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上》的四重雄心

　　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是一部充满雄心的作品。

　　《北上》以京杭大运河为主要空间，聚焦中国的百年历史（1900—2014）。一条线为1900—1934年的意大利人小波罗（保罗·迪马克）和弟弟马福德（费德尔·迪马克）。小波罗在翻译谢平遥、邵常来、周义彦和孙过程等人陪伴下，沿着运河北上寻访，最终意外殒命（1901）；弟弟马福德跟随八国联军进军京津，与中国姑娘结合（1900—1934）。另一条线索为2012—2014年的谢、邵、周、孙、马等家族后人，他们重聚大运河，畅想古今，重燃激情。两条线索彼此穿插错综，如中国传统榫卯结构般，在一个章节中往往留下榫头，由其他章节提供卯眼，最终拼成一个缜密的故事。

　　首先，这是一次百科全书式的写作。小说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大运河成为人物活动的空间舞台，是人物念兹在兹的情感寄托。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流程最长的人工运河，始于春秋吴王夫差开凿的从江都（扬州）到末口（淮安）的邗沟，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此后历代不断修筑，到公元1293年终于完成一条由杭州到北京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小说以大运河为背景，沿线城市、乡镇、集市、百工、民俗全景式地展开，成为京杭大运河的“清明上河图”。

　　其次，这是对从古到今一以贯之的中国人主体性的形塑。“北上”的主体是人。茅盾文学奖的授奖辞说：“中国人的传统品质和与时俱进的现代意识围绕大运河这一民族生活的重要象征，在21世纪新的世界视野中被重新勘探和展现。”为何是“北上”而不是“南下”？越是艰难，越突出主体的巨大力量。翻译谢平遥陪伴小波罗，从南到北，从富庶的杭州、扬州经过淮安、徐州、济宁再到“义和拳乱”的京津地区，从空间上是渐行渐难。从时间看，这也是一次伟大而悲壮的逆行。大运河从明代开始衰败，又在太平天国运动中遭受重创。1855年黄河北徙改由山东入海，山东省境运河淤塞，河道废弃，淮河流入洪泽湖后再无出口，淮北地区水患遍地，漕粮开始海运。1900年，清政府正式下令漕粮改征银两，光绪二十七年（1901）停止漕运。宣统年间，津浦铁路通车后，大运河的运输作用为铁路所代替。这是河运被铁路取代，水力被钢铁、煤炭、电力所取代的时代，也是传统生产方式被西方现代技术全面超越的时代。19世纪中叶大运河的衰落，恰巧同步于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列强入侵的过程——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传统的“华夷/天下”观被迫让位于“世界”观，并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绑定。小说一路逆行北上追怀大运河，并非为封建王朝唱挽歌，而是重新发掘中国历史中传承下来的主体性。这是在中国近代下行历史周期中，在噩运风浪中所体现出来的逆流而上、逆势而行的韧性、魄力与决断。这一主体性，体现在翻译谢平遥、保镖孙过程身上，体现在运河的纤夫、疏浚河道的河工身上，体现在小说中并未正面出现的康梁维新派知识分子身上，同样体现在2012—2014年的后辈们谢望和、孙宴临、邵秉义、邵星池、周海阔、马思意、胡念之身上。小说借助孙宴临的画为这一主体性赋形：“她一反郎先生作品中邈远高古、超拔脱俗的静态特征，让人物和风景之间产生了动态的张力，整个画面有了爆发边缘压抑着的力量感。”

　　再次，作者的雄心在于书写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场景。“北上”是沿着运河纵向上溯。假如我们把横向的河流，视为固定单一、有自身脉络的文明；而纵向的运河，则隐喻多种文明的交融与会通。京杭大运河跨越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二市，沟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小说模拟运河的人工连通功能，将不同脉络、流域的文明连续起来。在沿着运河航行时，翻译谢平遥与意大利人小波罗朝夕相处，正是文明交融的典型场景。

