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身体与机器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机器渗透进身体的结构，身体也影响着机器的构造，二者相互建构出新的身体形态。其中最典型的现象是，模仿人类身体形态、功能的人工智能正变得和人类越来越相似。人工智能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似乎具备了超越人类取而代之的可能性。自动执行工作的机械装置“机器人”的出现，已经造成了人类身份认同上的极大焦虑。随着混合了有机体与电子机器的“赛博人”“义体人”逐渐变为现实，在人类和机器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模糊的同时，人类更加为人工智能程序进一步控制我们的身体而焦虑。而去实体化的数字AI制造的幻觉认同，更是人类未来可能集体进入的一场噩梦。

　　这种种问题，都在当代科幻文学中人工智能形象的变化历程中有所反映。当代科幻小说中的人工智能形象书写与现实遥相呼应，甚至正在成为我们丈量现实的重要尺度。

　　一、从“实体化”到“数字化”形象

　　随着现代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将身体细分为器官、组织、细胞的“人体机械论”逐渐取代以灵魂、生命力统摄身体的“生机论”，现代人的身体呈现逐渐“机械化”的图式。“17世纪，在显微镜登上生物研究的舞台之后，人体机械论超越生机论成为主流。”显微镜帮助人类观测到身体内部由毛细血管、肾小球、细胞、微生物等组成的微观世界，人体机械论由此进入主流的视野。18世纪，随着探究内脏和器官机能的生理学研究大行其道，谈论灵魂和生命力的生机论逐渐为人所摒弃。法国思想家拉·梅特里在其著作《人是机器》中把人的身体比作一台精密运作的机器，提出“人体是一台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一架永动机的活生生的模型。体温推动它，食料支持它。”在人体机械论的框架下，人类的身体被看成是由器官、神经等无数零部件组成的一部机器。类似的观念在中国科幻文学作品中也不断出现，如在叶永烈的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中，一位老爷爷通过不断进行器官移植保持健康，维持青春的身体。小说中，未来人类的身体已经变为一架可以随意更换部件（器官）的机器。而在赛博朋克科幻作品中，人类的身体已经和机械义体结合，甚至可以完全“义体化”。义体超越身体，改变人类身体的生物形态在科幻作品中已经不是新鲜的主题。人类由器官、组织、神经组成的身体自成一套完美的系统，但是义体的介入对这个系统进行了颠覆。机械化的义体可以代替肉身的器官，电路可以连接人体的神经，电源可以成为人体的驱动力。当下，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械进入我们的生活，从电动轮椅到多功能拐杖，再到各种装配在肌无力病人身上帮助康复的机械辅助器等康复器材。在损伤后，人类身体借助机器的力量恢复正常。义体技术的发展使科幻作品中的身体想象正在慢慢变成现实。

　　人体的“机械化”不断冲击着“人机”之间的基本界限，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浮现在我们的视线中——“机器的人化”。摆在人类面前的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人类发明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正变得和人越来越相似。这在科幻作品中，早已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主题：机器人的身体既让人向往，也让人恐惧和焦虑。而作为完全人造的产物，机器人的身体和身份问题始终反映着它们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在科幻作家们看来，这些问题充满了危机和新的可能性。作为人类的创造物，人工智能和人类太过于相似。虽然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工智能、机器人拥有人类的情感与欲望，但人类担心欲望不断增长可能会出现的恐怖后果，总是害怕人工智能投射出人类自身的欲望。在大量的科幻作品中，对机器人、人工智能的恐惧反映出人类对自身欲望的恐惧。机器人强而有力、无所不能的身体，可以达成人类身体因物理条件限制被压抑的、无法实现的欲望。科幻作品中的机器人并非简单模仿人类的身体行动，而是模仿欲望和观念影响下的人类身体状态。

　　机器人模仿人类的欲望，引发的是身份政治层面的危机。自启蒙主义开始，许多思想流派强调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尽管尼采、福柯等用“上帝之死”“人将被抹去”等宣言冲击了人本主义的信仰堡垒，但17世纪以来“人”的主体性经过持续建构，早已深入大众观念里。人机之间的界限模糊，只是指向身体和机械融合的可能。植入义体的人类，依然葆有传统意义上“人”的基本特征。而机器人作为人造物，一旦具备人的欲望，将直接挑战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在人与人造物的差异客观存在的价值前提下，科幻文学中产生了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分裂叙事”或“仇恨叙事”。

