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由于历史和现实诸多原因，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在空间格局上形成了较为显著的对比，并直接影响着我国人口的流动方向。在这种现实状况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走进城市，开启了另一种生存方式。到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与之相对应，中国的社会形态也发生了变化。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从乡土到城市，而是从乡土到城乡”。数以亿计的农民从乡村进入城市，这一事实对于身处其中的每个个体而言，不仅是外在生活空间的变化，也有情感、心灵、伦理等方面的变化，并因其处境和经历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生命体验。在这一过程中，城乡之间的对话与碰撞，构成了具有时代色彩的社会景观。面对这样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状况，许多作家通过文学作品对社会变迁作出积极回应。其中，河南作家李佩甫是不可忽视的一位。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城乡关系问题获得了持续性的观照和思考。

　　从1999年发表《羊的门》到2017年出版《平原客》，李佩甫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以“平原三部曲”（包括《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和《平原客》四部长篇小说对城乡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描写。李佩甫“在展望与回顾的过程中，一直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经验，同时也作为问题谨记在心（或是努力去了解）”。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关系一直是他进入文学的特殊方式，也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症结”。“平原三部曲”可以说是李佩甫对自己之前写作生涯的一个总结，《平原客》则可以看成“平原三部曲”的延续。李佩甫对城乡关系持续关注的原因何在，他对城乡关系的书写方式呈现出了怎样的变化态势、意欲何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解答是我们探究李佩甫文学世界的一个重要维度。

　　一　

　　从《红蚂蚱绿蚂蚱》开始，李佩甫就确定了自己的写作领地，“中原土地”成为他不断品咂的对象。这部小说更像是一首充满田园诗情的序曲，体现出一个外来者初次到姥姥的村子里时浮光掠影般的观光感知，字里行间透露着对乡土的迷恋。《羊的门》与《城的灯》的“恋土情结”依然浓厚，这两部小说基本用以乡观城的角度来思考城乡关系。在这两部小说中，纵使从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乡民经历了不堪的岁月，李佩甫也会用道不尽的乡情，以更好地生存为由，为他们的“恶”找到合理性。李佩甫说:“《羊的门》写的是客观，诉说了土地的沉重及植物生长的向度。”他立足中原历史，深挖传统乡土文化基因，塑造出了一个集百恶与百善于一体的呼天成形象。呼天成其实就是中原土地场域的一个象征体，野性十足、生命力极强，但是又无比压抑、庞大滞重。李佩甫试图通过这个形象回答中原土地文化基因里有什么和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另外，从乡村走出去的呼国庆可以代表小说中的城市一维，但是他完全受制于呼天成，只是呼天成的一个傀儡。在李佩甫的笔下，中原乡村才是他考虑的重点，而城市是以依附于乡村的方式出现的，并没有打开它的意蕴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结尾呼国庆似乎对他极度信仰的土地产生了怀疑，而《城的灯》则顺着这个思路，开启了从乡到城的挺进之路。

　　相较于《羊的门》来说，李佩甫在《城的灯》里增加了对城市的叙述体量。冯家昌与刘汉香最终的目的都是向城市进军，他们都以城为灯。李佩甫围绕两个人分别结构城市意蕴，透露出对城乡关系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其实两个人进军城市的心理动因如出一辙——受到了伤害，只不过被伤害的原因不同。冯家昌受到伤害的原因是贫穷与乡村宗法伦理。冯氏五兄弟少年丧母，父亲又是“外来户”，关系与物质的双重缺乏共同造成了冯家在乡村宗法社会中的底层地位。冯家昌立志进城是因为秉承母训，重要的是在他看来，进城且留在城市是摆脱自己卑微地位、超越底层困境的唯一路径。因此，冯家昌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留在城市，他要像楔子一样楔进城里，用尽浑身解数挤进去，所以被城市挤压、甚或变形都不是他要考虑的问题。城市之于冯家昌仅仅是一个狩猎场、一个危险地带，像冯家昌一样的人带着在乡村习得的、已然定型的生存技巧、思维模式、乡村伦理价值观念来到城市，却难以融入其中，反而不断与城市产生冲突。此时李佩甫笔下的城市只是“乡村土地的延伸和平原思想意识的弥散地”，城市空间的价值伦理并没有真正进入作家的叙述视野。