　　在当下挖掘文明多元交融的契机与可能，更具有现实意义。由此，我们可以将小说解读为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学寓言。小说里的核心人物翻译谢平遥出身于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下属的翻译馆，精通英语，深受维新派思想影响。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李鸿章在上海筹办的最大工厂，另附设有广方言馆、翻译馆以及工艺学堂，在1868—1907年之间译书达160种，包括军事、地理、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的书籍，成为中国人接触西方思想的重要渠道。小说人物谢平遥在“洋务派”培养下成长，追随晚清前辈严复、王韬、郑观应、冯桂芬等“条约港知识分子”，思想处于从“改良派”（立宪）到“革命派”（共和）的过渡阶段。谢平遥熟读龚自珍诗文，满腔救亡图存理念，密切关注时局，对西方文明充满好奇，与意大利人小波罗的交往经历一定程度映射中国现代性的发生过程——一个以“翻译”为中介的过程。小波罗的遗物，可视为西方现代性在中国落地之后的遗产。意大利语牛皮封面记事本、罗盘、相机象征西方先进文化与科学技术，这些遗产绵延至今；而勃朗宁手枪、毛瑟枪、哥萨克马鞭、墨西哥鹰洋、石楠烟斗等物件，则分别寓意着伴随西方现代性的血腥暴力、强权压迫、殖民统治与物质享乐，这些遗产则在中国形塑自身现代性的历史中失落。这样，小说最终指向了一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现代化发展新模式。

　　最后，这部作品仍然是一部“小说”——它勾连北京和花街，具有作家个人写作史的意义。作者在茅盾文学奖获奖感言中追溯自己此前的创作：“写作22年来，我一直在感谢这条河。感谢的方式就是一篇接一篇地写出与这条河相关的作品，它是我的小说最忠贞、最可靠的背景”。《北上》从某种意义上是《耶路撒冷》和《王城如海》在精神上的续篇，它把写淮安的“花街”系列和写远方的“京漂”系列进行辩证综合，为作家持续书写的“出走”叙事追根溯源。“出走”的个人精神根源可以是孤独、原罪、创伤、理想主义；那么“出走”的集体精神根源又在何处？在运河这一绵延向远方的特殊地理空间，及围绕运河所形成的经济、文化、信息、历史等力量对个人的推动。无论是之前作品中的边红旗、易长安、初平阳，或者宝来、行健、米箩，还是现在的谢望和、周海阔、邵星池、孙宴临，徐则臣笔下的人物往往具备这种理想主义、青春躁动、百折不挠、豪侠仗义的精神气质，《北上》为其找到了历史土壤。

　　由此，作家得以划定属于自己的“文学故乡”。《北上》之后，徐则臣的故乡将不再是花街坐落的淮安，或假证贩子等边缘人活动的北京，而是“大运河”。作者深耕一块独特的地理空间，将这一地理空间的历史属性、人文属性、精神属性予以文学赋形，让“徐则臣”和“大运河”形成联想上的直接对应关系，让读者由此得以逆向反推前期作品，重新照亮时过境迁、意义渐趋定型的“花街”和“京漂”系列，提供新的意义生产空间。

　　二、“民族史诗—元小说”的织体形态

　　小说雄心的实现，凝聚在一种称为“民族史诗—元小说”织体的文学形式上。这一织体具体描述为两种文学风格的链接和杂糅。

　　其一为民族史诗式的风格。卢卡奇《小说理论》描述道：“小说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史诗——对这一时代而言，生活的外在整体性不再是显见的，感性的生活内在性已经变成难题，但这个时代仍在以总体性的方式进行思考。”当生活的总体性消失，“史诗从自身之内出发，为生活总体性赋予形态；而小说则试图以外部赋形的方式，揭示并构建隐蔽的生活总体性”。为了表现这一“总体性”，“史诗性”的小说还需要“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