　　人与机器人之间的身份认同危机，并不只存在于科幻作品当中。为了解决这一危机，人类总在思考如何限制人工智能。《我们最后的发明：人工智能与人类时代的终结》一书的作者詹姆斯·巴拉特（James Barrat）整理了大量人工智能前沿研发者的采访。在采访中，AI研发者们普遍认为目前限制AI最好的方式就是对AI“去实体化”。科学家戈策尔提出的OpenCog系统，被AI研发者们认为是AI未来安全的发展方向。该系统试图让“AI‘生活在’虚拟环境当中，这种架构或许可以解决为智能赋予‘形体’的问题，同时又提供了安全保障。”为节省昂贵的机器躯体制造费用，大量AI技术被应用在智能软件程序上。相比研发有机械躯体的AI，人类更愿意开发生存于屏幕中的虚拟AI。在科幻作家飞氘、陈楸帆、夏笳、宝树等人笔下，人工智能和虚拟偶像的形象也大量出现。从机械化、异常化或拟人化的机器人形象，到人体与机械混合的“赛博格”式的新身体模式，再到“数字AI”，中国科幻文学中的人工智能形象，正从“实体化”走向“数字化”。

　　科幻小说文本中的新身体模式时常超越具体的社会发展状况。在科技高度介入日常生活的当下，人类正从机械工业时代向信息化、虚拟化时代加速前进，许多科幻作品中的人工智能身体想象已经和现实互为镜像。随着科技的发展，叶永烈《在“机器人城”》中描绘的机器人与人类共生的社会图景已经不再新奇；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让人类社会向宝树《人人都爱查尔斯》中追逐虚拟偶像的“赛博空间”飞速靠拢。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中国科幻文学中的人工智能形象，由实体化的“机器人”发展到虚拟化的AI程序时，人工智能的身体形象也从人类的“模仿者”演变为人类在其中寻找认同的“数字幻象”。这投射出科幻文学创作者对人与人工智能关系的切身体验，正从自我与他者间的身份危机感转向控制与被控制的“数字化”焦虑。

　　二、人类身份焦虑的投射

　　机器人是科幻文学中最常见的人工智能的身体形象。机器人题材的科幻小说通常围绕机器人的身体和身份确认问题展开叙事。机器人往往拥有机械、金属的外壳，内部由各种电路板、电线组成。科幻小说诞生之初，有许多和机器人类似的身体形象，如人形自动机（the andriod）、不动脑筋行事的人（automation）等，这些身体形象的共同特征是高度机械化、无自主意识。

　　在中国当代科幻文学中，在多数情况下机器人会有人造的仿真皮肤、五官，成为外表和人类相似的“仿生人”。这类机器人形象一开始是在人类的固定指令下，展开对人类的行为模仿。萧建亨的科幻小说《乔二患病记》描写了一个典型的模仿人类思维和行动的机器人形象：技术人员发明了和自己外表相同的机器人乔二，替自己开会。体制改革后，会议大量减少，乔二却一病不起了。科研人员指出，“从各项测试数据来看，乔二的光子脑、电子线路、传动机械性能，完全良好。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乔二的病也许有心理因素……”乔二的“大脑”是科学家研发的沙洛姆式“柯拉Ⅲ型”光子脑，光子脑模拟的是人脑的结构，因此具有一些人类的简单心理活动。对乔二来说，“开会就是一切，可是突然间体制变了，会议减少到了它无法想象的地步——它完全不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当面对从相反方向袭来的一个信息爆炸，乔二的大脑便无法正常运转。从萧建亨的这篇小说中，我们不难解读出作者描写机器人和人类“大脑”构造差异的意图：大脑作为人体最重要的器官，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机器人的大脑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只是机械地执行官僚主义秩序的“指令”，缺乏反思工作意义的能力，只会简单的“模仿”。而在与《乔二患病记》十分相似的科幻电影作品《错位》（黄建新导演，1986）中，机器人已经不再严格执行人类的指令，而是滋生出了自己的欲望。机器人脱离其工具属性的第一步，便是对自己行为的反思。在当代科幻作家飞氘的《讲故事的机器人》中，写作机器人已经可以对创作本身进行反思。这种机器人拥有和人类作家一样的“创作欲”，由于对完美写作的追求，机器人产生了痛苦与分裂的情绪体验。赵汀阳曾经鞭辟入里地指出，“任何智能的危险性都不在其能力，而在于意识。人类能够控制任何没有自我意识的机器，却难以控制哪怕仅仅有着生物灵活性而远未达到自我意识的生物，比如病毒、蝗虫、蚊子和蟑螂。” 人类害怕的不是机器人“超人”的能力，而是具备自主意识的机器人不为人类所控。

