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等高科技文化语境里，人类社会发展进一步加速：一个“加速度”的时代及其所形成的“加速社会”正向我们急剧走来。作为一个具有深厚传统乡土文化的大国，新时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这就是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巨大现实，也是新时代中国乡土文学所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

　　新时代乡土文学走向何方？如何回应时代巨变的现实、迎接时代的挑战，这是新时代乡土文学能否增强生命力、再续辉煌的关键所在。乡土文学不应一味延续以往的、传统的叙述模式，而应与时俱进，对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乡村巨变，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等新现实进行审美书写，这样才能反映乡土中国的“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凝聚乡村的生机与活力，重建乡村精神，推进传统乡村根性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中国乡土文学召唤现实主义审美理念，以新的叙事主题、乡村人物形象、伦理文化以及审美形式，书写表现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和乡村精神风貌的文学作品。因此，本文在梳理近年来乡土文学代表性文本的基础上，对赵德发、关仁山、老藤、王松、付秀莹、盛可以、叶炜、贺享雍、陈涛、林森、纪红建等作家呈现乡土新现实、展示新审美探索的乡村书写进行分析和思考，挖掘其中蕴含的现实主义美学特征，探寻千百年来中国乡村精神中生生不息的文化要素、内在生机及其转化生长的可能性途径，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文化支撑和智力支持。

　　一、伦理叙事与乡村秩序的转化新生

　　在费孝通看来，乡土中国是一个经验型的权威社会。无独有偶，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提出乡土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的亲情社会，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不仅是法制律条，更是源于血缘亲情的家国情感结构。事实上，费孝通和梁漱溟的乡土中国理论思考，最终都指向了一种以“长老”为核、伦理为序的乡土中国结构体制。所以，从五四新文学开始，一种弑父型叙述逻辑就成为新文学小说叙述的重要主题和结构框架。巴金的《家》、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叶紫的《丰收》等，写到以父亲为代表的权威形象的式微，这成为五四新文学反对封建礼教、建构现代新文化的一种内在的精神理念。而五四新文学的弑父型叙述逻辑，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封建宗法制礼教文化的解体和现代新文化的建构。

　　事实上，尽管有五四新文化强力推进，中国乡村传统秩序的解体依然是缓慢的。“宗族组织正式解体是在1949年之后。家族象征的祠堂改为村小学，后又作供销社用”。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传统的宗法制权力秩序及其乡村文化理念才遇到了根本性的危机，处于真正、完全解体的边缘。新时期以来的经济和人口变化进一步瓦解了大家庭、大宗族的存在根基。而急剧加速的中国城镇化进程进一步抽空了作为家族、宗法存在的族群。一个大家庭、宗族往往是春节时期才有可能聚在一起；在上坟祭祀等活动时，所谓的宗族文化才象征性得以呈现。新时代以来，付秀莹的《陌上》、叶炜的《后土》《还乡记》、盛可以的《息壤》、林森的《小镇及其他》等小说以伦理叙事为核心来呈现当代中国乡村之变。

