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范式作为中国文学理论本土性研究的重要课题，它的提出不仅标示着中国文学理论主体性的进一步自觉，而且证明这一学科领域的研究状况已达到整体性深入建构的阶段。本文以此为基点，对文学理论中国范式的特征进行研究。 

　　一、文学理论范式 

　　是理论整体性的赋予模式理论范式是赋予对象以整体性的思维模式或模型，它为一定群体成员在理论思考中共构、共承与共循。文学理论中国范式的建构过程，是不断调节的过程，是“中国”的规定性不断实现的过程；而这一规定性的实现，又是见诸文学理论中国范式的特定功能的。为理顺这种逻辑关系，须从文学理论的理论整体性赋予模式谈起： 

　　1.理论整体性 

　　理论范式赋予对象以相应的理论整体性，这是理论建构的过程。一篇论文、一部专著，从开头到结尾，一章章一节节地展开，不节外生枝，不逻辑零乱，这就是整体性的体现。其实，这种似乎是作为成果而呈现的整体性，在它作为选题确定时，就已在头脑中大体地、预先地形成了，随后的研究与写作只是使之明晰与细化，并将之从思维中提取出来。很多西方学者，如黑格尔、海德格尔、阿尔都塞、詹姆逊等又称这样的整体性为“总体性”，这乃是思维地或者精神地掌握对象的基本方式。这样的方式，使对象被置于一定的关联中，获得相应的关联整体性。生活中，人们对偶然见到的对象能脱口而出地指认它是什么，并且不需要仔细辨识就能说出它如何是，其根据就在于那对象已经瞬间被思维加工成具有一定关联整体性的对象。如对枝头的一只鸟说：“这是一只会随时飞走的麻雀”，这就是把麻雀这类禽鸟的关联整体性赋予眼前这只具体的鸟而做出的判断。没有这种整体性的赋予也就不会有判断，对任何个别的东西进行一般性判断，都必须经过这样一个思维过程。《老子》提到“何以知天下”这一关乎天下的至大的整体时曾有“以家观家”“以国观国”的说法，这用以“观”的“家”或“国”就是所“观”之“家”或“国”的整体规定性的赋予。对整体性地把握对象的思维运作，马克思曾做过精要概括：“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一定要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整体性”地掌握对象，“主体”作为整体成为掌握对象的前提，都是对这种思维运作的确认。文学理论研究通过对于对象的不同视域、不同层面、不同课题的理论整体性赋予，对象便成为文学理论的对象并进而获得文学理论的理论整体性。 

　　2.理论整体性的先在性 

　　理论整体性必然是先在于所要把握的对象的，它先行存在于主体思维中，它的获得是积累与养习的过程。范式论的提出者库恩不只一次地强调这样的过程，认为没有这样的积累与养习过程，就不可能形成范式及范式运作。知识积累对于文学理论范式来说，离不开文学理论教材、相关理论著作及相关学术刊物等，此外，还有经验积累，包括学术研讨与交流的经验以及理论实践的经验。因此，整体性先在的由来是世界的、周围环境的以及各种理论化意识的，它有现实实在的根据，而不是黑格尔式的“精神决定”。成熟的文学理论学者与初入门的研究者，他们都具有各自的理论思维的先在整体，但由于各自的充实、拓展并不断细致化的情况不同，也就有了不同的水平差异、程度差异以及转化差异。人文理论学科的硕博士论文有一个通例性的内容规定，即所论论题的文献综述，这就是要求学生通过梳理文献，预先建构起所论论题的理论整体性。 