　　科幻作品中的机器人的自主意识体现在，机器人在模仿人类身体形态和行为的同时，也模仿人类的各种欲望。法国思想家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提出，欲望不会为我们的本能所引导，某种程度上说欲望是“漂浮”的，它可以落在一切客体之上。吉拉尔设定了一个欲望的“三角”结构，“由一个主体（模仿者），一个介体（被模仿者）和一个客体组成。欲望的诸介体是众所周知的。它们首先是父母……”依照吉拉尔的理论，人类的身体即是人工智能模仿的“中介”，正是对这个“中介”的模仿给了人工智能原初的欲望。肖二“开会”、机器人写作就是“中介性”的体现。而在另一些科幻文本中，产生欲望后人工智能的模仿可能转向对人类的“敌对性”。

　　王晋康在《生命之歌》里塑造的具有儿童外表的机器人元元是“敌对性”的典型。体貌为儿童的它心智早已超出创造者的估计，通过模仿学习，元元最终进行了对人类的“反抗”。它将带有基因编码的音乐输入机器人的电脑程序，为同类争取和人类一样的生存权利。元元的反抗正是由于作为人类的“欲望”中介，它从创造者处通过模仿继承了生存的欲望，又将这样的欲望投射到同类身上。“在一个天生富有模仿能力的生命身上，就像我们每个人那样（在《自世界奠基以来被隐藏的诸事物》这本书的题词中，吉拉尔引用了亚里士多德之言；根据后者：‘人是最富有模仿力的动物’），对欲望的模仿很容易就转向‘敌对性’。”梦魇一般的“模仿危机”在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不断上演着复仇与报复的悲剧。“如果我知道他人相似于我并且我对此感到恐惧，那么我知道他也会同样对我感到恐惧并有攻击我的危险；于是首先对他发起攻击对我就有好处；但是他人也会做出同样的推论，我们就立即进入相互挑衅的状态”。科幻作品中与人类极度相似的机器人，通过模仿人类的身体，拥有和人类相同的欲望，最后和人类产生对抗，体现了这种模仿诞生的敌对性。在飞氘的中篇小说《去死的漫漫旅途》中，已经实现了永生的机器人奉命展开“去死”的漫长征途，探寻自己“生”的意义。机器人接收人类的指令，模仿人类展开残酷的战争，使得生灵涂炭。人类的战士也竭力毁灭这些不死的机器人，以摧毁这些和自己太过相似的“杀人机器”，最终双方在敌对性的模仿危机中相互屠戮。

　　人类和机器人的这种由欲望模仿引起的对抗在众多科幻作品中屡见不鲜。人机之间的对抗大部分以人类胜利收场，人工智能在这里变成了被人类献祭的“替罪羊”。吉拉尔认为“替罪羊”机制在人类历史中长期存在，并维持人类社会的基本运作。在科幻文学作品中，人和机器人的“欲望战争”也存在类似机制。“替罪羊机制只有当参与者们确信代罪的牺牲者是‘真有罪恶’时，才能够生效。如果他们认为那人只是一个‘替罪羊’，那么他们就不敢杀害他了。人们对那些代罪的牺牲者们的‘罪恶’深信不疑的时间有多久，人们加入加害者和施暴者之列的时间就有多久。”科幻作家阿缺的小说集《湿润的金属》描写了和人类情感相近的LW31家务型机器人，这种机器人并不是机械冰冷的产品，而是比人类更加在意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存在。机器人的情感虽然在模仿人类，却比人类更加纯粹。小说集中的大部分作品将背景设定为人类和机器人的战争，这些机器人就是人类创造的又一只“替罪羊”。他们明明“比人类还更像人类”，却因为和人的过分相似，产生了与人类身份认同上的冲突。最终机器人被当作“替罪羊”牺牲，成为人类解决自身身份危机的“祭品”。