　　付秀莹的《陌上》宛如一幅新时代中国乡村生活生机盎然、热闹活泼的《清明上河图》。小说开篇从“芳村”的姓氏宗族谈起，接着说起“芳村”的没有名字的“街道”、东西南北各地头的人家及店铺、村中心点“大队部”，最后谈及“芳村人”对“节气”的“讲究”。从过年开始，破五、初十老鼠嫁女到正月十五唱大戏，一直到新的一年开始。《陌上》就以腊月二十三的小年节气开始了故事的叙述，春夏秋冬更替，从西到东、从南到北的空间的展现，极为细腻地刻画出“芳村”这个乡村空间的“岁月华章”和每个人的情感波动。大时代的变化、乡村的热闹、人心的是非、欲望的膨胀与乡间伦理的拿捏，付秀莹在“芳村”的“岁月华章”中为众多人物形象设置了一组组伦理关系，婆媳、妯娌、姐妹、母女、夫妻、父子，以及企业家、村干部、发廊女等各色人物在“芳村”上演了一出热热闹闹的乡村大戏。而“戏”中的“芳村人”有着重重的伦理关系的牵绊，扭结为“芳村”具有当下历史横断面的“陌上风景”。即使如大全这样的企业家，与众多女人有着多角关系的男性，在受到瓶子媳妇撩拨的时候，也在思忖、拿捏着与自己侄子媳妇的距离。而瓶子媳妇感慨的是“人这一辈子，好像是睡了一小觉，快得很。一个恍惚，就是三年五年，一大段的光阴了”，是生命与美的容颜的消逝。“望日莲”就是因为父母的老实、贫穷、受欺负，作为一个女性寻找各种关系和资源，寻找真爱而不得，与村里各个强势人物有着暧昧不清的关系，逐渐形成了泼辣无畏的性格与复杂的心机。村干部翟建信与大全组成了金钱与权力的联盟，却敌不过命运的安排，醉酒后失足从楼上跌下来。翠台夫妇则以自己的方式坚守着大地及其内在的清明。作者没有对这一个个生机勃勃的“芳村人”进行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以一种如大地般的包容和悲悯书写“芳村人”的生命、情感、尊严、蓬勃的欲望以及乡村权力秩序的隐秘逻辑。“我不过是芳村田野里，那一棵沉默的庄稼。庄稼叶子茂盛，露水很重。我不过是那滚动的露珠里，最小的那一颗。”“芳村”是“华北大平原上，一个最平常不过的小村庄”，鸡鸣犬吠、是非恩怨、阴晴圆缺、生生不息。《陌上》记录了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命律动，书写了一份无比生动、鲜活、蓬勃的心灵断代史。

　　无独有偶，叶炜的《后土》与付秀莹的《陌上》，不仅名字有着某种内在的吻合，而且在小说架构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不约而同采用了中国农历节气作为故事展开的叙述框架。不同的是，付秀莹的架构是内置的，而叶炜的架构是外显的。“麻庄”是《后土》故事的发生地，而“土地庙”则是“麻庄故事”的精神内核和显性叙事逻辑。“在苏北鲁南的小山村里，差不多每个村子的东南角都会有一座土地庙。麻庄也不例外。麻庄人崇拜土地，视土地为娘亲。”《后土》从土地爷、土地庙的故事引出了麻庄的由来以及麻庄人的土地神信仰。21世纪的今天，麻庄外来户曹东风想参加村主任选举，而不得不借助于村里宗族势力较大的“大佬”刘青松，并与之结拜为异姓兄弟。曹东风有勇有谋，不仅与原村支书斗智斗勇，而且不断顺应形势发展，及时调整发展策略，带领村民走出了一条致富道路，盖起了麻庄小康楼。可贵的是，《后土》没有一味拔高人物形象，而是坚守一种平实的现实主义叙事风格，让人物回到当下乡土现实生活之中，讲述一个充满人间烟火气、具有浓郁民俗文化生活气息的乡村故事。刘青松重情、重义气，与外来寡妇翠香的暧昧感情让他始终有着自责与自愧而又无法摆脱。老支书王远是一个贪财、贪色、心机很深、手段很高的乡村大恶人形象，但也懂得有所止、有所收敛，关键时刻还救了刘青松的女儿一命，展现出人性的复杂多样。而在麻庄发展的关键时刻，“土地神”每每发挥着神灵引导的作用，护佑着麻庄。这让《后土》呈现出一种乡土文化传统在当代存在的复杂意味。小说结尾刘青松的侄子刘非平作为大学生村官挂职到了麻庄，让麻庄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他计划“把村里的苇塘、果园、马鞍山和鱼塘连成一片，集观光、旅游、垂钓、娱乐等旅游开发于一体”，建设小龙河景观带与绿色食品开发的超级大农场。在新一代有知识的新农民的带领下，麻庄迎来了现代乡村产业发展的时代。

