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中国科幻文学大放光彩，引人瞩目的同时展现着新的文化风采。中国科幻文学伴随国家发展进程乘势而上，特别是近年来在各界共同努力下，它的发展条件比过去更加有利。面对蓬勃发展、预示更美好前景的中国科幻文学，我们也要看到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一方面要继续拿出走向世界、为各国人民所喜爱的作品，另一方面在科幻文学理论方面也必须有大的建树。无论是现实创作还是理论思考，都需弄清楚中国科幻文学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这是我们研究的必要前提。科幻现实主义并非只是一个事实判断，还是一种对科幻文学价值的构建。从价值判断层面，我们要转换路径，聚焦时代变化、人的思想意识、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思考数字化时代影视、融媒体与科幻文学的关系，多维度讨论科幻现实主义问题；从事实判断层面，我们要从科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和研究实际出发，从中国文化及其与不同文化交流方面理解科幻现实主义创作的丰富意涵。 

　　一、科幻现实主义的命名意蕴 

　　所谓“命名”，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庄重仪式，通过仪式来认定成长阶段。命名这一概念由英美分析哲学家弗雷格和罗素提出，有着哲学语言学方面的深邃思考，后来由维特根斯坦等人加以补充修改，叫作“摹状词理论”。在此基础上，作为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的克里普克等人主张历史的、因果的命名理论，认为“命名活动取决于名称与某种命名活动的因果联系，也就是说，我们在给事物命名时，所依据的并不是对名称的意义的了解，而是对某些历史事件及其因果影响的了解”。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不同，克里普克将命名的哲学内涵放置在历史变化和历史发展进程之中，在动态中透视命名的变动不居。但是，克里普克关于命名的思考也有些偏激，因为从命名的历史进程看，也有一些命名的内涵具有较为恒定的价值。实际上，命名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仪式，它是庄重的，但是这仪式既有变异的形式，也有不变的精神内核。这正像《易经》里面所指出的不易、变易的道理一样。 

　　命名活动的过程呈现出不易、变易的特征，这也同样体现在“科学幻想小说”的命名过程之中。科学幻想小说的命名源自科幻小说的语言实践活动，因人的科幻语言实践活动发展需要而存在。当下的科幻研究界一般把科幻文学的第一部作品，归功于玛丽·雪莱所创作的《弗兰肯斯坦》。这部作品的情节是科学家弗兰肯斯坦利用电刺激尸体拼块，将其复活，但这人形怪物不满足于现状并且妒忌人类，所以杀死了弗兰肯斯坦的弟弟和未婚妻，于是，造人者和被造者之间展开复仇与追杀。弗兰肯斯坦的悲剧预示了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同时，会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从作品所反映的主题看，它涉及了“人造人”。这部作品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可不可以利用科技创造人，人创造人是不是合理的，人到底是什么？《弗兰肯斯坦》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主动探索人的本质，表达了科技对人的影响的思想主题，因此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其开创意义非同凡响。从此以后，许多科幻作品都是沿着这一主题深入反思科技与人的关系，比如《人工智能》《机械姬》等。 

　　直到19世纪，“科学幻想文学”才真正登上文坛。从科学技术层面看，19世纪中期开始，电能得到广泛应用，汽车、火车、轮船、飞机被发明出来，人类的视野大大扩展了；从社会历史层面看，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扩张到全球；从思想意识层面看，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种种问题使人们焦虑、悲观、彷徨，进而质疑西方文明发展的合理性，正如詹姆斯·冈恩所言，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变革，而对社会变革的觉醒又催生了科幻小说。随着科幻文学的出现，儒勒·凡尔纳、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埃德加·爱伦·坡三位科幻作家分别从科技倾向、社会倾向和心理倾向看待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前一种倾向被称为“硬科幻”，而后两种倾向被人们归入所谓的“软科幻”范围。从20世纪以后，科幻文学的重心逐渐从欧洲转向美国。美国科幻长久以来一直带动世界潮流，其中既有美国社会自身发展的因素，也有科幻文学发展规律的作用。科幻文学具有大众文学的特征，极易与其他形式融合，美国的工业和媒体业、娱乐产业都很发达，因此报纸杂志为科幻的盛行开疆辟土。20世纪40年代被誉为科幻文学的“黄金时代”。比较而言，“黄金时代”和“古典科幻”的许多作品被归入硬科幻，而20世纪60年代“新浪潮”科幻则近似于“软科幻”。显而易见，软硬分野，各有利弊。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两者合流趋向的科幻崛起，这就是网络时代的“赛博朋克”科幻。 