　　《北上》从时间和空间跨度来看，具备民族史诗的要素。

　　小说从空间上描写京杭大运河沿线重要的城市、乡镇、村落、码头、江河、湖泊与水利设施，为我们展示了漕运系统后期从无锡到通州运河段的衰败状态。

　　衰退是从南到北逐渐加剧的。1900—1901年的故事线，起点安排在无锡。小说“1901年，北上（一）”一章让我们看到无锡城的全景图。与孙过程发生摩擦后，小船赶路，错过镇江，抵达扬州。这一段运河仍旧繁华，有轻便小船沿途兜售丰盛餐点。扬州有“仓颉刻书局”“众姑娘教坊司”“耶稣圣心堂”。19世纪中后期西洋教会出版业进驻通商口岸，铅活字印刷技术逐渐普及，雕版刻书局的倒闭背后是殖民现代性的入侵。前行抵达邵伯古镇和邵伯闸，作家重点描写邵伯闸的水利工程。小说逼真摹写了百年前众船排队过闸的喧闹拥挤和闸工推动绞盘提升水位的劳动场景。掠过高邮后，抵达淮安地界的清江浦（“1901年，北上（二）”）。清江浦虽然一直隶属于淮安府城，但明嘉靖后黄淮改道，运河截弯取直，淮安府城远离运口。清江浦一跃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运河沿线“四大都市”“东南四都”。因这里发生孙过程和义和团余部的劫持，淮安城匆匆掠过，仅以丰济仓的空置凸显号称“天下粮仓”的清江浦的衰落。进入邳州后，河道淤积严重，出现打沙船和拉纤。这一地区属现在苏北徐州，地处淮河流域，明清生态恶化严重。船只北上进入微山湖区域，抵达济宁地界。气候为之一变，冰雹、暴雨频发，治安堪忧，氛围转为阴霾，为小波罗遇害做了铺垫。从地理环境看，微山湖是北运河重要水源，南阳镇地处交通要道，环境优越，是徐州以北运河最后的繁华。南阳镇守备八面玲珑，食用奢华，对洋人恭敬逢迎。北上济宁，过去沿河布满粮仓，如今粮仓大都废弃。此后船行西北，必须赶着雨季水势高涨，快速通过南旺分水口，这一河段明代以后航运条件衰败，几乎无法通航。对南旺分水口这一水利工程详细描写后，小波罗一行经过阳谷县到临清直隶州，我们看到了义和团在山东北部造成的破坏，以及慈禧下令剿灭义和团后西方殖民势力的恢复。从临清到天津，小说节奏提速。在沧州、天津寻访西医后，小波罗的生命终止于通州运河，在这些段落，西方殖民现代性在北方辐射延伸，运河景观彻底消失。

　　小说家具有历史学家的细心。运河衰败的当代命运，也在2012—2014年的叙事线索进行补充。在此前叙事中匆匆掠过的淮安与济宁两城，成为后辈们重点活动的舞台。在“2012年，鸬鹚与罗盘”一章，描述21世纪济宁河段河运的衰落。“货运的指标是载重和速度，是效率。跟陆地上的货运比，我们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也只会越来越慢；河床在涨，河面在落，我们的船只能越来越小。”“生意越来越小，货物越来越低端，利润越来越少，过去米面、蔬菜、钢筋水泥混凝土、各类家电家具都运，现在承接的货单只有木材、煤炭、砖石和沙子了。”邵常来的后人邵星池力主弃船上岸发展。到“2014年，大河谭”一章，谢平遥后人谢望和从北京通州回到淮安，小说将笔触落在淮海剧团、清江拖拉机厂、郎静山故居、周信芳故居、花街这些空间——安静的老街巷尽显落寞。济宁段往北运河断航甚至消失，济宁运河故道成为考古现场，引来了考古学家胡念之。

　　小说的“民族史诗”特征还体现在对长时段历史的把握。小说以“两头重、中间轻”“两头实、中间虚”的方式，点面结合覆盖100年来的中国历史。虚写的有民国时期的邵常来发迹史、新中国成立后水上人家的生活变化与困境（邵秉义、邵星池）、20世纪50—60年代乡村青年出路（谢仰止）、20世纪70年代先锋青年的悲剧命运（孙立心）、20世纪80年代初“先富人群”的成功路（周海阔父亲），穿插有运河沿线各地民俗、生活、风情、地景，如茶馓、淮安黄鱼面、无锡人的说话口音、漕船过闸场景、杨柳青年画、“耍中幡”、周信芳戏曲、水上婚俗等。小说的重点则放在晚清中国所经历的“大变局”上。在那些实写的地方，小说家展示了还原历史现场的不俗功力。

　　首先，体现在对“戊戌变法”余波的书写。谢平遥与小波罗在扬州妓院与“顽固派”嫖客发生争执——对方以龚自珍、康有为雕版看出谢平遥为“康党”。妓院闹剧后，经过邵伯闸，谢平遥的老相识又因包庇“康党”下狱。但“戊戌变法”的影响并未就此消失。甲午战后，维新、革命运动成为时代的主流；朝野之士集注意力于政治的改革上。西方的政治思想由此大量输入中国。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大量介绍民权思想，产生巨大影响。有鉴于此，作家让谢平遥手捧康有为的《人类公理》（即著名的《大同书》），而赠给小轮子周义彦的《天演论》又是1897年天津《国闻汇编》（维新派刊物）的版本。小说以隐曲方式暗示了维新派思想的扩散。