　　3.理论整体性的模式运作 

　　理论整体性是以模式的样态实现其对象赋予的，这也就是本文所论的文学理论范式的运作。库恩论及范式，特别指出它的常规科学性质，因为只有常规科学中才“具有一种有规则地反复出现的结构”。毋庸置疑，库恩范式论是基于物理学的自然科学的范式论，他的常规科学的说法建立在自然科学范式间“不可通约”的前提下，是一个唯有旧范式弃置，才有新范式发展的过程。但这种情况显然不适于文学理论这类人文理论学科，固然，人文学科领域的范式也是“有规则地反复出现的结构”，但人文学科领域本身的历史延续性，不仅使人文理论范式具有延续的历史合理性（可通约性），也具有延续的历史必然性，这其实便是自然科学范式与人文科学范式的一个关键性差异。 

　　中国文学理论的范式运作，体现在范式延续性中，有五个要点可予概括：其一，动力性。动力性的动力源分析，可以是实践性的，也可以是理论性的。这两种动力，使相应理论研究或者从新的角度、新的层面开启，或者在既有研究下使新的提法变得重要。其二，充实性。充实是一个量的概念，即由尚不充实到逐渐充实。这使得先前曾有过的一些概括性研究，转化为细致分化的要点性研究。其三，转化性。转化即基本理论观点的替变，这种替变既可以体现于理论群体研究，也可以体现于不同理论研究群体中的个体研究。对于西方理论的接受，在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就经历了闭门拒斥—开门汲纳—以西律中—批判梳理—主体转换这样一个理论运作的实践转化过程。詹姆逊认为这类转化属于理论思维的运作性调整，他又称之为“符码转换”（transcoding）的过程，即随着社会生活或理论研究的问题域的变化及扩大，“对某一特定符码或语言的策略性选择”。其四，问题性。文学理论范式的运作机制是先在整体性在具体课题的研究思考中所进行的对象性具体化，通过这种具体化，先在整体性转化为具体化的对象整体性。这样的范式运作通常都是问题性的。关于问题，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中又将之强调为“难题”，在这一概念中他所强调的不是问题或“难题”本身，如陈越在编译阿尔都塞读本时所说，而是提出“难题”的方式，抑或是“使难题的提出成为可能”。文学理论的中国特征在理论问题的提出方式上不断地体现出来。其五，表述性。表述性亦即理论表述的形态属性，它涉及概念、范畴、命题、逻辑结构这类不仅表述着思想理论，更是构成着思想理论的理论元素。它们通过体系连贯而整体性地投入范式运作中来，成为上述动力性、充实性、转化性以及问题性的思想理论的范式体现。 

　　二、文学理论中国范式的中国特征 

　　范式思维运作的模式性，规定着不同范式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不仅是个体性的、领域性的、对象性的，也是时间性与空间性的，还是建构与超越性的。时间性体现为范式的历史差异与历史的阶段性差异，空间性则体现为不同规模的群体差异，以及具有更大空间属性的社会实践群体差异，包括民族差异以及国家差异。时间性在空间性中延续，空间性在时间性中塑型，建构的超越性则指向未来。本文所研究的文学理论的中国范式，就是从这样的规定性出发，从历史性与普遍性角度对中国文学理论进行范式的特征性研究。这类特征性研究旨在概括中国文学理论所共有的东西，换句话说，因为共有了这类东西，文学理论便成为可以辨别的中国文学理论。应予指出，这一可辨别的中国文学理论，是一个构成性的现实历史的学科对象。它有三个可以区分的历史状况，即继承中国古代文史哲、诗文评一体化的经典文论、承于西方现代性冲击的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文论，以及当下的以中国为主体的现代建构的文学理论。这三种状况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互构、共融与共显的，它以一种中国理论的普遍性而引人注目。不过，这种普遍性的概括，又是在与异域理论的差异性比较中进行的——这里说的异域理论主要是指西方理论，通过比较概括出中国范式的特殊性，尽管这种比较主要并不是中西方理论条分缕析的比照，而是以西方理论为背景进而使中国理论凸显出来。 

