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文学理论来说，现实主义是其基本底色之一。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从“五四”开始到现在，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主流；二是与欧美现实主义比较，中国现实主义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换句话说，现实主义是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底色，但这种底色又不是欧美现实主义的翻版，而是有着自己的独特性。

　　一、中国文学理论的现实主义底色

　　现实主义有创作方法、流派、精神、倾向等多方面的含义。本文的讨论侧重创作方法的层面，同时涉及现实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现实主义是中国文论的基本底色。这可以从长度和强度两个方面探讨。长度意指历史。从史的角度看，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等创作方法在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都曾繁盛过一段时间，其风头有时还盖过了现实主义，但最终都遭遇了退潮，未能贯穿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始终。只有现实主义，虽然起起落落，但始终没有退潮，贯穿了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个历程。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现实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02年，梁启超提出小说有“理想”和“写实”两派，而更看重“写实派”。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危险之中，血与火的现实更需要贴近现实、唤醒民众的文学，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写实派”逐渐胜出，四大谴责小说的风行，就是明证。

　　写实文学发展到五四时期，经过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提倡，站稳脚跟，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主流，与之相应的“写实主义”，也成为“五四”学人提倡的主要创作方法。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陈独秀著名的三大主义，不仅在第二条中明确提出“写实文学”，而且第一条和第三条的“国民文学”“社会文学”与写实文学也是相辅相成、互相支撑的。不过写实主义也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一是浓厚的自然主义倾向，二是背离了新文化运动改造社会、改良民心的主张。这些不足导致写实主义的退潮和新写实主义的产生。

　　新写实主义的理论来源是日本理论家藏原惟人。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与苏联“拉普”有着很深的理论渊源。新写实主义强调“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要求“真实”又“正确”地描写生活，要求创造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新写实主义走的实际上是一条貌似革命的道路，但其实逻辑混乱。“真实”要求表现现实世界的本来面貌，而“正确”则又要求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为标准；前者属于文学层面，后者属于政治层面。无产阶级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没有必要创造一个只属于无产阶级的文艺。新写实主义很快为现实主义所取代，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现实主义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国确立。不过，在整个3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缺乏一种比较系统的大家均能接受的理论体系。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之后，全国进入抗战时期，理论的建构让位于抗战的实际；二是缺乏一个旗帜性的人物；三是理论的完善、系统化本身需要一个过程。现实主义30年代初才在中国文坛站稳脚跟，不可能马上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体系。这种状况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后得以终结。在《讲话》中，毛泽东从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典型化、表现现实等方面阐述了现实主义理论，他的现实主义观很快为左翼文坛所接受并影响到全国。

　　不过，虽然《讲话》涉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各个方面，但毛泽东并未有意识地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将相关思想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一方面是因为《讲话》的核心是文艺“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使毛泽东无法将现实主义作为《讲话》的一个聚焦中心；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在《讲话》中，毛泽东强调：“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虽然在整个《讲话》中，他只在这一处提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是很明显，他是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正确的创作方法接受的。实际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讲话》和这一时期毛泽东有关现实主义的论述的理论背景和旨归。虽然周扬在1933年就开始宣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直到毛泽东发表《讲话》以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才真正成为有全国影响力的创作方法，并在1953年9月举行的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被定义为中国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

　　随着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两国关系的交恶和最终破裂，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被提上议事日程。1958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的思想。后经周扬、郭沫若、张光年等人的完善，在1960年7月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正式确立为指导我国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 这也是我国本土产生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创作方法。但是“两结合”创作方法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作的政治报告中说，“我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我们的现实主义，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这说明至少在1953年，在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主流理解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1958年提出的“两结合”创作方法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也未能持续很长时间，60年代中期它逐渐被虚化，并被“三突出”创作方法所取代。不过，这一时期仍然有学者发表文章，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进行质疑，坚持经典现实主义。 如秦兆阳提出的“广阔道路论”，邵荃麟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论”和“写中间人物论”等。但他们的主张在当时未能产生重要影响。