　　科幻作品中人工智能的身体书写背后，事实上隐含着一套复杂的机制：通过人工智能对人类身体的模仿学习，让人工智能模仿人类的欲望从而获得与人类相似的欲望，“欲望模仿”隐含的敌对性带来相似欲望的人机之间的“欲望战争”，人类最后为了结束这种“模仿危机”毁灭人工智能。事实是，作为“替罪羊”的人工智能的“罪”来源于人类自身，来源于观念、秩序、权力对人类身体的异化。无法面对身体异化焦虑的人类，将这样的焦虑投射在科幻文学中的人工智能身上。在魏雅华的《我决定和机器妻子离婚》中，机器妻子表现得百依百顺，主人公则变成了一个倦怠、暴躁的依赖机器的“主人”，最终在机器人妻子的纵容下酗酒烧毁了自己的科研成果，甚至失业、入狱。可见机器人对人类无论是顺从还是反抗，都将给人类带来异化的焦虑。消除这种焦虑的终极形式，就是将人工智能彻底“去身体化”。然而在此之前，人类的身体已经提前一步开始了“虚拟化”。“信息论”和“控制论”的笃信者们认为，人类的身体只是一堆信息素随机组合的结果，人类身体的“虚拟化”是未来的必然趋势。在部分后人类研究者看来，“变成后人类并不仅仅意味着给人的身体安装假体设备，它更意味着要将人类想象成信息处理器。”身体的“信息化”“虚拟化”意味着人机界限的彻底瓦解，“赛博格”“生化人”“机器人”等形体在这样的视角下不过是不同信息的随机组合形式，并没有本质区别。

　　三、虚拟幻象中的隐忧

　　随着传感技术的发展，人类身体和人工智能融合的可能性已经具备了现实基础。科幻作家夏笳在短篇小说《童童的夏天》里对人类与人工智能的身体融合展开想象。小说虚构了一种新型的家务机器人，人类可以借助穿戴具备动作捕捉功能的感应服和佩戴类似VR眼镜的传感眼镜，对机器人进行远程遥控。这款名为“阿福”的家政机器人是用来为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不同的护理人员通过轮班制度在不同时间段戴上传感设备对阿福进行操作，给老人们服务。

　　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凯瑟琳·海勒力图阐释文学中的身体与控制论的身体、信息论的身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海勒认为科幻文学中的一些全新的身体模式是先于科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一些科幻小说也做出了和现实中虚拟现实技术一样的“功能性”转变。“功能性”是虚拟现实技术中的重要术语，它描述了人机交互活动中交流的主要模式。当计算机、手机系统对人的声音作出反馈时，声音就成为功能性的。当我们戴上动作捕捉器时，数据将身体的动作输入系统，动作便成为功能性的。凯瑟琳·海勒指出，“功能性在两个方面起作用，它们既描述计算机的反应，也指示用户的传感装置怎样通过训练来适用计算机的反应。”夏笳的小说就探讨了计算机通过传感设备和用户具身体验结合的可能性，传感装置将个人和机器的界限进一步模糊，让人可以在千里之外操控机械身体。

　　而在另一些科幻文本中，人类通过传感装置具身参与到网络的虚拟空间中，进入了数字AI制造的幻象认同，反过来被人工智能所操纵。在小说《人人都爱查尔斯》中，作者宝树虚构了在人类大脑中植入芯片来实现的“感官直播”。这一技术通过大脑中的芯片感应，让人们接受他人的感官信号，真正“亲身”经历另一个人的生活。对身体功能性的编码和解码，代替了身体的具体行动和感知，“感官直播”让大众在虚拟的身体感知里不断寻求快感，而对现实身体的感知自然在减退。人类的感知来自四肢和五官，而“感官直播”是以一种将他人的感官功能化的方式，通过植入大脑芯片的信息传输，让人可以拥有他人的触觉、听觉、视觉、味觉。本来通过身体形成的各种感官体验，变成了信号的形式，从收集信号、传输信号到接收信号的过程，自然就变成了编码、解码到再编码的过程。