　　1.关联整体性地思考对象 

　　关联整体性地思考对象，即把对象置于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中，思考对象与其他事物建立联系的属性，思考这种联系的状况、联系的规定性及对象的被规定性，从而使对象获得与其他事物联系的整体性，这是文学理论中国范式极具普遍性的特征。这一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种情况：第一，善于发现并且揭示对象自身所具有的各种关联可能性，内部的与外部的、显现的与隐含的以及确定的与不确定的，这样的对象本身就是一个关联体，主体的目标就是使有待关联的对象在其关联可能性中成为可予思考的对象。当下文学理论研究经常面对的“文学批评”这一对象，便是具有多种关联可能性的对象，包括批评与所批评的文学文本的关联，与进行批评的批评主体的关联，与批评接受者（批评文本的读者）的关联，这三个关联点在批评中现实化，圈出一个批评场域，批评在这个场域中展开并产生批评效果，近年来“生产性文学批评”便因此成为文学批评研究的理论关注点。有学者将20世纪以来生产性文学批评概括为“主体性”“社会性”“现时性”“建构性”“开放性”五个理论特征，这种概括便是循着关联可能性现实转化的思路而来。 

　　第二，关联整体性地思考对象，不是对象自在的而是另外赋予的，即赋予对象以某种关联性，使对象在所赋予的关联性中获得意义因此成为关联的对象，并获得对象的关联属性。这种赋予的实质是阐释性的，即把对象理解为、解释为研究主体所理解、所解释的对象。以“文本中的作者意图”为例，这是文学阐释学多有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阐释主体赋予“作者意图”以怎样的关联性，究竟是作者意图在阐释中必然在场的关联性，还是即便作者意图在场却无法证实因此等于虚置的关联性，抑或这关联性虽则虚置，却是不可绕开的阐释展开的逻辑起点，当然，也可以指认作者死了，不再在阐释中出场，等等。这都取决于阐释主体的选择，而他的选择又基于他先在的阐释整体性的理解，他是把某种先在的整体性理解以关联性赋予的方式具体化到“作者意图”上来的。这种赋予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在于先在的理解合于知识与经验积累（养成）所提供的确然性或真理性。 

　　第三，关联整体性地思考对象并进行动态的关联整体性建构，通过建构，对象不再是初始的研究对象，而是获得了研究主体所赋予的精神整体性的对象。对于范式共同体或群体来说，这其实就是范式运作的过程，亦即范式在对象中的实现。这样的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关联整体性是由三种相互关联的整体性在范式的思维运作中相互作用地生成：一是对象的内部关联整体性，它既是对象自身可能的又是主体赋予的，是对象的各种内在物构成的彼此关联，如叙事研究中的时间关联、空间关联及时空交错关联，文学意象研究中的情、义、言的相互关联；二是对象与相关对象间的外部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同样是对象可能的与主体赋予的，哪些对象间的关联性由可能性转入现实性，哪些关联性进行主体的理解性赋予，这都经由主体的思维运作而对象性地建立起来；三是研究主体的先在的精神整体性，如前所述，它是在经验与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教育习得及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而在头脑中形成的，上述两种整体性均在它的对象性运作中得以建构，它本身也在这两种整体性运作中充实与具体化。而这种对象的关联整体性，无论是可能转化的还是被赋予的，一般都是多重的，具有不同位置、不同层次、不同序列，其中的每一个位置、层次或序列都可以根据研究主体需要而被转化为课题，由此，关联整体性的范式运作便得以展开。 

　　由对象的关联可能性，到主体赋予的对象关联性，再到对象的关联整体性，这种对于变化着、生成着的关联性的敏感乃至深透的把握与运用，之所以被确认为文学理论中国范式的特征，就在于这是一种中国传统的理解生活、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关联，即把对象置于一定的关系结构，或者，从一定的关系结构中动态地认知与对待对象，这是中国传统对于世间万物浑然一体的发展变化予以历史把握与实践把握的方式。吕思勉在他所著《中国简史》的开卷第一章，便精要地概括了整体性变化的中国历史观——“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 历史的定义既明，历史的价值亦即在此。 