　　其次是船过淮河治安状况的变化。这牵涉到历史上的“东南互保”。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发生后，光绪二十六年6月，东南督抚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慈禧太后宣布对十一国宣战，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许应骙、盛宣怀等东南地区汉族督抚借口慈禧廷谕为“矫诏”，不从“乱命”，公开抗命让清廷颜面扫地，革命势力蓬勃发展，客观上保障了长江中下游的和平。一旦过淮，就脱离“东南互保”范围，保镖孙过程保持高度警觉，沿途少年愤怒投掷石块，进入山东后衙门特意派兵保护，这些段落都体现了作家对历史氛围的敏感。

　　再次是“义和团运动”事件的前后溯源。小说借孙过程的回忆描述了山东地区德国圣言会的极端统治情况，一定程度解释了曹州（巨野）教案中因德国势力导致的民变。这一事件引起后来德国强占胶州湾，掀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此一瓜分局势之形成，实德意志帝国以曹州教案为借口而始作俑者。义和团就是国人对这次国难愚蠢的反应”。孙过程作为在码头“耍中幡”和拉纤讨生活的好汉，在遭受教会势力压迫后奋起反抗，懵懂中加入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交战后流落江湖，最终亲近接触西洋现代文明——照相机。这是小说精心为底层民众设计的“压迫—反抗—觉醒”的启蒙历程。

　　小说的民族史诗特征最终体现为面对自然、历史的外在巨力时逆势而行的中国主体性。“只有通过冒生命的危险才可以获得自由；只有经过这样的考验才可以证明自我意识的本质不是一般的存在，不是像最初出现那样的直接的形式，不是沉陷在广泛的生命之中，……一个不曾把生命拿去拼了一场的个人，诚然也可以被承认为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达到他之所以被承认的真理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意识。”我们把主体性视为与对象之间的生死缠斗的产物。前文提到，这一主体性在小说中多次流露，而其中最高潮的段落是在南阳湖上的蜃景——“他看到了一个火热的劳动场面，无数的中国人正在挖河筑堤。男人一律短打，辫子缠在头上或者脖子上；年轻的裸着上身，裤子卷到膝盖处；有穿草鞋的，更多人打着赤脚；牵绳的，测绘的，挖土的，抬泥的，推车的，拉扯的，下桩的，打夯的，穿梭往来，不亦乐乎。……河道宽阔，堤岸高拔，新鲜的泥土敞开在他们脚下。他听不见河工现场琐碎的嘈嘈切切，却在整个场面之上发现了一曲整饬昂奋的合唱，既欢快，又劳苦，仿佛滚沸的巨型大锅里升腾起的雄浑蒸汽，但他听不懂。”一百多年后，谢家子孙谢望和孤注一掷拍摄《大河谭》、邵家子孙邵星池重返运河，这些人物身上依然闪烁着这样的主体性。

　　如果这么写下去，《北上》的面目可能会是另外的样子，然而正是在这一段落，小说文体的另一特征“元小说”浮出水面，而“民族史诗性”因为小说自我意识觉醒而开始解离。这种热火朝天的、对抗巨力的强大主体性，是以运河蜃景的形态出现的。文本将之揭示为一种“幻觉”——看客孙过程付之一笑，“明代以后，大概没有哪段运河疏浚的难度比南旺更大、次数比南旺更多，那么欢天喜地的劳动场面，怕也不是每次都能看到。更多的是成千上万的饥饿劳工，蚂蚁一样穿梭蠕动在宽阔漫长的河道上。”如果把“民族史诗性”作为小说成功的叙述所造成的一场大梦，那么这场梦正在醒来。

　　“元小说是关于小说的小说：这类小说以及短篇故事关注到自身的虚构本质与创作过程。……元小说作家聪明地承认，与其说小说真实地呈现生活的浮光掠影，毋宁说它是文字建构而成的产物，丝毫不为此烦恼；元小说的写作方式抬举恭维了读者，认为读者与作者在智力上是平等的。”元小说会尝试让叙事者与读者进行对话，暴露小说作为“虚构”的事实。《北上》的“元小说”特征，在于将虚构的事实以相对含蓄、隐秘的方式提示给读者。