　　不同的是，刘汉香向城市的挺进是基于一种觉醒。这种觉醒的原因一部分来自冯家昌对其感情的背叛，另一部分来自城市对她的伤害。刘汉香对城市的想象，与她对冯家昌在城里的地位与身份的想象是一体同构的。但在她亲眼看到冯家昌在城里的卑微处境时，想象与现实之间出现巨大鸿沟，她感觉到来自城市的伤害。这时，刘汉香加深了对自我群体的认同，这种超强的认同感激发出了她的“花镇理想”。

　　小说作者让刘汉香选择了一条与冯家昌不同的进城之路。“刘汉香心目中的‘城’，是以乡村文明为基础，城市文明作参照和资源”。她试图另起炉灶，通过借鉴城市现代文明与恢复传统文化来重建乡村。刘汉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改变了村容、村貌，但她最终却遇害了。

　　借助刘汉香形象，李佩甫试图为乡村找到一条有尊严的向现代挺进的道路。作家在强烈社会责任感与既定创作意图的驱使下，只有不断神化刘汉香形象才能使其具备超凡的魅力。但是面对乡土现实，乡村的现代化道路对于这个弱女子来说实在是负担过重。作家的强力书写最终只能使刘汉香形象流于概念化。李佩甫试图通过刘汉香形象，为维护乡村尊严给出一条自救之路，结果却以失败告终。此时，李佩甫开始思考他一贯依恋的乡土的“反面”。他一直给予无限同情的这块中原土地，除了作为被损害的角色，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可能还扮演着其他角色。作者需要深入历史内部再次反观这块土地。

　　有论者认为《城的灯》代表着李佩甫笔下的乡村与城市开始走向融合，从之后的创作来看，这个判断为时尚早。作家的情感先天地倾向于乡村，城市在文本中仅是一个站在乡村对立面的象征体，或者是作家先入为主的臆想物，真正的城市意蕴还没有被好好书写。小说中的城市空间处于一种隐匿状态，其叙事功用更多体现在丈量精神维度，承担构建“两地书”式的结构功能，而非真正对城市展开叙述。围绕人物结构起来的城市，只是一个臆想出的属于创作主体的、以主人公的活动轨迹为线索的空间，这个空间不能代表真实的城市文化与城市精神。它只是一个象征体，与乡村空间对立且优于乡村，起到考察进城农民的场所功能。从文本层面讲，城市与乡村两种文化形态之间还不能真正生成一种对话关系。

　　可以确定的是，在《城的灯》中，李佩甫对城乡关系的认识发生了一个转向。他开始重新思考乡村与城市的位置关系，《生命册》就是他从乡村反面思考的结果。

　　　二　

　　从《生命册》开始，城市空间正式在场，骆驼与吴志鹏两个人的行动逻辑、命运轨迹及体现出来的价值理念是李佩甫建构城市空间价值体系的支撑点，而吴志鹏更是连接城乡两个空间的重要人物，在结构文本及文本意义生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如果说骆驼身上代表着城市中的欲望、疯狂、投机，人性的自私、冷酷、堕落等因素，那么，在吴志鹏身上则体现着一种力量，即反思的力量。对于吴志鹏来说，乡村与城市两个空间同样重要。在两个空间的双重经历共同催生了吴志鹏强大的反思能力，他在持续的反思中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主体形象。