　　2.脉络整体性地梳理对象 

　　“脉络”即经络式的线索，是对象间的不同关联的连贯，经由关联连贯，不同对象成为彼此融通的连锁整体。孔子曾称自己的主张“吾道一以贯之”，这“一以贯之”的道即不同对象的关联性得以贯通的“脉络”。 

　　“脉络”可以是历史时段的，也可以是现实展开的，却不是西方那种有封闭趋向的逻辑思辨的。这样的“脉络”把握，需要思维的梳理工夫，即将具有不同连贯性的脉络关联各自理顺，找出其中彼此关联的原因，这对于中国文学理论而言乃是一种重要的思维取向。“脉络”类似于福柯在其“历史考古学”中所说的“叠层”，德勒兹曾谈到福柯的“叠层”理论，为了表达对于福柯这一颠覆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叠层论的敬意，他用了“伟大分析”这样的赞词。他阐述说，“叠层就是实证性或经验性的历史建构”。“叠层”由彼此间“不可化约”的五个方面构成，即“物与词”“看与说”“可视与可说”“可视性层面与可读性层面”“内容与表述”。这五个方面的根本问题在于“所看”与“所说”，其实也就是直观与语言。他的结论是“可视性总是保持与陈述间的不可化约性”。福柯的“叠层”论一方面把一种特殊的连贯性引入了认识论与西方哲学，这是它的功绩；一方面又在“可述”性中把自己套入西方语言论的桎梏，这是它西方思维的局限。这里提到福柯与德勒兹的“叠层”论，是在强调，同样在实践与思维中着力于连贯性的中国范式的“脉络”梳理，不仅是当下进行着的，而且是传统进行着的，不仅是“可视”与“可述”的，更是“可行”与“可述”一体展开的，这里并没有德勒兹所强调的经验直观与经验陈述的“不可化约性”。以汉代刘向对于孔子“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阐述为例，“智”与“仁”是中国儒家哲学的两个基本范畴，刘向以这两个基本范畴为根据，进行了道德脉络的梳理，经由梳理，从自然界的山水草木、飞禽走兽、天地万物，到社会生活中的国家、臣民、圣哲、贤良、勇士、智人，均被关联于其中，并且被仁智所贯通。这里之所以不存在“不可化约”的情况，就在于汉语所独有的象形表意功能，这样的功能为传统的“取譬连类”思维打开了无比宏阔的天地，也使中国古代的德艺与德教对于生活获得了无所不及的连贯性。“脉络”梳理也是现代至于当下的文学理论中国范式所常见的运作模式。在历史延续性中展开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究，在理论扩容中进行的文化关联性研究，都明显地体现着不同于西方的“脉络”梳理思维方式。 

　　3.中和整体性地协调对象 

　　“中和”是中国特有的概念，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体现，它以世间万物的差异性为前提，但并不改变这种差异，而是守持这种差异，协调这种差异，通过协调求得通约差异的效果。这样的协调见诸思维，便是热衷于寻找、发现、组织、运用可以使差异性得以均一的标准或尺度，并以此营造一种可以直观、可以认知的展现形式与形态。“中和”之“中”即是均一的尺度或标准，亦即通常说的适度或不偏不倚；“中和”之“和”即和谐统一的形式与形态。“中和”思维建立在感受与体味的基础上，《中庸》对“中和”的解释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冯友兰对“中和”的阐释是：“和与异不是不相容的，相反，只有几种异合在一起形成统一时才有和。但是要达到和，合在一起的各种异都要按适当的比例，这就是中。所以中的作用是达到和”。 