　　以上追溯科幻文学命名的嬗变历程，是为了使我们看到这一文类对时代变革和社会发展的回应，以及其一直延续下来的被后世科学幻想文学不断强化的某些共同特征。科幻文学、科幻小说之类的命名背后，有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消失的一些核心的东西，同时也有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变化的扩展、转型的地方。这说明命名背后的意蕴往往超越了语言学意义上的抽象性和纯粹性，而与社会生活、历史发展不断关联，代表了某种思想层面的对接。科幻文学命名的社会历史性也充分表明，一方面命名是在文学实践中形成的，反过来命名得到认同后也会深刻地影响着文学实践；另一方面在文学实践过程中，也存在着命名冲突的现象，如“古典科幻”与“新浪潮”、“硬科幻”与“软科幻”、“科幻现实主义”与“科幻未来主义”等，命名呈现出多样且驳杂的特征。命名的多样不仅源自科学幻想小说自身的复杂和社会历史文化中认知主体的差异性，还因为它本身便是基于事实判断来寻求一种价值判断的诉求。 

　　我们希冀通过对“科幻现实主义”命名意蕴的分析来厘清其背后的文学价值旨趣和实践诉求，立足中国本土和时代语境，思考我们心中应有的科学幻想文学创作思想和理念。也就是说，通过对科幻现实主义的探讨，来回答中国科幻文学是什么的追问。 

　　文学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审美表现与超越之思。文学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全方位的动态场域，它表现人的四个原点，即生命意识、创新意识、对立统一意识和回归意识。这是笔者所认为的生存论文学观，可以从生存论来透视科幻现实主义，对其展开哲学性思考。当下中国处于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科技的比重越来越高，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科幻现实主义中的“现实主义”，意味着中国科幻文学以立体的视角宏观地把握现实。这里的现实不仅是物理、具象、实在层面的现实，也包括虚拟、数据、意识、非人类、精神等维度的现实。中国的科幻创作应从这些层面去反映、把握、书写、刻画这些现实因素，通过全息立体的科幻现实主义书写人类社会的整体性。 科幻现实主义中的“科幻”意味着筑梦、想象、求变意识，用科幻来反映未来，显示了对人的深层关怀。在当前特别是后疫情时代，人类应该如何发展我们的文明，这需要激发人的想象力，也必须有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只有这样，人类的远大理想才能够实现。科幻内涵的核心是“变”。科幻理论家冈恩认为，真正的科幻只是它自身。这就是说，科幻是对原有文学观念的“突围”，它综合了众多文学艺术形式，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在不同作家笔下也不断改变自身的形态。社会需要不断变革，如果我们以一种僵化的思维静态地考虑自身和世界的关系，就无法应对时代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所以，科幻文学与影视、游戏、音乐等各种媒体的结合是非常出色的。 