　　小说开始就在人物语言当中留下了某种戏谑、轻浮、玩世不恭的“踪迹”。“谢平遥头几次见，还正义感爆棚，问店家为何不要饭钱。”这种徐则臣式叙述语气对人物话语的入侵，在传统的写实文学中应该避免，它容易破坏精心营造出来的历史沧桑感——除非这是刻意为之。

　　不仅是人物语言，居于核心位置的小波罗也有轻浮之感。尽管小说开端就有伏笔暗示小波罗此行别有目的，但是其行止未免太过轻松，一路游山玩水、寻花问柳，相比运河盛景与弟弟下落，他仿佛更在意中国美景、美食、美女与名茶。而弟弟马福德来华的动机也让人心生疑惑。“我只想做我一个人的马可·波罗，运河上的马可·波罗，在水上走，在河边生活；像他那样跟中国人友好相处，如果尚有可能超出他那么一点，就是我想娶一个中国姑娘做老婆。”费德尔来华，与其说因为“热爱中国”“热爱运河”，更像是因为天性上的“不安分”。

　　这些地方与其说是“破绽”，不如说是小说家有意留下的“踪迹”。最好的解释是，它们都是一次集体虚构的结果。

　　小说“2014年6月：一封信”一章是全书的收束，也是最后一块拼图。各家后人聚在济宁，按图索骥将先祖们的故事拼接到了一起。小说人物孙宴临抛出了批评家会问的问题：“要从一个预设的结果牵强附会地往回找，上帝就坐在我们身边这件事，也一定能够论证出来。这相当于有罪推定。”是的，前述故事所有人物的后人居然大部分聚齐了，像是一个拙劣的巧合。

　　考古学家胡念之代替作者回答：“‘强劲的虚构可以催生出真实，’他说，‘这是我考古多年的经验之一。’他还有另一条关于虚构的心得：虚构往往是进入历史最有效的路径；既然我们的历史通常源于虚构，那么只有虚构本身才能解开虚构的密码。”

　　小说家借考古学家之口，对“虚构”的正当性做出辩护。这明摆着就是虚构，而虚构也是进入历史的唯一方式，小说家拥有任意虚构的特权。一个正当的猜测是，前面所发生的以小波罗和马福德为核心的叙事，祖辈谢平遥、邵常来、孙过程、周义彦的言行举止，都是后辈们的想象与虚构。

　　更直白的地方在于谢望和的内心独白：“我要把所有人的故事都串起来。纪实的是这条大河，虚构的也是这条大河；为什么就不能大撒把来干他一场呢？”原来，从1900年到1934年的所有故事，都是谢望和的一次“大撒把”，甚至就是电视节目《大河谭》的主要内容。同样具有暗示意味的是，新世纪故事线的起点，是源于孙宴临的一次“艺术创作”。正是这样的“艺术创作”，将大家聚集到了一起，有了再次“创作”的契机。

　　如果读者觉得上述解释不够的话，那么“济宁沉船之谜”又为这“大团圆”式的巧合做了补充。这种补充，是解构主义意义上的“增补”。济宁运河故道1公里外，发现了假宣德炉，由此考古队发现一只介乎商船漕船之间的神秘船只。1807年没有运河沉船记录，该船来自哪里？是大水开辟出了新的运河航道？为何史书不记？为什么会沉？为什么是北上？为了回应批评者对情节“太过规整”的质疑，小说家预埋了“济宁沉船”这始终未得解释的线索，明示了这种“规整”的临时性和脆弱性——假如下一阶段的考古取得新的线索，之前众人推测的剧情就将全部被推翻。这只沉船带来马福德的一封信，让全书所有虚构得以成立，这只船随时可能增添新的信息，来打破上述的虚构。

　　至此，小说“民族史诗—元小说”的织体形态宣告完成。小说如同一首精心编织的乐曲，由两个主要声部彼此配合，一主一副，以“民族史诗”为主旋律，而草蛇灰线式埋伏着的“元叙事”，既是一种“帮腔”，又是对前者的“消解”。在阅读历程中，读者在中国百年历史的重要节点来回跳荡，在诸多历史细节的长河中一路回溯，同时又在不断解谜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叙事虚构的本质。作者通过漂亮地构造二重“文学”织体，最终实现其写作的雄心。

