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我写作的第二十五个年头。十九岁开始决定当一个作家时，我真没想到会一口气坚持二十五年。显然，写作还会持续下去，再一个二十五年，又一个二十五年，想着白发苍苍时还能有力地握住笔，我就觉得这样的人生挺幸福。

　　毋庸置疑，二十五年来，我的写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本的变化也许不在于故事换了一种又一种讲法，也不在于讲出了完全区别于之前的一个个新故事，而在于，支持我把故事讲下去的动力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最初的写作完全是由澎湃的倾诉欲望、焦灼的自我表达需求和一点点美好的虚荣心所导引，那么，当沉默逐渐成为日常的主体状态，曾经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小虚荣、小确幸也即将消磨殆尽的中年生活已然来临，我的写作何以为继？我要靠什么样的内驱力，依然能够把写作和个人的生命有机结合起来，以让写作必要、自然、从容、不竭地进行下去？我认真地思考过，或许此四者，是眼下我写作的源动力。

　　其一，探究的激情。必须承认，和二十五年前铺天盖地的好奇心相比，我对这个世界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激情大大降低，但这种删减与化约让我心安。我的兴奋点逐渐聚焦到有限的若干问题上，我有一种降落后的踏实感，落到那些问题上，抓住了，扎下根。我不会再大而无当、漫不经心地“心怀天下”，我只想深入、持久地把我最感兴趣的几个问题弄明白。我对它们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探究的欲望，我要做的只能是深挖洞、广积粮。问题意识已经成为我写作最重要的生长点之一。

　　其二，思考的习惯。读书和写作给予我的最大恩惠，不是知识、结论和已经写出来的一本本书，而是思考的习惯。每天脑子都在转，已经成为一种永不停息的本能，做梦都能听见思考的发条咔嚓咔嚓走动的声音。我从不妄想我的思考能够洞穿这世界的某些隐秘，但我享受这种时刻都能与世界劈面相逢的新鲜与艰险，这是一种青草、岩石和冰雪消融之际的水流混生而成的状态，它会催生出同样清冽、绵延不绝的书面口语的普通话，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声音用文字记下来。

　　其三，自我辩难的需要。思考的习惯让写作成为可能，而写作让思考得以深入和持久。写作越来越成为我将某些思考充分展开的最有效的途径，那些含混的、模糊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在修辞的运行中逐一现身，变得清晰、确定或者更加含混、模糊和似是而非，而被文字精密加持过的含混、模糊和似是而非，其实已经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清晰和确定了。年既长，思考与写作也日久，我所确定之事越来越少，犹疑和辩驳越来越多，如果不动笔，我可能会无所适从，变成一个不可知论者。我知道这个世界足够复杂，我也知道文学最终不负责给我们一个清明确切的蓝图，但我依然需要通过文字来辩证、寻找和澄清自己，以便把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楚。

　　其四，艺术的担当。早几年，这样大词我肯定羞于出口，觉得大而无当，就写几篇小说，犯不着拉虎皮做大旗。现在不这么看，我常常不惮于在公开场合谈到这话题。它的确就是个真问题。写作二十多年，当文学编辑也近二十年，在这个行当里摸爬滚打至今，尽管没弄明白，一知半解总是有的，就在这一知半解中，也深知文学尤其是小说，在当下面临拓展疆域的困境。开疆拓土，一是小说这门艺术自身发展的需要。且不说西方现代小说，只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小说，一百多年来获得长足发展，在小说的各个面向上都已趋于饱满成熟，内在的破与立必然要提上日程。再者，中国和世界几十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以网络和全球化的改变最为迅猛和深刻，不唯世界面貌在改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内心也在改变。文学是世界观的反映，世界变了，世界观必然也随之变化，文学亦当相应有所调整，突破既有的形式、框架和理解。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此之谓也。文学史也早已做出了提醒：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更迭的不仅是唐宋元明清这些朝代，还有与各朝代的现实相匹配的文学样式。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既已如此巨大显豁，文学若还陈陈相因、墨守成规，想必是可疑的。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当写他想写的，写他能写好的，同时，还要写他应该写的。所谓应该写的，就是在他对自身和所处时代的写作有充分理解之后，有责任和义务对文学面临的问题做出回应，对必要的尝试展开探索，于困境中寻找解决之道，于拘囿处为之开疆拓土。这些努力非是完成某些机构、部门的任务，而是出于自我的艺术自觉与担当。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的从业者，都不仅是躲进小楼的单独个体，还应该是他所从事的行当中的有机一分子，他要有他的艺术的担当。

　　写作经年，很多想法和愿望都在变，过去心心念念的，今天可能早抛之脑后；之前不屑一顾的，现在可能斤斤计较，每天都对着它死磕。我已经习惯了对这些变化抱持平常心，我相信写作和艺术一样，有其自身规律，谁也不能揪着头发把自己拎离地球，但变化来了，想法到了，内心笃定了就去认真地做。我期待写作的动力一直在，也期待写作的动力一直在变。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