　　在《生命册》中，吴志鹏是背着土地行走的人。在这里，“背着土地”有两层含义：一是乡土人情是进入城市的“我”的负担，养育之恩永远还不清，情债永远还不清。二是当“我”与土地真正拉开距离之后，土地反而成了“我”背后的支撑力量，幻化成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使“我”在商海里屹立不倒。但是，这与李佩甫以往作品中氤氲着的浓浓的恋土情感不同，乡村空间与城市空间都成为作家反思的对象。他不再把乡村简单归结为皈依的空间。在《生命册》中，作者对乡土意蕴空间的呈现通过“感性依恋”与“理性反思”两条线建构起来，它们共同形成了文本的意义支撑。吴志鹏的精神自救过程是在对自我成长经历的回忆中完成的，是与过去的乡村拉开距离后反思的结果。他反思的诱因是自我在城市所处的困境，他的反思在对乡村社会发展历史的思考中得以实现。吴志鹏理性反思自己的历史空间，从而找到了造成当下困境的根源。在反思中，自我与历史达成和解，完成救赎。当再一次踏上那一片曾经在精神上浸染他、后来他又试图挣脱、最后终于可以理性反观并且与其和解的土地时，他才真正跳脱出了曾经拘囿他的土地，以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者的身份面对土地。

　　在小说结尾吴志鹏再次归乡，乡村记忆与面前真实的乡村产生断裂，他清楚地知道当下正在发生巨变的乡村显然已不能充当自我的精神归宿。吴志鹏更像是那群浩浩荡荡进城的农村青年的觉醒者，他试图跳出单一农家子弟的身份，以一个真正的“进城的农民知识分子”的视角看待他的同类及族人。

　　吴志鹏发现了“土地之根”，并顺着这个“根”挣脱了欲望的束缚，从而实现了精神自救。这是吴志鹏从把他喂大的乡村历史的反思中得出的教训，也是身在城市的他与土地的精神连接点。而骆驼的自我失控则隐喻他舍弃了这种“牵绊”，像断了线的风筝被欲望吞噬。作者通过这两个人物对待“土地之根”的不同态度来暗喻乡土世界的意义。

　　乡土塑成了骆驼的肉身与灵魂，他的跳楼并不能说明乡村的伦理、道德及精神就是人们最后的皈依之地。因为通过吴志鹏的自我救赎之路与骆驼的毁灭之路的对比，我们不能单纯得出“是我们试图用乡土情怀和乡村道德解决问题的自欺欺人，是我们对乡土中国的凭空坚守和留恋，是我们的自我安慰和麻醉”之类的结论。当吴志鹏在城市中遭遇精神危机时，他从乡村历史中找到的自我救赎的精神支撑，是他反思自我历史的结果，而他的历史关乎乡村，所以乡村才是他观照当下自我的对象。从这个角度说，这不是单纯的皈依乡土问题，而是一个遭遇危机的精神个体在时代巨变、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何以安身自持，进行精神自救的问题。

　　在李佩甫以往的文学作品中，他在乡土世界中寻找拯救的力量，但从《生命册》开始，他以更加理性的姿态对待乡村与城市的关系。《生命册》的城乡关系发生了变化，在以往作品中流露出的对乡土的炙热情感被冷静的理性反思压倒，城市开始在场。对于吴志鹏来说，城市不再是损害者，而变成了问题提出者，倒逼精神个体反思自我历史，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乡村也不再是逃避危机的情感皈依场所，而成了厘清自我、了解个体精神生成序列的文化空间。这两个空间在小说中不仅承担结构功能，而且“两个生存领域之间进行着一场有建设意义的对话”。两者在对话中共同生成文本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李佩甫开始以城审乡，从城市视角进入乡村，以更加理性的姿态面对城乡关系。

　　三　

　　从《生命册》开始，李佩甫小说中的神性开始消失，到了《平原客》成了一地鸡毛。《平原客》中的日常生活叙事是李佩甫探讨两种文明形式、真正打开城市空间的重要维度。李佩甫曾经用十二个字概括中原土地上生活的人的性格精髓，“小中求生，败中求活，生生不息”。基于此，他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色调是亮的，小说基调基本是明朗的。但是到了《平原客》，小说的整体基调变成了灰色，面对乡土与城市，他流露出更多的犹疑困惑。这似乎再次显示出李佩甫创作中的某种精神转向。在《平原客》中，作家对城市日常生活的叙述反映出其城乡叙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李佩甫的小说中，处于现代化边缘的乡民充满了对现代的渴望、追求与焦虑，但在他的笔下，他们对现代的靠近主要表现在对物质财富的极度追求上，而对于生活观念、道德观念、价值理念等方面的追求基本停滞。《城的灯》里有少量的关于冯家昌与妻子的城市日常生活的描述，但此情节只是作家表明冯家昌想要征服城市的一个策略性行为，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日常生活叙事。到了《平原客》，作家对李德林的婚姻状况的细致叙述，构成了文本意义生成的重要维度。

