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书写面临着很大的难度，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认识现实、如何理解现实、如何书写现实。当下中国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历比以往更加深刻的变革，出现了诸多新的社会与文化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从整体上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中国乡村的面貌，中国乡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2）中国乡村正在走向城镇化与现代化，中国也正在从“乡土中国”转向“城镇中国”，现代化的法治、教育、医疗、交通、物流与基础设施等进入乡村，彰显了时代的巨大进步。但另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与农耕文明也受到巨大冲击，传统的“家族中的人”正在转变为现代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体”。（3）土地作为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现代经济中出现贬值，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整体中的比重也在下降，而更多是在城市、国家与全球化的宏观视野中与食品安全、粮食安全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4）新时代的新观念与新技术，也在同步塑造和影响着新时代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如农业机械的普遍应用大幅降低了传统农业的劳动强度；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新概念重构了乡村的食品观念；微信、抖音、拼多多等APP的使用正在重塑新的人生目标与人际关系模式；“人工合成淀粉”、“细胞培养肉”等可能的技术进步也在极大地冲击着人们固有的传统观念。（5）当前中国乡村中不仅有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也有逐步发展起来的工业文明，还有飞速发展的信息文明，彼此共存共生，互相冲撞激荡，混杂糅合在一起。现在的乡村中既有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也有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的矛盾，包蕴着无限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可能性。

　　新的现象层出不穷，但生活本身并未为认识现实提供整体性的框架，我们该在什么基点上进行观察与思考呢？如果对比一下我们就会更清楚，在五四启蒙文学的视野下，鲁迅等人笔下的乡村虽然呈现出一片凋敝，但是启蒙思想却为作家观察与思考乡村提供了一个整体性视野。面对土地改革运动，丁玲、周立波等作家以“土改”前后的对比为线索，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民告别旧时代、走向新生活的过程。在合作化运动中，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作家也以“合作化”逐渐走向深入的过程，描述了中国农民告别土地私有制度、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的巨大变革。新时期之后，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展开，高晓声、路遥、贾平凹等作家通过改革前后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生产力的解放、社会关系的变化及其带来的生机与活力。这些社会变革都涉及了中国乡村最核心的土地问题，而这些文学作品也都在关注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主题——无论是“土改”“合作化”还是“包田到户”，并通过新旧对比、前后对照等方式，以一种“解放”性叙事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的整体性变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发生在乡村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可以触及每个中国人的心灵与情感。但对于新时代乡村书写来说，我们面临的问题在于，虽然新时代乡村涌现出了诸多新的现象，但是如何捕捉时代的最重要主题，如何将众多生活现象整合成一个整体性的叙事结构，如何将乡村故事讲述为具有整体性、普遍性，并且和每个中国人都相关的中国故事，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需要我们去探索。

　　一、新时代的乡村经验及其美学呈现

　　新时代的脱贫攻坚是最具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事件，在2020年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正在朝乡村振兴的目标迈进。脱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具有历史性和世界性的意义。但是，我们如何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理解脱贫攻坚，如何面对和书写这一重大社会变革，却仍处于尚未完成的状态。

　　从方法论的角度理解脱贫攻坚，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术语通过构建“贫”与“富”的二元对立关系，摒弃“贫穷”，追求“富裕”，明确了我们要摆脱的状态和我们要达到的目标。这看似简单、人人都懂的语言，其背后却隐藏着宏观的理论思维和对时势的精准判断。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思维方式明确了现阶段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贫穷”本身。这种思维方式直抵根本，以简洁的语言将我们这个时代乡村最核心的问题揭示出来。但另一方面，这一思维方式也并非是对其他历史阶段核心任务的否定，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转化与创新，在一个新的坐标系统中重新认识并打开了全新的视野与空间。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催生了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施战军认为，“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已经有了《经山海》《花繁叶茂》《乡村国是》《海边春秋》《战国红》《高腔》《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北京到马边有多远》《延安样本》等具有新时代情境气象、精神气韵、人物气质的乡村现实题材力作。新时代城乡一体格局，突破、打散了对农耕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固态装置，新发展理念在乡村的落地程度丝毫不亚于城市，这一切从百姓层面都落在‘过日子’上。而从文学创作角度而言，其中包含着‘人’、人的活法、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万物的关系。从创作者个人形象定位上，将新文学传统为国民‘立人’的单向愿望，转换成创作者与时代、人民交互成长的关系，也许是更为切要的课题。”在这里，需要补充的作品还有关仁山的《金谷银山》、王松的《暖夏》、陈应松的《天露湾》，等等。