　　三、与社会史对读：“继续北上”

　　作家自己曾言，为写这部小说下了大功夫，读了六七十本运河史料，还沿运河走了一遍。同时，他又强调自己创作小说时纯粹的“文学”立场。显然，为了“文学”上的考虑，小说在“历史”方面做出了适当的后撤、割舍或牺牲。请允许我们向“历史”深处上溯，打开社会史的视野，继续追问小说未曾探及的历史褶皱。

　　首先，是晚清士人的精神状态。谢平遥先后经历洋务派、维新派和后来的革命派，其思想是这一时期精神史的重要样本。不过，小说并未过多将重心放在这一关键人物的精神展示上，令人多少有点遗憾。

　　以康、梁二人的状态看这批士人。一方面，是渴求新知、涉猎甚广——“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一方面，是追新逐异、趋向时髦——“梁氏趋时变，常觉所学于时代为落伍，而懔后生之可畏，故随时转移；巧于通变”；还有一方面是主观演绎、泥沙俱下——“（康有为）他闻一知十、举一反三——最长于望文生义，自己并不知其不知，就东拉西扯，大写其《康子》上下篇了。其实这不是‘康子’一个人的毛病。它是文化转型期思想家的通病。”谢平遥的思想是否同样芜杂？

　　随着民族危机加重、清政府暴露其无能，这一时期晚清知识分子思想逐渐激进化。1895—1911年期间，报刊逐渐由商业和传教目的转向“时务”。随着《万国公报》和《时务报》等维新报刊的创办，知识分子逐渐关注到民族国家的存亡危机。1898年4月12日，维新派康有为等在北京成立保国会，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1901年“庚子事变”后，《国民报》创刊号刊登《原国》一文：“亚西亚之东，有大地焉”，“凡其地重大之事，执其权者无一而非白人”。“然其土人冥然罔觉，自称其地曰‘中国’。其实濒海之东，既不可谓‘中’；偷生苟活，更无以为‘国’。国民曰：是所谓土地也，非国也。”新式报刊开始鼓动知识分子撼动清王朝的统治秩序，尤其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所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由此，谢平遥的思想也正在朝向革命派和民族主义悄然转变。

　　作为晚清传统教育背景下的士人，谢平遥的世界观必须先完成从“天下”到“世界”的转变，克服其华夏中心主义。如柯文所说：“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天下’，这种世界观的关键因素是毫不犹豫地坚信中国的中心性，在地理层面上，普遍认为地球是平的，中国居中央。这种地理中心感有与之相应的政治观，即在一个安排恰当的世界中，中国将是权威的终极源泉。这一大厦建筑在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上，它相信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是人类永久的合理性，中国的标准就是文明的标准；成为文明人就是成为中国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署的《中英天津条约》明确规定了“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在官方文书中严禁以“夷狄”称呼西方人，新设相当于外交部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标志着古中国的“华夷”/“天下”的文明观土崩瓦解，中国被迫进入“万国公法”（国际法）的体系。在甲午战败的阵痛中，经由严复翻译引进的赫胥黎《天演论》，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说法风靡一时。小说中谢平遥与小波罗长期相处，势必切身体悟严复译著中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

　　1901年，谢平遥对漕运系统和清朝衙门失望，辞职南下陪同小波罗。顺着这条逻辑，我们有理由揣测：谢平遥的精神世界应当更加混杂，充满新旧知识体系的激烈冲突；更加激荡，包含从改革到革命的重大转折；再多一些当时中国人的创痛与屈辱、焦虑与自我辩白，尤其是与意大利人小波罗朝夕相处之时。

　　其次，东西方文明交融现场的复杂性。或许是出于文学性或技术性的考虑，谢平遥与小波罗的对谈，聚焦在“运河”与衣食住行，两人日常对谈本应事关政治，但这些思想讨论被作者完全抛弃，仅在进入邳州地界以后简单交代“（谢平遥）向他讨论欧洲的时政”，就此一笔带过。遮蔽细节的处理，使一个本来充满误会、冲突、困难、矛盾的东西文明交融过程显得顺畅可读，也会损失一些耐人寻味的皱褶。