　　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现实主义重焕新机。这一时期，围绕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界与创作界进行了几次大的讨论。第一次是1978年前后，讨论围绕反对“文革”时期“假大空”“瞒和骗”文学，恢复现实主义优秀传统进行。秦兆阳、邵荃麟等人的现实主义主张重新得到肯定。第二次讨论在1982年到1985年前后，讨论主要围绕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进行。戴厚英、徐迟等人认为现代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的取代；严家炎、陈丹晨、缪俊杰等人则对现实主义仍然抱有信心，认为现实主义会在吸收现代主义营养的前提下继续发展，仍然是文学创作的主流。也有学者试图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外走第三条路，如邹平从文学精神的角度理解现实主义，试图以此跳出创作方法层面的争论，在各种创作方法中都能找出现实主义的因素。作家柯云路则提出“现代现实主义”的主张。但这一主张内涵不够清晰，实际上只是他自己创作经验的归纳与提升，缺乏普遍性，很难上升到创作方法的层面，却显示了现实主义多元化的躁动。1988年前后，新写实小说兴起，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进入第三波。新写实小说强调描写普通民众琐碎的日常生活，强调平民主义立场，反对作家在作品中居高临下地教育读者或者试图给读者灌输某种思想。在描写现实上它通向现实主义，但由于侧重社会现象的描写，放弃了对于社会规律与社会本质的挖掘，放弃了批判精神和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描写，又使它与20世纪20年代的写实主义，以及八九十年代风头渐旺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从效果来说，它复兴了现实主义但又扭曲了现实主义。第四次是对“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讨论。现实主义冲击波是雷达对刘醒龙、何申、谈歌、关仁山等人90年代中期创作的一批作品的总称。这些作品聚集于改革背景下大中小型企业的境遇和乡村基层组织中的复杂人事关系，敢于直面现实，不粉饰太平，不回避矛盾，但同样存在过度写实、缺乏典型塑造、价值评判不足等问题。这四次讨论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却使学界和创作界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更加深入，推进了现实主义的发展。

　　进入21世纪，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浪潮基本消退，后现代主义和网络文学兴起。但是后现代主义主要是种思潮，网络文学的关键在于媒介，其本身并没有固定的创作方法，不仅不排斥现实主义，甚至还大量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现实主义在21世纪一枝独秀，这从21世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多为现实主义就可看出。不过，在理论上，21世纪现实主义没有出现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60年代的“两结合”那样风骚独领、大家遵循的创作主张，而是呈现出散点分布的新景观，不同的理论家与作家对现实主义有不同的理解，有的理解与传统的经典现实主义还有较大的差异。

　　与其他创作方法相比，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赞成也好，批判也好，始终是大家关注的中心。与现实主义相比，浪漫主义虽然很长一段时间与现实主义并驾齐驱，但总体上还是逊于现实主义。文学研究会提倡现实主义，创造社提倡浪漫主义，风头有时盖过文学研究会，但影响与时长其实都比不上文学研究会。毛泽东“两结合”创作方法并举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但现实主义还是排在前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代主义盛行，但其高潮很快过去，大潮退后，巍然屹立的还是现实主义。由此可见，在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创作方法和创作理念虽然经纬交织，五彩纷呈，但其醒目的底色只能是现实主义。

　　二、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独特特征

　　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西方现实主义文论的照搬，也不是中国古代文学现实主义思想的直接延伸，而是西方文化与文学、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和中国社会现实相互碰撞、融合的产物，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如果以欧美现实主义文论为参照系，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浓厚的浪漫色彩。

　　中国现实主义一直带有浓厚的浪漫因素，与浪漫主义在纠缠中发展。西方文学思潮大举进入中国的时候，作为流派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都已退潮，自然主义与早期现代主义则正强劲。作为思潮与创作方法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是与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同时涌入中国的。但中国文坛接受的，主要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梁启超提出小说有“理想”和“写实”两派。王国维也认为文学有“理想与写实二派”，但又认为“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将现实与浪漫纠缠在一起。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茅盾等人提倡的“写实主义”有自然主义倾向，浪漫的因素较少。但创造社的兴起，却将中国的浪漫主义推向高潮。20世纪20年代后期，文学研究会的骨干成员茅盾转变立场，不再坚持纯客观的描写，而是强调要有“明确的文学观”，强调“文学须以表现人生为首务，须有个性”。 他1932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子夜》带有明显的主观意识，甚至被人批评为主题先行的作品。这里所谓的“主题先行”主要是指作者的主观意识过于明确，影响了现实描写的客观性，实际上是在现实主义表现中掺杂了较浓厚的浪漫因素。