　　我们以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和王单单的《花鹿坪手记》为例，谈谈新时代乡村书写对新时期文学的继承与超越。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是一部长篇笔记体报告文学。作者饱含着对家乡西海固的深厚情感，数十次游走于西海固大地，敏锐地捕捉和表现脱贫攻坚事业中的新因素新气象，选取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如“吊庄移民”“梯田建设”“盐池治沙”“扬黄灌溉”“井窖工程”“劳务输出”“菌草种植”“滩羊银行”等，书写了“苦瘠甲于天下”、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列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的西海固，在新时代改变贫穷面貌的过程。西海固作为一个苦难和贫穷的文学意象很有影响，20世纪90年代张承志的小说《心灵史》也写到了西海固，他主要是从宗教、民族的历史切入，将西海固人的苦难贫穷凝固化与抽象化，从精神的角度展现了西海固人摆脱苦难的努力以及与苦难并存的悲壮。但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不同，他主要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梳理了西海固上千年的历史，分析西海固历史上的繁盛与明清以后的衰败及其原因，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为改变西海固极度贫困状态所做的努力，并具体描绘了新时代以来脱贫攻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心灵史》具有一种精神极致之美，而《西海固笔记》则更加具体、真实地切入了西海固地区的生活，让我们看到普通民众为改变贫困所作的贡献。

　　王单单的《花鹿坪手记》是一部诗集，主要描写了作者作为扶贫工作队队员在花鹿坪村的所思所想，所见所感。2018年3月，诗人王单单被派到云南省昭通市南郊的花鹿坪村，参加为期两年的扶贫工作，并完成了这部诗集。王单单说：“我写花鹿坪扶贫系列诗歌，是因为我已经在这个地方工作了两年，我不是去体验生活，而那就是我的生活本身，许多素材早已烂熟于胸中，某种程度上说，是这个主题在呼唤我的写作，而不是我要为了完成这个主题去写作，二者区别很大，关乎心灵的活跃与抒写的自由。”这些诗歌创作的过程，也是诗人重新发现自我、发现诗歌的过程。在这部诗集中，作者笔下的抒情主体“我”，超越了朦胧诗时期启蒙式的“我”，以及“第三代诗”以来沉浸于城市日常生活中的“我”，将封闭的自我重新打开，重建了“我”与社会、世界的有机连接，展现了一个处于实践中的“我”眼中的真实世界，而这也是新时代诗歌实践中的新经验与新现象。

　　不仅如此，新时代乡村写作中的生态意识也在增强，出现了大量虚构和非虚构作品。以老藤的《北障》为例，这部小说以金虎的视角展开叙述，从多方面呈现了他作为最后一个猎人的尴尬处境。他理智上支持禁猎，毫不抗拒地上缴了猎枪，对胡所长的咄咄逼人一再忍让，但在情感上，他又对猎人的传统和生活习俗充满眷恋。小说通过金虎“为我们介绍了驿站人的历史、猎人之间相处的规则与礼仪、充满神秘气息的狩猎禁忌、具有地方色彩的丰富狩猎知识，这些共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存与生活方式”。作者笔下的地理空间和珍禽野兽，共同营造出一个神秘、恐怖而绝美的森林世界，为读者带来了新鲜的阅读感受。“作者在现代文明的视野中书写狩猎文明，也从狩猎文明的角度观察现代文明，在狩猎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构建了一个空间。在这里，作者超越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从生态文明的视角发掘出了‘适可而止’等猎人传统，这也是金虎等猎人可以接受禁猎令的内在原因，面临森林毁灭、野兽消失等困境，他们同样萌生出了保护生态的强烈愿望，他们是与森林、野兽共生的，一旦森林与野兽消失殆尽，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也将不复存在了。”但是，禁猎令毕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存方式，小说讲述的最后的猎人的故事可以说是狩猎文明的一曲挽歌。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文明作为新时代乡村的重要主题，也是很多作家、诗人关注的主题，因而出现了不少“主题性创作”，这也构成了新时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笔者曾就如何理解主题性创作与主题先行的关系、与作家主体性的关系、与深入生活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主题性创作中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撰文做过初步探讨，但如何将时代主题转化为作家个人的创作主题，如何以更具个性化的方式切入主题，如何以更具艺术性的形式呈现主题，仍然需要我们做出艰辛的探索。