　　罗秋旖与李德林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悲剧。正是在李佩甫对他们因生活习惯不同而发生矛盾的日常化叙事中，我们体察到了作者书写城乡关系的角度调整与转变。李佩甫过去的创作往往把城市想象为权力关系与经济关系中的欲望客体，而城市所代表的现代社会文明风尚并没有走进作家的叙述视野。在《平原客》中，李佩甫通过对李德林与罗秋旖日常婚姻生活的叙述，把以往抽象的城市叙述细节化，进一步扩大了城市的叙述空间。在两人的婚姻生活中，从罗秋旖主动求爱、提出去李德林老家办婚礼、把李德林父亲接到城里居住这些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出罗秋旖是积极主动的，而李德林面对罗秋旖时常常透露出莫名的自卑感。李佩甫依然把罗秋旖所代表的城市放在强势地位，把李德林所代表的乡村视为弱势一方。但较为可贵的是，在小说中当两人因生活习惯不同而发生矛盾时，李佩甫并没有简单地延续丑化城市、美化乡村的叙事模式。对于李德林的堕落，我们似乎不能从罗秋旖身上找到太多的责任，但是徐二彩肯定是加速其堕落的一员。李佩甫没有把罗秋旖塑造成一个启蒙者的角色，也没有用道德把她变成一个拯救者，而是把以罗秋旖为代表的城市生活观念与以李德林为代表的乡村生活观念放在相对平等的位置上，让它们正面相遇。这是他试图摆脱自己创作上一直被诟病的道德化叙事及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一次尝试。于是，乡村与城市同时在场，开始展开平等对话。

　　在此基础上，李佩甫在《平原客》中收起了以往对乡土的过分同情，更强调形成李德林性格的那个由各种人情关系组成的乡村生活空间，以更加理性的姿态深入探讨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问题。李佩甫在《平原客》中借助李德林、刘金鼎等一批官员形象，以官场为载体，对中国乡土社会人的各种关系又做了一次深入思考。他试图阐释由贫困引发的淤积在乡土文化系统中的沉疴痼疾，以何种面目参与到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又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什么。

　　从《羊的门》到《平原客》，李佩甫对探讨中原人的关系一直情有独钟。呼天成的所作所为，深层次原因是乡土社会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冯家昌一路奋斗的过程走的是依附权贵的路线。这是作者阐发的中原人独特的行为模式。“关系理论”“依附关系”是他们争取资源、解决问题的首要办法。靠经营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后再把自己变成掌权者，得到他人的依附。这是乡村历史长久以来留下的不良行为模式，是乡民们认为的有效的路径。呼天成深知这一点，所以他的“自我造神”行为才能成功；冯家昌及其兄弟的人生轨迹也是这个模式；到了《平原客》，这套“关系理论”再次上演，从刘金鼎身上我们似乎再次看到了权谋能力的形成过程，他简直是呼天成的城市翻版。在李佩甫的形象序列中，如果说呼国庆的“恶”是因为被动报恩，冯家昌的“恶”是不得已而为之，骆驼的最后一点良知迫使自己最终选择跳楼，那么刘金鼎终于实现了“恶”的自觉生成。其他几个人物身上有旺盛的生命力支撑，与此不同的是，刘金鼎是自觉的投机者形象，为了一己私利而玩弄权术。在李佩甫笔下，从呼国庆到冯家昌再到吴志鹏，最后到刘金鼎，这些进城的农村青年们最后反而成为社会变革的对立面。相对于前三部作品，在《平原客》中，李佩甫对乡土的态度转变较大，似乎放弃了之前对乡土无限的留恋姿态。在小说中，不管是李德林还是刘金鼎、谢之长、徐二彩等，这些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不再是有生命力的个体，而变成了一个个游荡的幽灵似的人物。作家原来小说中那抹光亮的底色消失了。