　　二、科幻现实主义的社会历史之维 

　　科幻现实主义的命名，充分考虑了中国科幻文学的社会历史维度。从历史生成的语境看，中国科幻文学是近代借鉴西方（包括转手日本）而引进的一种类型文学，鲁迅、梁启超在日本留学访问之时将科幻从日本带回了中国，开启了中国科幻文学的大门。从诞生开始，中国科幻文学便有着与欧洲科幻不同的内涵，许多文学家或科幻作者热衷于将科幻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中国科幻有了强烈的历史担当，成为启蒙的工具或载体。鲁迅认为西方人的梦是去月球或者海底两万里，而中国人的梦还是封妻荫子、升官发财，这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他希望用科幻改造中国的现实，其对科幻的评价对后世影响很大。他说：“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这一点被之后的中国科幻文学继承下来。因此，中国科幻不仅有幻想，还有改变现实的愿望。当时中国非常落后，中国人希望用科学技术让自己强大起来，希望小说为民族振兴作出贡献，于是出现了一系列带有科学色彩的小说。知识界把科幻引入中国后，中国科幻就有了民族诉求。当然，不只是社会历史功用，中国科幻文学本身是丰富的，包含了“探险、未知、神秘、生命、创新、想象力、科技知识、科学精神、对不确定灾难的焦虑恐慌”等内容。 

　　科幻现实主义最早是由中国科幻作家郑文光提出来的，具体时间大约是1981年11月12日，他在参加文学座谈会时旗帜鲜明地提出科幻现实主义，在会上引发很大反响。他强调“科幻小说首先是小说”，不管是软科幻还是硬科幻，作为科幻作品来说它首先在文学艺术作品这个范畴之内。它反映现实生活，并且是以一种严肃的形式折射生活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中国科幻作家在文类意识方面的一次新的认识。郑文光为此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践行自己提出的理论，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命运夜总会》，主人公在“文革”中对他人打击报复，犯下了累累罪行，“文革”结束后又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外表斯文的伪君子。他利用“SS万能超声仪”让人的精神崩溃，同时自己又依赖这种机器获得内心的安慰，以至于因此上瘾，落得个悲惨的下场。这部作品与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都隐含着极强的政治意味，以一台看似不可能的机器为核心，描绘人的疯狂状态。质言之，就是在把握生活现象某种本质的基础上，以陌生化与科学想象的手法形成某种科技叙事，以此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这与中国作家叶永烈、魏雅华，以及日本作家小松左京所运用的“思想实验”其实是一致的，当然更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语境和作家本人反思社会的勇气。由此看来，郑文光的创作是在现实之上进行思想加工，形成某种较为独特的象征意义，具有鲜明的指向性。此后，郑文光还创作了其他作品，如《地球的镜像》把他所提出的科幻现实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部小说缺少一般意义上的情节，仅有平铺直叙的记录，主要讲外星人所记录的中国历史，其中既有华夏文明的高光时刻，也有苦难深重的历史低谷。作品的用意非常简单，就是反思文明发展的复杂和艰辛。作者的这部小说在社会反思之外有着明确的认识维度，这种认识不是简单的知识条目，而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因此，郑文光认为科幻文学是认识世界的途径，是体悟历史的“折光镜”。虽然郑文光受到苏联科幻文学和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影响，但科学幻想是他进行深度操作的平台，他提出的科幻现实主义的真髓在于科学性、政治性与哲学性的三位一体。 

　　从科幻现实主义创作来看，科幻的发展当然离不开科学技术，但更重要的是反映出社会进步与人文精神。此时的科幻现实主义已经触及了文学的深层根脉，彰显出无限的力量和可能性。支持和主张科幻现实主义的金涛、魏雅华等人提出了相似的主张。金涛在当时推出了像《月光岛》这样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有的中国科幻研究者指出，“郑文光的‘科幻现实主义’是对当时具有宰制性的‘科学’观念的有力挑战。他从科幻创作的角度，以一种较为简化的方式重新阐述和定义了‘现实主义’‘现实’‘浪漫主义’等基本概念，同时将充分更新之后的‘科学’观念以及科学方法融入其中”。 

