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微言大义”，见于《左传》鲁成公十四年所载：“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意即强调作文治事应发挥垂训警世的史传传统，同时挖掘隐含于“微”与“婉”之后的潜在意图及其言说方式。后世的文学评点在“以意逆志”解喻思维的作用下，逐渐强调“微言大义”如何推进对评点文本旨意或本事的索隐探求及其审美挖掘，促成了基于政教背景进行文本意义构建的阐释模式。在古代，“以意逆志”强调在“作家作品之意与评者自己之意”结合的情况下，寻求阐释话语的新变可能与解释的独特性，获取经典解说与传承的话语权，促使言说者沟通并认同作品中的经典含义。而以“微言大义”为特色的“春秋笔法”的经学阐释方法，促使言说者的创造性阐释在世人普遍认可的律则意识中，形成了可资自由表达的实践方式。“微而显，志而晦”的话语模式促使“微显阐幽，裁成义类”的方法得以被广泛认可，推动“微言大义”式索隐的普遍使用——在“微言大义”的刺激下，借用索隐方式去探寻阐释文本的话语体系、文化价值及其阐释可能性，进而在阐释过程中寻求言说者基于“以意逆志”的批评，这既能够关注阐释文本的语文属性，又能充分注意其间的思想属性，势必成为言说者构建阐释话语不可或缺的具体手段。可以说，“微言大义”索隐既是一种批评方法，又是一种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它对古代小说评点的阐释构建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说已有学者注意到古代小说创作与评点中的“微言大义”现象，但对“微言大义”所带来的评点者进行小说文本评点之后的索隐癖好及其旨趣诉求，相关讨论仍较为薄弱，尚有深入展开的必要。基于“微言大义”式索隐探讨古代小说评点的阐释逻辑、惯用方法及其对小说文本经典化的影响，将能够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深究经学思维与史家意识影响历代文学批评的方式、过程及其历史意义。

　　一、“微言大义”与古代小说评点的文化取向 

　　由于古人一直信奉慎终追远、敬天法祖等“原始要终”的处事理念，导致历代学术的发展往往需要通过对此前学术思想与学术话语的承继作为构建起点，进而寻求阐释范式与话语的资源挖掘。在这种学术传承方式的主导下，历代小说评点的阐释构建亦深受传统阐释学的影响。诸如“以意逆志”、索隐等古代阐释学中的惯用方法，不仅成为包括小说评点家在内的各类群体展开知识意义构建时的指导，而且作为一种阐释规范有效限定了小说评点家进行文本内容的隐义挖掘。小说评点扩大了传统阐释学的普适范围，是传统阐释学对小说文本接受形成影响的具体方式。这其中，以“微言大义”为主导而进行的依“经”傍“史”等小说文本旨意或本事索隐，成为历代小说评点者奉为圭臬的阐释准则。依“经”傍“史”作为一种下意识的行为，或隐或显地引导评点者凸显小说文本的文教价值，推动小说评点者努力挖掘文本背后的“微言大义”，最终促成了小说评点或经学或史学的文化取向。 

　　通俗章回小说在明代一经传抄或刊刻流传之初，首先就被当时的士人阶层将其与《史记》《汉书》等经史典籍相勾连，用于强调通俗章回小说的写作及其知识趣味渊源有自的学术传承。早在嘉靖年间，“嘉靖八才子”就专门谈及《水浒传》，指出：“《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不仅认可《水浒传》“委曲详尽”的叙述价值，同时强调《水浒传》的“史学之妙”。这就促使将通俗章回小说的历史底蕴依附于经史之作的做法，一直伴随着相关小说作品的流传过程中。同时，代表明代主流知识分类体系的书目著述，亦往往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等作品著录于史部与子部之中。此类带有普遍性导向的做法，促使世人从经史传统来寻求通俗章回小说流传、接受及品评等各类阐释行为。从这个角度讲，包括评点家在内的历代文人对通俗章回小说的品评试图寻求相关小说的经史传统及其知识趣味，探寻小说作品的叙事策略，进而建构一套符合历史传统的阅读阐释学，凡此种种，皆是通俗章回小说被进行意义建构的具体表现。 