　　　二、新时代视野中的“传统”与“现代”

　　新时代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坐标和视野，对于很多思想命题，我们需要做出新的思考与调整，以重构新时代的文学主题与思想地图。其中，“传统”与“现代”及其二元对立是“五四”以来构建的最重要的命题之一，我们也应在新时代视野中对此做出新的思考与理解。

　　“五四”以来，传统与现代构成了理解中国的基本视角和范畴，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关注传统与现代问题的侧重点和问题意识并不相同。在五四时期，传统作为一种压迫性和束缚性的力量受到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在鲁迅的《狂人日记》《祝福》《伤逝》和巴金的《家》《春》《秋》等小说中，传统是“吃人的历史”，是满口之乎者也的鲁四老爷，是充满腐朽气息的高老太爷，青年人只有通过对家族等“传统”的叛逆才能踏上追寻自由之路。在革命年代，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传统”与“革命”的矛盾，“革命”以更激进的姿态批判传统，无论是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还是杨沫的《青春之歌》，青年人只有与保守的家庭决裂才能走向革命。“传统”衰落的一个标志是“父亲”形象的变化，无论在儒家经典还是在《红楼梦》等小说中，“父亲”都是威严的，处于家庭位置的核心，但是在朱自清的《背影》中，“父亲”已成为一个需要同情、怜悯的对象；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小说中，“父亲”等老字辈是落后保守的力量，而代表新生力量的则是小字辈青年；柳青的《创业史》同样如此，梁三老汉是“旧式农民”，而梁生宝则是“社会主义新人”，只有在革命历史小说如《红旗谱》中，父子才在革命的谱系中传承英雄的气概。新时期之后，传统仍是走向现代的障碍，无论是“黄土地”还是“红灯笼”，传统仍被抽象化为一种封闭的空间或腐朽的象征。而在《平凡的世界》《苍生》《古船》等小说中，“父亲”“母亲”仍然是落后保守的，而“族长”更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白鹿原》，“传统”“家族”“族长”才获得了正面性的表述，其背后是热潮涌动的文化热与国学热，而这也开创了家族小说叙事的新模式。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稳步向前推进，经济迅速发展，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在乡村中出现了耕地撂荒等情况，这些都对乡村原有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造成了极大冲击。21世纪以后，伴随着“土地流转”“取消农业税”“新农合”等新政策的推行，乡村在经济与社会保障等方面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与进步。新时代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进一步改善民生、发展经济，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乡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乡村越来越现代化。但与此同时，现实发展也带来了新的视野与新的问题意识，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建基于农耕文明与乡土社会，而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在向“城镇中国”转换，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还是“中国人”？或者说，乡村作为传统文化的最后保留之地，一旦完全改变了其生存状态，中国文化又将以何种形态存在？我们现代中国人在什么意义上既是“现代人”又是“中国人”？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望春风》中，格非面对的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题材领域。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经历了数次巨大的变化，但格非面对的是最新一波“巨变”。这一波巨变既是此前巨变——土改、农业合作化、土地承包——合乎逻辑的展开，又是比此前巨变更大的“断裂”。如果说此前的巨变只是乡村内部的变化——土地关系的调整、权力角色的转换、乡村礼俗与日常秩序的变迁等，那么最新一波的巨变则以现代化与城镇化的面目，将“乡土中国”逐步转变为“城镇中国”。如果与描写土改、合作化的经典作品加以比较，我们能看出格非更关注人物的文化价值与生活方式。这一叙述视角的转变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丰富性。在这个意义上，赵孟舒是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在他身上凝聚着江南文化的细腻、圆熟与艺术性，或许也寄托了格非的某种文化乡愁。在大历史的视野中，格非看到了赵德正、高定邦等人进行土改的正当性，但小说将这一历史的倾向性悬置，而以艺术的倾向性描绘了赵孟舒、赵锡光等人所代表的江南士绅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的消亡。小说的描述中既有矛盾，也有怅惘，或许也隐藏着格非的内在分裂，他不得不承认此种文化消亡的合理性，但仍忍不住对之饱含同情乃至深情，心向往之。在这种矛盾与分裂中，我们可以看到格非“乡愁”的丰富意蕴。小说写到的时间，从20世纪50年代跨越半个多世纪。站在历史的废墟之上，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更关注的是这些人所构成的一种乡村共同体的生态、秩序与氛围，以及隐藏在乡村生活各个角落的隐秘故事、情感与传奇。或者说，当传统乡村面临终结之时，最让作者迷恋的其实是那种乡村共同体的氛围与感觉，这也决定了作者并不是以史诗性的方式来把握历史巨变，而是以一种散点、碎片、印象主义式的笔法雕刻时光，让记忆与想象中的那些人与事浮现出来，留驻在笔间。作者站在时间长河的此端，怀着百感交集的心情凝视与眺望故乡的过往。对于那些人与事，作者超越了是非、利害与道德评判，而以一种更加包容性的悲悯眼光，将之转化为挥之不去的眷恋与乡愁。