　　在理论上明确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融为一体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创作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一方法在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现实这一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上增加了各种限制与前提，从而为理想化和主观观念也即浪漫主义因素的渗入洞开了大门。然而，作为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是对于主客的不同处理。现实主义强调描写客观世界，浪漫主义强调表现主观世界，二者实际上是无法调和的。强行将二者捆绑在一起，实际上是取消了二者的基本规定性，给“主题先行”和“观念优先”创造了条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一直是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主流肯定的创作方法，50年代中期之后仍有一定的影响。60年代国内两部重要的文学理论教材——蔡仪的《文学概论》和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对其仍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两结合”创作方法在内涵上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浪漫主义的权重有所提升。在“两结合”中，浪漫主义不再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的暗含因素，而升格为与现实主义并列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之所以仍然将“两结合”放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范围，一是因为在“两结合”中，革命现实主义还是排在革命浪漫主义的前面；二是按照“两结合”方法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主流还是现实主义的。被称为“两结合”成果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以及《苦菜花》《三家巷》《艳阳天》等作品，基本上还是按照现实主义的要求表现生活的，至少在形式上是遵循了表现生活的本来面貌这一基本原则——自然，其中也少不了浓厚的浪漫主义因素。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围绕“新写实小说”和“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讨论再次强调、突出了纯客观描写，冲淡了中国现实主义的浪漫色彩。但由于本身的局限，新写实小说和现实主义冲击波作为一种现象或者流派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其理论主张也没有成为文学界的共识。21世纪的主流现实主义（以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为代表）、网络现实主义、后现代现实主义以及现实主义的异流“神实主义”等，都没有采用纯客观描写的方法，而是在客观描写中加进了较多的主观因素。

　　在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辩护时，人们经常引用高尔基的一段论述。高尔基说：“在谈到像巴尔扎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里、列斯科夫、契诃夫这些古典作家时，我们就很难完全正确地说出，——他们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像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 高尔基的这一论述有一定的文学现象作为支撑，但总体上是可以商榷的。创作方法是复杂的，至少可以分为创作原则和创作手法两个部分。在创作原则上，现实主义主张描写现有的世界，浪漫主义主张描写应有的世界，由此衍生出现实主义重客观、重生活真实；浪漫主义重主观、重理想抒发。在创作手法上，现实主义重写实、重细节真实、重逼真、重符合生活逻辑、重作家主观因素通过情节事件人物自然流露；浪漫主义重强烈情感、重奇特想象、重极度夸张、重直接的抒情议论，等等。在创作手法方面，虽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别，但也有互通的现象；而在创作原则方面，二者在衍生原则上可能有一定的互通，但在基本原则上，也即描写现有世界还是描写应有世界上，则是不应也不可能互通的。支撑高尔基论述的文学现象主要是在创作手法和衍生原则的层面，实际上是无法作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充分依据的。

　　中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纠缠，主要也是在创作手法的层面，少数进入了创作原则的衍生层面，但在创作原则的基本层面，二者还是泾渭分明的。

　　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将巴尔扎克、司汤达、梅里美等都划入“法国的浪漫派”，和雨果、乔治·桑、缪塞等人放在一起。这说明在勃兰兑斯眼中，巴尔扎克这批作家的创作中都带着浓厚的浪漫因素。但在19世纪现实主义流派退潮之后，欧洲产生了自然主义流派。在自然主义流派的冲击与影响下，欧洲现实主义文学逐渐褪去了浪漫色彩，走向了更严格的客观描写。那些不再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则走向了现代主义。而中国的现实主义则不同。由于现实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文学理论一直强调文学对于民众的教育、鼓舞作用，一直强调理想的作用；加上未能辩证地理解恩格斯对于左拉和自然主义的批评，中国现实主义理论的主流一直不大青睐纯客观描写，对于想象、理想、情感等作者主观观念的渗入持积极的肯定态度。这样，浪漫因素的渗入也就成为必然。

　　第二，强烈的政治性。

　　与欧美现实主义相比，中国现实主义具有较强的政治性。欧美现实主义的政治色彩是泛政治化的，主要是在社会审视与社会批判的意义上说的，而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政治的联系更加紧密，政治化的程度更高。中国现实主义的政治色彩，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

　　首先，中国现实主义的核心理论资源，来自政治领导人的文艺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从20世纪初至今一直是中国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的相关文艺思想，是中国现实主义理论的另一核心组成部分。此外，高尔基、日丹诺夫、瞿秋白、周扬、茅盾等人关于现实主义的相关论述，也是中国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这些人都是一定时期党和国家意识形态或文艺战线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在文艺方面的相关论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治领导人的思想。如高尔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述，周扬对“两结合”的阐述等。因此，他们的相关论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划入政治领导人文艺思想的范畴。