　　在历代有关通俗章回小说品评的取法来源中，对传统阐释学的理念承继与方法取意，已成为品评者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历代文学评点往往是从经学笺、疏、注、解等训诂句读、义理阐释之中取法的。在传统阐释学中，不仅重视句读圈点等标注阅读者之于作品意义的诠释意见，同时尤其重视对经义之语言表意功能的挖掘。汉儒将“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当作解诗的重要阐释方式，强调挖掘文本“志”意之于阐释意义构建的重要价值，此举是一种尝试对创作者的意向性活动进行探讨的体现，形成了注重“言之在外者”与“意之在内者”的阐释倾向。孟子曾提出：“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由于历来有关“以意逆志”方式的解读侧重不同，致使后来的解经者往往形成了断章取义的读诗之法，而对基于诗歌的整体性文本予以解读的方式有所忽略，进而演变为对创作者“本意”的探寻式索隐。这导致了后世解经时形成了“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常见方式，以索隐出作者创作的本意作为经解的重要诉求之一。不论是“我注六经”抑或是“六经注我”，皆存在以解经者自身的心意或思想去体会作者写作意图的诠释导向。尤其是在今文经学家眼中，义理阐释的主观构建，显然是不可或缺的，以至于时常出现脱离经义文本的天马行空式自由发挥的情况。不过，“以意逆志”式的解经策略，能够促使解经者尝试构建与经义文本创作者的交流途径。“是为得之”云云，直言解经者与经义文本创作者之间进行心灵接触的必要性及其可预见结果。这进一步导致解经者强调基于经义文字片段的意义体系，进行自由发挥。例如，宋代文学评点兴起之初，评点者往往在诗文评点之中，隐含自身“讲究虚心涵泳，熟读精思，喜欢独立思考，倡自得悟入之说”的品评趣味，继承了经学品评之“批点抹截”方式，以突显文章命意、句法、布局等方式，来引导其他读者注意文本的“关键”之处。 

　　上述思想在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清代朴学思潮的主导下，进一步强调文本阐释的合理性，在事实、事理、经验等方面的有效验证及其适用性。清代经学阐释中的“汉宋之争”，虽然在阐释路径及阐释导向等方面有所区别，但强调复归经典文本等方面的诉求却殊途同归，皆意图通过对经典文本（尤其是儒家经典）的返本还原，来重新构建相应的价值规范与文化秩序，以便达到借古鉴今的致用意图。此类意图促使清代的经学阐释，尤其是乾嘉学派的阐释，逐渐强调文字训诂等方面的实证校验。阮元《经义述闻·序》（1817）曾说：“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又说：“学者当晓然于古书之本义，庶不致为成见旧习所胶固矣。虽然，使非究心于声音文字，以通训诂之本原者，恐终以燕说为大宝，而嚇其腐鼠也。”所谓“古书之本义”，精准总结了经学家探求经典文本旨意的志趣所在；“旁征曲喻”云云，使得音韵、典章、义理等各类解经方式反复被运用。相关方法的多重运用，使得对本事的索隐式探寻，进一步被清代学者扩展至小说的阐释中，日益成为清代小说评点者勾连小说文本意图、作者原意的重要途径，以获得一种“我注六经”式的满足感。 