　　作为一种真正有思想穿透力的中国特色的科幻文学创作理论，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科幻作家又以不同形式体现这种创作理念。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作家们纷纷培育自己的科幻“新产品”。在王晋康的长篇巨著或短小精悍的科幻传奇中，主人公往往要遭受一番精神与肉体的磨难，最后回归真情与精神的故乡。王晋康敏锐地认识到，在一个变化的时代，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交叉，科学技术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远方的净土或生长于斯的家园未必是人真正的心灵皈依，在乡土中国和全球化不可避免地相互碰撞的年代，需要不断追寻人的故乡，可是这追寻中又透着深深的历史苍凉感。《生命之歌》《天火》《蚁生》《七重外壳》《生存实验》《与吾同在》都是相关的作品，既有对现实的审视与观照，又有超脱的达观境界。另一位中国科幻作家韩松，因为是记者出身，其科幻作品的现实含量就更加充沛，但令人惊异的是，他将现实经历作为基础，转化成作品却经常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形式。在文明进步的宏大叙事背景中，韩松善于表现普通人跌入充满“异物”的“异境”，在琐屑与困惑中苦苦挣扎。韩松的《宇宙墓碑》《红色海洋》《高铁》《地铁》《医院》，充满了诡异的想象力，这些作品所构建的是人与历史走向沉沦与轮回的过程。 

　　说到科幻现实主义，不能不说刘慈欣。作为中国20世纪末涌现出来的最重要的科幻作家，刘慈欣的科幻文本在早期有一种文艺的美，但很快轻巧的亮色消退了，代之而起的是对现实的深深思考。如果类似《流浪地球》《宇宙坍缩》《吞食者》《全频带阻塞干扰》等作品架构出了《三体》阴冷的基调，那么《乡村教师》《地火》等具有强烈科幻现实主义特征的代表作则预示了人类救赎自我的方向。实际上，堪称“三体宇宙”前传的是他的《球状闪电》，不仅在情节结构上设置了连续翻转，而且让主要人物的命运随着国家民族甚至是人类的命运不断演进，其中所表现出的成功与失败、希望与绝望，既是作者对生活的体验与思考，也写出了生活中人们的真实状态。 

　　刘慈欣的创作让科幻现实主义又有了新的内涵。一方面他作品中的科学元素和想象让人印象深刻；另一方面作品表现了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创伤、抚慰和对生命意义的追寻。总体来看，刘慈欣科幻创作的成熟模式是一种“希望辩证法”，即外部敌对势力与人内在的伤痛造成严重危机，人类与之对抗的科学技术表面上可以破解难题，却经历了一次次失败，正面人物陷入两难困境，但也正是这种困境逼迫主人公打破原有的视域，突破世界的极限，在更遥远的时空流浪、漂泊和寻找希望。 

　　进入21世纪，中国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中需要优秀的文化作品走向世界，科幻文学创作借势而上，有了更多的发展机遇。科幻作家陈楸帆在2012年参加星云奖高峰论坛时，再次提出科幻现实主义的概念，得到了包括韩松等人在内的一些科幻界同行的认可。陈楸帆科幻现实主义创作的基点，是新的时代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和一个数字网络化的世界，他的代表作有《荒潮》《未来病史》和《人生算法》。以《荒潮》为例，这部作品是作家本人对生态污染进行实地调查的结果，表面上讲述家族矛盾、个人追求、人的真实性等问题，但潜在的主题是生态环境污染。陈楸帆认为，在科技发达的当代中国，科技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科幻成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应当重视的领域。科幻深入探索现实的矛盾，创造性地提出有力的解决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当下的一种现实主义创作。科幻文学在传统文学基础之上，进一步把握社会的变化，在现实世界之外融入了对虚拟世界的思考，并以此来观察人的存在方式和真实性问题。陈楸帆等年轻一代作家在郑文光的科幻现实主义创作基础上，提出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新见解，不断丰富和充实科幻现实主义概念，体现出回顾历史、面向未来的文学之思。 