　　在《人人都爱查尔斯》中，大众体验着资本工业塑造的平民偶像查尔斯的身体感受，以虚拟的方式过着查尔斯的生活。查尔斯的粉丝宅见直人，每天足不出户做着最简单的能够维持生存的工作，居住在狭小的单身公寓。他已基本抛弃了自己的身体，而进入了各种信号构造的虚拟身体中。后来，查尔斯被人用阴谋害死，直人买下了某家公司贩卖的查尔斯以往十年的直播数据，准备再次进入查尔斯的虚拟身体，来逃避现实的痛苦。不难看出，查尔斯的死亡是颇有意味的，肉体的死亡并没有让他的“感官直播”终止，他的身体以功能化、信息化、编码化的方式成为直播数据，只要通过这些数据，计算机就可以再次建构出他的虚拟身体。而这个虚拟身体正是数据化的人工智能程序，在数字系统里继续像一个“幽灵”一样存在着。随着查尔斯肉体的消亡，直人这样的粉丝最终离开了对偶像身体体验的崇拜，转向由数据构造的虚拟AI的崇拜，并最终和数据制造的虚拟幻象融为一体。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中提及当“时空图式与身体(作为在空间中可以直接定位的、各别的、连续的和在时间中稳定的存在体)的属性之间的相互契合时”，作为“心理—生理统一体”的“自我”将会显现。英国哲学家P.F.斯特劳逊(Peter F. Strawson)提出这种“依附”关系中有3种包含在视觉中的身体，保罗·利科以此举例进行论述，“一个是睁开眼睛的身体，另一个是为眼睛确定方向的身体，第三个是确定视觉地点的身体。”这三种身体形成一种“视觉上统一的自我”。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人类具备了身体上接收数字AI制造的类似“自我”的“幻觉认同”的基本条件。只要戴上VR眼镜，用户就可以进入虚拟世界中“睁开眼睛的身体”和“为眼睛确认方向的身体”。其他的身体模拟技术如“声音模拟”“气味模拟”“触感模拟”技术仍在进一步研发当中。这些技术也都建立在“真身”的身体体验感之上，会造成“自我”将虚拟世界中的“化身”视作一个“自己”。实际上，这样的化身或许只是虚拟的AI程序。

　　陈楸帆的长篇小说《荒潮》描绘了一群深陷于对数字AI幻觉认同的“垃圾人”的形象。小说中城市人可以通过数码产品或义体装置（电子眼等）进入网络世界，享受“赛博朋克”社会的便利，实质上却成为终日和电子垃圾（非法电子毒品等）打交道的“垃圾人”。这种对数字幻象的认同，甚至将原本活生生的人类变成了数字的AI。小说的女主人公“小米”本来是一个“垃圾人”，却因为病毒感染导致大脑变异，成为“小米1”人工智能。“小米1”的诞生隐喻了人脑被数据化的可怕未来，陷入对数字程序的幻象认同意味着人类丧失主体性，变成人工智能数据的一环，并最终成为类似人工智能的“后人类”。小说中最骇人的一幕是成为人工智能的“小米1”利用山寨版的增强现实眼镜，控制了数百名“垃圾人”的视野和精神，将他们联通进虚拟的网络世界。强大的“小米1”可以控制城市里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一览众生的日常生活，甚至可以把所有“垃圾人”的思想融合在一起。陈楸帆在这里描绘的人工智能“小米1”可以整合人类的意识和视角，并将它们统一起来纳入自身，将自己变成一个类似“上帝”的存在。这描绘出在不远的未来可能出现的“人”的末日，人彻底被数字幻象俘获，进入对AI程序的认同当中，完全变成数据的一部分。

　　这些科幻文本显示出这样的隐忧：人工智能一旦脱离其实体，反而成为进一步威胁人类主体性的存在。信息化的人工智能逐渐扮演“上帝”的角色，人类在其面前又该如何自处？在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的终章中，智能机器人智子变成了一种绝对信息化的存在，其身体由质子构成，可以在各个维度任意转换身体形态。但智子依然存在信息传递的“智子盲区”，在这些盲区或黑域内，智子的量子通信手段会永久失效。这似乎隐喻了数字AI带来的最终结果：只有在网络覆盖不到的地带，人类才能短暂地从人工智能制造的数字幻象中逃脱。而随着“数字化生存”成为一种现实，正如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预言的那样，“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科幻作品描绘了这样一种恐怖的未来，在高度数字化的世界中，人类将完全在人工智能制造的幻象下生活，甚至失去属于“人”的历史。正像宝树在《三体》的同人小说《三体X》中描绘的那样，来自“前一个”宇宙的机器人智子向“此宇宙”中的云天明讲述了三体世界的传奇，云天明后来又用作者刘慈欣的身份将这些写成了科幻小说。我们作为“人类”的历史，会不会也成为人工智能制造的又一个数字幻象？

　　科幻作品不可能完全阐明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复杂关系，但其所塑造的人工智能形象却可以成为一面照见人类技术焦虑的镜子，发现面对人造的智能机器时我们恐惧什么、焦虑什么。机器人的形象让我们看到欲望模仿带来的危机，人类害怕机器人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欲望，从而引发身份认同的危机。站在人类整体视野来看，数字AI带给我们的危机远胜于人机之间的身份冲突。在不断增殖的虚拟幻象中，“人”失去了主体性，其伦理生活、精神价值将被AI程序所定义。科幻文学警醒我们，人工智能这一人造物，可能反过来成为人类的“设计师”。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杨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