　　西方自古希腊以降，就把差异性视为理解与认识事物的基本前提，坚持差异的不可通约。与此不同，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一直坚持差异是可均和、可均一的，即万物差异但又共存其“中”（适度），因此万物差异便也共有其“和”。其中包括差异性通约的思维取向，以及通约节点的节律变化。这是一种视、听、身综合地把握世界整体性的建构，也是一种情、意、言综合地赋予与表述世界整体性的建构。“中”作为“度”协调于其中，“和”作为“势”体现于其中。中国文学理论的问题性关注，就是趋“中”效应的度的把握与判定。而理论的跳跃性的创新发展意识，如文学理论由文本向文学活动所进行的对象性转型的创新发展、由认识论文学理论向实践论文学理论转型的创新发展，都体现出由此及彼的差异性跳跃，中和整体性在其间由“中”至“和”的协调则保证着这种跳跃的延续；至于在文学理论建构中经常发生的西论中化，这本身就是一种差异性的兼容汲纳，其间的中国文学理论的主体意识及主体感受，总面临一个是否适度的追问。这样的学理场域，是西方的观念思辨所难以进入的。 

　　4.变化整体性地生成对象 

　　世间万物的变化与世间万物的差异一样，作为恒常的客观实在，是中西方学术研究共同面对与共同确认的。由此便面临一个问题，即既然中西方理论对差异变化这类第一性的存在是共同面对的，何以在后来的理论研究中，却出现了二者的封闭与开放的不同趋向呢？这里的根本处大概就在于对变化的不同理解。西方哲学对于变化的历史性理解，可以用现象学的“流变”来概括，即变化发生于延续的流动中，是流动中的变化，像河流一样，延续而下。古希腊的赫拉克拉特就明确地表述过这种看法，他认为一切都在变动中，但这变动像流水一样是延续而来的。同样的理解被胡塞尔从内时间意识角度阐释得更为详尽，“如果我们沿着这个具体的连续性行走，那么我们便是在持续变化中前进，在这些变化中持续变化着的是流逝样式，即相关时间点的流逝连续性”，而且，这是“从开始点到现在点的时间延续的整个片断（strecke）”。这种意识固然也是变化的，却又在流逝的延续中被延续过程限定。对于西方理论思维的这一特点后面还要专门论说，此不赘述。 

　　中国传统的变化意识，并不强调由开端至于眼下的延续中的流逝，而是更注重万事万物的自变自化，在自变自化中归入一统，即“天下为一”。这个归一的过程没有延续的限制，承前而来再流逝而去，而是四面八方千姿百态地拓展开来，是各司其职各显其用的养育生化。这归一的“一”，在儒家是“天人合一”的“德”，在道家是万象归一的“道”。这里更为变化自如的是，这得以归“一”的“德”或“道”并没有封闭的边际，由混沌的一至于阴阳的二，再到天地人万物的三，通过元气冲击而统合为大千世界。这由物及人再及于环宇的至大且又至微的变化就是不断生成的过程。 

　　变化生成是文学理论中国范式对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态度与常用模式。这种态度与模式突出的特征就是拒绝封闭，它不断地向现实实在与时俱进地敞开。传统转化研究、西论中化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研究、阐释学研究、叙述学研究等，变化是它们的研究常态，生成则是变化着的理论建构的常态。 

　　三、文学理论中国范式的调节机制 

　　具有上述中国特征的文学理论中国范式，是经过不断调节而模式化的，其中的调节机制正是中国范式中国特征的运作性体现。 

　　1.西方理论范式非超越的延续倾向 

　　无论是先前某种理论的延续，还是对先前理论的批判，对西方理论来说，它都必须证明自己是有所延续的，而且这延续的证明又须是可信的。在热闹得有些混乱的西方20世纪，这格局被朱立元概括为“两大主潮”（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两次转移”（文本中心、读者中心）、“两个转向”（非理性转向、语言学转向）、“前沿思潮”（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问题、文化研究问题），其中每一种理论格局的展开都力求新异，但在各自理论延续性的求证上，又都小心翼翼甚至不厌其烦。究其原因，哈贝马斯在分析西方认知理性的合理性时，认为这里有一种“内部合理的整体性”在发挥作用，它保证着整体性地把握世界的各个环节都能分享到“理性”，“理性是整体与其组成部分的统一”。这种“内部合理的整体性”作为“理性的”整体与部分的统一，只能在可以论证的延续性中被“合理”地保证。 