　　盛可以的《息壤》，以守寡的祖母、母亲与几个女儿的命运做对比，在呈现百年乡土之变的同时，以更多笔墨展示不变的乡土文化及其向上、向善的伦理维度。“王家一代一代都是顶呱呱的好人不因为别人坏自己也坏不因为别人狡猾自己也狡猾不因为别人掉钱眼里自己也掉钱眼里这个世界不可能完全被野草覆盖咱们家就是要开出不一样的花”。显然，来自乡土的向上、向善的伦理文化依然如大地一样具有内在的生命力和生长性力量，传承和滋养着一代代乡村人，依然要开出新的精神花朵。

　　无论《陌上》中的芳村庄稼、四时节气、葬于泥土的欲望人心，还是《后土》《息壤》中的白云苍狗的时空转换与生命轮回，我们都会看到急剧变迁的、旧父权秩序解体的加速度社会里，依然有这样一种更为恒久、稳定、生长、蜕变的从乡土中国文化传统演变而来的本土伦理秩序，感受到传统乡村伦理的转化与新生。“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有生命力的部分，那些优良的根性文化基因，依然在新时代中国乡土文化血脉中流淌。这些恰恰是“五四”以后新文学有所遮蔽的部分，而在新时代中国文化语境中，它们成为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和精神资源。新时代乡土文学书写的伦理叙事，勾勒出中国乡土文化根性中具有生命力的部分，以多样的艺术形象呈现出来，转化为一种艺术的、审美的力量，以文化人，推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和现代健全人格的构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陌上》《后土》《息壤》等作品呈现出一种基于中国传统和土地信仰的、具有浓郁本土气质和地方特色的伦理叙事，为新时代伦理文化建构提供了一条依托中国乡土文化血脉及其优良文化基因的本土路径。

　　二、乡村“新外来者叙事”与新启蒙精神

　　外来者叙事是中国百年乡土文学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击、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碰撞、城市与乡村的紧张对峙，让代表着新文化、启蒙、革命、解放等不同观念的“外来者”形象，不断出现于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叙事中，进而形成了众多外来者形象谱系。外来者叙事不仅极大改变了文学叙述动力，塑造出多元人物形象群，而且从根本意义上推动了叙述内容的质变与新生，体现了强大文化撞击、激活乃至交融新生的精神价值。鲁迅小说中的归乡模式、蒋光慈等作家的革命外来者模式、王蒙等书写的新来的年轻干部模式，都呈现出外来者叙事的多重景观、多元叙事动力和文学叙事主题的嬗变。

　　新时期之初，铁凝的小说《哦，香雪》以在乡村小站停留一分钟的“火车”为故事叙事的外来者，让生活在千百年来大山封闭状态下的乡村少女香雪有了一种新的现代性的期冀，而用鸡蛋交换来的“铅笔盒”承载着一个乡村少女对现代文明、新知识和新生活的憧憬与向往。新世纪以来，作家阿来的“《空山》三部曲”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都向我们展现了边地少数民族叙事中的“外来者形象”，及其在文明转换、社会变迁、精神启蒙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面对乡村发展面临的新现实、新问题，中国完成了脱贫攻坚历史任务、实施了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在此过程中，针对一些贫困乡村地区加快发展的需要，国家选聘优秀人才，加强乡镇基层领导力量，派出了不同层次的乡村扶贫队伍以“第一书记”等身份开展新时代的乡村脱贫攻坚工作，为乡村振兴提供最坚实的组织保障。而这些选聘到乡镇、乡村工作的基层干部、“第一书记”，就成为这些乡村世界新的“外来者”。新时代中国乡土文学涌现出很多这类乡村外来者叙事的作品。赵德发的《经山海》、贺享雍的“时代三部曲”（《燕燕于飞》《村暖花开》《土地之子》）、孟中文的《大河平野——黄河滩区乡村振兴纪实》、乔洪涛的《蝴蝶谷》、余艳的《新山乡巨变》、陈涛的《在群山之间》等作品以或显或隐的外来叙述视角，写出了中国乡村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农民向现代新农民转换的新时代心灵变迁史。作家贺享雍写出了关于“第一书记”外来者叙事的“时代三部曲”。贺享雍以“第一书记”乔燕为叙述主人公和故事线索，采取点线面结合的方式，从《燕燕于飞》中的易地扶贫搬迁、《村暖花开》中的建设美丽乡村，到《土地之子》中的产业扶贫，描写贺家湾通过了扶贫攻坚工作的验收，实现了乡村经济、旅游、文化等方面具有内生动力的可持续发展，为当代中国乡村的扶贫工作留下了文学的精神印记。