　　近年来，科幻作家张文武的创作引起关注。他对前沿科技创新领域非常熟悉，创作出了值得深入研究的科幻小说《未来星球2049》和《未来星球之零点时刻》。小说讲述了未来中国以强大的科技为支撑，引领人类火星探险、抗击全球超级灾难，并接触外星文明实现人类文明升华的历程。小说联系当下我国在科技、人文等众多领域的蓬勃发展态势，展望了未来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变化。张文武的作品将曾经的、当前的与未来的历史交融在一起，科幻是其科技创新的思维体操。在《未来星球之零点时刻》一书的序言中，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陈善广认可作者“科幻是最奔放的科技创新活动”的论断，“中国要成为科技大国，创新强国，必须实现科学思想的创新引领，这就需要国民普遍拥有蓬勃的创新力和想象力”。张文武：《未来星球之零点时刻》，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22年，“序言”，第1页。 这本书在写法上又借鉴融合了中国古代传奇和金庸武侠小说的韵味，科学想象有扎实的科学基础，对超级灾难推理书写的真实感比较强烈。 

　　科幻现实主义文学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密切相关，这使中国科幻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当下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在很多科幻小说中都有描写，这些作品对未来也充满了深厚的关怀和想象。科幻现实主义创作借助科学的力量增强描绘社会历史的真实性，同时让人们在心灵上得到某种安慰和满足，其中也有对现实发出警示的目的。 

　　中国科幻立足于现实、对现实进行深入思考的特点与其他国家的科幻创作有共通性。回顾科幻史上的经典作家，儒勒·凡尔纳、威尔斯等科幻大家，他们的神思尽管驰骋宇宙、飞向遥远的未来，但思维之根仍然是人类社会。科幻文学是以特定时代的科学话语对人类历史经验和神话思维的重构。凡尔纳的科幻创作虽然被后来的科学家当作科学发明启示录，但他后期的作品已经流露出对于工业革命带给人类负面影响的忧虑。威尔斯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时间机器》《莫洛博士岛》《隐身人》等作品也表现出对核战争的忧虑与防范等思考。还有日本科幻作品的背景多写“近未来”，表现出科幻未来想象来自当下现实的深层次思考。科幻文学既融合了人类思想领域最前沿的精神成果，也融汇了多种艺术创造形式，可以说是最幻想又最直接地反映人的矛盾、困惑、希望和理想。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科技、人文等各方面创造了发展的奇迹，也为科幻文学勃兴提供了最好的平台。立足现实、追述历史、勾画未来的科幻文学是以人类的一切历史经验来丰富人类的想象。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无论是回溯远古蛮荒，还是畅想未来，都是与现实血脉相通的。科幻文学里以奇幻等形式描绘人工智能、空间探索等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表现富有哲理性的思考，以此来确定作为整体的人类生存发展的合理性和价值意义的永恒性。 

　　三、科幻现实主义的科技之维 

　　除了社会历史之维，科幻现实主义的发展还与科技语境息息相关。科幻从它产生之初就和科技相伴而行，或者说科技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渗透，催生出适应人类的文学形式——科幻文学。“从信息理论来说，世界乃是形形色色的信息过程的整体。主体接收作为现实意味的信息，并且发送这些信息以适应环境，以求保存自己。这也是生命的过程。”科幻文学反映了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广泛影响，这既是科技本身发展使然，也体现了人对未来的期望。而科幻作品也进一步影响了人类的思维，塑造了独特的文化景观，使人对现实和未来产生更丰富的想象和思索。因此，科幻现实主义创作十分关注科技与社会和人类的复杂关系，尤其科技发展对“真实”含义的拓展和改变。当下，虚拟技术等让人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为人们创造了一个“新世界”，“现实”与以前相比有了巨大的差异，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科幻现实主义的新内涵。 