　　在此类思想的影响下，小说评点者往往强调“以意逆志”式文本阐释的重要性，多喜将小说文本与相关史实或历史现象对照而评。通过小说创作者与作为读者的评点者之间跨时空的心灵式交流，触摸或探寻小说的文本体系，最终形成文本意义的阐释策略。这是因为小说评点者相信小说文本所写是作者由特定事件触发而寄托了特定的情感，乃至一种自叙表达。包括小说评点者在内的时人认为“以意逆志”之“意”，关注的是小说创作者诸多言行举止的复杂性及其在小说文本中的投射。例如，张箮认为李昌祺“坐事谪役”房山之时所写《剪灯馀话》：“词虽近亵而意皆有所指，故一时缙绅，多有心非之者。其作《弹琴记》有‘江南旧事休重省，桃叶桃根尽可伤’之句，亦皆寓言。”“皆寓言”云云，即认为“意皆有所指”，故而探讨所言何指成为评点者的好奇着力之处。相关着力点一方面促使评点者观照小说创作者赋予小说文本意义的可能性导向；另一方面，评点者又尝试对小说文本意义，做出自身认为合理存在的阐释，它最终促使小说评点者热于追逐小说文本所隐含的微义。王英《剪灯馀话序》（1420）曾说：“经以载道，史以纪事；其他有诸子焉，托词比事，纷纷藉藉，著为之书；又有百家之说焉，以志载古昔遗事，与时之丛谈、诙语、神怪之说，并传于世；是非得失，固有不同，然亦岂无所可取者哉！在审择之而已。是故言之泛溢无据者置之；事核而其言不诬，有关于世教者录之。余于是编，盖亦有所取也。其间所述，若唐诸王之骄淫，谭妇之死节，赵鸾、琼奴之守义，使人读之，有所惩劝；至于他篇之作，措词命意，开阖抑扬，亦多有可取者，此余之所以喜也。”所言“在审择之而已”，强调应该对小说文本的隐含旨意进行有选择的吸纳，以求其“事核而其言不诬”之类的内容。这种意见典型代表了作为阅读者之于小说文本的期待视域，以至于探讨作者如何“有所取”或“征诸事”“揆诸理”成为被重点关注的内容。也就是说，“微言大义”作为一种认识思维，有效推动评点者融入小说文本的同时，又开启了一个观照文本意义导向的阅读空间，从而能够在差异认知中，细致分析小说文本之于阅读过程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以意逆志”式文本阐释的延展结构，促使评点者往往寻求其所评点小说与经史之典的比较，从文化寄寓、价值导向、叙事策略等方面来推崇相关小说的经典意义。例如，金圣叹明言：“《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绿林，其事不出劫杀，失教丧心，诚不可训。然而吾独欲略其形迹，伸其神理者，盖此书七十回、数十万言，可谓多矣，而举其神理，正如《论语》之一节两节，浏然以清，湛然以明，轩然以轻，濯然以新。彼岂非《庄子》《史记》之流哉!不然，何以有此？如必欲苛其形迹，则夫十五《国风》，淫污居半；《春秋》所书，弑夺十九，不闻恶神奸而弃禹鼎，憎《梼杌》而诛倚相，此理至明，亦易晓矣。”此类经典意义的挖掘乃至构建，促使评点者进一步寻求相关小说文本之中的“微言大义”，并在评点文字中寄托着引导其他读者予以遵循的期待。从这个角度讲，评点者认为小说文本的知识特征与意义导向需要通过“微言大义”来进行解读，在与经史之典勾连比较的特殊知识结构下，才能被有效感知进而予以多维阐释。这就是小说评点者时常强调“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的外化体现。 

　　综述之，索隐作为一种具体操作的勾连手段，是评点者挖掘小说文本存在着写作者“以意逆志”等表达现象的实证方式，最终在“微言大义”的阐释策略中，进行着评点文本“解构”之后的“重构”。通过“微言大义”的视角，小说评点所热衷的本事索隐在借鉴经学索隐方式的同时，一并延续经学索隐所特有的关注文本的存在境域与写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强调通过写作主体来考察文本意义多重可能的方法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文本阐释的关注视野，使得小说文本的本事索隐成为评点者乐此不疲的主要话题。“微言大义”式本事或旨意索隐，成为小说评点者从自身出发寻求阅读时的审美经验或构建一定文教话语体系的重要生成渠道。小说评点者据此看到了小说文本在传统文教环境中何以被阐释的可能，使得历代小说评点的阐释构建，不去过分强调阐释的具体细节，而是强化基于传统文教视域进行阐释构建后的历史效果。这也是小说评点者之于评点文本展开审美经验互动的具体细节，更是评点者为小说文本建构意义的目标之一。此类评点细节是传统阐释理念在小说品评中的具体话语实践，是一种深植于评点者知识体系之中的经学思维或史家意识的外化体现。 

　　二、“微言大义”与古代小说评点的阐释体系：以《红楼梦》为例 

　　“微言大义”如何对古代小说评点的阐释视角、惯用方法及价值构建形成实质性的影响呢？兹以《红楼梦》的历代评点为例，申说如下。自《红楼梦》诞生以来，历代评点者往往热衷于对《红楼梦》的本事或旨意进行索隐，试图挖掘《红楼梦》文本的“言外之意”。评点者擅长将此类“言外之意”的索隐，当作自身阅读文本的一种常见阅读模式，强调“微言大义”挖掘时的阅读乐趣。由此形成了基于“微言大义”进行《红楼梦》索隐式阐释构建的蔚为大观现象，对《红楼梦》的后世阅读形成了深远影响。 