　　“西方”并非铁板一块，每个来华“西方人”也并非一张白纸。在近代与中国打交道的西方国家中，意大利处于一个特殊位置。在对晚清中国的蚕食中，意大利由于自身实力不济，经常处于其他强国附庸的地位。在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中，意大利攻打北京和天津的军队人数是最少的。从求租三门湾被拒开始，意大利就与西方强国拉开差距。“如果说，三门湾事件一方面暴露了意大利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无能；而在另一方面，这个事件好像十分荒唐地把意大利与中国拉近了，在中国知识界看来，与早已工业化并且推行着更加彻底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其他欧洲列强相比，意大利更像中国。意大利虽然在政治上弱小，经济上落后，但 19 世纪时却屡次能够从欧洲列强的桎梏下摆脱出来。因此，在那些年月里，意大利深受某些中国人的敬佩，因为他们也正在寻求中国的出路，以摆脱欧洲列强的控制和欺压。”一批介绍意大利的论著出版发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俗风情等，如梁启超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1903）、康有为的《意大利游记》（1904）、广智书局编译的《意将军加里波的传》（1903），等等，此外在《申报》《东方杂志》《国闻周报》《大公报》《京津泰晤士报》等报刊上亦刊登了大量介绍意大利的文章。

　　这样看来，来自“西方弱小民族国家”意大利的小波罗，占据了一个既区别于传统西方强国、又区别于传统中国的有利位置：他对中国的观察，很可能提供一种既区别于侵略者的逻辑，也区别于真正献身宗教的西方传教士逻辑的第三种视点。谢平遥对待意大利人小波罗的态度，也会与对待一般西方人有所不同——毕竟他来自中国人有所认同的意大利。谢平遥与他的碰撞，有可能激活一种西方现代性内部的反思力量，一种非殖民化的现代性路径。相信作者设计小波罗的国籍时亦有感觉。我们也期待小波罗的笔记本展现对中国的认识新视野。遗憾的是，无论是小波罗与谢平遥关涉政治的交谈，或者小波罗的笔记本最终都没有展现在读者面前；而小波罗的弟弟马福德由于缺乏谢平遥这样思想交流的对象，其思考则未超出前人窠臼。

　　最后，是对大运河的整体性认知。有人对大运河做过如此褒奖：“大运河的开凿与贯通，营造新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生产环境，极大地促进了整个运河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使运河区域成为繁荣昌盛的新的经济带。”小说借小波罗临终之口，对于衰落的大运河唱响了一曲赞歌：“我的呼吸跟这条河保持了相同的节奏，我感受到了这条大河的激昂蓬勃的生命。真真正正地感受到了。能跟这条河相守的人，有福了。上帝保佑你们。”我们相信这一抒情来自作者真诚体会。但我们不妨拓展视野，将明清两代维持这一运河所付出的代价纳入考量。

　　有学者提醒，淮北地区（淮河流域北部：江苏省北部、安徽省东北部、山东省南部、河南东南部地区）的衰落与贫困，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中央王朝（尤其明清两代）重视运河而做出“局部牺牲”的后果。

　　大运河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自明迁都北京，“直至鸦片战争前，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对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有效统治，则主要都是通过京杭大运河为主体的水运网络之漕运而实现的。”大运河是京城和江南之间唯一的交通运输线。除了粮食外，其他物品包括新鲜蔬菜、水果、家禽、纺织品、木料、瓷器、文具、漆——几乎所有中国所产物品都通过大运河进行输送。

　　比起海运，明清维持漕运的代价惊人。漕运系统有自己的长官“漕运总督”，衙署设在江苏淮安，下设省级漕官，监管征集漕米的体系，沿河屯田的世袭船户“旗丁”负责运输船队（后大量雇佣“水手”），漕运衙门有自己的护卫民兵、检查站以及雇佣的肩夫。在嘉庆年间，这一庞大的漕米机构人浮于事，变得腐化。雇佣的水手达到四五万人，由于层层盘剥，粮税费用水涨船高，地方承受着沿河摊派的漕粮负担与治河负担、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和劳役负担。漕运站成为官场庇护制的焦点，漕运系统官员成为庞大的利益集团。海运是绕开内陆重重中间人的唯一方式，但围绕海运的辩论都因触碰这一集团利益而不了了之。