　　赵德发以深厚的生活积累和生动的笔触写出了反映当代中国乡村“经山历海”巨变的长篇小说《经山海》，塑造了一位具有坚忍不拔“野草精神”的引领当代中国乡镇发展的新女主人公形象吴小蒿，为新时代中国乡村的“外来者形象”增添了一道“女镇长”的亮丽风景线。吴小蒿有沉重家庭拖累、耻辱印记的婚姻。出身贫寒家庭的她，因为没钱上大学而屈从于同学由浩亮的资助，被逼与之结婚。面对无爱的婚姻、单位的无所事事，吴小蒿毅然报名招考而被选任楷坡镇副镇长，由此开始了“脱胎换骨”的新生活。在与丈夫由浩亮、“虎鲨”地方恶势力以及自身欲望等博弈的过程中，吴小蒿也会暂时妥协，但她如小草一样不屈不挠，大力推动乡镇非遗文化、特色旅游、海洋生态保护，在寻求乡村振兴新思路的同时，变得日益坚韧顽强起来。一方面，凭借出身历史专业的独特敏锐感，吴小蒿从地方志搜寻到了楷坡镇曾经有过的“楷树文化”，进而到曲阜孔林求楷树种，以此来重建“楷园广场”及“楷模文化”。另一方面，眼光超前的吴小蒿，引导楷坡发展大洋深处的“深海一号”特大网箱，为楷坡镇提供了最新、最强的海洋科技支撑，使之走上了发展“海洋牧场”的深海经济新道路。浓郁而强烈的山风海韵，让《经山海》不仅呈现一幅新时代中国基层的“全息”政治生态图，而且是一组新时代中国乡镇民俗文化的景观图，有着沉甸甸的民俗、生态和海洋文化的丰富内涵。

　　《经山海》的结尾与小说开头相呼应，吴小蒿在海洋风暴到来时幻想化身一条鲸鱼，在大海中浮沉。吴小蒿的未来如何？中国乡村振兴之路如何？显然，新时代乡村改革远远没有终止，我们的改革者依然需要在波涛汹涌中奋然前行。毫无疑问，《经山海》就是这样一部让人过目不忘、不屈不挠、奋然前进的新时代中国改革者的“小草之歌”。

　　与这种虚构书写不同的是，陈涛在2015年到2017年的两年间，以“第一书记”身份来到了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冶力关镇池沟村，参与当地的脱贫攻坚工作，并创作了以自身经历为叙事内容的非虚构作品《在群山之间》。陈涛通过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了自己这个“外来者”与乡村世界的相遇，以及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属于“这一个人”的独特思考。“牛人何暖阳”讲述了一个“中国父亲”的故事。在“我”的帮助下，村里特意为较远的在山上养牛的何暖阳一家单独安装了一盏太阳能路灯。在遇到何暖阳之前，村人就对“我”说，“这个人攒劲得很，能吃下苦，牛养得好”。何暖阳夫妻开三轮车下地干活，车轮打滑，翻到了沟里，同时住进了ICU病房。何暖阳交待泪如雨下的儿子，“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动用那笔给他们姐弟俩读书的钱”。坚强乐观的何暖阳夫妇慢慢恢复了健康。为了还债，何暖阳在镇上开了一间面食店，生意蒸蒸日上，可灾难再一次降临。何暖阳媳妇的手绞到机器里，桡骨、手指关节骨折。几经权衡，何暖阳关了面食店，决定回家养牛。借钱、修路、运材料、建牛棚，在政府的扶助下，两年的时间从一头牛、两头牛发展到现在的十三头牛，何暖阳又开拓出了新的生命道路。《在群山之间》以非常质朴、洗练的语言塑造了何暖阳这一勤劳、坚韧、敬业、不向困难屈服、不被灾难打倒的“中国父亲”“中国硬汉”形象。“他家门口的那盏路灯高高矗立，照耀得整个阳先社格外亮堂。”何暖阳的事迹不仅鼓励了儿女，而且让村人感慨、赞叹和学习，像门口那盏灯一样，照亮和鼓舞了这个乡村脱贫、新生的道路。