　　说延续性是西方理论的属性，并非指认西方理论只有延续没有突破或者超越，上面概括的20世纪西方理论乱象，其中就包括众论杂出的超越。此处强调的是即便有所超越，那也是在延续中的超越，它们总是要回溯自己的延续之源，如现象学溯源、语言学溯源、结构主义溯源，也包括后现代主义溯源等。这样的“溯源”就是前面提到的对于“流变”过程的回溯。 

　　西方理论的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流变的延续回溯趋向，与它过分的概念依赖分不开。概念被看作恒常、必然的提纯物，真理的替代物，它成为观念或理性的现实在场。而它如此的在场合理性，自然就离不开相应的核心概念及相关概念群的历史性追溯。经由概念延续的前溯，这样的核心概念及相关概念群所表述的东西，就不仅成为确定合理的东西，而且被赋予了“像真实的行动者那样‘行为’的能力”，布迪厄与华康德称此为概念的“物化”（reify）。这种见诸西方理论的溯源性的延续的非超越性，经由概念的物化便普遍地体现出封闭趋向。 

　　2.中国文学理论建构的超越性 

　　中国文学理论不是以延续性的超越为要点，而是相反，以超越性的延续为要点。在超越性的延续性中，较少有概念的先在（溯源）束缚。超越是创生的，延续则是随之而来的转化性的。在这个过程中当然离不开概念，概念承载着体验与认知的普遍性，但这里的概念本身多是开放的，即便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建构中受到西方理论的很多影响，包括延续的封闭趋向的影响，但概念象形会意的相对性与灵活性仍然在有力地发挥作用。这是中国文学理论开创性的超越意向的重要思维根据，也是文学理论中国范式不同于库恩科学范式的运作特征。这里包含着递进展开的三重意蕴： 

　　其一，超越是理论运思的意向性发动。超越在康德那里有时也被用作超验，即超出于经验之外。理论超越出于经验之外，这是对的，但对这种超越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超越与超验间的阈限，康德并没有给予更多的辨析。超越是越出既有的延续界限，进入前所未有的界域，它不仅使接下来的运思指向创新、寻觅创新，使新的理论主张得以提出；而且，它还促使既有经验及知识向着超越进行预先筹划，这种意向发动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非经验性与非概念性，它通常启动于感性直观的现象或者问题。以周宪的“视觉文化”的转向研究为例，周宪于20年前展开的视觉文化研究在国内文学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把视觉文化凝聚为一个包含了众多当下视觉现象的整体对象，其创新性不言而喻。而这一运思指向的提出，最初源于周宪对自己孩子的观察，进而进入现实理论研究的现象层面，考虑到“视觉文化”正是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然后，他便在经验与知识的储备层面展开进一步思考。这便是通常说的运思起点。起点是现象性与问题性的，但不是起于抽象的概念，更不是在概念的延续中寻找理论创新的机遇，相应概念的登场是在现象的发现和体察之后。 

　　其二，中心范畴的确定。中心范畴继现象的问题性意向而来，这是意向性的观念凝练。本文没有简单地因袭观念抽象这一说法，而是说观念凝练，是因为从思维运作来说，观念凝练这个随之而来的步骤，虽与观念抽象具有形式相似之处，但实际上二者不是一回事。中国文学理论运思中很多传统的东西根深蒂固，如传统中很少有纯然抽象的观念，也很少有纯然抽象的思维运作，更多的或者通常的，便是前面提到的贯通思路，这是视、听、身，情、意、言的综合融通，由此凝练的范畴，是有机的、具体普遍性的范畴。高建平在阐释中国文学理论的性质时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双向发展过程，资料积累是一个方面，它自然生成一种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会“一下子就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则是这创新的可能性及创新的理论框架，又会反转来对积累的史料进行“新的读解，新的选择，以及赋予新的意义”，他称之为“境界的变化”。由此，范式运作中范畴的确定，就不同于西方先在整体性的观念。 

