怀。该给这些牺牲者什么荣誉、什么称号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巨变，所有的追思或纪念，都必将随着这种巨变而传播开去、传承下去。

　　王华显然是一个容易被人物和故事感动的作家，她三个阶段的长篇小说创作，关注的都是乡村人物和他们的命运，而且她还会继续关注下去。她说：“今后的创作，我依然离不开农民，因为农民是我最熟悉的一个人群。”但同时，王华的思考也非常超前：“如今的农民早已经不再耕作，第四代农民工的脑子里甚至都没有土地这个概念，农村正在变成旅游胜地，土地也早已经改变了它们的存在方式，而今后的农民，还叫农民吗？他们会满足现在的安定和小富吗？如果不满足，他们会渴望什么样的改变？而当真正的农民已不再是农民，那未来的农民又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是农场主吗？是农场主里的工人吗？”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们只能说：王华不光是个作家，而且还是一个有思想的作家。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