　　包括评点者、序跋者在内的历代读者阅读《红楼梦》文本之时，大多首先重点关注曹雪芹的原意与《红楼梦》文本的旨义。而在探讨相关话题时，以“《春秋》笔之”的切入视角予以观照，成为各类读者不约而同的共选。如紫琅山人《妙复轩评石头记序》指出：“□□阴阳消长之义，皆以男女言，示人以易知也。……莫不善于淫奔，而《风》诗采之；莫不善于弑逆，而《春秋》笔之。可以知作者之苦心矣。作者洋洋洒洒千万言，一往天下后世之知者愚者，口之耳之目之，而其隐寓于语言文字之中，以待默会于语言文字之外者，又逆料天下后世必有人焉，能得其指归之所在。笑我罪我，皆所弗计，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所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一种突显《红楼梦》文本潜在意图的阅读侧重点。它是在“以意逆志”的言语模式中，意图深度探寻《红楼梦》“隐寓于语言文字之中”的“微言大义”。而后据而进行文本品评的细节展开，建立“一以贯之，头头是道”的阅读范式与批评策略。 

　　由于历代阐释者觉得《红楼梦》所写有所隐晦，故其撰写模式势必存在“微言大义”或借此言彼的情况。涂瀛（道光年间）《红楼梦论赞》就指出：“世俗之见，往往以经济文章为真宝玉，而以风花雪月为假宝玉，岂知经济文章，不本于性情，由此便生出许多不可问不可耐之事，转不若风花雪月，任其本色，犹得保其不凋不凿之天。然此风花雪月之情，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故不得不仍世俗之见，而以经济文章属之真，以风花雪月属之假。意其初必有一人如甄宝玉者，与贾宝玉缔交，其性情嗜好大抵相同，而其后为经济文章所染，将本来面目一朝改尽，做出许多不可问不可耐之事，而世且艳之羡之，其为风花雪月者乃时时为人指摘，用为口实。贾宝玉伤之，故将真事隐去，借假语村言演出此书，为自己解嘲，而亦兼哭其友也。故写贾宝玉种种越人，而于断制处从无褒语，盖自谦也。……吾以知《红楼梦》之作，宝玉自况也。”又，《红楼梦问答》言：“或问：‘宝钗似在所无讥矣，子时有微词，何也？’曰：‘宝钗深心人也，人贵坦适而已，而故深之，此《春秋》所不许也。’”据此，涂瀛认为“《春秋》所不许”的批评思路导向于“《红楼梦》之作，宝玉自况”之一面，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临界之间寻求《红楼梦》“将真事隐去，借假语村言演出此书”的阐释空间。 

　　为进一步强化《红楼梦》所写“微言大义”的可信性及多维探索的可能性，评点者往往强调《红楼梦》文本的“用意命笔”具有深刻的史官笔调。云罗山人在《红楼梦》第一百一十二回眉批曾说：“书言报应，莫如左氏。大厉之请帝，良夫之叫天，齐襄之伤足，荀偃之坠首，可以训世。及看红楼至赵妾赴冥曹一章，其惩恶罚罪，神降而鬼临者，用意命笔，可与左氏争席，岂止小说而已哉！”所谓“用意命笔，可与左氏争席”，成为评点者意图构建《红楼梦》文本隐含深意的逻辑起点，也是一种具体的阅读操作。刘铨福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跋》更是直言：“《红楼梦》虽小说，然曲而达，微而显，颇得史家法。余向读世所刊本，辄逆以己意，恨不得起作者一谭，睹此册，私幸予言之不谬也。”所言“逆以己意，恨不得起作者一谭”，深刻道明评点者基于“以意逆志”方式进行《红楼梦》文本阐释的普遍性。这种阐释方式使得评点者易于将品评的重点，落置于对《红楼梦》文本潜在之意的索隐上。当然，探讨《红楼梦》的“春秋笔法”或“微言大义”，离不开对《红楼梦》文本旨意的索隐乐趣。此类癖好将引发评点者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进行《红楼梦》索隐的持续动力。 

　　历代有关《红楼梦》文意的索隐，除了各类主题家世说外，另有对《红楼梦》文本潜在文教价值的索隐式肯定。张新之《红楼梦读法》言：“《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故借宝玉说‘明明德之外无书’，又曰‘不过《大学》《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周易》《学》《庸》是正传，《石头记》窃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故云：‘倩谁记去作奇传。’致堂胡氏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书，惟败常反理，乃书于策，以训后世，使正其心术，复常循理，交适于治而已。’是书实窃此意。‘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此书到处警省处，故其铺叙人情世事，如燃犀烛，较诸小说后来居上。《石头记》一百二十回，一言以蔽之，左氏曰：‘讥失教也。’”所言“讥失教”的价值评判，不仅是受“微言大义”影响的具体表现，更是表明评点者似乎更喜好从《红楼梦》文本的文教索隐中构建起自身品评的框架体系及其主导性意见。王希廉在《护花主人批序》中所言：“《石头记》作者既自名为小说，吾亦小之云尔。若夫祸福自召，欢惩示儆，余于批本中已反覆言之矣”即证。 