　　“从生活的表面融入到了生活的内部，我学会了在生活的内部去生活，我甚至觉得我之前是在活着，而不是生活”。这是“外来者”陈涛在池沟村做“第一书记”时所体验到的生命感受。面对千百年来形成的民俗、传统、习惯，以及急剧变迁的加速度时代，每个人都有可能陷入一种不确定的迷茫之中，好似瓶子里的苍蝇，前景光明却又无路可走。这让笔者想到了梁鸿在《中国在梁庄》里表达的青年内心的不平：“什么金光大道，道路是越走越窄，在家，挨饿受穷；出门，被人瞧不起，我们这样的乡村青年走进一个死胡同了”。“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这是陈涛为自己从纷纭复杂和混沌的困境中突围的策略。在可为与不可为、现实与未来之间，陈涛从改善“大地上的孩子”教育入手，开启了一系列持续性的乡村助学活动，让学生、老师和家长形成一种教育的合力，在改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注重爱的教育理念的启蒙与传播。“在落后贫困地区，我深深体会到善最大的敌人并不是恶，我们可以抵抗、拒绝甚至与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若碰到愚昧，则只会感受到那种钝刀割肉般的疼痛。消解或者去除头脑中固有的或者即将涌入的愚昧，才是助学活动所要达到的更深层的目的。”乡村小学里很大一部分是留守儿童，当“我”把毽子和毛绒玩具带给孩子们的时候，“我还在一个接过玩具的小男孩儿眼睛里看到了快乐的光亮，它从心底瞬间涌出，仿佛带着清脆的声响，以及可以纯净我们灵魂的力量”，“唯愿我们所做的一切，如同那个孩子眼中快乐的光亮，照耀他们的人生之路，愿他们有朝一日走出大山，拥有更多完成精彩人生的可能，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在群山之间》让我们看到了乡村依然面临的困难，更看到了一个民族改变这种困境的新青年、新启蒙、新奋斗、新理想与新未来。正如作者所说，“在这些文字中，我看到自己的转变，这里面不仅有我，还有我们这群人的理想与青春，我们有过迷惘与彷徨，有过脆弱与失望，但更多的是始终向前的坚定背影”，以及跟何暖阳一样的“中国父亲”的坚毅、坚韧和坚定。

　　从精神内质来看，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中的“外来者形象”都具有很强的启蒙叙述功能，在与乡村内部秩序的矛盾、纠葛和融会中，以某种文化他者的力量激活和推进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启蒙主义文学是我们重要的文学遗产，继承这份遗产无可质疑。但启蒙主义文学更需要发展和超越，当下文学更需要提供高于现实的高贵的诗意、真诚的大爱、诚恳的关怀、怦然心动的感动或会心一笑的理解。”新时代乡土外来者形象书写呈现出一种很强的新启蒙精神。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启蒙不同于以往高高在上的启蒙，而是一种诚挚的、理解的、淳厚的、质朴的启蒙，即一种以平等、理解、尊重为底色的新启蒙叙事。事实上，赵德发《经山海》中的基层干部、陈涛《在群山之间》中的扶贫书记，贺享雍《燕燕于飞》中的第一书记等新人物形象的外来者叙事，是新时代语境下的新外来者形象，他们的新角色、新身份、新位置，决定了他们是新山乡巨变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同行者。因此，这些新外来者形象在尊重乡村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基础上，尽可能以一种理解之同情、平等之关怀、同心且同行的新启蒙姿态，去理解农民、帮助农民、推动农民在物质、精神与文化层面的全面提升。从本质上而言，新时代乡土文学中的外来者形象，是与本土相交融的他者，是具有巨大爱的力量的他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外来者与本土者交融在一起，本土者获得了外来者的外来视野，而外来者获得了本土者的本土视域，彼此之间互相获得了新的精神启蒙。因此，新时代乡土文学的外来者形象，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更注重当地精神生态的建设，关注当地老人、女性、儿童等群体。同时，这些外来者把本土气息注入自我心灵之中，进而反思、拓展与更新自我，使小说闪耀着立足本土、反思自我、交融互生、追寻未来的新启蒙精神之光，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了一种同心同行同成长的新启蒙文化。