　　胡学文的《有生》中，“祖奶”乔大梅出生于1900年，小说以她为线索勾连起了历史与现实。乔大梅先后嫁给了李大旺、白礼成、于宝山，生育了九个子女，她是一个接生婆，一生共接生了一万多个孩子。乔氏家族百年间所经历的兴衰浮沉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息息相关，但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打破了传统家族史的叙述模式，而以“祖奶”一个白昼和一个夜晚的经历，以“伞状结构”为核心，为我们展现了一幅20世纪丰富而又驳杂的历史画面。在小说中，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融合在一起，但又突出了生命意识和自然意识，让我们看到了现代视野中的“传统”及其流变。

　　斯继东的《禁指》以雅写俗、以俗写雅，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江南文化氛围。传统文化在他笔下复活，但又与世俗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一种独特的韵律和高雅之美。海勒根那的《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通过富有蒙古族传统和地方特色的狂欢，让我们看到了传统在当代的生命力。次仁罗布《红尘慈悲》中的阿姆吃苦耐劳、隐忍善良，但未能得到自己渴望的爱情，她的悲剧引人深思。这些作品都拓展了我们对传统与现代问题的思考，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中国文化的博大包容及其在新时代的生机与活力。

　　传统与现代不只有相互对立的一面，也有彼此融合的一面。在新时代的视野中，我们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既需要以现代化的眼光看待传统，也需要以中国人的智慧推动现代化，将传统与现代更好地融合在一起，重建一种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当前，思想理论界正在深入解读和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内涵和深刻意蕴，我们也可以从文学的角度加以理解，考察这一新的思想命题对新时代文学创作的启示。

　　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同样面临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矛盾，但我们的现实与19世纪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作家面对的现实不同。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改革开放的成功，快速的工业化进程，超大规模人口基础上的发展，以及现实生活中传统、现代等因素的交织，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混杂……这些都不同于19世纪经典作家的叙述。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讲述新的“中国故事”，这样才能呈现出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而为世界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现代化经验。