　　运河行船，成本远较海运为高。许多地方需要纤绳拉船前行，过闸时耽搁很久。在闸出入口，常有船只倾覆。运河北段，纬度较高，冰冻也加剧了运输的艰辛。为了维持运河航道的畅通，每年在漕运开始前和进行时，均要闭闸蓄水，而此时上游淮水支干各河来量极大，无法宣泄，使得整个淮河中游成为滞洪区，只能任其淹没洪泽湖以西地区。有时因为人为原因（沿河役吏勒索、漕丁拍卖所带货物刻意逗留、运河河道障碍），漕运拖延到开秋。漕船不按时过淮，运河闸坝蓄水以待，加剧淮河中游水患。

　　为了维持运河畅通，像治理黄河、淮河等大事，在国家战略上退居次要。魏源写道：“人知黄河横亘南北，使吴、楚之漕莫能达，而不知运河横亘东西，使山东、河北之水无所归；人知帮费之累，极于本省，而不知运河之累，则及邻封。蓄柜淹田，则病潦；括泉济云，则病旱。”乾隆在位时，礼部尚书孙嘉淦主张开减河，引黄水经大清河入海，这一减免淮北水患的建议由于威胁漕道遭到了乾隆帝拒绝。1826年夏，洪泽湖水大涨。在这次事件中，高官们关心的是保护运河和洪泽湖大堤，“当事惧堤工不保，遂启五坝过水”，而道光皇帝关心的则是保证漕粮的运输，对淹没民间田地并不顾及。

　　对淮北地区而言，运河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生产环境，极大阻碍地区经济发展。对淮北的商业经济而言，运河影响也是利少弊多。除了运河沿岸的淮安、徐州、济宁这样的城市能得益于商旅往返之外，其他广大腹地实在无法分享其福泽。“归根结底，淮北是被传统专制权力牺牲的地区，维持空洞的政治象征与实质性的漕粮供应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淮北地区的生态畸变则被视为局部利益。”

　　在运河效应连锁反应之下，当地生态资源进一步恶化，进而形成哑铃型社会结构（多豪强地主和流民贫民）、权力和经济积累的不平等化、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落后的生产方式与愚昧的生活观念、妇孺地位的低下等。淮北地区的人文精神和民风习尚也发生衰变。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第362页。读书之家减少，难以产生江南式的士绅阶级。尚武之风愈演愈烈，匪患严重。1902年停止漕运后，漕丁水手大部分沦为黑社会成员和土匪。“华北的土匪活动主要出没于黄河下游：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安徽北部和江苏西北部，特别是在四省交汇之处”——这一区域，恰好就与大运河区域完全重叠。“鲁南诸县（鲁国旧地）受到土匪的影响最大”，“江苏……西北部地区深深突入山东、安徽两省，长期以来是逃亡的‘客匪’的避难所。这里的居民也以粗犷的气质闻名，徐州地区受到东部较为富裕地区的诱惑，以盛产土匪而在华北享有名声”。由于贫困，明清之后淮北人向富裕的江南地区迁徙，没有可利用的经济资源、同乡资源或技术资源，只能出卖劳动力。大量淮北地区的苏北人流入上海，从事黄包车夫、澡堂搓澡工、掏粪工等工种，成为近代上海人口中的“江北人”。

　　结合以上视野，我们得以发现淮北地区（包括作者熟悉的苏北地区在内）从明清到当代的衰败与大运河的特殊关系。如果能将历史全景纳入考量，或许可以为小说的文学表达增添一些微妙的层次。至少，百年来运河沿线民众（例如沿线的漕官、兵丁、船民乃至贩夫走卒）的精神状态的摹写，就有了更复杂的面向。

　　沿着小说的轨迹，上溯1900—1901年的晚清历史，我们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东西方文明交融场景和大运河整体视野产生新的兴趣。这种小说与社会史的对读实践，也可视为受小说启发而做的“继续北上”。

　　走笔至此，这些拓展讨论远离了传统“文学”的边界。或许有人担心，倘若将这些思考统统纳入小说文本，那么“文学”与“历史”的区别何在？

　　然而，“文学”的边界是否应该存在？我们何必固守一种对“文学”的原有理解，将重心放置在所谓“文学”“结构”之上？当代作家是否可以重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文学”是否应在“历史”面前保持足够的自信？“文学”是否可以堂而皇之进入“历史”，并帮助“历史”去抵达时间深处那些无法通过文献感知的人心脉动？

　　我们将这些诚意的思考，交给《北上》背后这位有诚意的作家。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陈凌霄