　　三、返乡青年：乡村叙事的新主体与未来希望

　　青年形象是百年来中国文学叙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形象类型。新时期中国社会对“潘晓问题”的讨论，至今依然是一个可以随时被提起的社会热点。近几年来，佛系、内卷、躺平等现象，再次让青年成为社会精神问题的核心焦点。事实上，乡村青年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叙述动力的主体。新时代中国乡土书写出现了一类不同于以往乡土文学形象的青年叙事主体，即返乡青年形象群体。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大批乡村青年以升学、务工、参军等不同形式，从乡村走进了城市，即所谓进城青年。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些在城市工作、学习与生活的青年，主动返回乡村，成为“返乡青年”，在乡村世界中寻找乡村振兴与个人发展的新机遇，以实际行动为增强中国乡村经济活力作出贡献，重振乡村文化精神、寻归乡土大地之魂、慰藉千年不变的乡愁之心，成为乡村振兴中探寻未来发展之路的内生的主体性力量。

　　以返乡青年作为主体力量的乡村新领路人，为新时代中国乡村书写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与未来发展的众多可能性。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张炜就提出了“融入野地”、寻找失落的乡土魂灵的深刻人文思考。而在21世纪之初，中国乡土文学就已经有了“返乡叙事”的文学创作。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韩少功在《山南水北》中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实寻根：“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也许是时候了。我与妻子带着一条狗，走上了多年以前多年以前多年以前走过的路。”当然，韩少功的返乡，是对童年岁月的追思和对大地的皈依，是新乡贤意义的返乡。而关仁山的《金谷银山》、王松的《暖夏》和纪红建的《乡村国是》则是新时代“返乡青年叙事”，讲述的是进城青年回乡之后，立志改造乡村贫困面貌，重新赋予乡村生命、活力与未来的新乡村故事。