　　“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想空间，我们可以从人类文明的视角观察我们所身处的时代及生活。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社会中既有源远流长的传统农耕文明，也有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更有飞速发展甚至在某些领域领先世界的信息技术与产业，在西方不同历史阶段相继出现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被极大地压缩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彼此共存、共生。我们的生活中既有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也有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的矛盾，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明形态，蕴含着无限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可能性。中国当前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混杂交错的状态，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状态，很难以单一的价值标准或思想体系加以评判。这种混杂交错的状态也孕育着人类文明新的可能性。尤其是传统中国文化和社会主义因素的加入，对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形成巨大挑战，也将极大地改变世界的面貌、格局和走向。不过在文学中，我们需要以开阔的视野将诸多繁杂、矛盾的生活现象纳入文本，并保持思想的开放性——因为我们也会受到固定思维方式的影响，而对发生在身边的现象习焉不察或视而不见。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对《谁在敲门》的包容性做出了肯定。“罗伟章在小说中建构起了一个复杂的艺术世界，这个世界不仅人物众多、人际关系微妙复杂，而且置身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时代的巨大变迁之中，这个世界的底座是老君山、杨侯山下的村庄燕儿坡、拐枣坪、李家岩，向上一层是回龙镇、清坪镇、黄金镇，再向上是东轩县城，再向上是白马市，再向上是省城，整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地理与社会空间图景，白马市和省城只是作为远景出现，为小说勾勒出一个开阔的背景，作者主要以燕儿坡和回龙镇为中心，通过网状叙事为我们描述出各行各业的变化，新旧风俗的交替，呈现出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和百科全书般的博学。”

　　付秀莹的《野望》也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作品，小说以女主人公翠台一家的生活故事为叙事线索，讲述了乡村的新变，折射出时代变化。作者借鉴《红楼梦》等世情小说的传统，注重对乡村中世态人情与人情世故的描摹，深入中国文化与人际关系的微妙之处，将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变化精彩地呈现出来。小说多方面呈现了当下乡村中婆媳关系的现状以及人物之间的姐妹关系、妯娌关系、邻里关系等，既反映了传统文化与伦理，又体现出时代新风尚的影响，这些在小说中都有精彩的描写。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将乡村中不同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描摹出来，为我们呈现了新时代乡村生活的众生相与世态人情。

　　阿来的《云中记》讲述“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四川一个有着三百多人的藏族村落伤亡了一百余人。根据地质检测，村子所在的山坡将在几年内发生滑坡。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村子整体搬迁至一个安全的地方。然而村里的苯教祭师阿巴内心越来越不安宁，他总是惦念着那些死去的人，最终决定返回原来的村落，照顾那些在地震中逝去的亡灵。小说以祭师阿巴返回原先的小山村云中祭祀亡灵为线索，对现代人置身于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复杂细致的描绘，如蒋蓝所指出的，“在《云中记》中，通过描绘传统世界与现代世界之间隔断的突然性打破，对现代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传统和现代是这个世界的一体两面。书中，虽然阿巴被电的威力唤醒了，但真正让他醍醐灌顶的是，看懂这个世界的是老喇嘛手中清澈的泉水。现代文明只能让人醒来，却不足以获得智慧，只有融入传统文化之后，那是一种默化，才能让我们的人性清亮。”但若仅以传统与现代来把握这篇作品似乎也失之简略，小说在叙述模式上有着福克纳《八月之光》、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的简洁，但也如这两部经典作品那么丰富复杂。小说涉及地震和重建、亡灵与生命、民族与宗教、旧址与搬迁等诸多话题，是对地震灾难的反思之作，也是安魂之作。

　　在中短篇小说中，杨遥的《父亲和我的时代》以城市中作家“我”的眼光看待乡村里的父亲的生活，但这个老父亲不再是“落后”者，竟然走到了时代前沿，做起了微商。从视频直播卖自家的“羊粪小米”，到替村里人卖杂粮、核桃等，他不仅把农产品卖到了全国，还卖到了非洲。而朱山坡的《萨赫勒荒原》则写 “我”临危受命，接替突然病倒身亡的老郭进驻非洲医疗队的故事，更是将时代与文明之新带到了非洲大陆，拓展了我们的世界视野。

　　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思想命题的激发下，我们不仅可以讲述乡村故事，也可以讲述中国故事和人类故事，我们可以像19、20世纪的经典作家一样，将新时代乡村的独特经验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经验。

　　新时代乡村书写蕴含着丰富的潜力与无限的可能性，我们需要打破文学史传统和固定的思维模式，从鲜活的生活现象中汲取素材和能量，将我们这个时代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时代经验熔铸其中；讲述出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和中国故事，将新时代的乡村生活转化为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经典之作，这是新时代乡村书写应有的雄心与抱负。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