　　近年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让人惊呼科幻已经跟不上它的步伐，某些现实存在已经早于科幻文学登场。据英国科技公司Engineered Arts发布的一段视频，其开发的最新款机器人——Ameca，身高1.78米，体重65千克，与现实的人相仿。在视频里，“Ameca被人用手戳鼻尖时，它不仅流露出满脸嫌弃的表情，还瞬间抓住人类手指，将他推开”。这些真实发生的科技事件时刻改变着我们的思维。美国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一语中的，“对科幻小说来说，其重点甚至是关键点在于对技术变革的觉察，这也是科幻小说的写作源泉”，不管何人“都要有科学幻想式的思维方式”。出色的科幻作家往往以哲学的思辨，从更高维度理解“真”与“假”、“实”与“虚”，科幻现实主义创作必然涉及这一重要问题。 

　　关于“虚”与“实”、“真”与“假”的再认识，当下成为热点的元宇宙是再好不过的个案，对于这个复杂的问题，这里仅就与科幻现实主义相关的地方加以阐释。“元宇宙”（Metaverse）最早是美国科幻文学作家尼尔·斯蒂文森在1992年的小说《雪崩》中创造的。2018年，电影《头号玩家》更进一步诠释了元宇宙的内涵。电影根据恩斯特·克莱恩的小说改编，讲述沉迷游戏的少年韦德在名为“绿洲”的虚拟世界历经磨难，找到隐藏在关卡里的三把钥匙，成功获得游戏通关，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绿洲”就是所谓的元宇宙。将虚拟世界打造成元宇宙，形成真正的“沉浸感”，必须具备如下基础条件：高速网络、物联网、VR、云计算、边缘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因此，元宇宙其实是在现实世界之外建构一个“新世界”，这是人类科技开拓创新的成果。日本科幻作家小松左京在其自传《SF魂》中也谈到了这一问题：“比当今的秩序、规则更美好的宇宙之再生的可能性是已经存在的，人类的文明虽然不够完美，但也许正是这种可能中的尝试之一，我觉得是可以这样考虑的。至于小说能否完全写出这样的结局则是另外的问题。”人类在虚拟空间的生活迥然不同于物理现实，虚拟空间的影响在商业、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日益显现，一些地方也把元宇宙写入相关产业规划。元宇宙的出现和影响仍然众说纷纭，但应对此加强研究，为科幻现实主义增添新的本土化的内涵阐释。 

　　元宇宙为科幻现实主义提供了创作题材，科幻现实主义在这一层面对现实展开了更深入的思考。一些哲学家和艺术家的思考对我们理解这一问题也有帮助。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存在就是“命名”，如荷尔德林的诗所说：“这样，/人便被给予了最危险的财富——语言，/来证实自己的存在……” 孙周兴认为，“存在主义”应该译为“实存主义”，日本哲学界也用“实存主义”，一些术语如“相”（Iden）、“共相”（Keinon）理解起来就比较容易。 毕加索从艺术的视角指出：“画家的眼睛可以看到高于现实的东西”，艺术家和文学家的心是相通的。通常所说的“眼见为实”当然有它的合理性，可是人类科技发展到今天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人们所看到的世界只是全部世界微乎其微的一部分，不能用肉眼或是感官看见和触摸到的“现实”，恐怕还需要我们用极大的精力和相当长的时间不断探索。因此，我们的思想意识所开拓的新的东西，并不是完全的子虚乌有，应把它纳入现实的框架之内来探讨，这也是科幻现实主义之所以要关注和探究虚拟现实的原因。 

　　总体来看，科幻现实主义的命名具有社会历史之维、技术之维，当然还有文化维度。科幻现实主义的发展需要回溯中国文化的元点，这个元点包括中国古代神话典籍等著作以及蕴含于其中的宇宙观、价值观、伦理观，由此可以探求中华文明的深层情感符号系统，为中国科幻发展提供深厚的文化基础。应该看到，中国科幻充满了东方智慧，促使人回归心灵的故乡，但这种“回归”不是简单地返回人类的原初，而是现代人对自我之根的不懈追求。科幻现实主义就在这种文化的追索中思考人的存在本身，探究人的本质、揭示人和宇宙的关系，以自身独特的创作风格思考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从而为认识和理解现实提供文学参考。 

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