　　其三，中心范畴的体系性敞开。理论体系是构成理论的各种元素、各个层次、各组成部分，以及引述的各种理论资料的整体构架，亦即范型、范式。这里有思想阐发的逻辑贯通性，有语言表达的上下文的场域性，有研究基点至于研究结论的过程形式性，也有不同体系各自形成的见诸概念范畴的表述差异性。这样的整体构架，无论在中国古代文论还是现代文学理论中，都发挥着理论整体生成及历史发展的作用。曹顺庆、邱明丰曾从中西文学理论范式比较的角度，谈到理论体系对于理论的模铸作用。杜书瀛、钱竞也用同样的体系模铸的方法揭示中国古代“诗文评”范型对现代文艺学的转换作用。研究理论体系对于思想理论状况的模铸功能，是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常见思路。前面提到的中国的范式特征，都置身于普遍的想象性中，都在差异性中探寻多向多元的理论创新，这无疑为置身其中的非观念化的中心范畴的理论运作提供了体系模铸的敞开性。 

　　3.延续与超越的双域调节 

　　从思维说，延续与超越是理论运作的两个场域，这两个场域何者为主导，如何为主导，这里既有传统根据，又有思维展开的现实根据。前述文学理论范式的中国特征，就是在两个场域的调节机制中得以体现的。 

　　（1）超越的关注机制 

　　超越在文学理论中国范式中被置于优先位置，它首先被思考，并有一套关注机制的思考模式，包括超越的关注点的发现、超越的关注点的强化、超越的关注点的理论凝聚。超越的关注作为基本理论意识发挥作用，这种意识把超越视为理论研究的先决属性，因此对之保持随时的注意。智力心理学的PASS理论认为关注的心理动力是需要，“影响我们注意某个事物而不是别的事物的因素是个体的需要状态”，“需要也可通过自我引导而变得更为强烈”。超越成为可以“自我引导”的“需要”，对于理论的超越性关注也就自然而然。而它的根据则是传统的“延续”，道家的“无”、儒家的“智”、墨家的“生”等，都为超越提供了没有限制的巨大思维空间。 

　　（2）超越的理论机遇的敏感机制 

　　敏感是心理学概念，指对于对象刺激的神经反应及反应的敏度与强度。从刺激接受角度说这是一个信息加工过程，注意的信息加工理论的研究者布罗德本特，曾就唤起注意的敏感反应的信息加工提出感受器过滤说，认为敏感来于“感受器”的一种过滤性选择，这种选择“只允许更有意义的或对个体某一时刻很必需的信息通过，通过的信息是经过比较和竞争的”。此处引入智力心理学刺激反应过滤说，在于它不仅揭示了敏感反应的心理机制，更在于它不是从观念角度，而是从感官角度强调了对象刺激的新异性与意义性，这为文学理论中国范式理论性的超越运作提供了感性直观的论据。 

　　范式的超越的理论机遇可以来自众多方面，它体现着超越视域的广度。中国传统的理论范畴之所以为超越提供了巨大思维空间，就在于它们不仅及于万事万物，更及于人世众象。从中国文学理论的超越视域说，它可以来自文学理论自身，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研究、生产性文学批评研究、生态美学与生态文艺学研究，都属于近年来活跃的文学理论新学科，相对于既有文学理论学科，这就是理论的学科性超越。超越也可以来自异域理论，既可以创生于异域理论的某些理论观念、异域理论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引发于异域理论的研究对象。这类异域的东西经由转换，在中国获得相对的语境根据，便构成文学理论的理论性超越机遇。这类超越机遇还可以来自更大的实践性社会生活层面，已被纳入文学理论的文化学研究，这个曾在文学理论领域引起激烈讨论的研究对象之争、理论家园之争，便是来自社会生活层面的超越机遇。 