　　“过了腊月二十三，雪下疯了，雪花缤纷不开脸儿。”关仁山的《金谷银山》以一种诗意的笔触描绘了一个燕山深处的乡村——白羊峪的冬天雪景。“山让雪埋了，古长城让雪埋了，村子让雪埋了，人也让雪埋了。”白羊峪雪灾的景象，是一个遇到的熟人告诉的范少山。范少山“上来一股子急火：马上回白羊峪”，而事实上，在北京城里混的他，已经三年没有回过家。回到家的范少山发现乡亲范德安因为无人照顾、生活无望而自杀了。白羊峪面临着被搬迁的命运，但是乡亲们却故土难离，依然选择留守在贫穷闭塞的山村里。回到城市的范少山对家乡念念不忘，而朋友雷小军返乡成功的事例鼓励了他。女友杏儿在劝说无效后，同意范少山回乡先干一年试试，自己留在城里继续卖菜，有个后路。然而没想到的是，范少山回乡振兴白羊峪的想法首先遭到了家人的激烈反对，被父亲强行逼走。有意思的是，父亲的“逼走”反而让范少山深思自己选择的意义和价值，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留下来带领乡亲们过有奔头日子的想法。对于父亲的质疑“你一个人就是浑身是铁，能碾几个钉”，范少山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就是碾成一颗钉，也要钉在这白羊峪！”话好说，路难走。范少山带领乡亲们致富走了一条曲折的路，先是购买中药材种子受骗，后钱又被偷走，幸亏通情达理的杏儿继续支持他闯荡乡村致富新路。在了解到白羊峪曾经有过贡米——金谷子之后，范少山请教生态农业专家孙教授，重新寻找到金谷子的种子，他带领大家种植，借助互联网举办“金谷文化节”，销售金谷子，从而获得第一个胜利。在孙教授的指导下，范少山开设“中国白羊峪”的网页，除了金谷子之外，他还种植真正意义上的不打农药的生态苹果，做起了“订单农业”。范少山办沼气、改造学校、修路、复耕土地，让村民走上与现代科技和现代生态农业相衔接的，让农民和年轻人都能留得住、有希望、有未来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在当地政府和采石场、金谷酒厂的扶持下，“金谷农业有限公司”挂牌了。一方面是白羊峪新型集体农场，另一方面是新发现的溶洞、古石碑、古长城遗址所构成的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白羊峪旅游项目，它们共同为白羊峪村提供了一条从现代农业到文旅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的美丽乡村之路。几年下来，范少山成了自己所仰慕的《创业史》中的那个引领乡亲们走向集体致富道路的农村带头人——“梁生宝”。范少山不仅在白羊峪改造过程中多次想起梁生宝，而且从内心深处学习梁生宝。“范少山还是喜欢看《创业史》，提醒自己个过紧日子，做一个像梁生宝那样的农村带头人”。事实上，关仁山对范少山崇拜梁生宝的叙述，是有着深厚的中国民间文化伦理基础和文化认同的。千百年来中国乡村民间互助的传统和对大同社会、桃花源梦想的追寻，都向我们昭示从梁生宝到范少山，从昔日的艰苦创业到今天的乡村振兴，是得到中国农村广大民众的认同、支持和拥护的。这是新时代中国乡村精神重建的深厚社会基础和强大的文化传统。

　　与范少山的主动回乡不同，王松《暖夏》中的二泉，因为家乡村主任兼书记张少山的邀请，从打工的广东回到了家乡东金旺村。“要想脱贫致富，内生动力也很关键。”性格倔强、做事利落、为人正直的二泉，被寄予厚望，成为村党支部书记实施乡村振兴的得力助手和引领乡村青年创业、树立良好村风的新生力军。痛打金尾巴、创办“顺心养猪场”、重拾大三弦，在这些日常化场景的叙述中，二泉确立了威信，获得新的力量、信心，乃至爱情。小说情节生动，具有浓郁的乡村新气息。而在纪实文学《乡村国是》中，作者讲述了主人公陈泽恩从城市大学毕业，回到贫困山区，立志以新科学技术养殖中华蜂，带领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故事。“离开大城市，回到贫困山区，他从来没有后悔过，以后也不会后悔。山区太需要产业了，山区太需要有梦想的人来创业了。”就像西海固贫瘠的白杨树，陈泽恩扎根乡土大地，顽强开拓出了一条带领乡亲们致富的中蜂养殖合作社道路。

　　新时代中国乡土文学中的“返乡书写”是一种具有巨大叙事空间和深邃情感探寻的新乡土叙事，是对百年来中国乡土文学叙事的“离乡模式”和单向的“进城”书写的一种“逆向式”回溯与反哺，是基于千百年来中国乡村根性精神意义的文化乡愁。《金谷银山》中进城三年的范少山时刻念叨乡村，“范少山觉得自己个在北京就像一滴油花，漂在水面，看似光亮，却总也溶不进水里。”而在回乡数年后，范少山思考自己回乡就是不做那个渤海湾里喝“两合水”的、疲惫而无奈穿梭的梭鱼，“俺留住了白羊峪，就是留住了乡愁啊！”对于从小就浸润着唐诗宋词、在乡土中国长大的乡村人来说，中国人对土地有着一种暖暖的宿命般的依恋——乡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关于返乡青年叙述的乡土文学呈现的就是一种基于中国文化精神基因的新乡愁，一种指向未来、希望和种种可能性路径的新现实主义。这种来源于本土、从本土内部生长出来的“返乡青年形象叙事”与“外来者形象叙事”，构成新时代中国乡土文学叙事内部审美张力的来源和两大新乡村人物形象系列，与乡村内部原来的结构秩序构成新的互动与交融，推动新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嬗变与新生。遗憾的是，目前这种乡村返乡青年形象的文学书写依然没有得到充分、足够的呈现，但这恰恰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乡土文学书写的中心角色和希望、力量之所在。