　　在《平原客》中，李佩甫用城乡互看的角度重新书写城乡关系，从日常生活层面入手，冷静、细致观察城乡之间的冲突与矛盾，通过日常生活叙事扩大了城市书写的意蕴空间，城与乡在平等的位置上展开对话交流。小说通过对以副省长李德林为代表的形象群的刻画描绘了“现代官场现形记”，以更加理性、克制甚至苛刻的眼光审视“中原乡土”，使城乡关系以一个新的面貌出现在叙述中。可以说，《平原客》是李佩甫挑战自己过去书写方式的一次尝试与努力。

　　四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某种程度上不只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性问题，它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相互交融。这一历史进程在空间格局上表现为城乡之间的复杂互动，而数以亿计的个体生命就在其间流动迁徙，上演着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为文学书写提供了丰富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个体生命故事。文学通过对中国城乡关系的书写深入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以精彩的文本记录和探究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独特故事，写出他们的情感历程和社会心理变化。对于乡村与城市二者之间的关系，李佩甫做了持续的执着的思考，从重乡抑城到把两者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他通过小说细致从容地探究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交流、互动。在他笔下，乡村文化被放到城市与乡村的对比中进行思考，表现了城市对乡村的侵袭，流露出对乡土的无限同情。同时，他从来没有否定过以城市为代表的物质文明，而是通过作品一步步呈现出发现城市的过程。

　　从乡村赞歌式的书写到发现城市，再到城乡平等互看，作家的乡村经验不再完全统摄文本，其城市经验逐渐在场。他既看到了城市给乡村带来的伤害，也看到了乡村种种弊端之于现代化发展的阻力。而由现代化创造出的种种高度物化的城市文明与人们在乡村承袭下来的一些文化传统会起冲突。中国百年文学发展史中，作家们对城乡关系问题持续关注，现代文学有过大量的作品涉及这一问题。新时期以来，城乡关系问题不仅是中国当代社会的热点话题，也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显在话题。作家们对该问题的执着关注，体现了当代文学重新发挥对社会历史的认知能力、与中国当下现实生活的对话能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作家因其所处历史阶段的特殊性，都有意无意地对该问题做过审美表达。李佩甫城乡关系叙事的价值在于，他的作品中对于中国城乡关系的探讨有一个清晰可辨的发展过程。李佩甫在其整个文学生涯中一直执着于探讨这个问题，其不同时期作品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发展层次，且层层深入，在作品群的意义上形成了其创作特有的叙事基调和集中主题。基于此，在其对乡土与城市的对照叙事中，他在不同历史阶段发表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城乡关系书写，以及背后所揭示的社会历史意义和价值判断，可以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继承和发展城乡关系书写的当代典型个案。从早年创作的恋土式书写，到“平原三部曲”中对乡土的迷茫和对城市的发现，再到《平原客》中城乡平等互看的理性叙述，形成一个动态的、演进性的审美叙事过程，这是李佩甫深入乡村和城市，由二者复杂互动的时空背景反思中原大地人们的生存经验和人生道路的结果。尤其在《平原客》中体现出的城乡互看的审美逻辑，是李佩甫对待城乡关系问题的一次自我突破。他以城乡关系为切入点，记叙了他们那一代人在城乡两个空间徘徊过程中的生命代价、艰难思索，记录了一代人在社会转型中的生命流动，在文化传承和变迁中的意义追寻。城乡关系是说不完的话题，是文学思考社会变动的窗口和路径，李佩甫就从这个窗口展示出一代人的生存经验、情感困惑和意义追求，记录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生命在空间流动中的复杂精神图谱，为中国城镇化进程提供了一份生动的精神史志。

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