　　又，戚蓼生（1730—1792）《石头记序》亦言：“夫敷华掞藻、立意遣词，无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赏，姑不具论；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试一一读而绎之：写闺房则极其雍肃也，而艳冶已满纸矣；状阀阅则极其丰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写宝玉之淫而痴也，而多情善悟，不减历下琅琊。……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然吾谓作者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譬之绘事，石有三面，佳处不过一峰；路看两蹊，幽处不踰一树。必得是意，以读是书，乃能得作者微旨。” “得作者微旨”与“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相勾连，清楚表明戚蓼生意图探讨《红楼梦》“微旨”的主要方式是以“微词”“曲笔”作为判断的逻辑起点，而后索隐《红楼梦》文本的旨意。“一一读而绎之”则是基于此而作的独特观感，表达一种“敷华掞藻、立意遣词”的阅读满足感。 

　　据此而言，评点者基于“微言大义”而展开的《红楼梦》文本索隐，除了挖掘《红楼梦》文意的“微言”之外，更是强调《红楼梦》文本中隐含着作者“一字褒贬”的史官笔法。这就从内容索隐后的文意阐释与写作方式的史官特色等两方面，强调《红楼梦》对“微言大义”的承继，乃至发扬，最终促成评点者在《红楼梦》“微言大义”的品评过程中，能够提出自身的全新见解。 

　　要之，“以意逆志”式的“微言大义”已成为《红楼梦》文本索隐式阐释的主要指导，使得既作为《红楼梦》文本阅读者又作为意义构建主体的评点者，有效发挥了作为《红楼梦》文本阐释决定因素的主导性作用；进而构成一种既调动了评点者自身的品评热情，又引领其他读者在其所言的基础上，继续探讨文本“微言大义”的阐释效应。进一步讲，“以意逆志”的文化传统及其言说方式，让评点者清晰看到阐释小说文本的可能路径，使得字句考证、文意属性、思想挖掘、文化寄寓之类的话题，成为评点者进行文本阐释的题中之意。这促使“微言大义”式索隐不仅成为评点者进行文本阐释的逻辑前提，更是左右评点者阐释意见表述的具体推进环节，使得针对《红楼梦》索隐式阐释的方式方法及其言说主体，紧紧围绕作品文本展开。“微言大义”式索隐的阐释逻辑，能够诱发不同时期不同读者类型随时随地进行小说文本的自由阐释，有效避免了阐释结论的同质化倾向。这种做法在评点者阐释“期待视野”的作用下，促使评点者更加关注《红楼梦》文本中或隐或显的“空白”内容及其意义结构，推动了评点者在阅读过程中强化自身感悟与评点文本意义体系之间的深度交流。这就促使阐释者在特殊政教意义的主导下，容易基于文本的文化蕴含，以展开小说评点与特定历史、社会及文化“事件”的关联勾勒，最终形成阐释目的先于文本存在的“重构”导向。据此而言，“微言大义”已成为历代评点者构建《红楼梦》“旨意”的重要“召唤结构”，是评点者触摸《红楼梦》文本意义的导向符号与意义载体，促使评点者有效构建了基于文本而生发的索隐式阐释体系。索隐式阐释使得评点者不仅强调“文本对我说什么”的接受趣味，而且强化了“我对文本说什么”的重要性。这种思路就是对传统经解“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借用。它强调对《红楼梦》“空白”内容及其未定性结构的深度索隐，借此对文本中所可能关涉到的评点者或曾经历过的经验进行新的意义找寻。可以说，“以意逆志”式的“微言大义”，已成为《红楼梦》评点者进行文本阐释的方法与指导思想，导致历代有关《红楼梦》文本意义的构建呈现出显著的伦理化、政教化倾向。索隐者努力向其他读者传递自身阐释的独特之处，或者进行价值说教以诱发其他读者的遵循，乃至惯用的猜字及相关的谐音套路、拆字手法，以及对《红楼梦》言情主题、社会现象批评、人物形象审美，皆可以在“微言大义”的言说套路中加以细节性延展，最终推动《红楼梦》多元阐释体系与多维存在意义的展开。 