　　结语

　　“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是与中国9亿农民目前以及将来的出路有关的一项运动，……围绕着9亿农民的生活与他们生存价值的重建，乡村建设将具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这样的乡村治理研究和乡村建设运动就不单是一项应对中国现代化挑战的权宜之计，而是关乎中华文明崛起和世界未来出路的庞大工作。”在学者贺雪峰看来，中国乡村的现代化是关于中华文明崛起、文化复兴和世界发展的时代大问题。对于这一时代大问题，学者陆益龙认为，“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自然是人的问题，即乡村社会主体所面临的问题”，而解决基本问题的根本途径方式则是“寻求推动乡村与农民有效发展的运作机制，这个运作机制就是在政府、市场和社区之间形成良好的协作机制，以达到激活三种力量共同参与乡村发展并构成相互促进、助推发展的合力”。显然，乡村振兴已经在政府、市场和社区的多个层面来推动农民主体性的发挥，形成发展的合力。这在新时代中国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农村叙事中得到了很好体现。新时代乡村的伦理叙事和第一书记等外来者叙事、新乡村返乡青年叙事，组成了新时代中国乡土文学叙述的三个主体部分，从而构成了对乡村场域故事主角、行为主体及其内部社会运行机制的整体性观照。新时代中国乡土文学的新乡村书写，不同于以往的乡村叙事，就在于这是对当下刚刚发生并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中的新农民、新乡村、新文化的历史记录与时代精神的呈现，是新时代乡土中国的“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是新时代中国新山乡巨变语境下以人民为中心的，以新现实、新生活、新样貌、新农民、新乡村文化为着力点的现实主义审美观照。

　　“现实主义，这个变幻多端而又驱之不去的幽灵！”崔志远生动描述了现实主义之于当代中国文学史的独特、多元、复杂的存在状态。“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是具体地存在于历史现场中的活生生的实践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中国乡村巨变的新现实与千百年来中国乡土文化传统的激烈碰撞、变革与新生，为当代中国乡土文学提供了一个不断生成、不断演化、陆离斑驳的多维现实主义审美魔方。毋庸置疑，我们在发现新时代中国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叙事的价值与意义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的问题、局限和不足。文学依然是以人为中心和主体，然而当下一些乡土文学却是以现象和事实的描述来取代或替代对人的丰富性、情感性和精神性的雕刻。当代中国作家应该做的是在人的无比宽阔的精神维度上挖掘出灵魂的深，刻画出人的丰富的爱与恨、喜与悲、苦与乐，呈现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谱和灵魂深度，从而为新时代中国乡村发展赋能、凝神、聚气。“对于中国的乡村社会来说，乡村伦理具有根本性的精神意义”，“在中国乡村社会里，伦理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宗教的功能”，“造就了许多乡村伦理精神，典型如安土重迁、勤劳俭朴、热爱土地、敬老爱幼、慎终追远、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有大自然崇拜），以及对邻里关系的看重、对个人声誉的重视，等等”。显然，当下一些乡土文学难以体现出典型性、时代性、精神性，无法实现其审美文化乃至更深层的伦理文化重建的价值功能。

　　21世纪的中国乡村文化处于重要发展阶段。千百年的乡土中国根性文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根本性的断裂，如何在裂变中涅槃重生，是时代提出的文化大问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当代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所展开的当代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产生更多新的内容，这些新的历史内容自然会带来更多的文学的新的因素，但不管怎么变化，文学不会失去它所拥有的美的尊严和精神的力量。”因此，作为新时代中国巨变的感知者、思考者和文化的创造者，当代中国作家应当从文化根本处思考中国乡村精神的重建问题，创作出面向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新时代新乡土文学，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新的伦理文化建构做出既有历史智慧又有当代意蕴的审美建构和精神探索，从而创作出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文学经典。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