　　（3）超越机遇的理论转换机制 

　　把敏感发现的理论超越机遇转化为切实的理论研究，使理论研究模式性地展开，并由此获得超越性的理论成果，这个过程是范式的超越域的活跃，同时，也是理论研究的延续域的活跃，超越与延续在活跃中交互作用。交互作用所以能自然而然地发生，既有前面谈到的中国文学理论范畴的非抽象的具体普遍性，又与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多向多元的开放性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使西方理论陷入封闭趋向的观念延续性，在中国文学理论建构中却并不是必然置身的围墙。以在理论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范畴或者概念来说，这是西方观念延续意识多加守护的重镇，但在中国对于各种超越机遇的理论转换中，即便是某些重要范畴或概念的转换，也经常体现出语境宽松的灵活性与据实而用的宽泛性。“文学性”是20世纪初西方形式主义的重要概念，这个原本是为生活与文学划域的重要概念，在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扩容性超越中却被用于生活与文学相共域的阐释，即“文学性”是文学与生活的共有属性。既然如此，研究“文学性”的文学理论就通过“文学性”而获得了研究生活审美的合法性。按理说，由文学与生活的分域到文学与生活的共域，这是一种范畴或概念的颠覆，应面临着一系列转换论说的困难。然而，障碍与困境并未出现，“文学性”的概念的跨域运用，在生活审美化现实中顺理成章地完成了。 

　　（4）超越转入延续的“皱褶”机制 

　　超越作为理论的创新模式，不仅关注创新、指向创新，不断把各种创新机遇转化为理论建构，而且，它更是在不断的创新中实现着理论的延续，即“超越性的理论延续”。敏于捕获超越的东西，在捕获后的凝视中进行理论延续的求解与论证，这是文学理论中国范式的功能性的运作机制。对这种机制，可以参考福柯与德勒兹的“皱褶”理论予以描述。 

　　“皱褶”是福柯面对西方思想理论中无休无止的延续意识而提出的一个批判力度很强的象征性概念。德勒兹对这个概念情有独钟，并进行专题研究。“皱褶”理论对延续与超越的关系进行了“域”的划分，在世界中、在思维中，亦即在知识和经验中重复、延续的东西被划为“域内”，域内被权力般的“力量”统治着。对处于这类“力量”控制之外的场域，则被划为“域外”。这样，就有了“域内”与“域外”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而这正是超越与延续这两种力量在意识活动中的相互作用。福柯称“皱褶”是把重复与差异“关联起来”的“衬里游戏”，“域内将永远是域外的衬里”。“衬里游戏”通过衣料外层与其衬里的关系来象征超越与延续相互作用的关系，衣料外层从肩到袖、从襟到背、从领到肩，都是剪裁了的，因剪裁而断裂了的衣料，缝纫后形成肩、领、袖的接缝，从表面来看这是断裂连接的痕迹，而其内里却是连续一体的，这内里就是延续。福柯、德勒兹还列举了皮肤的皱纹、大海的波涛，以及中世纪抛到海上的疯人船来说明这种外断而内联的效应。德勒兹借助福柯对“皱褶”的阐释，进一步分析了“皱褶”作用，认为在“皱褶”作用中延续是必然的，因为主体从身体到思考到知识到记忆（也包括遗忘），本身就是延续的，这是延续的生命载体，而这种延续又必是域外力量亦即超越所引发的。超越因域外而对域内形成冲击并“闯入”主体的“内心深处”，进而成为“愈发朝向域外的力量”。福柯与德勒兹的“皱褶”象征对西方理论的延续封闭倾向是一个重要超越，但它对于文学理论中国范式，却不过是一种机制性的历史已然的形象描述。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进行的中国文学理论范式的特征性研究，是在中西文学理论历史延续的总体性比较中进行的，超越的延续或延续的超越等概括，都是传统的特征性判认，并不关涉何者为优的价值问题。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