　　三、“微言大义”式小说评点的意义 

　　古代小说评点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语体之一，势必要符合古代文学批评尊奉以儒家为主导的政教思想等普遍性选择。自刘勰《文心雕龙》确立批评的“宗经”传统后，包括小说评点在内的历代文学批评，大多存在以“宗经”为批评内核的思路。评点者首先将通俗章回小说当作一种可与史书相提并论的经典之作，以此展开对通俗章回小说的身份正名；而后，基于“尊体”的视角寻求具体评点的形式细节，作为构建小说批评体系的思想源头。在这种情况下，“微言大义”在小说批评中的广泛使用，可以看作评点者通过小说评点的言说形式，来实践“宗经”思想的具体表现。这可以看作传统阐释学所提出的“怎么说”思路，深刻影响到评点者“说什么”的话语选择。它是一种评点者突显通俗章回小说评点之价值性挖掘的具体思路，是语体与语态在小说评点这一类批评形式中的隐性作用。小说评点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外在形式，虽然与诗文批评略有不同，但其所言及的内容乃至表达“说什么”时的展现形式，都离不开特定时期的文教传统，也无法完全摆脱传统书目知识体系所谓“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的社会角色与知识身份。历代知识群体将“小说家类”排斥于“可观之道”的核心范围之外，包括后之兴盛的通俗章回小说在内的“小说家类”的存在价值与分类样态，将不得不寻求一种比附经、史的庇护外衣。这就导致小说评点者通过评点形式来构建相关小说的经典价值与接受意义时，不得不进一步做出依附经典之作的实践策略。 

　　将小说文本当作经典之作、之学而进行文教意义构建或审美价值自娱，成为评点者索隐小说文本意义时的先入之意。而“以意逆志”的思考策略与言说方式，使得小说评点者践行“微言大义”的阐释策略成为可能。“微言大义”式解经手段在小说评点中的大量使用，不仅可以看作评点者从史学实录的角度，来寻求通俗章回小说存在意义的具体反映；而且可以看作传统解经注传式注疏思路，对小说评点写作模式形成深刻影响的体现。小说评点者意图通过“微言大义”的挖掘，来勾连相关小说与传统文教的谱系归属，以特定的关联结构强调小说文本的经典性特征。这就使得明清通俗章回小说的评点，以构建文本价值或意义作为主要写作思路，热衷于揭示通俗章回小说所蕴含的隐性义理导向，或符合（或突破）儒家经典宗旨的潜在书写。这种思想促使明清通俗章回小说的评点，不仅强调对小说文本之字、句的意义阐释，而且多喜欢通过总评、回评、行批、眉批、夹批等方式，从宏观层面对相关小说的知识特征与价值意义进行多重申说，试图建立一个具有自足自适的小说批评体系。“微言大义”的意义阐释逻辑，促使评点者从小说文本中，看到了句子意义的重构视角；通过“以意逆志”的“移情”手段，评点者对小说文本的各类存在现象，进行本事、旨意等本体特征的构建。同时，小说评点者有其自身独特的知识体系与品评习惯。小说评点者从自身出发进行文本经验的体味过程，导致其对小说文本的经验式感受与主观性阐释，往往具有表现形式有别的内容表述。在“微言大义”的刺激下，小说评点者可以随时根据自身对文本的理解，提出异于他人的意见，重新给评点文本划出新的阐释疆域。此举促使小说评点者可以随时将自身独特的见解，从当时的主流阐释意见中单列出来，不断修订小说文本业已表现出来，且为人所熟知的某些给定特征，进而建构成一种具有主流意味的阐释意义场，借此宣称自身的阐释是一种符合作者原意或接近作品主要知识体系的正解。 