　　其次，中国现实主义理论的确立与发展，与国家意志有密切联系，一定程度上是顶层设计的结果。欧美现实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是自发的，而中国现实主义则有不同。中国文论中现实主义这一译名主要是瞿秋白、周扬等左翼文艺领导人极力提倡的结果。而后来在全国通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等创作方法，以及“三突出”的创作方法（某种意义上也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实际上都是顶层设计的结果。这些创作方法一旦推出，其他创作方法就有意无意地处于被压制的状态。这种情况直到新时期之后才得到改善，欧美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学得以大规模涌入，现代主义思潮与创作方法流行开来，现实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现实主义仍然在各种创作方法中居于优势地位。

　　最后，中国现实主义紧扣现实、为时代服务的自觉性较强。中国现实主义在产生之初，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紧密联系现实，积极反映、表现社会和时代。而时代、社会的发展，又在有意无意地加强着它的这种倾向。回溯百年中国现实主义的发展历程，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每一次时代风云，都能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中找到踪迹。百年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史也是一部中国百年社会发展的形象史。

　　当然，与现实离得太近，跟时代太紧也有其弊端。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陷现实之中，看不清现实的本来面貌和发展规律；二是把一些具体的政策、运动当作时代精神和社会发展的方向，缺少或失去反思的能力。

　　第三，理论的先导性。

　　欧美现实主义是先有创作，再有理论。而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则是理论走在前面。从梁启超、王国维对“写实”与“理想”两派的划分，到陈独秀、胡适的提倡写实主义，到新写实主义，再到瞿秋白、周扬等人提倡现实主义，都是先有理论再有创作，或者理论与创作同步发展，很少出现理论滞后的现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两结合”创作方法，更是先提出（引进）理论，再出现创作。周扬1933年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时候，中国学者与作家对这种创作方法还很陌生。毛泽东1958年提出“两结合”创作思想的时候，国内学者与作家也没有清晰地意识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还可以结合起来。新时期之后，不再规定全国性的创作方法，但作家与学者仍然对创作方法情有独钟，如柯云路的“现代现实主义”等的提出与讨论。

　　之所以出现这种理论走在创作前面、理论引导创作实践的现象，原因之一是现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不是在中国本土文学发展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而是从外部引进的。在引进前，国外的相关理论已经成熟，而国内与之相应的创作则还处于起始或散发阶段，而由于主客各方面的原因，理论的引进与提出又无法拖延，这就必然出现理论引导创作的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早期更是如此。原因之二是中国文学创作方法的顶层设计现象。全国性创作方法一般是由政治领袖或文艺管理机构和文艺负责人提出与推广的，这决定了全国性创作方法的提出更多地是理论先于创作，由此形成理论先导的倾向。原因之三是国内学界、创作界浓厚的理论氛围。当然，理论氛围浓厚并不意味一定能产出原创性的理论，不过这属于另外一个话题。

　　三、现实主义独特底色形成的原因

　　中国文学理论的现实主义独特底色，是中国文化、文学传统和实践，中国现实和西方文化、文学共同作用的结果，与中国国情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一，从历史的角度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欧美文学思潮与创作方法是同时涌入中国的，但最终在中华大地站稳了脚跟的，只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特别是现实主义。罗钢曾经分析其中的原因。他认为造成这种选择的原因应从现实、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进化论等四个方面探讨。而从新文学运动的主体来看，“如果说，将中国作家与浪漫主义联系起来的思想纽带是个性主义，那么，将五四作家与现实主义联系起来的就是人道主义。五四时期，现实主义之所以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最能适应当时思想启蒙的历史要求。而这也恰恰是当时许多作家选择现实主义的初衷。” 西方文学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到自然主义到现代主义，走了300多年，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同时涌入中国。历时的发展结果共时地呈现在中国人的面前，中国人自然不可能全部接受，只能依据自己的需要，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这种需要首先是现实的需要。当时的中国现实是西风东渐，国家、民族处于危急之中，迫切需要运用文学来表现社会现实，唤起民众。现实主义最能适应这种要求，因而能够力压其他创作方法，成为中国文学创作方法的首选。同时，也正因为现实主义不是中国文学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适应中国现实的需要选择决定的，因此，中国的现实主义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社会与中国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受着中国现实的影响，与现实的脉搏保持着同步的跳动。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现实主义就难以形成自己的定性，容易受到其他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的影响。而西方文学中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几乎与现实主义联袂而至这一历史境遇，也使得中国现实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容易受到其他创作方法的影响。开始是自然主义，但由于自然主义的纯客观描写方法难以适应教育与鼓舞民众的需要，因此逐渐为浪漫主义所取代。五四时期“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鲁迅语）的个人主义思潮不仅影响到当时的浪漫主义作家，也影响到现实主义作家。因此，现实主义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采用一些浪漫主义因素，便是理所当然之事。此外，浪漫主义提倡理想、张扬感情的主张也比较适合感染、教育民众的要求，与现实主义基本同调，这也导致浪漫主义因素对现实主义的渗透。这种先天的出身，加上后来的发展，导致中国现实主义很难完全摆脱浪漫主义的影响。

　　同时，作为现实选择的结果，中国现实主义难免出现一种实用化的倾向。而社会对于这种倾向往往是肯定多于否定，又助长了这种倾向的发展。这种实用化的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急功近利的倾向，急于取得某种社会效果，这样就容易出现放弃个人的认识与思考，被某些社会动态和社会趋势所裹挟的现象。二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热衷于在作品中表达一些超出形象、形象涵盖不了思想与观点，或者让形象为表达思想服务，这为一些主题先行、公式化、宣传化的作品提供了温床。实用化的倾向使作者热衷于表现主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现实主义无法摆脱浓厚的浪漫因素的原因之一。

　　其二，从现实的角度看，现实对中国现实主义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讨论政治的影响。政治与文学有密切的联系。广义地说，任何创作方法都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这是因为，作家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这种政治倾向有可能影响到他对创作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此外，不同的创作方法对于主客观世界的处理不同，这种不同的处理也会包含一定的政治因素。高尔基将19世纪中期欧洲的现实主义称为批判现实主义，因为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客观表现现实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要对现实进行一定的批判，从而使其作品或多或少地带上政治的色彩。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自然主义则更多地强调对现实的纯客观描写，忽视对所描写社会的审视和批判。因此，与现实主义相比，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政治色彩就要弱一些。

　　不过，中国现实主义强烈的政治色彩不能仅从创作方法先天具有的泛政治性来解释，而需要从意识形态与中国社会现实两个角度来理解。

　　中国文学理论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高楠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观念性的意识形态就不仅被理解为具有物质力量的转换效果，而且它本身就具有实践的物质性结构与物质形式。”意识形态与现实是紧密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有两个基本的维度：一是人的全面发展，二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政治性。恩格斯提出“社会主义文学”的概念。他称赞维尔特的诗是“社会主义的和政治的诗作”，认为海涅的诗《西里西亚织工之歌》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因为它是“宣传社会主义”的。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他批评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还不够现实主义”，因为它没有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强调文学要为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服务。列宁更进一步提出文学的党性原则。他指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要求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要求“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毛泽东接受了列宁的文学的党性原则并根据中国实际做了一定的调整。在《讲话》中，他强调了党性原则、党性立场，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论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政治性决定了中国文学理论的政治性，这当然要影响到中国现实主义理论，使其带上较强的政治色彩。

　　从社会现实的角度看，政治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具有比较重要的位置，对文学创作的政治正确性要求较高。在这种氛围中，对于创作方法以及按照某种创作方法创作出来的作品的政治性自然也会有一定的要求。这种要求对所有的文学作品和创作方法都是一样的，但由于现实主义更加强调对于现实的真实描写，强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的塑造，因此它不能像现代主义及其作品那样，摒弃对于现实意义的挖掘，高蹈于形而上的本体思索，与现实拉开较大的距离；无法像自然主义及其作品那样，在纯客观的描写中避开主观的判断与评价；也难以像浪漫主义及其作品那样，在主观的想象中构建应有的世界，避开对现实的如实描写。现实主义无法远离现实，无法摒弃作者的判断与评价，因而相比其他创作方法，政治色彩更加浓厚。

　　其三，从文化传统看，中国文化崇尚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也影响到中国现实主义，造成作家受社会潮流影响的现象。

　　有的学者认为，“现实主义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运动的主导性文艺思潮，却不是严格意义且符合世界规范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本文更愿意将中国现实主义与欧美现实主义的不同称之为中国现实主义的特色，关键是弄清特色的内涵及其形成原因，这样我们或可对中国现实主义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与把握。

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