　　在传统阐释学基础上形成的“微言大义”式索隐，已成为评点者与小说文本之间双向互动的重要交流平台。由于相信小说文本的“微言大义”，评点者非常重视自身去挖掘小说文本潜在内容的解码过程。这个解码环节有效再现了小说评点者阐释时的阅读活动及其具体过程，使评点者得以与小说文本交流互动。不论小说评点者基于何种批评方法来进行文本的品评，从历代小说评点者共同选择的阅读现象看，“微言大义”的阐释策略促成了小说评点者从历代文教语境中，寻找到一条批评的参照系——它使得小说评点必须以文本产生的整个文化背景与思想体系为参照，以探寻阐释过程中意见表达的具体方式，并将小说评点作为一种表达评点者介入现实或构建历史的重要途径。它开放了一种多角度理解小说文本的可能性，并强化了评点者接受文本的主要阐释思路，也让小说评点者寻找到将小说文本的意义世界置入或转换到评点者自身言语世界等精神满足感的多元路径。在“微言大义”给定的知识结构与意义体系中，小说评点者可以重新组合一定社会文化习惯或价值体系中可能存在的多种文本意义，评点者所采用的价值评判主导、拆字谐音法、历史材料佐证法、社会现象归纳法、本事原型比对法等常用惯例，都能够在“春秋笔法”的形式挖掘或“皮里阳秋”的内容索隐中，进行无限可能的多样阐释。 

　　“微言大义”式索隐，是一种能够超越小说文本原有意义体系且具有显著创造性见解的阐释模式，从而在阐释旧有文本意义的同时，进行新的意义灌注。尤其是，通俗小说评点者因对相关小说作者的生平经历与思想特征付之阙如，使得“微言大义”式索隐的主要推进策略，并非集中于了解作者写作意图及其背后的意义；而是从评点者索隐时的知识体系、生活经验及评点需求去构建小说文本的审美特征、知识意义及其对评点者的指导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小说作者对文本意义的原初设定，而是评点者对小说文本“实际的意义”（actual meaning）进行生产性阅读的结果。通过生产性阅读之后诉诸文字的评点意见，小说文本接受“意味”（significance）获得了一种流动的存在，使得“微言大义”的阐释策略有效推动评点者从构建小说文本意义的过程中，获取相应的“意味”生产，也使得“微言大义”的言语表述成为评点者感性体验与理性阐释相融合的最终体现。然而，“微言大义”式索隐导致评点者在每一次具体阐释活动中，获取小说文本的意义指向都是有限度的。这种有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评点者在长时段的阐释活动中，不断进行小说文本意义语境的重构；它进一步促使评点者在自身多次阅读的体验中，或在其他评点者已言及的阐释结论中，不断尝试有效确定小说文本意义的典型性与特殊性，乃至借题发挥。 

　　综述之，“微言大义”式索隐已成为某一小说评点者自身、或某类小说评点群体不断修订自身阐释结果的重要调节机制。此类调节机制既构成了小说评点者阐释的既定视野，又限定了阐释时的重点范围。它重整了小说文本被众所熟知的信息的多样可能，并提供了一个“微言大义”式索隐的阐释构架，乃至“以意逆志”等可资反复的文本解码方式，促使小说文本的信息皆可在此得到意义无穷的长时段、多角度阐发。若是将“以意逆志”式“微言大义”看作一种阐释惯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让小说评点者看到以新颖的方式重新组合文本意义的实践可能性，也使得小说评点者对小说文本的内容定位具有多重表达的可行性。这种依“经”傍“史”等具有浓厚经学化、政教化的索隐式阐释，意图将小说文本的旨意与当时的文教伦理相联系，进而在“以意逆志”的促动下，强化小说文本具有正面启示意义的文教价值及其审美规范。它使得历代小说评点在符合传统文教整体性限制的情况下，一方面能够随评点者的喜好而呈现出自由化的索隐旨趣；另一方面，促使不同时期的评点者在索求小说文本“旨意”的同时，多角度构建小说文本的多维品质及其知识意义；进而深度体味小说文本的“意味”，最终在索隐式评点的长时段阐释积累中，一步一步地推进小说文本阐释政教化、伦理化之后的经典化历程。 

　　不过，“微言大义”式索隐对古代小说评点的阐释构建，除了积极正面的启示价值，亦存在一些消极影响。如规定小说评点时文本意义体系的阐释倾向（即刻意强调文本的政教意义），制约小说评点内容的多元性构建（即突显评点者进行文本内容的无限索隐），限制小说评点意见的表达方式（即索隐后的考证诉求）。此举会一定程度上导致评点者出现背离文本话语的接受现象，容易演变成评点者自我意念或思想借助于评点文本表达的过度阐释与强制阐释。由此看来，“微言大义”式索隐作为一种阐释手段，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评点时存在“前置立场和模式”等预先的阐释期望，影响评点时的验证假设及其意见表述。此类索隐阐释对客观认识古代小说文本的语意系统、文化价值、审美意义及其当下接受，均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